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工业革命_英国的历史

第一次工业革命_英国的历史

一般来说，“工业革命”是指在18世纪下半叶纺织业领域内发生的技术变革以及引发其他生产部门产生连锁反应，由此导致英国工业生产力急剧提高。对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地位，中外学者们并没有严重的分歧，不过许多学者依然认为在工业革命之前、即16、17世纪，英国工业在许多领域也出现过生产力的快速增长，尤其以约翰·内夫等人为代表，他们将此期间英国工业发展称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甚至还有学者(拉兹洛·马凯，匈牙利科学院院士、布达佩斯大学教授)认为中世纪时就已经发生过“工业革命”[96]，英国的埃莉诺拉·卡勒斯-威尔逊教授亦持此种观点，前文已述。

当然，此种称呼是否准确和恰当有待进一步加以斟酌考虑，不过这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即16、17世纪是工业快速发展时期，借此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到16、17世纪英国工业确实出现了较为快速增长，同时也表明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在行业流动方面获得较大进展，所以这一认识也是同我们关于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在16世纪进入“发展时期”的判断相一致的。

下面我们简要考察一下除呢绒纺织业外，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在其他非农行业的发展状况。英国工业在政府的扶持和保护下，由16世纪前期的毛纺织业一枝独秀，发展成为16世纪后期的矿冶业、制盐业、采煤业和火药、玻璃、糖、肥皂等工业制造业百花齐放的局面，其中最突殊的是，16世纪英国煤炭行业生产增长遥遥领先，煤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以煤做能源开始成为英国经济的主要特征。纽卡斯尔盆地开发了英格兰规模最大煤田，当地绝大部分村民都变成矿工，并吸引更远地区劳动力迁移至此。后来约翰·内夫研究发现，在修道院被解散的16世纪和内战爆发期间，煤炭行业发展非常迅速，产量大幅度增加，在贸易和行业生产中不可或缺，以致被视为“国家财富”[97]。据说开采煤井深入地下40～100米，1560年前后煤炭产量为3.5万吨，17世纪初时达到20万吨。在1540～1640年间，英国煤炭产量增长了8倍。[98]因此，约翰·内夫称这一时期工业飞速发展为英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其变革速度之快只有工业革命高潮时期方可与之媲美。[99]原文大致如下：

……煤矿开采业的发展无疑快于其他工业……这种发展在英格兰早期经济史上并非孤立的现象……不仅包括许多商品产量的显著增长，而且包括了技术上的改进和组织结构的变迁，再加上迅速增长的证据，这就导致我们尝试性地指出，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可能发生过一次工业革命，它的意义仅次于在18世纪末叶所开始的那场工业革命。[100]

16世纪劳动力向其他工业转移也得到一定发展，像食盐工业。16世纪初，英国居民生活所需食盐主要从法国进口。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国务大臣塞西尔请来奥格斯堡专家亚斯伯·泽勒，颁发给他生产食盐的特许状，此时法国的食盐生产和贸易因宗教战争遭到破坏，使英国食盐工业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机遇。1586年，英国政府授予托马斯·威尔克斯(Thomas Wilkes)“生产白盐”的专利权。据载，这位“令人尊敬的”威尔克斯先生是枢密院的一个文书，在诺福克的林恩港和林肯郡的波斯顿港、赫尔的金斯顿港生产“白色的食盐”，专利证书期限为“1～20年”，当地海关官员及其他人士不得“收费和辖制”，任何臣民不得“阻挠破坏白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未经他本人及其代表同意许可，任何人不得在专利权期限内“从事白盐生产”。“如果威尔克斯和他的学徒、仆人未能生产出质量上乘、数量充足的白盐以满足上述地区居民的消费和生活必需”，那么专利权不再有效，或者说“其他人可以合法地在该地区售卖白盐”。[101]“到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末期，这一工业……已发生了一场革命”[102]。泰恩河(Tyne)上希尔兹(Shields)村落也是一个著名的制盐中心，居民主要从海水里提炼食盐。法国洛林和诺曼底移民还把先进的玻璃制作技术带到英国，使得英国玻璃制造业获得空前发展。(www.guayunfan.com)据记载，伦敦商人亨利·史密斯(Henry Smyth)意欲将一些“陌生人”带回英国，专门生产“不值钱的玻璃”(broke glasse)，当时人们都称其为“诺曼底玻璃”。其实各色人等已被遣至该地“工作、生活，及时地掌握生产知识，并已经能够自行制造上述玻璃”。于是，爱德华六世授权亨利·史密斯将他们带回英国，专利权期限为20年，可以在王国“任何地方生产诺曼底玻璃”。[103]此外，约翰·伊夫琳(John Evelyn)的祖父招募乡民进行火药生产；鼓风炉于15世纪末引入英国，农村劳动力从事冶金工业者逐渐增多。都铎王朝初期，苏塞克斯林区农民就使用鼓风炉冶炼生铁，大多配有水力锤和熔铁炉；东南部的威尔德地区(the Weald)农村居民也开始用鼓风炉冶炼生铁。17世纪初期时，鼓风炉数目达100，年产25000吨生铁；[104]坎伯兰和萨默塞特郡还请来德国矿工发掘铜矿和菱锌矿。1546年，爱德华六世还批准布里斯托尔商人约翰·派克斯(John Pykes)生产“白色的肥皂”，时人称“塞维利亚肥皂”(Seville soap)[105]。看来该技术是由西班牙引进的。

