天主教会的阴谋

在1673年2月召开的议会会议上，查理二世听闻他的臣民对于同新教国家荷兰的战争感到痛恨。他不是在保护英格兰的贸易，而是主动参与这场战争，成为路易十四的帮凶。苏格兰人尽管对荷兰人在海上的称霸十分愤怒，而且嫉妒其发达的海上贸易，但是他们对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以及其争夺欧洲霸权的恐惧和痛恨，超过了对荷兰人的不满与嫉妒。伦敦街头到处都流传着国王和大臣们被法国收买，出卖了不列颠的自由和信仰。如果《多佛条约》的秘密条款被公开的话，必然会招致疯狂的暴力，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沙夫茨伯里并不知道这个秘密条款，但是也产生了怀疑。阿林顿于1673年初向他吐露了实情，他知晓后，当机立断地退出了政府，成为了反对派的领袖。同当初皮姆领导的反对派一样，这个新的反对派同样地狂热。下议院的仇法情绪日益严重，对天主教复辟的恐惧，对国王“宽容天主教徒”的不满，对约克公爵皈依罗马的厌恶，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在全国范围内激发了危险的情绪。在此形势下，占主导地位的圣公会同长老派和清教徒完全走到了一起。政治议论不绝于耳，咖啡馆里高谈阔论，各种小册子横飞，补缺选举就在这一片喧哗中进行。一个法案被强加给国王，要求实行宣誓制。一个人只有宣布不相信体变说——圣餐的酒和面包可以变成耶稣的血肉——才有资格担任公职或者接收任命。这是一场政治清洗，彻底摧毁了“阴谋小集团”。天主教徒克利福德拒绝宣誓，阿林顿不得人心被弹劾，白金汉与国王的关系不睦。沙夫茨伯里赞成《宣誓条例》，摇身一变成为反对派领袖。劳德戴尔愤世嫉俗，无比残忍，但有时也难免懦弱，一个人控制着苏格兰的形势。

此时，约克公爵詹姆斯吸引了众人目光。他第一任妻子去世后，他与信奉天主教的摩德纳公国公主玛丽结婚，此举引来人们的猜忌。他将如何在感情与官职间取舍呢？不久后，公爵辞去了海军大臣的职务，他异常坚定，誓不屈从《宣誓条例》。这件事对英格兰是个沉重的打击。查理二世的王后没有生下继承人，因而，英格兰的王位最终要落到一个天主教徒的身上，他将牺牲物质利益来捍卫自己的信仰。圣公会教徒和非正统教徒以及当年追随过鲁珀特和克伦威尔的人，已经走到了一起，构成了反对国王以及其政策的合力。保皇派们掌握着全部的军队，以十七世纪第二伟大的议会战略家沙夫茨伯里为首的退伍军人，即使过去他们曾经追随克伦威尔，此时也与保皇派站到了一起。在所有反对国王的势力中，这股力量对查理二世的威胁最大。

德赖登以不朽的诗句评价了沙夫茨伯里，尽管带有个人偏见，但是却完整地将沙夫茨伯里其人呈现在人们面前：

料事如神，

不择手段；

机智又勇敢，

超人的远见。

原则多变，

狂躁不安，

为失宠而心烦，

因贪权而寡欢。

性急如火红的铁丝，

折磨着娇小的身躯，

天南海北人皆知。

他是大海上无谓的舵手，

喜欢风暴，

不畏艰险，

看不惯风平浪静，

总想靠近沙滩行驶，

以炫耀他的英雄虎胆。

大胆必然近于疯狂，

两者并无明显的界限。

在与国王的斗争中，“保皇派议会”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它不仅在外交方面获得了领导权，还全面掌握了内政，并用不近人情的《宣誓条例》、《弹劾法》强迫国王查理二世撤换他的近臣。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来自约克郡的地主托马斯·奥斯本爵士在下议院凝聚了一股势力，为了自救，走上了不太情愿的反对国王之路。他顺应了民心，将那些曾经为国王抛头颅洒热血而现在反对整个宫廷的人组织起来。这个组织的初衷是厉行节约，维护圣公会的地位以及摆脱法国人。奥斯本在枢密院提出了这些目标后，立即被封为丹比伯爵，开始了以党派为后盾的执政。他的党派在下议院形成了微弱的有效多数。为了将他的支持者拉到支持国王的阵营，同反对派划清界限，在1675年，丹比伯爵建议担任要职以及当选的议员，必须要宣誓一切抗拒国王的行为都是有罪的。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清洗清教徒，反对他们的主张，把中央和地方的统治权交予保皇势力，并同其他派别展开斗争。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择手段地操纵各党派，也违反了补充选举的传统方式，因此，他招致了上议院的沙夫茨伯里和白金汉的反对。丹比伯爵因此也只得放弃通过宣誓的方式清洗清教徒的计划。

