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会管理_英国的历史

行会管理_英国的历史

行会在英国很早就出现了。关于行会的起源，自19世纪起史家便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假设，其中较为著名的有西比尔的“日耳曼氏族”说、梅恩的“原始村民互助兄弟会”说、温泽的“斯堪的纳维亚劫掠同盟”说、威尔达的“异教献祭节或基督教会”说、哈特威格的“法兰克王国牧师联盟”说、布伦塔诺的“家庭”说、科特的“罗马”说和施穆勒的“庄园”说等。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档案中留有关于行会的最早记载，一般认为，7世纪时的英国可能已有行会组织的存在，《伊尼法典》和《阿尔弗雷德法典》中所使用的“gegildan”或“gegildam”，显然是一个较家庭范围为广的团体。[121]伦敦城还有过治安行会、骑士行会。由于资料所限，这些行会的具体职能、内涵和外延都难以确定，它们同诺曼征服后英国出现的行会是否存在必然联系，我们也不得而知。

随着中世纪城市出现，从12世纪中叶以来，英国行会的数量和影响日渐增长，《不列颠百科全书》说，“12世纪末以前，大部分英国城市都拥有一个领取王室特许状的商人基尔特”[122]。此类行会成为中世纪英国城市的特征之一。到14世纪末时，甚至在英格兰几乎每一个村庄也存在一个行会。由于行会大多参与城镇管理，所以市政机关有时同行会管理合二为一，并行不悖。许多城镇的宪章里就明确规定了工商业活动的各种细致条款。由此推理，在城镇从事同一职业的成员更可能倾向于加入相同的职业组织——行会。不过，早期的多数行会基本上是纯粹的社会组织，“照顾患者，料理死者，供养孤儿寡母”，管理和规范生产的行业经济特征并不突出，其成员来自社会各个行业和不同层次，包括“商人和手工业者，有富人也有穷人，有大人物也有小人物”，似与其成员的职业状况、生产活动没有必然联系。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行会类似于庄园和公社组织，也是一种带有多种功能的社会组织，后来才逐渐增添了其他社会组织所没有的行业和经济特征。

莱斯特郡行会卷宗告诉我们，1196年，该郡许多行会包容了各种职业和行业人员，像“织工、染工、梳毛工、剪毛工、裁缝、袜商、鞣皮工、皮革工、制鞋人、马鞍匠、羊皮纸匠、肥皂匠、医生、布道者、绸布商、金匠、兽医、车工、制桶工、陶工、面包工、厨师、屠户、石匠、木匠、磨坊主、船夫、管子工、搬运工、车把式、马夫”等30余种[123]，可谓包罗广泛，显然在行业和职业上没有排他性，只要是诚实守信之人，有能力缴纳入会费，找到担保人作保履行会员的应尽义务，都可以成为一个行会的正式成员。甚至在中古晚期形成的某些行会组织还具有相当浓厚的宗教色彩。譬如，1378年伦敦织布工组建了兄弟会，它的规章完全是一个宗教性的章程，根本没有提及其成员的职业状况。

因此，早期的行会更有可能是包含各行各业成员的一种大联合组织，其经济职能并不特别突出，社会管理分工也不细致，是一“既包含贸易成分亦包含制作成分”的综合组织。中古早期行会的经济职能更多地体现在对市场的垄断上，领有王室特许状，其职权范围主要局限在商品交易方面，保护本行会成员利益，反对外来者、陌生人，对后者征收高额通行费。当然，本行会成员是无需缴纳通行费的，尽管本行会成员可能来自不同行业，但基本上都兼具商人身份。所以，A. L.普尔(A. L.Poole)认为，从本质上讲，“商人基尔特”(gild merchant)是一种市场型的行会组织，重在垄断市场而非行业。[124]中国行会史专家金志霖先生认为，这是英国行会组织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直至13世纪上半叶，是商人行会的全盛时期，以下依次为手工业行会(craft gild)和公会(company)。[125]据统计，总共有102座英格兰城市、38座爱尔兰城市和30座威尔士城市建立过商人基尔特。

