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史上第一次萨默塞特布莱克被任命为海军总司令

  君主和上议院都不存在了。英格兰的国教也摇摇欲坠，下议院剩下的议员也寥寥无几，被人们戏称为“残缺议会”。他们将自己视为议会的最后一点希望。这些议员认为，很长的时间内，他们掌握着英格兰的未来，克伦威尔远赴爱尔兰和苏格兰作战时，信奉清教的握有实权的人，通过他们的代理人政务院实行了对英格兰的统治。他们在宣传宗教观点的同时也制定了比较符合实际需要的政策，这些政策行之有效，尽管曾激起强烈不满。这些人在战争时期形成了政治寡头集团。仍在持续的战争需要军费支持。当时军费的主要来源是货物税和财产税，直至现在，英国的税收体系中仍然包含这些，政府的收入主要来自对保皇派和被禁的罗马天主教徒的罚没，这些人上缴罚款后，只能拥有数量很少的土地，其余的土地进入了市场。当查理二世重新掌握权力后，也仅仅归还了没收的土地，因此在同一个土地所有者阶级内部，出现了长期关于土地分配的争执，在新的土地所有者当中，诞生了一个唯利是图的集团。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辉格党以及其党派准则。国王复辟以后，英格兰出现了新的世俗阶级，这是除了原有的两个宗教派别之外的新阶级。这两个新阶级在利益、传统和思想上均是完全对立的，但都以土地为基础，这也构成了历史悠久的两党制的坚实基础。

残缺议会具有民族主义的倾向，既施行贸易保护，又崇尚武力。议会颁布的《运输法》规定：进口货物只能由英国的船舶或者出口国的船舶运输。在当时，荷兰人垄断了波罗的海和印度群岛的香料贸易。议会这项措施就是在同荷兰展开竞争。同荷兰这个同样信奉新教的，与英国联系紧密的共和国因经济动因导致战争，这在英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萨默塞特的商人罗伯特·布莱克被任命为海军总司令。尽管他曾经是内战中的精英，但是对海军却是知之甚少。他在海军将领中很快就树立了威信，他像王子鲁珀特那样，认为海陆作战是一码事，只是手段不一样罢了。英格兰可以轻易对付荷兰人或到处横行的保皇派的海盗们。布莱克很快就学会了向海军将领们委派任务，通过整顿军事纪律，海军很快地团结起来，在同地中海的海盗进行的最后一次激战中，他再一次证明了船舷上载有的火炮可以压制陆地上的炮火，尽管后者曾经被视为无可匹敌。

残缺议会在克伦威尔对外作战之际，逐渐掌握了优势。克伦威尔战胜回来后，发现人们对议会极为不满，这颇让他惊讶。更突出的问题是，一直以来为上帝而战的铁甲军也对那些任意摆布并且控制军需的政客非常不满。他努力调解残存议会与力量可观的军队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批评了议会的一些做法，他反对同信奉新教的荷兰进行战争，批评侵犯传统权利的《执照法》和《叛国法》。而议会议员的“高傲、野心勃勃和自私自利”也被他看在眼里。克伦威尔认识到，如果残余议会继续统治下去，必然导致凄惨下场。就像拿破仑从埃及回到法国后所做的那样，克伦威尔无视政府，处理他与残余议会的关系。然而议会依旧我行我素，寡头们认为议会在处死国王之后，已经拥有了无上地位。因此他们无视统治基础的摇摇欲坠。克伦威尔倒是有清醒的认识。他坚决地说：“这些寡头是不会下台的，除非军队扯着这些人的耳朵把他们从高位上拉下来。”

1653年4月20日，克伦威尔带着三十名火枪手来到议会。听了一会儿议会的辩论后，他起身发言，越讲越激动，直至最后说道：“我不允许你们再一派胡言下去了，你们根本不代表议会。”他命令火枪手们把议员赶出了议会，随后议会大门也上了锁。议员们中本来就有些人脾气暴躁，见此情景更是怒火中烧。克伦威尔将议员赶到大街上后，对着象征议会权力的权杖发问：“这个东西要怎么办？把它拿走！”当日的夜晚，就有人用伦敦的方言在下议院的门上写了一句话：“吉屋出租——不附带家具。”塞尔登和科克为之奋斗过，皮姆和汉普顿为之奉献了生命的伟业，就这样关门大吉了，从西门·德·孟福尔时代一直到《权利请愿书》这几百年中，一直为人们所珍视的立宪程序和保护权利的那些措施，都被放弃了。个人的意志主宰了英国。人们表示不能理解，不禁扪心自问。随后为了捍卫英格兰的传统，人们再一次爆发了战斗的热情。