在外交政策方面，丹比伯爵公开忤逆国王。他反对法国人对英格兰的干涉和指手画脚，因此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他已经成为了查理二世与路易十四秘密条款的知情者。他拥护保皇派给予国王一定的个人权力的立场，还赞同国王向法国索贿的行为。他成功地安排了约克公爵去世夫人所生的女儿玛丽，同新教世界的英雄，声名鹊起的奥兰治亲王威廉结婚，这件事将他送上了个人荣誉的顶峰。这起联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国王带来巨大威胁，人们都将希望的目光投向了荷兰的最高行政长官、令人敬佩的威廉身上。威廉是查理一世的外孙，他具有坚定的新教信仰、举止严谨、才能出众和高贵的血统，这些都使得他在欧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约克公爵的女儿有继承英格兰王位的资格，她与威廉的结合，使威廉也有了继位的可能。查理二世并不这样认为，他的弟弟更是不这么看。他们都认为这种可能微乎其微。查理二世觉得通过这桩婚事，沙夫茨伯里领导的反对派将遭到打击。约克公爵自己对继承英格兰王位自信满满，认为威廉无法对其构成任何威胁。于是这桩婚事就顺利进行下去了，刚刚在英吉利海峡殊死搏斗过的两个海上强国被联姻又重新联合起来。从此以后，英格兰和荷兰这两个国家在欧洲事务上便少有分歧了。

这个时候，路易十四不满于自己在查理二世身上所下的功夫毫无收获，对这桩将英荷划入一个阵营并且维护了新教利益的婚事感到十分愤怒。他决定打击丹比伯爵，于是将伯爵跟他索贿的事情，告诉了同样被他收买的英格兰反对派。经过周密部署，这件事在下议院被戏剧性地揭发了。它仿佛一颗可怕的炸弹。人们谈论丹比伯爵要将英格兰置于罗马的控制之下。由于所谓“天主教会的阴谋”，人们谈论着同法国的秘密条约，更令人心生畏惧的是似乎约克公爵要继承王位的传言。

此时风评不佳的泰特斯·奥茨博士放弃了自己的信仰，转而成为新教的卫道士。他掌握了一些信件，包括英格兰天主教、耶稣会教徒写给圣奥梅尔和法国其他天主教中心教友的。根据这些信件，他指控约克公爵夫人的私人秘书科尔曼密谋要刺杀国王，帮助法国人入侵，大规模屠杀新教教徒。上下议员许多重要的人物都相信了奥茨，或者表面上相信他。于是立即签发了科尔曼的逮捕令。实际上，科尔曼根本没有谋害国王的计划，但他的确是天主教各项活动以及联络的一个中心。他在被捕之前匆忙烧掉了大部分的信件，但是，还是有一些被人缴获，这些信里提到恢复天主教信仰的问题，以及天主教徒对国王失望和不满。在这个所有人都被挑动起来的时间点，这些信件证实了奥茨的指控。1678年10月，地方法官埃德蒙·贝里戈弗雷爵士对科尔曼进行了审问，在案子还在进行期间的一个夜晚，贝里戈弗雷爵士的尸体被人在格林贝里山脚下发现，这座山现在的名字是普里姆罗斯山。这起凶杀案件共涉及三个人，他们的名字恰巧为格林、贝里和希尔，他们分别被绞死。尽管所谓的凶手已经伏法，但贝里戈弗雷爵士的死至今仍充满谜团。这件事给本已经疯狂的英格兰人，火上再浇油。国教和清教徒都随身携带防身武器，伦敦人都在议论如何提防天主教徒的暗箭。奥茨在短短几个月内，成为了人们眼中的英雄，这个奸佞之辈也顺势利用了这个机会。这时候，老辣的沙夫茨伯里也看出他大显身手的机会已经来临了。