构成(www.guayunfan.com)随着生产和分工的发展，行会的职业特征日益鲜明，手工业者结成各类基尔特以维护自身利益。不过，在城镇中占有最重要位置的是那些商业组织像布料商、绸布商、葡萄酒商、金匠、杂货商和鱼商等组成的，而不是手工业生产性组织，后者刚刚开始获得官方认可。因此，从12世纪以来，商人们在大多数城镇都掌握了市政权力。资本家和富有商人建立了商人基尔特或其他类似组织，在城镇牢固地确立了寡头统治地位，从而将手工业行会置于附属地位。在英格兰各地，市镇当局不论是市长、市议会还是商人行会，都能够对诸手工业行会实行强制管理，而这些手工业行会所制定的行业内部管理条例也只有被市政会认可、接受后才是合法有效的。从13世纪下半叶开始，英格兰的手工业行业组织发生转变，不仅变得商业化，而且政治色彩日渐明显，尤其是伦敦的手工业行会组织，对市政管理跃跃欲试。1328年，伦敦有25个行业组织参与市议会选举，到1377年则增加到51个。[126]相比之下，欧洲大陆的商人基尔特已经解体，不再对城市议会拥有任何有影响的支配力。

提及市政管理，我们发现，直至13世纪多数较大城镇只有一个市长的政务会(mayor’council)，在14世纪，许多城镇增加了一个市议会(Common Council)，其规模大约有市长政务会的两倍，现在市长政务会已被称为“高级市政官议会”(Council of Aldermen)。伦敦的26名高级市政官组成的“市政官法庭”(Court of Aldermen)领导着市政府，而市议会最后则全面接管了财政机关。随着时间推移，市议会成员数量不断增加，16世纪时已经达到200人。[127]由于手工业行会和商人基尔特的上层成员大多参加了市政会或市议会，所以行会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市政管理，甚至在某些城镇市政机关和行会本身就是同一事物。譬如，许多城镇在选举市政官员时，往往同时选举商人基尔特的管理人员，而且市政官员和基尔特管理者有相当一部分是相互兼职的。

最典型的是1200年伊普斯维奇自治市市议会选举，市政官员人选有2个市镇长官、4个验尸官和12个港口管理人，同时还选出商人基尔特的会长和4名顾问，会长与其3名顾问同僚都是上述港口管理人，剩下的1人则充任一名验尸官。所有的自由市民都要接受商人基尔特的管理。同年王室颁发给格洛斯特市的特许状也有如上类似规定。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城镇当局对手工业生产活动的管理也属于内部管理。当然，此时的商人基尔特组织已经变成城镇的公共管理机关。需要注意的是，一般认为，伦敦、诺里奇和五港市(多佛尔、桑特切、罗木乃、黑斯廷斯和亥斯)属于例外情况，它们基本上没有出现过商人行会组织。

显而易见，英格兰城镇统治阶层在社会构成上多出自商业集团，其经济利益多趋向于商业，当然一些家族也在农业和地产方面进行投资，尤其在中世纪早期，像伦敦的小寡头统治团体在12世纪末之前主要由一些从事地产的家族构成。直至13世纪时，富有的商人家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声望，而那些古老的地产家族也转而从事商业和货币借贷，商业利益在伦敦统治阶层内部开始占据压倒性优势地位，富有商人像葡萄酒商、绸布商等都逐渐通过基尔特主导了伦敦政坛。此种格局在14世纪、15世纪不曾有大的改变。

除首都外，英国其他许多地方省城管理阶层的构成也大致如此，只不过某些城镇中地产贵族的统治维持更长久一些而已。像约克市和贝弗雷市的地产贵族直至14世纪60年代还保持统治地位，而在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教士和地主在市政府的地位则在14世纪中叶就已经被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取而代之。相形之下，欧陆法国城市从首都巴黎到地方省城，市民统治阶层则越来越政治化和官僚化，最后完全融入王权的官僚集权体制中。看来，17世纪的伦敦成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并不是偶然现象。也许，正是英格兰城市中这些商业精英集团的存在，英国才率先实现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