尽管在16世纪初期，英格兰非农产业生产者人员少，工业产量也远远落在欧洲生产中心像意大利、西班牙、尼德兰、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后面，国家出口产品主要是羊毛、兽皮、锡和铅等原材料，唯一出口量较大的工业产品就是未染色的、老式的羊毛半成品，进口则主要是制成品，但到“扩张的16世纪”时期结束时，英格兰非农行业的劳动力比例大为增加，达到40％，“主要不从事农业”[106]，英国商品出口结构也陡然一变，不仅原材料出口已经消失，而且相反大量进口国外原材料，外国原料已经成为国内一些工业生产的必需品。对外贸易结构的变化反映英国逐渐摆脱了工业落后状态，乡村很大一部分人口从事非农产业，接近一半(43.3％)农村人口间接脱离农业过活，为经济起飞和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这一成就的取得得益于英国政府采取积极引进欧洲大陆先进技术、人才的开放政策，鼓励国民模仿、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知识，这一幕历史画面与古代日本向中国派遣的“遣隋使”、“遣唐使”有异曲同工之美，也与后来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在学习、引进西方发达国家资金、技术方面惊人地相似。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詹森教授和劳伦斯·斯特教授在“日本和英国的教育与现代化”一文中考察了英国都铎王朝和日本德川时期的历史，同样也发现英国在欧洲取得技术领先地位，主要“不是依赖自己的大量发明”，而是依靠“率先利用其他国家的发明”，与明治时期的日本“相似”，“……模仿德国的采矿技术……模仿法国的铸炮技术……模仿荷兰的纺织技术……向葡萄牙和西班牙模仿造船和航海……”总之，英国人表现出对外部世界“强烈的好奇心”。实际上，英国人模仿和引进的技术远远不止上述几个方面，其动机也不全是为了经济增长本身，但最终刺激了国内企业的发展。那么，是什么原因推动英国人学习其他民族呢？詹森和斯特认为是“伊丽莎白时期英国人对本民族文化遗产并无盲目的自豪感”[107]。换言之，抱有一种平等的观念和心态是借鉴、学习他人的前提条件，高高在上和盲目自大只会导致故步自封、抱残守缺，最终落得落后和被动挨打的下场。如此看来，引进先进技术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操作问题，而是要解放思想，打破一种自大、僵化和落后的思维观念。

总而言之，整个“16世纪”是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历史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正是在这一百余年的时间里，英国劳动力转移在行业流动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开始扭转了先前在国际贸易中所处的不利地位，逐步在欧洲国家中开始处于领先地位。但在地域流动方面，英国取得的成就则较为有限，如上文所述，城市化水平在欧洲依然处于落后状态且处于一种失衡状态，大部分流动人口迁移目的地是大城市，尤其是首都伦敦。可见，16世纪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在行业流动和地域流动两个方面并没有实现统一，非农化和城市化还没有形成直接的良性互动关系，非农化的很多成果没有转化成城市化。由此，英国著名历史学家G. R.埃尔顿断言，16世纪依然是这样一个时期，即“为经济发展打下基础，这些基础在17世纪得到扩展，并成为18世纪真正的工业革命得以发生的条件”[108]。这种评价就农村劳动力转移整体发展水平而言，也是比较恰当的。

