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与西方近代文明的论说

20世纪英国学术领域里和英国史坛上，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年)被公认为国际思想大师，堪称“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号称当代西方思辨历史哲学的卓越代表和文化形态史观学派的集大成者，其学术声望和观念影响传遍海内外主要国家或地区。

良好的家庭出身和深厚的家学渊源及学术世家环境，为汤因比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学术条件，也指明了这位天才少年将来的学术发展方向，基本确立了他未来的学术旨趣，造就了他自身深厚的学养。1889年4月14日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汤因比，虽然父亲只是个茶叶进出口公司和慈善机构的职员，但是其家族几代人员中却不乏杰出学者和文化名流，如其叔阿诺尔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52—1883年)是任教于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叔伯中还有语言学家。汤因比自幼受到良好的古典文化的熏陶和正规文化教育，早年进入英国温彻斯特公立学校，学习拉丁希腊语，此后就读于牛津大学的巴里奥学院古典科，主修拉丁、希腊古典作品。汤因比的母亲属于英国第一代女大学生，具有良好的现代西方历史教育背景，也是一位历史学家。可以说，家庭的学术文化氛围和早期学校的古典教育是成就汤因比后来历史学地位的一种无价恩惠。他自己曾经回忆，从他能记忆的幼年起，自己就有了历史的头脑。是作为历史学家的母亲，感染和激励了他从事历史研究的兴趣。另外他承认其叔爷老汤因比、修昔底德、希罗多德和波利比阿等西方古典时期的历史学家对自身史学研究的影响。

凭借着自己浓厚古典文化的熏陶和基础，1905年开始，汤因比在著名的古希腊史与现代史比较研究专家阿·齐默恩(Alfred Zimmern)的指导下研究古希腊罗马史，1911年牛津大学毕业后，又远去雅典的英国考古学院进修一年，徒步漫游和实地考察了古代希腊罗马名胜遗迹。希腊的这些美好时光和充实的日子，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雅典的学习生活中道听了世人对英国外交政策的评议，激发了他对当代国际大事的关注;在踏上古国废墟探访古代希腊遗迹的旅途，古老的历史沉积引发了他对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特别是1914年前后，惨烈野蛮的战争带给人类的巨大创伤，使这位正值青春年少的历史学者不时地陷入对人类文明发展前景的深层思索和深度反思的痛苦情感之中。对历史的反思和现实的关怀，是他毕生不辍，矢志不渝的史学研究动机。他自问道:每当一种灾难性事件发生时，在西方历史当中，这类事件的来龙去脉又是怎样的呢?由现实去回顾历史，从过去悟出现代的意义。这种“以古察今，究往知来”的史学情怀，构筑了汤因比鲜明的人文学术特点和勇于探索与突破陈规的精神品质，而这些学术品格又始终贯穿于《历史研究》这部不朽的大著之中，乃至他整个生命，对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产生了重大影响。

1912年回到牛津巴里奥学院攻读研究生的汤因比同时兼任古代史的教学工作。1913年他与英国著名古典学者吉尔伯特·睦里的女儿罗莎琳·睦里结婚。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出于对人类文明悲惨境遇和人类自身命运漂泊不定的深切关怀，汤因比萌发了撰写《历史研究》的冲动，因为此时此刻他深感到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正如他在自传中所描写的那样，作者初涉人世就亲眼目睹历史从一个时代转入另一个时代，少年时代是在升平的气氛中度过，1914年8月之前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和平竟会毁于一旦。今天看来，我们要庆幸汤因比因健康问题未能应征入伍直接参与战争，否则以战争的残酷激烈和战火无情的造作，或许人类知识史上就可能已经失去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学术史家和思想家。事实上战争期间的大多时光，汤因比都供职于后方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司。大战结束后，他作为英国政府代表团中的近东问题顾问出席巴黎和会。1919年受聘为伦敦大学教授，在科雷斯讲座中主讲拜占庭史和希腊近代史。1920年代，整个西方世界都因战争进行了反省，普遍的社会心理却笼罩于“西方的没落”悲观情绪之中。正当人们均在为西方文明的前途和人类命运忧虑之时，汤因比却因受到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的启发——既为其观点而惊叹和折服，又为作者陷入唯心宿命论不能自拔而惋惜——正式产生写一部宏观历史巨著的念头。此时的汤因比既是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年刊《国际事务概览》的主编，又任该学会研究部主任。深受启蒙时代以来科学理性和历史理性思想双重影响的汤因比，表现出与传统史学思维和学术观念背道而驰的学术旨趣，他清楚地知道自身思维和人类思想深处的矛盾性悖论:希望人类服膺理性，担心人类非理性力量对理性秩序的破坏，而自身思想观念中却有种道不清说不明的宗教性观念因素在蔓延滋长。这种矛盾性学术品格注定了后人对其史学思想和学术观念表达出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汤因比不是个纯粹书斋型学者，而是位身体力行的实践的思想探索家。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1921年希土战争爆发后，汤因比以《曼彻斯特导报》记者身份，前往希腊、巴尔干半岛、土耳其等地采访和观察。在飞驰的火车上，这位思如泉涌和思想睿智的年轻人在沉思中拟定了《历史研究》大纲，此后，在十几年写作过程中几乎很少改动，这种空前的学术才思确实令人叹服。1925年，汤因比受聘为伦敦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从事教学研究和学术撰写著述。1937年被任命为英国皇家科学院研究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汤因比又被英国政府作为智囊之一，1934—1946年出任英国外交部研究司司长(调查部部长)，1946年再次作为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出席了许多重要国际会议。1955年功德圆满的汤因比以功勋教授名衔退休。