管理

“商人基尔特”主要严格控制手工业者从事商品的零售贸易，倡导所谓的“一人一行”，从而保证中间商的利益。在自治城镇市场从事交易活动而无须交纳任何租税，这是商人基尔特成员的一种特权，当然具有市民地位的人也有这种权利，其他人则需通过加入行业组织或货币购买取得自由交易权利，经济成本自然非常高昂。所以许多大城镇的居民并不是“自由”的，他们不能自由地从事商品交换活动。在13世纪晚期的伦敦，拥有此种权利的这部分居民约占城市人口的2/3，牛津则为1/2，埃克塞特则超过了3/4。[128]对于各种非法的零售行为，城镇当局都给予起诉，对当事人实行监禁、罚款等处罚。

当呢绒行业落入拥有雄厚资本的大呢绒商手中时，市政当局发现有必要制定法规，一方面确保工人能够诚实工作，不偷窃羊毛原料，另一方面确保主人不会(通过付给食物或商品报酬而)欺压梳毛工和纺毛工，也不会使用假秤欺骗妇女，例如1斯通(stone)原本是5磅羊毛，有的梳毛商却让女工梳毛7.5磅。[129]实际上，全国各地的市政当局常常处于进退两难境地：一方面，不得不限制织工数量，结果使得商品成本上升；另一方面，(如对织工从业者不加限制)又会有生产质量、工艺水平下滑的风险，使得城镇声誉蒙受污名。因为这些擅自私下纺织的织工常常没什么技术水平，也没有经过学徒训练期，而且她们使用大量质地低劣的原料，还买一些不法来源的羊毛和线头、绒边，织出的呢绒成品质量当然不会很高。

为了保证生产质量，布里斯托尔规定，所有的织机必须陈列于临街的作坊和房间，在公众的视野之下从事呢绒纺织工作，如果将织机安置在地窖或楼上，则要进行罚款。出于同样理由，市政当局禁止织工在晚上纺织。各行业通常都规定：禁止夜晚或天黑后工作，主要理由是没有人在夜晚工作能像白天一样规范标准。当然各行业还有一些额外具体的理由，很多行业夜晚工作会扰乱居民休息，这在冶铁行业是显著的例子，很可能是导致1398年议会颁布法令的一个重要原因。法令规定：皮革工人在晚上工作时不能使用锤子、刀子、剪子或锉刀，实际上就等于禁止夜间工作了。

温切斯特只允许为了庆祝圣诞节活动，在节日即将到来的几天里可以晚上工作。1320年，伦敦法官进一步补充完善该法规，勒令织工行会禁止其成员在夜晚点蜡烛工作，并在圣诞节和圣烛节(2月2日)之间实施强制休假制度。伦敦当局还规定，坎德维克大街(Candlewick Street，现名Cannon Street)生产的粗糙廉价呢绒，工期不得少于4天，尽管两三天即可完工。[130]由于上述规定，以及进入基尔特受到各种限制，伦敦城里的织机在30年里从380架削减到80架，呢绒售价则相应上涨了。

管制价格是基尔特管理的基本内容之一。尤其是食品价格，更是基尔特和市政当局乃至政府管理的重点内容。各地基尔特和市政当局不断采取措施，防止人为原因造成食品、玉米、鱼、肉等物价上涨，因为食品价格的变动，即便“上涨一点”、不很显著，也会造成许多城市居民陷于饥馁之地，继而引发城市骚乱。囤积居奇者通常被视为恶棍而受到市政当局的严惩。各地法庭的大量诉讼记录证实了这一点。例如1306年，一名妇女被发现在城外的萨瑟克区“囤积母鸡和阉鸡”，于是被判处监禁，继而“罚款40便士”。同年，11名家禽贩子被拘捕，罪名是“在寄宿处囤积鸽子、母鸡、阉鸡、小母鸡、鸡蛋和干酪”。1338年，两名女商贩和6名男性被控“垄断谷物市场”，在缴纳罚金之前，除一名妇女外，其余全部被处以监禁。1373年，有一人囤积3000枚鸡蛋，结果被“罚没”，低价公开销售。[131]诺里奇、考文垂等其他城镇民事法庭也受理了许多诉讼，都是一些商贩囤积谷物、鸡、鱼等其他食品物资、或者高价售卖食品的类似案子，处罚措施同样都很严格。