[1]在欧洲经济史上，“16世纪”时限较长，有学者将起始年代定在15世纪晚期，因为此时一些地区人口、经济已经显示出恢复征兆，有学者将结束时间定在17世纪初20、30年代，因为一些地区经济扩张繁荣势头在17世纪上半叶依然得以保持，所以许多人称16世纪为“大16世纪”或“扩大的16世纪”。本书沿用了学界的这种概念，故在阐述16世纪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问题时，17世纪初年的材料、数字多有引用。

[2]“新君主制”一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由辉格派史家提出，始见于格林所撰的《英国人民简史》，沿用至今。参见我国著名史学家戚国淦：《十六世纪中英政治制度比较》，《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

[3]〔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刘北成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9页。

[4]理查德·M.史密斯(Richard M. Smith)通过更为翔实的庄园卷宗材料证实这种模式符合英国大多数阶层的婚姻特点。只有两个特例不符合该模式，一是伍斯特郡黑尔斯欧文(Halesowen)庄园，另一个是精英阶层婚姻，他们的初婚年龄比较低，属于“非欧婚姻模式”。Peter Fleming，2001：Family and Household in Medieval England， Palgrave， pp.19-20；PaulE. Szarmach， M. Teresa Tavormina， Joel T. Rosenthal，1998：Medieval England：An Encyclopedia， New York&London：Garland Publishing， Inc.， p.607.

[5]Chambers， J. D.， 1972：Popula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in Pre-industrial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58.

[6]R. A. Houston， 1995：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Britain and Ireland 1500-175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80.

[7]E. A. Wrigley，1992：People， Citiesand Wealth：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Society，Blackwell， p.170.

[8]〔美〕罗伯特·S.杜普莱西斯：《近代欧洲早期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7页。

[9]农业社会的人口模式被称为“危机模式”，主要表征是人口增长十分迅速，然后由战争、饥荒或瘟疫削减人口，人口重新在低水平增长，开始下一个运行周期，如此周而复始。Macfarlane，Alan，1978：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The Family Property and Social Transition， Oxford：Wiley-Blackwell， p.4.

[10]Lawrence Stone， 1966：“Social Mobility in England， 1500-1700”， Past and Present，No.33， p.40.

[11]克里德特考察了诺丁汉郡62个农业村庄和40个乡村工业村庄在1674～1801年间的人口增长率，证实这一结论。见Peter Kriedte， Hans Medick， Jurgen Schlumbohm， 1981：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Rural Industry in the Genesis of Capital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64-65；王渊明：《历史视野中的人口与现代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0页。

[12]Peter Fleming，2001：Family and Household in Medieval England， Palgrave， pp.42-43.

[13]Michael Zell，2004：Industry in the Countryside：Wealden Society in the Sixteen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79-80.

[14]David Nicholas，2003：Urban Europe，1100-1700，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p.43.

[15]Christopher Dyer，2005：AnAge of Transition？Economy and Society i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Oxford：Clarendon Press， p.7， 40.

[16]Margaret Spufford，2000：Contrasting Communities， English Villagers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Sutton Publishing， p.166.

[17]〔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王燕平、侯小河译，刘北成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1、33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页。

[19]钟水映：《人口流动与社会经济发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页。

[20]Michael Zell，2004：Industry in the Countryside：Wealden Society in the Sixteen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85.

[21]耿淡如：《英国圈地运动》，《历史教学》1956年第12期；蒋孟引：《十六世纪英国的圈地狂潮》，《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郭振锋：《略论英国的圈地运动》，《史学月刊》1981年第1期；李景阳：《略谈英国的圈地运动》，《北方论丛》1981年第2期；陈曦文：《英国都铎王朝早期的圈地运动试析》，《史学集刊》1984年第2期；王乃耀：《英国早期圈地运动》，《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王章辉：《圈地运动的研究近况及资料》，《世界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5期；王章辉：《欧美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林广、张鸿雁：《成功与代价——中外城市化比较新论》，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页；〔苏联〕施托克马尔：《十六世纪英国简史》，上海外国语学院编译室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法〕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杨人楩、陈希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42页；G. Slater，1907：The English Peasantry and the Enclosureof the Common Fields， London；Chambers， J.D.， 1972：Popula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in Preindustrial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Press；G. E. Mingay，1979：Enclosureand the Small Farmer in the Ag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cmillan Press Ltd.；J. M. Neeson， 1996：Commoners：Common Right， Enclosure and Social Change in England，1700-182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2]Penry Williams， 1964：Life in the Tudor England， New York：G. P. Putnams Sons， p.36.