拿破仑在雾月十八日解散了法兰西共和国的立法机构，之后，天主修道院的院长、议员西哀士回到巴黎对同僚说：“我们有了新的主人。”而此刻，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也有了新的主宰，但这只是一个表象。这个主宰同十八世纪的拿破仑有着巨大的不同，拿破仑自信满满，他明确知道自己的目标，且无所畏惧。他要攫取权力、利用权力，一直到他以及他的家族握有整个世界。他不会在意历史，也知道自己无法完全掌控未来，因此他要夺取眼前的权力，这就是他的全部心愿。

克伦威尔又狡猾又残忍，但他也有拿不定主意、充满纠结愧疚的时候。他承认自己的专制统治，并为此感到难过，可他也会自我安慰地说：上帝授予他权力，人民交付他权力。如果真有光明乐土的话，他就是上帝派来保护人民的另一个摩西，带领人民去往迦南。他是国内唯一能够胜任保护多种教派职责的将军，尤其是当保皇派和激进的平均派侵犯上帝忠仆的财产的时候，他是已经解散了的议会亲自任命的军队总司令，国家权力的实际拥有者，或者是所谓的对三个王国都有无限权力的人。

为了使事情按照自己的看法发展下去，克伦威尔不断攫取权力，这样做的初衷，同他本人以及其名望无关，而是同他年轻时对英格兰的未来憧憬有关。他在伊丽莎白时代是个落伍的人，是个“不合时宜的都铎王朝的绅士”。他希望看到苏格兰和爱尔兰对王国的臣服，希望英格兰成为西方世界所敬畏的大国，有坚毅的自由民、正直的地方官员、博闻强识的教士，充满生机的大学和战无不胜的舰队。”[3]在外交方面，他仍然同西班牙舰队战斗，率领他的铁甲军同那些宗教法庭的迫害活动以及盲目崇拜罗马教皇的行为做斗争。这些事情已经水到渠成了，等待收割胜利的果实。可以用当初在马斯顿荒野之战和内斯比战斗中，或对付保皇派和韦克斯福德和德罗赫达之战中的天主教徒时使用的那把镰刀。精明且忠诚的政务院秘书约翰·瑟洛指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西班牙江河日下，而由黎塞留和马萨林统一的法国则蒸蒸日上，并成为了英格兰的潜在威胁，可是他的告诫没有起到作用。独裁者克伦威尔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正摩拳擦掌，准备去攻打堂吉诃德以及托基马达的继承者们。

克伦威尔的对外政策在整个查理二世时期造成了影响。他试图推进世界各地新教运动的发展，以满足贸易和海洋运输的需要。1654年，为期两年的英荷海战结束了，克伦威尔提出了英荷两共和国结盟的策略，而这个联盟将成为世界范围内新教联盟的基础，不仅可以自保，还可以对天主教国家发动战争。荷兰的领袖们深感荷兰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情愿在不影响贸易利益的前提下尽快结束对抗。

而这时，法国同西班牙的冲突仍旧在继续中，克伦威尔在选择盟友的时候，又遭到了政务院的强烈反对，但他仍旧于1654年9月派遣了一支舰队前往西印度群岛，占领了牙买加。此项军事行动缓慢但无可避免地挑起了英西战争，而英格兰同法国因此结盟。1658年6月，马歇尔·特雷恩指挥的由六千名老兵组成的英军，在佛兰德斯沙丘之战中打败了西班牙的军队，并在随后的攻占敦刻尔克港的战斗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英国的海军封锁了西班牙的海岸，彰显了其不容小觑的海上实力。布莱克的海军在特纳里夫岛附近击沉了西班牙的宝船。而充满野心的克伦威尔，也早就将目光投向了直布罗陀。他参阅了一些计划建议，最终决定占领这个地方。这个目标直到后来的马尔博罗时代才得以实现。英国在同西班牙的战争中，得到了敦刻尔克和牙买加。