1320年，伦敦织工基尔特强迫其成员在圣诞节和圣烛节(2月2日)之间休假，以此限制生产规模来保持呢绒价格稳定。1355年，议会干预并压低铁制品价格，禁止铁器出口，同时授权劳工法官惩罚那些高价售卖者。城镇地方当局的规定和信条是：手工业者应该满足合理的利润，不能利用邻居的日常需求为自己牟利。譬如，伦敦在1362年遭到巨大风暴袭击，造成严重损失，结果砖瓦需求量陡然上升，但市政当局命令砖瓦商继续生产并按照平常价格出售产品，不得擅自提高价格。即便是正常的“贱进贵出”做法，中世纪时期的人们也不认为是合理现象。譬如，制作蜡像这样具有艺术性的劳动，如果蜡的价格是每磅6便士，那么制成蜡像以每磅2先令(24便士)的价格出售，也会激起民众的愤慨，被人们认为是一种耻辱。1432年，市政当局命令制造商销售蜡像时，蜡像售价不能超出每磅蜡通行价格的3便士以上。[132]

如果由此认为行会管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公众利益，则严重误解了行会。市政当局和行会管理的首要目标之一“保护某个特定阶层利益”，即城镇里的上层人士像商人基尔特成员、享有特权的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上述这些人从来只是城镇里一小部分居民。因此，行会政策向来是以“牺牲非市民阶层”、城镇“外部居民”尤其是“农村工商业者”利益为前提来保护特权阶层的。[133]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行会政策具有十分鲜明的等级性。

市政当局和行会也对工资、工时进行管理。中世纪的工资按照两种规则给付：计件和计时。1496年议会规定，手工业者工作时间在14小时左右，除去早餐、午餐和休息时间外，纯劳动时间在12小时。14世纪末，伦敦铁匠通常从黎明工作到晚上9点，冬季11月、12月和1月劳动时间稍短，从上午6点工作到晚上8点。1496年，考文垂的制帽行会规定，帮工们的工作时间从上午6点到晚上6点，在1520年工时增加，冬季从上午6点工作到晚上7点，夏季从上午5点工作到晚上7点。中世纪的经济学者看来接受了罗斯金的理论，即在同一种行业某一部门从事工作的全体成员应该享受同等的报酬。其结果是，优秀的工人受雇机会更多。

不过，我们不要误以为中世纪的手工业者终日在这样漫长辛苦的状态下劳动，其实他们的休息时间很多。所有的星期日、节日以及数不清的地方节庆日，像奉献教堂的典礼日，都不准工作；在星期六的劳动和准备节庆日的工作通常在4点或更早就停止。这样算来，手工业者在一年中的劳动时间并不是很多，相反，在一些时候还处于一种闲置和失业的状态，结果使某些行业的帮工们生计困难而出现骚动。所以在1490年，诺里奇市一度被迫取消了上述在节假日期间工作禁令，就是因为制鞋业工人的反对。

总的说来，王室和行会在两个不同层面上管理着手工业生产，行会管理从“部门和局部”利益出发，其细微之处甚至已经限制了手工业的发展，而王室和政府的“宏观管理”因政策出发点往往不在行业本身，且重在“事后惩戒”上，故而效果也不尽如人意，不过它也预示着规模大、范围广、措施细致和全面干预的“重商主义”政策即将登上历史前台。[134]因此，在中古晚期城市化历史上，英格兰的地位和处境不容乐观，城市居民比例仅占总人口的12％～14％。而在15世纪，经历了数个世纪之久的商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欧洲的一些地区(尤其是意大利北部和低地国家)，平均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或更多居住在城市里，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从事工业或贸易为生。[135]可见，直至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在欧洲城市化舞台上依然处于落后地位。对英国而言，中世纪晚期不仅是衰退和危机时期，也是对旧的发展模式逐渐“打破”的一个过程，是一个新时期的“准备阶段”。国家在都铎王朝时期开始对工商业实行全面保护政策，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有的史学家甚至认为，到14世纪末时，英格兰的总人口实际上也损失一半。见May McKisack，1976：The Oxford History of England， the Fourteenth Century(1307-139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332。

[2]〔美〕詹姆斯·W.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徐家玲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第516页。

[3]Hatcher， J.，1984：Plague， Population and the English Economy 1348-1530，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pp.22-23.