[23]H. E. S. Fisher and A. R. J. Jurica， 1977：Documents in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England from 1000 to 1760， London：G. Bell&Sons Ltd.， p.20.

[24]Christopher Dyer，2005：AnAge of Transition？Economy and Society i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Oxford：Clarendon Press， p.66， 75.

[25]Joan Thirsk，1984：The Rural Economy of England Collected Essays， The Hambledon Press， p.71.

[26]Hammond， J. L.，1948：The Village Labourer， London：Longmans， Green&Company，p.93， 95.

[27]圈地成本在各地差别很大，多数情况下每亩只有几先令，在18世纪晚期显著升高，在对法战争时期达到顶峰。G. E. Mingay， 1979：Enclosure and the Small Farmer in the Age of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cmillan Publishing， p.23.

[28]A. L. Beier，1983：The Problem of the Poor in Tudor and Early Stuart England，London， pp.4-5.转引自戚国淦：《十六世纪中英政治制度比较》，《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

[29]Sybil M. Jack， 1977：Trade and Industr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London：George Allen&Unwin Ltd.， p.44；姜守明：《英国前工业社会的贫困问题和社会控制》，《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第79～80页。

[30]武汉大学向荣教授根据欧美学者最新研究成果得出结论，认为英国穷人的贫困程度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严重，16、17世纪的“穷人”(the poor)包括两类：一类是按照生产资料标准，完全或部分失去生产资料、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劳动者，如雇工、茅屋农和仆佣，他们属于“劳苦大众”(the labouring poor)，数量的确很多；另一类是按照生活资料标准，需要政府或民间救济才能生存下去的人被称为“贫民”(paupers)，这部分人数量不是很多，约占总人口的5％，在经济危机时期可能上升到20％。参见《社会转型时期英国下层民众的贫困程度》，见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评论》(第一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31]K. D. M. Snell，1985：Annalsofthe Laboring Poor—SocialChange and Agrarian England， 1660-19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40.

[32]见蒋孟引：《十六世纪英国的圈地狂潮》，《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

[33]盖伊(Gay)根据1517年、1519年、1548年、1566年和1607年官方调查结果得出结论，“整个16世纪共有516000英亩土地受到圈地法令影响，15、16世纪的圈地政策虽然借口因为圈围公地为牧场……从而使乡村人口减少，但绝没有达到像人们常常所断言的那种宏伟程度；……它在重要性上受到限制，在地区范围上也受到限制，它主要只触及英格兰中部地区，就连在这一带也只表现为偶发的性质”。简言之，盖伊认为圈地运动在农村影响有限，但托尼认为，盖伊所利用的统计很不完全，无法解释农民频繁的骚动和起义，圈地运动严重打击了传统的农业组织。见〔法〕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杨人楩、陈希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23页。

[34]耿淡如：《英国圈地运动》，《历史教学》1956年第12期；蒋孟引：《十六世纪英国的圈地狂潮》，《南京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郭振锋：《略论英国的圈地运动》，《史学月刊》1981年第1期；蒋孟引：《英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79页。

[35]Peter Kriedte，1981：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Rural Industry in the Genesis of Capit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21.

[36]G. R. Elton，1991：Englandunder Tudors， New York：Routledge， p.231.

[37]Carl J. Dahlman，1980：The Open Field System and Beyond：A Property Right Analysis of an Economic Instit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28-29， 31-38.

[38]侯建新：《社会转型期的西欧与中国》，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80～281页。

[39]Joan Thirsk，1984：“Tudor Enclosures”， in The Rural Economy of England Collected Essays， The Hambledon Press， p.71.

[40]Carl J. Dahlman，1980：The Open Field System and Beyond：AProperty Right Analysis of an Economic Instit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28-29.

[41]Sybil M. Jack， 1977：Trade and Industr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London：George Allen&Unwin Ltd.， p.38.

[42]吴于廑主编：《15、16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7页。

[43]Robert S. Duplessis， Transitions to Capitalism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112.

[44]Peter Clark，2000：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1540-1840， Volume II，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73-174.

[45]S. R. Epstein，2001：Townand Country in Europe，1300-18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8.