克伦威尔对英西战争的设计同他建立欧洲新教联盟的计划相辅相成。他随时准备打击一切迫害新教徒的活动。1655年，他听闻皮埃蒙特以北，一个新教教派被萨伏伊公爵镇压和屠杀的时候，立刻中断了同法国的谈判，并计划派海军进攻萨伏伊公爵统治下的尼斯港。他力邀荷兰一起，共同斡旋瑞典和丹麦新教徒之间的战争。基本上，克伦威尔对外政策的初衷是保护英国的贸易利益和海运，而不是打击反宗教改革的势力。此时，他清除了地中海和英吉利海峡的海盗，对外贸易蓬勃发展，全世界都敬佩英国的海军，为此，诗人沃勒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英舰千艘霸海天，

夷艇垂蓬表恭谦；

军威远震如风吼，

四海扬帆漫无边。

德赖登也写道：

他使得我们在大路上自由地行动，

而我们以前则像个囚犯；

他送我们的军队去保卫更崇高的目标，让它首先在布鲁塞尔发出了怒吼。

如何建立一个有积极作用的、顺从的、敬畏上帝而又以国事为重的议会，以帮助护国公克伦威尔实现他的目标呢？一个有权威的议会可以使得克伦威尔免于承担如查理一世那样的罪名，可以支持他的政策，但并不影响该政策的前提下，提出一些适当的修改意见。可是这样的议会是无法建立起来的。议会的问题是棘手的，它的作用是在选民的意志之上发挥集体的作用。克伦威尔需要的是一个能限制他独裁但又不反对他政策的理想议会，因此他尝试了多种方案。他首先建立了一个由中上阶层为代表的清教徒寡头政治组织，其中很多人是军人出身，但这个方案并不成功。随后，他又进行了赤裸裸的军事独裁。最后，他不得不恢复了有名无实的君主立宪。他解散了由民众选举产生的，已经逾期的残余议会，一个由清教徒的重要人物组成的议会诞生了，这些人不经过选举，直接由他本人任命。这些人在历史上被称为“贝尔伯恩议会”，其中有一名议员叫贝尔伯恩。这是一种贤人政治。独立派教会提出了一个名单，军队中的委员会也选出了一百二十九名英格兰代表、五名苏格兰代表和六名爱尔兰代表，这说明了委员会对于比例问题的看重。1653年7月，克伦威尔在议会致辞时说，这些代表都是上帝选出来的，为上帝的意志服务，反映上帝的意志。他在讲话里用了比较隐晦的说辞，这表明，以提名议员代替选举的做法使他感到良心不安。他说：“通过公民选举产生的议员知道上帝何时会让人民适应普选权，如果现在的公民已经同议员地位相当的话，我比任何人都拥护普选制。”

贤人政治并没有使克伦威尔满意。这些贤人迅速扫清了一切障碍，以便大展拳脚。议员们试图将政教分离，取消教会的什一税，不给教会提供任何支持。经过一天的激烈讨论，他们还撤销了大法官法庭，提出了平均主义的政策，甚至触犯了财产权。出于宗教的原因，他们轻率地改革了税制，这差一点就威胁到了军队的军饷，这招致了军队的不满。克伦威尔也认为这些贤人既危险又愚蠢，他的劝说已经归于无效了。后来克伦威尔懊悔道，召集议会是“我自己一次懦弱又愚蠢的行为”。为了避免面临再一次解散议会的尴尬，军队的领袖们用尽办法，最终于某日清早，成功迫使温和派在其他议员没有起床之前通过了决议，把权力又移交给克伦威尔。后者并没有如以往那样，同议员发生争辩，而是直接宣布自己的权力再一次“变得同以往一样的不受限制”，此外，他还想方设法为自己的权力披上迷人的外衣。