前英格兰驻法国大使蒙塔古同辉格党和清教徒的领袖站到了一起，拿出了丹比伯爵的一些亲笔信。信中提到，英格兰如果同意正在签订中的《内梅亨条约》，便可以获得六百万利佛尔，作为报答。信中也谈到国王希望摆脱议会拨款对他的限制。这个条约使得法国人收获颇丰。为了证明自己，丹比伯爵也公开了一些信件，结果仅仅能从程度上减轻事件的严重性，却不能推翻整个事实。他将面临被弹劾的必然下场。相比当年斯特拉福德所处的困境，他并不轻松多少。基本上，他难逃一死。国王企图暂缓把大臣置于死地的审讯程序。这次控告有不公的地方，更何况丹比是顺从了国王的意愿，而从事了那些被指控的行动。于是在1678年12月，国王查理二世下令解散了“保皇派议会”。

这届议会持续了十八年之久，期间有过几次休会。它诞生于保皇派充满了复辟王权的狂热之时，而当查理二世发现自己的地位已经被贬低到威尼斯共和国执政官那样的水平时，议会就被解散了。在时间上，它超过了“长期议会”。在同王权斗争以保护立宪制度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初期充满朝气的上届议会。在保皇派取得最后胜利之时，它巩固了内战的果实，在一定意义上恢复了王权和君主制的合法性，实现了议会对财政的控制，并促使大臣们对议会上下两院负责。它的坚实基础是议会派和新教的力量，这两股势力之间虽然有着严重的分歧，但它们最终联合在一起，为了解决当时的主要问题，一同发动了1688年的革命。

国王查理二世失去了长期支持他的后盾，此后他不再相信任何一个集团。他期望新议会可以抛弃“保皇派议会”的苛刻、保守、固执。他认为除了沙夫茨伯里占据绝对优势的伦敦地区外，剩下各处对他都没有敌意。选举期间，手握选票的人用候选者的金钱，过上了舒适的生活，推杯换盏，争论不休。亦如查理一世时代的“短期议会”，反对国王的人又重新当选。在忠于国王的一百五十名议员中，仅仅有三十名再次当选。此时的情形与1640年十分类似，但在一些问题上又有着根本不同：国王和人民都有过惨痛的经历，没有人想再去经历一遍。对内战以及克伦威尔式残酷的恐惧，笼罩着此时的英格兰。查理二世此时首要的目标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拯救王权和他自身，因查理一世的阴影挥之不去。国王听取民意，向同他唱反调的议会让步。丹比伯爵此时已经在伦敦塔被人遗忘了五年之久，关于他的事情还远没有结束。

这届议会首先要打击的目标就是约克公爵。为此查理二世早就告诫他不要出席枢密院的会议，并规劝其离开英格兰。于是约克公爵投奔荷兰，年轻的上尉、曾当过法军上校的约翰·丘吉尔跟随其左右，是他可以信赖的帮手。约克公爵脱险后，国王开始着手对付周遭的反天主教风波。奥茨以及帮助他作伪证的追随者，此时正在实行残酷统治，残忍镇压天主教徒中的具有重要地位的人们。他们通过作伪证或者收买的方式，处死了很多无辜的天主教徒。国王试图援救受害者的行动并未见效，只好任由迫害活动猖獗下去。他已经对人生有着透彻的认识，流亡期间的颠沛，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明知有些人是无辜的情况下，还是签署了死亡判决书。他之所以如此隐忍，并非出于自私自利，而是他及时调整了应对策略。他放弃了过去安逸舒适不问政治的生活，为挽救自己的生命和处于危险之中的王朝，用尽全力去抓住逐渐丧失的权力。现在，人们经过研究，对他的才能给予了越来越高的评价。他统治的最后五年，是他此生最为光辉的时刻。同沙夫茨伯里的放手一搏，令人激动。起初，他几乎都要败在对方手里，但由于长期冷静的应对和巧妙地运用了一些手段，他成为最后的胜利者。而沙夫茨伯里，这个残忍，嗜杀的人，流亡海外，客死异乡。