[46]Christopher Dyer，2005：An Age of Transition？Economyand Society i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Oxford：Clarendon Press， pp.136-138， 150-154.

[47]李新宽：《论英国重商主义政策的阶段性演讲》，《世界历史》2008年第5期。

[48]〔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112页。

[49]T. H. Aston and C. H. E. Phlipin，1987：The Brenner Debate，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325.

[50]Sybil M. Jack， 1977：Trade and Industr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London：George Allen&Unwin Ltd.， p.134.

[51]不只是英国采取此类措施，在16世纪中叶以前，因为贵金属的缺乏，欧洲各国都在减轻钱币重量和降低钱币成色。据估算，从9世纪到15世纪，欧洲货币流通总额仅及16世纪末的1/10。只有在16世纪中叶后，由于美洲贵金属大量流入西欧，英国钱币成色才得以恢复，但重量却继续下降，因为此时英国钱币需求量已大大增加。参见辜燮高：《11～17世纪初英国的钱币问题》，《南开大学学报》1956年第3期。

[52]Sybil M. Jack， 1977：Trade and Industr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London：George Allen&Unwin Ltd.， p.56.

[53]R. H. Hilton， 1992：English and French Towns in the Feudal Socie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61.

[54]Heather Swanson， 1989：Medieval Artisans：An Urban Class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Basil Blackwell， p.109.

[55]即便在中古时期，该格言也仅仅传播到法兰西和低地国家，甚至在德意志本身，这项城镇接纳法规也没有产生实际效果，生活在城镇里的大多数农奴是得到领主许可的。“一年零一天”的时限已经失效，譬如16世纪的马赛将市民权利只授予那些在城镇里生活10年之久的人，意大利托斯坎尼的城市则要求居住时间长达30年之久。David Nicholas， 2003：Urban Europe，1100-1700，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pp.120-121.

[56]E. Lips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Vol.1， London，1935， p.435，转引自赵文洪：《私人财产权力体系的发展——西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89。

[57]〔英〕屈勒味林：《英国史》(上册)，钱端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16页。

[58]赵文洪：《私人财产权力体系的发展——西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90页。

[59]Peter Clark，2000：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1540-1840， Volume II，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50-51， 200.

[60]李普森：《英国经济史》第一卷，伦敦，1937年版，第498页，转引自夏继果：《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外交政策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85页。

[61]〔英〕彼得·克拉克、保罗·斯莱克：《1500～1700年过渡时期的英国城镇》，牛津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91页。

[62]城市人口自杀率较高也是近代早期不同于现代城市的特点之一。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近代城市人口增长缓慢的原因之一。大体说来，英格兰中古晚期城市人口自杀比例是现代城市的2倍，而英国自杀比率最高的则是牛津城。David Nicholas， 2003：Urban Europe， 1100-1700，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pp.178-179.

[63]C. A. Clay，1984：Economic Expansion and Social Change：England1500-1700， Volume 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88.

[64]Peter Clark and Paul Slack，1979：EnglishTowns in Transition 1500-170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86， 88-89.

[65]Sybil M. Jack， 1977：Trade and Industr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London：George Allen&Unwin Ltd.， p.136.

[66]〔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顾良、施康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652页。

[67]在约翰·A. F.汤姆森(John A. F. Thomson)看来，法国对英国大陆领地加斯科尼的战争是造成布里斯托尔衰落的主要原因，因为该市很多人在加斯科尼从事航运贸易。无疑，英国第二大城市布里斯托尔成为战争的主要受害者。百年战争结束后，亨利七世在1486年、1489年还曾经颁布过两个“航海条例”，主要意图仍然是发展同加斯科尼之间传统的航运贸易。John A. F. Thomson，1983：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eval England 1370-1529， Longman，p.67， 62.

[68]David Nicholas， 2003：Urban Europe， 1100-1700，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pp.60-61.

[69]A. R. Myers， 1969：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327-1485， Eyre&Spottiswoode， pp.329-330.

[70]英国伦敦一广场名，为花卉、蔬菜和水果市场。

[71]Paul E. Szarmach， M. Teresa Tavormina， Joel T. Rosenthal， 1998：Medieval England：An Encyclopedia， New York&London：Garland Publishing， Inc.， p.737.

[72]John Langdon，“City and Countryside in Medieval England”， Agricultural History Review， Vol.43， No.1， p.67.