从表面上看，克伦威尔高高在上，这来自于议会与军队之间脆弱的相互制衡。他随时可以利用军队反对议会，而如果没有了议会，他在军队中就会茕茕孑立。军队的将领们也知道他们和普通士兵之间存在着军阶和社会地位上的巨大差距。他们现有的地位来自于对士兵利益的维护。他们必须找到新的敌人，否则士兵也就不需要将领们了。因此，这些一丝不苟、务实的、常胜的军事家们需要召集议会，哪怕是树立一个假想敌。艾尔顿早已经死在了爱尔兰，而兰伯特和其他各阶级军官也起草了新的执政大纲，这实际上是英国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成文宪法。政务院限制了护国公克伦威尔的权力，它由七名武官和八名文官组成，都是终身制的。这个时候，产生了一院制的议会，它是根据财产选举产生的。旧的标准是拥有四十先令的年地产收入，而新的标准是拥有价值两百磅的不动产。在新的条件下，拥有选举权的人并未减少，只是那些反对派失去了选举资格。克伦威尔心怀感激地接受了施政大纲，从此就任护国公。

这届议会的做派仍旧让人民失望。1653年9月刚刚召开之际，它就表现出了强硬、积极的共和倾向。其中的共和派议员不但不感念军队和护国公对共和的支持，反而破坏施政大纲。克伦威尔马上将这些共和派分子赶出议会，而剩下的议员却打算减少施政大纲中规定的宗教自由，限制克伦威尔对军队的领导权，裁军以及削减军队开支。这种过分又荒谬的做法，直接导致了克伦威尔在施政大纲允许的期限内，早早地解散了下院。在解散会议上，他对议员们大加挞伐，指责他们玩忽职守，攻击军队，损害国家利益，破坏了和平的政治氛围。他还指出：“你们的计划就是制造裂痕，而不是解决问题。”他对一名反对派议员说：“我们同你们一样，希望政府的统治是基于拥护。”但有人中肯地反问：“但是拥护又来自何处？”

军事独裁压倒一切，就算称不上无所顾忌，也是赤裸裸的。1655年3月，保皇派的彭鲁多克上校发动了反叛，攻下了索尔兹伯里。然而反叛很快就被平定了。由瑟洛控制的高效秘密警察，挫败了一系列尚未来得及施展的阴谋，这些同彭鲁多克的反叛一起，让护国公克伦威尔感受到了严重的危机感。护国公曾经对议会说过：“人民需要的是安全而不是狂热，是真正的安全而不是流于表面的安全。”因此，克伦威尔把英格兰和威尔士分为了十一个区，每个地区都任命一名军事长官，并派驻了一支骑兵和改编过的民兵。每个军政长官的主要职能是维护社会治安，对保皇派征收特别税赋，推行清教的宗教理念。这些军事长官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兢兢业业地完成了自己的职责。

没有人敢于挑战军事长官们。现有的税收无法负担与西班牙战争的开销。因此，效仿国王查理一世曾经的做法，克伦威尔不得不重新召集议会。军事长官们表达了忠心，保证一定会组建一届十分配合的议会。可是，平均派、共和派和保皇派利用民众对于军事独裁的不满，使得那些反对克伦威尔的议员又一次当选了。克伦威尔利用了施政大纲中的一条，将一百多名政敌拒之议院门外，另外五六十人为了表达不满，自动辞职。即使经过了大换血，克伦威尔要议会通过军事长官统治地方的提案，也招致了议员们的反对，只好不了了之。剩下的那些议员“对军事长官的专制非常不满”，因此“拥护受法律约束的政治统治”。

这个时候，一些律师和绅士决定给克伦威尔加冕。他们中的一个说：“护国公的头衔不受法律约束，而国王则会受到法律的限制。”因此，1657年他们提交了一份《请愿与劝谏书》。这样尚在起草中的宪法有了具体的内容，不但要恢复君主制，还要重新召集议会，以提名的方式组建新的上议院，尽可能地削弱政务院的权力。克伦威尔对于加冕之事并非毫不动心，尽管他宣称国王的地位轻如鸿毛，因此他宣布“赞赏这个提议”。军队的领袖们强烈反对君主制，士兵们更甚。因此，克伦威尔仅仅获得了可以任命护国公继承人的权力。1657年5月，克伦威尔批准新宪法中主要的条款，只是剔除了加冕的事项。