国王和议会斗争的焦点是《排他法案》。英国绝大多数人将防止天主教徒继承王位作为首要任务，他们几乎可以忍受各种情形，唯独不允许天主教徒继承王位。如何决定王位的归属问题？沙夫茨伯里考虑过奥兰治亲王威廉，但又觉得查理二世同露西·沃特斯所生的私生子蒙默思公爵更加合适。公爵本人年轻勇敢，优秀又深受人民爱戴，还是一个新教徒。他是婚生子还是私生子呢？根据当时的一些看法，国王与露西以某种形式结过婚。据说结婚证书就保存在一个“黑盒子”里。后来，结婚证书被教皇使节盗走。英格兰的主导势力希望蒙默思被认可为婚生子，因为他们需要一位信奉新教的国王，一位属于圣公会的国王。这位国王成长于立宪制度的熏陶，也必须拥有一些平民血统，这样他才会相对理智，奉行明智的方针，将新教势力团结起来共同对抗以路易十四为代表的欧洲天主教统治。只有一个人能解决问题，那就是查理二世，只要他认可蒙默思是他的继承人，那么一切问题就顺理成章地解决了，而国家的前途也就明朗起来，然而，国王却拒绝如此，他沉醉于享乐之中，过着放浪形骸的生活，笃信不可知论，但他有一点固执，即忠于王族血统和合法继承权。同他的弟弟约克公爵相比，他知道自己愧对英格兰的王冠，因此他认为把王位传给他弟弟是他的神圣使命，尽管这样做，会带给他本人以及整个王国巨大的困扰。然而，关于“黑盒子”的传言并未停止，他们如今还听闻不幸的蒙默思的后代，一位巴克勒奇公爵找到并销毁了露西的结婚证书，以消除对王位继承权的威胁。

新议会建立时，下议院比上届议会的下院要强大得多，形成了反对天主教的绝对多数。它立即着手弹劾丹比伯爵，并打算判处他死刑。下院力推《排他法案》，根据这个法案的逻辑推理下去，会得出一个令所有人震动的结论：既然法律禁止天主教徒在英格兰担任公职，那么为什么要由一个天主教徒执掌王权呢？另一边，查理二世极力推行替代方案，他不同意议会改变嫡系子孙继承王位的传统，当初的玫瑰战争就是因此问题而爆发的。他提出了一些对国王权力的限制条款，如果这些条款可以通过并实施的话，那么，英国将产生一个被严格限制的君主立宪制。天主教徒不得充任上下议院议员，也不能担任任何公职。国王去世时议会应该再继续存在一段时间，如果处于休会期间，不经过召集，就可以自动复会。查理二世也放弃了他父亲长期为之奋斗的兵权、议会负责任命控制民兵的地方总督、副总督以及海军军官。然而，一旦天主教徒当上国王，任何对王权的限制都是徒劳的。《排他法案》在二次表决的时候，得到了大多数议员的通过，于是国王又亲临并解散了议会。

这个短命的议会为自身留下了丰功伟绩。它通过了一项《人身保护法》，强调并维护了个人不受政府随意逮捕的权利。任何人，不论出身，只要法庭根据现有法律不能确定他所犯何罪，在关押几天后就必须得到释放。查理二世对此并没有异议。国内对峙两派实力相当，所以朝臣、官员和所有大臣也需要这个法律的保护。国王用诺曼底人的法语讲了句“国王有此意愿”。世界上所有讲英语的地方，凡是不列颠国王或美国政府统治的地方，一切守法的人都享有人身自由。《人身保护法》是英国人政治智慧的产物，即使最无知最粗心大意的人，也不能忽视这一点。

新教的浪潮再一次席卷英国各处，各地人民纷纷反对约克公爵继承王位。真诚的教士们试图劝说公爵回到他的祖先和他未来臣民所属教会中，但约克公爵不为所动。他天生具有抗争精神，又有皈依天主教的热忱。纳瓦拉王国的亨利曾经妥协地做过信仰转变，以便取得王位。而约克公爵不想效仿他的做法。他宁愿流亡海外，安于贫困，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同时，他无视国家也许会毁于内战的可能性。对立双方的初衷都是令人敬佩的，但也无情地带来了长期深重的灾难。天主教会利用他的传统权威反对世俗专制统治的时候，人们已经无法认清：1679年天主教会带给英格兰的，同史密斯菲尔德刑场上烧死新教徒，圣巴塞洛缪节的大屠杀，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征伐和议会爆炸的阴谋，这些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件彼此间的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