[4]Hatcher， J.，1984：Plague， Population and the English Economy 1348-1530，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p.25.

[5]〔美〕詹姆斯·W.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徐家玲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20页。

[6]国内关于黑死病研究最全面的论述，可参见李化成博士的研究成果“疾病史”，见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22～328页以及李化成的系列论文《试论黑死病爆发的偶然性》[《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黑死病期间的英国社会初揭(1348～1350)》(《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7]如麦迪考特(Mdicott)博士认为，英格兰同法国、苏格兰之间的战争在大饥荒20年前已经开始，作为英格兰历史的转折点比1315～1317年大饥荒更为适宜。英法冲突对经济造成极大损耗，对民众是一种突出的负担，给社会组织造成了无法修复的伤害。见〔英〕A. R.布莱德波雷：《黑死病前的英格兰》，《经济史评论》1977年第30卷第3期，第401页。

[8]约翰·E.马丁：《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麦克米兰出版社，1983年，第69～71页。

[9]Harrison，J. F. C.，1984：The Common People：A History from the Norman Conquest to the Present， Fontana Press， p.93.

[10]约翰·E.马丁：《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麦克米兰出版社，1983年，第78页。

[11]E. F. Jacob，1978：The Oxford History of England， the Fifteenth Century， 1399-148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370-371.

[12]见《英国经济史文献》，第17～20页，转引自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编：《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69～370页。

[13]〔美〕詹姆斯·W.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徐家玲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第532页。

[14]Huggett， F. E.，1975：The Land Question and European Society， London：Thames and Hudson Ltd.

[15]Peter. Fleming，2001：Family and Household in Medieval Eagland， Palgrave Macmillan， p.71.

[16]维诺格拉道夫：《论文集》第1卷，第131页，转引自〔美〕詹姆斯·W.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徐家玲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第537页。

[17]侯建新：《英国农奴挣脱农奴制的原因、途径和结果》，《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第63页。

[18]Hilton， R. H.，1976：The English Peasantry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66.

[19]R. H. Hilton，1969：The Decline of Serdom in Medieval England， Macmillan， p.35.

[20]Harrison，J. F. C.，1984：The Common People：AHistory from the Norman Conquest to the Present， Fontana Press， p.81， 86.

[21]〔英〕M. M.波斯坦、H. J.哈巴库克：《剑桥欧洲经济史》第1卷，郎立华、黄云涛、常茂华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21页。

[22]May McKisack，1976：The Oxford History of England， the Fourteenth Century，1307-139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419.

[23]〔英〕M. M.波斯坦、H. J.哈巴库克：《剑桥欧洲经济史》第1卷，郎立华、黄云涛、常茂华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87页。

[24]〔意〕卡洛·M.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1卷，徐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5页。

[25]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389页。

[26]Samuel K. Cohn， Jr.，2002：“The Black Death：End of a Paradigm”，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June.

[27]Hatcher， J.，1984：Plague，Populationand the English Economy， 1348-1530，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pp.65-66.

[28]Christopher Allman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ume VII c.1415-c.150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06.

[29]Alan Dyer，1995：Declineand Growthin English Towns 1400-164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9-10.

[30]这也是目前西方史学界的主流观点，代表人物主要有利普森(Lipson)、道布森(Dobson)、菲西安-亚当(Phythian-Adams)等人，Desolation of a City：Coventry and the Urban Crisis of the Late Middle Ages(Cambridge，1979)是该派扛鼎之作。

[31]J. M. W. Bean， 1962/3：“Plague，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cline i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No.15， pp.430-431.

[32]Hatcher， J.， 1984：Plague， Population and the English Economy， 1348-1530，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pp.65-67.

[33]克莱：《1500～1700年英格兰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第1卷，剑桥，1984年，第59页；德比：《中世纪西方的农业经济和乡村生活》，伦敦，1968年，第351～352页。以上转引自毕道村：《15世纪西欧农民个人力量的发展及其影响》，《史学月刊》1993年第5期，第86页。

[34]E. F. Jacob，1978：The Oxford History of England， the Fifteenth Century， 1399-148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367.

[35]Paul M. Hohenberg，1985：The Making of Urban Europe 1000-1950，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106.