共和派分子们预计，君主立宪制度的重新确立将是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基石，事实证明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克伦威尔根据《请愿与劝谏书》里提出的内容，重新召回了被赶走的议会，其中那些有才华的、支持克伦威尔的议员被调往上议院。因此，共和派们可以在新组建的议会内外一起发动对政府的进攻。克伦威尔已经未雨绸缪，认为这些人在策划一场阴谋，因此又在1658年1月突然解散了议会，而这个议会本来是他召集过的历届议会中对他最有利的。他在休会演说中提到：“让上帝在你们和我之间做出选择吧。”那些义无反顾的共和派分子回答：“希望如此！”

克伦威尔和政务院在国内要维护他们的特权和绝对的权力，对外进行侵略性扩张。因此他们的大部分精力被置于制定内外政策上，因此在社会层面上，没有多少立法措施。人们对他们执行《济贫法》的效果给予了“既苛又庸”的评价。即使在1629年至1640年，即国王查理一世实行个人专制统治的一个时期，各种成就也远远超过自诩为上帝和圣人的代理人所取得的政绩。这些人甚至还认为，贫苦人非但没有资格得到帮助，还应该受到惩罚。

英格兰的清教徒同马萨诸塞州的清教徒一样，反对一切恶习。打赌和赌博活动被禁止。1650年，他们还制定了一项新的法律，即通奸死罪，这条法律过于残酷，由于法院找不到理据支持，所以这项罪责的严重性还是降低了些。酗酒也在打击范围之内，无数酒馆被关闭。起誓也会遭到惩罚，公爵初犯罚三十先令，男爵罚二十先令，乡绅罚十先令，老百姓罚三先令四便士。清教徒也不许人民拥有过多的财富；有的人说了句“上帝作证”还有人说了句“我以性命担保”，这些人都因言获罪了。那个时期人们的生活举步维艰。教区的节日也成了宗教狂欢而遭到禁止，出现了每个月一次的斋日。圣诞节最令清教徒反感。议会对于圣诞节给予人们的世俗欢乐极为关注。在圣诞晚餐前，人们受到了监视和盘问，大批士兵在伦敦城内巡逻，擅闯民宅抢走厨房里的食物。

全国各地的五月节花柱被锯断，以防止人们围着柱子跳舞而做出不雅轻浮的举动。在礼拜日除了去教堂外，户外的活动也要遭到惩罚。有人因去附近的教会听布道而被罚款。甚至还有禁止在礼拜日坐在门外或者靠着大门站立的建议。为了防止斗熊和斗鸡，这两种动物被扑杀，包括赛马和摔跤在内的一切体育活动也被禁止了，甚至还有取消男女配饰的法令。

我们可以从此清楚地看到：对权力的追逐与欲望导致了虚伪。如果忧郁的情绪、向上看的眼睛、深沉的嗓音，说话中夹带《旧约全书》的词句能使人飞黄腾达，那么除了天赋秉性之外，人们其实也可后天习得。这些伪善的行为背后站着一支强大的军队，而军队在不断扩充兵员和增加军饷，没有什么力量是它的对手。军队领袖们不久便侵占了过去属于王室的土地，奥凯侵吞了安普西尔，普赖德则把诺思萨奇收为己有，克伦威尔的统治时期就是无数个可恶寡头横行的，英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年代。英格兰人也发现，在护国公政府的统治下，他们毫无权利可言。人民无处发泄的仇恨和不满日益增强。过去的国王也仅是掠夺富人和贵族，而现在这个政权通过血腥和暴力为自己敛财，他们自作主张地更改了每个村子的习俗，也就改变了千百年来的传统。全国各地的农民们，都在橡树下面回忆过去生活的甜蜜和美好，丝毫不奇怪的是，人们盼望国王早日重登大位。