[73]Peter Clark，2000：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1540-1840， Volume II，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75.

[74]David Nicholas， 2003：Urban Europe，1100-1700，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p.16；2000：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 Volume I，600-154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97.

[75]E. A. Wrigley，1989：People，Cities and Wealth：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Society， Blackwell， p.133；John Patten，1979：Pre-industrial England， Geographical Essays，Kent， England：Wm Dawson&Sons Ltd.， p.191.

[76]Jonathan Barry，1990：The Tudor and Stuart Town：AReader in English Urban History 1530-1688， 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 p.36，38.

[77]John A. F. Thomson，1983：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eval England 1370-1529，Longman，p.61.

[78]Jonathan Barry，1990：The Tudor and Stuart Town：AReader in English Urban History 1530-1688， 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 p.37.

[79]Peter Clark and Paul Slack，1979：English Towns in Transition 1500-170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64.

[80]Lawrence Stone， 1966：“Social Mobility in England， 1500-1700”， Past and Present，No.33，pp.30-31.

[81]姜守明：《英国前工业社会的贫困问题和社会控制》，《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第81页。

[82]Sybil M. Jack， 1977：Trade and Industr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London：George Allen&Unwin Ltd.， p.24.

[83]S. R. Epstein，2001：Townand Country in Europe，1300-18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0.

[84]重犁的采用、风磨和挽具的发明都是在经济停滞时期，前者可以追溯至公元8、9世纪，后者甚至在公元5世纪时就已出现了，直至11、12世纪它们才被普遍采用。可见，在技术革新和经济进步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必然联系〔意〕卡洛·M.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1卷，徐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8页。Jean Baechler， 1976：The Origins of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Barry Cooper， New York：St. Martin Press， p.31.

[8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页。

[86]王渊明：《历史视野中的人口与现代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页。

[87]戚国淦：《十六世纪中英政治制度比较》，《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

[88]Sybil M. Jack， 1977：Trade and Industr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London：George Allen&Unwin Ltd.， p.54， 60.

[89]C. H. Williams，1967：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485-1558， London：Eyre&Spottiswoode，p.1002.

[90]L. F. Salzmann， 1913：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dustrial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 London：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 pp.155-156.

[91]〔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顾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327页。

[92]〔英〕琼·瑟斯克：《英格兰农村经济论文集》，汉布敦出版社，1984年，第238～239页。

[93]〔美〕罗伯特·S.杜普莱西斯：《近代欧洲早期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剑桥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13～114页。

[94]疑为印刷疏漏，根据上下文判断应为1200人。Joan Thirsk，1984：The Rural Economy of England Collected Essays， The Hambledon Press， p.245.

[95]Joan Thirsk，1984：The Rural Economy of England Collected Essays， The Hambledon Press， p.240.

[96]只不过这是一场技术革命，没有引发连锁反应。布罗代尔认为，“风磨和水磨在被模仿的过程中虽然有所改进，但其他技术还留在原地不动”，“挽牲畜的颈轭和肩轭，船舶的艉舵”，这些新技术的出现都不足以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所以一场真正的工业革命不仅能打破旧的平衡，而且还为今后的变革开辟道路。转引自〔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45、46页。

[97]Sybil M. Jack， 1977：Trade and Industry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London：George Allen&Unwin Ltd.， p.18.

[98]Penry Williams，1964：Life in Dudor England， New York：G. P. Putnam’s Sons， p.30.

[99]〔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施康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639页。

[100]转引自〔美〕罗伯特·金·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85页。

[101]R. H. Tawney and Eileen Power，1953：Tudor Economic Documents：Being Select 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udor England， Volume Two：Commerce， Finance and the Poor Law， London：Longman， pp.254-257.

[102]夏继果：《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外交政策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84页。

[103]C. H. Williams，1967：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485-1558， London， Eyre&Spottiswoode，p.1007.

[104]陈曦文：《英国16世纪经济变革和政策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96页。

[105]C. H. Williams，1967：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485-1558， London：Eyre&Spottiswoode，p.1008.

[106]Christopher Dyer，2005：AnAge of Transition？Economy and Society i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Oxford：Clarendon Press， p.244.

[107]〔美〕西里尔·E.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杨豫、陈祖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第332～333页。

[108]G. R. Elton，1991：Englandunder Tudors， New York：Routledge， p.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