[36]Alan Dyer，1995：Declineand Growthin English Towns 1400-164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0.

[37]D. M. Palliser， 2000：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 Volume I， 600-154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742.

[38]施诚：《中世纪英国财政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65、171页。

[39]Richard Holt and Gervase Rosser，1990：The English Medieval Town，AReader in English Urban History 1200-1540， Longman， p.22.

[40]Stephen H. Rigby，2008：“Urban Population in the Later Medieval England：The Evidence of the Lay Subsidie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Series 6.

[41]徐浩：《中世纪英国城市化水平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关于城市化较低水平数字，参见林广：《中外城市化比较新论》，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高珮义：《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增订版)，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

[42]Susan Reynolds，1977：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English Medieval Tow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62.

[43]Heather Swanson，1989：MedievalArtisans：AnUrban Class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Basil Blackwell， p.174.

[44]〔英〕M. M.波斯坦、H. J.哈巴库克：《剑桥欧洲经济史》第1卷，郎立华、黄云涛、常茂华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87页。

[45]Paul E. Szarmach， M. Teresa Tavormina， Joel T. Rosenthal， 1998：Medieval England：An Encyclopedia， New York&London：Garland Publishing， Inc.， pp.706-707.

[46]E. F. Jacob，1978：The Oxford History of England， the Fifteenth Century， 1399-148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377.

[47]Hatcher，J.，1984：Plague，Populationand the English Economy 1348-1530，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pp.45-47.

[48]A. R. Myers， 1969：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327-1485， Eyre&Spottiswoode， pp，.128-129.

[49]Michael Jones，2008：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ume VI， c.1300-c.1415，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321-322.

[50]Richard Britnell，1997：The Closing of the Middle Ages， England1471-1529，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p.210.

[51]E. F. Jacob，1978：The Oxford History of England， the Fifteenth Century， 1399-148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379.

[52]〔美〕詹姆斯·W.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徐家玲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第532、359页。

[53]Edward Miller and John Hatcher， 1995：Medieval England：Towns， Commerce and Crafts 1086-1348， Longman Group Limited， p.411.

[54]该表数字取自《现代化第一基石——农民个体力量成长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侯建新)第65页和《西欧中世纪城市新论》(刘景华)第368页，综制而成。此外，我们得知，英格兰1360年呢绒出口量为8000匹，大约在1440年左右达到57000匹，在15世纪中叶一度衰减后于1500年增长为80000匹，1540年时则接近120000匹。羊毛出口则由1360年左右的35000袋降至1420年后的10000袋以下，16世纪20年代更减为5000袋。上述四个年度呢绒出口量与表4呢绒出口增长趋势完全吻合，羊毛出口降低趋向亦与之同，且补上表之不足。见Alan Dyer，1995：Decline and Growth in English Towns 1400-164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7。

[55]〔苏联〕Я.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58年，第249页。

[56]Paul E. Szarmach， M. Teresa Tavormina， Joel T. Rosenthal， 1998：Medieval England：An Encyclopedia， New York&London：Garland Publishing， Inc.， p.194.

[57]〔英〕M. M.波斯坦、H. J.哈巴库克：《剑桥欧洲经济史》第1卷，郎立华、黄云涛、常茂华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06页。

[58]〔英〕屈勒味林：《英国史》(上册)，钱端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15页。

[59]John A. F. Thomson，1995：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eval England 1370-1529，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 p.54、57.

[60]T. H. Aston and C. H. E. Phlipin，1987：The Brenner Debate：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324.

[61]刘景华：《走向重商时代——社会转折中的西欧商人和城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96～98页。

[62]L. F. Salzmann， B. A. F. S. A，1913：English Industries of the Middle Ages：Bei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dustrial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 London：Constable， p.150.

[63]L. F. Salzmann， B. A. F. S. A，1913：English Industries of the Middle Ages：Bei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dustrial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 London：Constable， p.157.

[64]Harrison， J. F. C.，1984：The Common People：AHistory from the Norman Conquest to the Present， Fontana Press， p.68；Sybil M. Jack， Trade and Industry in Dudor and Stuart England，p.27.

[65]〔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顾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335页。

[66]H. S. A. Fox and R. A. Butlin， Changein the Countryside：Essays on Rural England，1500-1900， London：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979， p.105.