每当权力到达极致后，那可恶的一面就会有所减少，就像给图画增加一种色彩，显示出美丽的一面。处于权力顶峰的克伦威尔，他已经成为了新教改革运动的卫士、欧洲事务的仲裁者、知识和艺术的资助人；他能容忍所有人特别是年轻人；他像查塔姆那样对英格兰充满热情，在一切方面甚至还超越了他。克伦威尔希望给自己的权力找到合法性，对他的国家和上帝充满了责任感，这些都不容抹杀。克伦威尔确信自己是被上帝选定的最高统治者，只要同他的政策保持一致，他也愿意与他人分享权力。他渴望自己的统治是通过议会完成的，只要议会批准他制定的法律和决定的税收。但是，即使清洗和利诱，议会仍旧没有屈服于他。他只得诉诸武力或者暴力威胁，这使得他在君主专制和无政府间所踏上的中间道路，完全沦为他个人的军事独裁。

在许多方面，克伦威尔的独裁统治不同于现代的专制，即使报纸被压制，保皇派被迫害，法官被恐吓，地方权力也被限制，但是坚定的共和党所领导的反对派的声势一直浩大。克伦威尔并没有自组政党，更没有实行一党专政。私人产权得到了保护，保皇派可以通过缴纳罚款或者上缴一部分土地来赎罪，一切也都有正式的手续。几乎没有人因政治问题被处死，也没有人不经过审讯就遭到长期监禁。1647年，克伦威尔对他的铁甲军说：“自发自觉地获取比用强制手段获得好一倍，这才是真正的收获，也是我们子孙的财富……你们用暴力获得的东西在我这里是毫无价值的。”

克伦威尔关于宗教自由的那些主张并不是要人们改信天主教，或者去拥护主教制度和教友派教义。他禁止大规模的弥撒活动，并把上百名教友会会员逮捕入狱。他这样做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稳定，而并非是出于宗教的偏见。克伦威尔本人是宗教容忍政策的拥护者，这是对当时一切信仰的一种挑战。克伦威尔认为犹太人对英国大有好处，再次向他们打开国门。从爱德华一世以来，英国已经有四百年对犹太人紧闭大门了。此时，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迫害很少，就连罗马天主教教徒也没有受到严重的迫害，当时议会试图处死亵渎神明的教友会和唯一神派信徒，克伦威尔出于减少残酷苛政的目的，出面保护了这些人。克伦威尔在那个黑暗的时代写道：“我们不想把一种思想强加给别人，我们只想带去阳光和智慧。”他还试图理解和团结犹太人和其他的异教徒。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不能完全否认他在思想进步方面的贡献。

克伦威尔时而热情时而忧郁。他在青年时代曾经受过严格的清教徒教育，常常自我反省，他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对自己的行为是否适当，则没有更多的把握。他把自己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归功于上帝的恩赐，可是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还担心自己道：“过分地依赖天命”。这种举棋不定的心态成为其机会主义的根源。他说：“没有目的地的人才能攀登高峰。”这一名言充分显示了他的机会主义心理。到了晚年，他在政治上的举棋不定更加严重，越来越依赖别人的建议和意见。他自始至终都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他认为自己为人民利益而掌握神圣权力，另一方面又具备了一个基督徒的谦逊态度，认为自己极为平凡。他在临终前对牧师说：“我会失去上帝的宠爱么？”牧师请他不用担心，他就说：“我得救了，因为我曾经得到过上帝的恩宠。”

1658年9月3日，即在邓巴战斗、伍斯特战斗和德罗赫达大屠杀的纪念日里，护国公在风暴嘶吼声中去世了。他本人是一个珍视家庭和儿女的人，他那个不太遵从清教教义的女儿之死，给了他沉重的打击。他指定善良的长子理查德为他的继承人，当时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克伦威尔在动荡的局势中依靠军队挽救了议会，他理应成为历史上独裁和军事专政的代表，他是一名卓越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但这些都和英格兰的民族精神相去甚远。

如果我们破开层层迷雾，便会发现，克伦威尔本人并没有军事将领那样的野心，也曾反对铁甲军的暴行，尽管他曾经遭受失败，也犯下了罪行，但他仍旧是他所热爱的英格兰传统权力的保护者，是名副其实的护国公，他使这些权利免受军队的打击。没有克伦威尔，英国就可能没有前进、没有衰落也没有复兴。在支配不列颠社会生活的各项制度的废墟上，他建立了庞大、鲜明、不可或缺的政治制度，为英国的复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