[67]Michael Zell，2004：Industry in the Countryside：Wealden Society in the Sixteen 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08-109.

[68]Christopher Dyer，2005：AnAge of Transition？Economy and Society i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Oxford：Clarendon Press， p.115， 125.

[69]Christopher Dyer，2005：AnAge of Transition？Economy and Society i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Oxford：Clarendon Press， p.243.

[70]蒋孟引：《英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43页。

[71]秦晖：《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32页。

[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46页。

[73]Martin， J. E.，1983：Feudalismto Capitalism：Peasantand Lord in English Agrarian Development， Macmillan Press， pp.32-33.

[74]Phillipp R. Schofield， 2003：Peasants and Community in Medieval England， 1200-1500， Palgrave Macmillan， p.5.

[75]Anne Reiber DeWindt， 1987：“Redefining the Peasant Community in Medieval England：The Regional Perspective”， Th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 26， No.2， Apr.， pp.164-165.

[76]Macfarlane， Alan，1978：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The Family Property and Social Transition， Oxford：Wiley-Blackwell， pp.162-163.

[77]Zvi Razi，“Family， Land and Village Community in the Later Medieval England”， editedby T. H. Aston， 1987：Landlords， Peasants and Politics in Medieval Englan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369.

[78]Christopher Dyer， 1994：“The English Medieval Village Community and Its Decline”，The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33， No.4， Oct..

[79]从中古晚期开始，农村公社逐渐解体，尤其是黑死病后，“约曼囤积土地、侵蚀公地以及贪婪的个人主义”都是破坏村社凝聚力的重要因素。这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不过宗教史家和文化史家则构建了一幅情形相反的画面，他们认为村社没有消亡，“不是简单残存下来”，而是演变成教区，“蓬勃发展”地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Christopher Dyer，2005：An Age of Transition？Economy and Society i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Oxford：Clarendon Press， p. 76.

[80]Harry Rothwell，1975：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189-1327， London， Eyre&Spottiswoode， pp.842-843.①Martin，J. E.，1983：Fedualism to Capitalism：Peasant and Lord in English Agrarian Development， Macmillan Press， pp.32-33.②Phillipp R. Schofield， 2003：Peasants and Community in Medieval England， 1200-1500， Palgrave Macmillan， pp.167-168.

[81]Michael Zell，2004：Industry in the Countryside：Wealden Society in the Sixteen Centur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230.

[82]尽管关于封建制度衰落开始时间的争论还没取得一致认识，但多数学者将1348年的黑死病和1381年农民起义作为1封建主义衰落的两个标志性事件。

[83]〔英〕M. M.波斯坦、H. J.哈巴库克：《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卷，周荣国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43页。

[84]H. E. S. Fisher and A. R. J. Jurica， 1977：Documents in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England from 1000 to 1760， London：G. Bell&Sons Ltd.， p.180.

[85]L. F. Salzmann， 1913：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dustrial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 London：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 p.141， 150.

[86]〔英〕M. M.波斯坦、H. J.哈巴库克：《剑桥欧洲经济史》第2卷，王春法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564、565页。

[87]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48页。

[88]詹姆斯·W.汤普逊：《中世纪晚期经济社会史》，徐家玲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27、129页。

[89]John A. F. Thomson，1995：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eval England 1370-1529，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 p.56，72.

[90]Michael Jones，2008：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ume VI，， c.1300-c.1415，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284.

[91]Michael Jones，2008：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ume VI，， c.1300-c.1415，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281.

[92]May McKisack，1976：The Oxford History of England， the Fourteenth Century(1307-139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50.

[93]〔比〕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乐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5页。

[94]John A. F. Thomson，1995：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eval England 1370-1529，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 p.60.

[95]刘新成：《英国都铎王朝议会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94～200页。

[96]Paul E. Szarmach， M. Teresa Tavormina， Joel T. Rosenthal，1998：Medieval England：An Encyclopedia， New York&London：Garland Publishing， Inc.， p.195.

[97]刘景华：《城市转型与英国的勃兴》，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4年，第53～67页；刘景华：《西欧中世纪城市新论》，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98]〔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2卷，顾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325页。

[99]Edward Miller and John Hatcher， 1995：Medieval England：Towns， Commerce and Crafts 1086-1348， Longman Group Limited， p.410.

[100]马洛斯特教授(Malowist)专门考察了14、15世纪呢绒业兴起与农业危机的关系，这并非英格兰独有之现象，在低地国家、德意志南部和意大利都存在。在他看来，纺织业的出现也许正是农业效率低造成的结果。F. J. Fisher，2006：Essay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88.

[101]Hilton， R. H.，1976：The English Peasantry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04.

[102]Edward Miller and John Hatcher， 1995：Medieval England：Towns， Commerce and Crafts 1086-1348， Longman Group Limited， p.75.

[103]David Nicholas，2003：Urban Europe，1100-1700，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p.122.

[104]Edward Miller and John Hatcher， 1995：Medieval England：Towns， Commerce and Crafts 1086-1348， Longman Group Limited， p.66.

[105]Hatcher，J.，1984：Plague，Populationand the English Economy 1348-1530，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pp.34-35.

[106]Hilton， R. H.，1976：The English Peasantry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37-38.

[107]中国最早的行会出现于唐代，已发现的《房山石经》题记中有关于天宝至贞元年间北方行会的记载。

[108]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271页。

[109]〔英〕M. M.波斯坦、H. J.哈巴库克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卷，周荣国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53页。

[110]D. M. Palliser， 2000：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 Volume I， 600-154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25.

[111]L. F. Salzmann， 1913：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dustrial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 London：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 p.201.

[112]H. E. S. Fisher and A. R. J. Jurica， 1977：Documents in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England from 1000 to 1760， London：G. Bell&Sons Ltd.， p.467.

[113]H. E. S. Fisher and A. R. J. Jurica， 1977：Documents in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England from 1000 to 1760， London：G. Bell&Sons Ltd.， p.470.

[114]H. E. S. Fisher and A. R. J. Jurica， 1977：Documents in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England from 1000 to 1760， London：G. Bell&Sons Ltd.， pp.470-471.

[115]L. F. Salzmann， 1913：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dustrial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 London：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 p.203.

[116]L. F. Salzmann， 1913：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dustrial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 London：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 p.204， 150.

[117]1码=3英尺=36英寸≈0.914米。

[118]Christopher Allmand，1998：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ume VII c.1415-c.150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465，468.

[119]Richard Britnell，1997：The Closing of the Middle Ages， England 1471-1529， pp.229-230.

[120]〔美〕詹姆斯·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徐家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29页。

[121]金志霖：《英国行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5－6页。

[122]《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0卷，第14页，转引自金志霖：《英国行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29页。

[123]Austin Lane Poole， D. Litt.， 1986：From Domesday Book to Magna Carta， 1087-1216， Oxford：Clarendon Press， p.74.

[124]Austin Lane Poole， D. Litt.， 1986：From Domesday Book to Magna Carta， 1087-1216， Oxford：Clarendon Press， p.75.

[125]金志霖：《英国行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28、72、150页。

[126]R. H. Hilton， 1992：English and French Towns in the Feudal Socie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67.

[127]David Nicholas，2003：Urban Europe，1100-1700，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p.101.

[128]R. H. Hilton，1992：Englishand French Towns in the Feudal Socie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92-93.

[129]L. F. Salzmann， 1913：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dustrial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 London：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 p.149.

[130]L. F. Salzmann， 1913：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dustrial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 London：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 pp.151-152.

[131]R. H. Hilton， 1992：English and French Towns in the Feudal Socie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80.

[132]L. F. Salzmann， 1913：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dustrial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 London：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 pp.208-210.

[133]D. M. Palliser， 2000：The 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 Volume I， 600-154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25-126.

[134]“商业”一词在现代用法中仅指流通过程的一个方面，而在重商主义时代其含义要广泛得多，“重商主义政策”不仅重视海外贸易，而且制定了一系列手工业法规来规范生产，体现在“农业保护和工业保护”的紧密结合上。参见李新宽：《论英国重商主义政策的阶段性演讲》，《世界历史》2008年第5期。

[135]Christopher Allmand，1998：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ume VII， c.1415-c.150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