汤因比的人生经历复杂但颇为顺畅。世界局势的激烈动荡和社会变革的风云变幻，反而使他具有了著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的双重身份，并以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感著称。晚年写作之余，汤因比仍然积极地关注人类命运，参与国际政治活动事务，比如，公开谴责美国侵越、以色列的中东政策和南非当局的种族歧视，呼吁世界和平(这点也是当代西方一些著名学者的共性，都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生命意识)，1975年10月22日，天不假年的汤因比溘然长逝。

汤因比一生著作宏富，成就等身。除大量手稿、论文和编著外，还有著作数十部，代表性的有:《民族与战争》(1915年)，《新欧洲》(1915年)，《希腊人的文明和风格》(1925年)，《巴黎和会后的世界》(1925年)，《文明经受着考验或考验中的文明》(1948年)，《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1954年)，《希腊文明时期:一个文明的历史》(1959年)，《美国与世界革命》(1962年)，《人类和大地母亲》(1976年)，等等。其中，最重要最具代表性和蜚声史坛的著作是皇皇巨制《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全书共12卷500多万字，从1921年正式开始酝酿，1927年起着笔撰写，后因担任公职与时逢战争而断断续续，1934—1961年间先后出版了12卷，从构思、写作到完全出版历时40年，但按其设想仍属未完之稿。由此看来，《历史研究》可谓卷帙浩繁，以至常人难以卒读，甚至问世后并不畅销。1946年，美国学者索麦维尔将书的前六卷内容删繁就简，缩写成600多页的单卷节本出版，一时洛阳纸贵，成为当年美国畅销书之一。后来的曹未风等中译本把它分成上中下三卷出版，汤因比的巨著和学术思想也为东方国家后学们所熟知，汤因比也由此声名远播。1957年，索氏继续将书的七至十卷写成节本出版。1966年，已感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汤因比预知无法完成宏大撰写计划，带着几丝世间遗憾和人生伤感，出版《变革与习惯》一书试图为这项宏伟著述工程作个总结。1972年，汤因比亲自将12卷修订成一卷节本，并附插图出版，以图达到普及效果，但事实上，文字的简化对学术思想却不无损害。据说索麦维尔曾这样总结汤因比的心路旅程:生活在维多利亚晚期乐观主义时代和早期深受古典希腊式教育的汤因比，壮年时期身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更加深感自身生活其中的现代社会和古代希腊社会之间的貌似神合。由此引发了作者关于人类文明的忧患意识，那就是文明为什么会死亡和终结?古代希腊文明的命运是否也就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宿命?深刻的著述动机激发出睿智的思索成果，他的艰苦探索已然扩大到包括所有已知文明的衰落和解体等重大命题，进而研究文明的起源和生长趋向，成就了这部《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史学思想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纵观汤因比的学术生涯，特别是在《历史研究》中，他对人类历史整体性的全球考察和宏观性的理性把握引人注目，这是早年突破意识的合理发展。在自序里，他就十分强调自己试图把人类历史视为整体，尝试着从世界性的角度去考察分析世界文明大系。汤因比的写作根本上是出于历史学家的责任和治史原则“需要他对人类事务进行全面研究”。正如他自己在《我的史观》中写道:“我的主要论点之一，在历史研究当中，那最小的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应为那些社会整体，而不是那些被勉强地从各该社会整体中分离出来的片段，如近代西欧各个民族国家，或古希腊、罗马的各个城邦国家，等等。我的另一个论点是，所有一切那些堪称‘文明’的社会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平行的并且是同时代的。这两点，也正是斯宾格勒理论体系中最主要的论点。然而，当我在斯宾格勒的著作中为我关于‘文明’兴衰原因的问题寻找答案时，我就觉得自己还大有文章可做。因为据我看来，斯宾格勒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武断，而且是灰溜溜的宿命论调。他认为各种‘文明’都毫无例外地循着一定的时间顺序而兴起、发展、衰落以至毁灭，但对于其中的原因却没有做任何解释……”这段文字基本上表达了汤因比的创新意识、著史动机和基本原则。

今天我们知道，文化形态学说并不是汤因比首创，国外最早提出其雏形的是俄国学者丹尼尔夫斯基(1822—1855年)在《俄国与欧洲》(论文系作者死后才被发表)一文中提出的“文化历史型”，认为人类历史上有多种不同文化历史类型，每一种形态都各有其发展周期，不能笼统地归到西方近代史学所说的上古、中世纪和近代这三个时代范围。他提出在历史上主要有12个文化历史型:埃及、中国、西亚古代各民族(亚述、巴比伦、腓尼基、阿拉伯帝国等)、印度、伊朗、希伯来、希腊、罗马、新阿拉伯民族、日耳曼或欧洲型、墨西哥、秘鲁。就是在国内，也有先行者斯宾格勒已经在他的《西方的没落》中阐述了文化形态学看似庞杂的思想体系。但汤因比决非被动地继承前人的文化学说和理论倾向，而是在合理扬弃之后做了创造性阐释与思维性突破。当然，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学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视为对斯宾格勒创立的文化形态理论的一种继承与发展。

第二，汤因比以“文明单位”为基础，构筑自己的历史研究框架，对历史写作的技巧上也有所贡献，挑战了传统史学的平铺直叙式的历史技艺，从文明与史学相互关系的角度，形成其文化形态演说。

汤因比把历史研究对象的范围问题和历史研究的“单位”等同起来，他认为“历史研究的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范围”，既不是西方史学传统思潮中历史研究的一般断代范围或主要对象民族国家等，也不是抽象极端意义上的人类全体，而是被赋予特色内容和自成一体的文明“社会”。而作为历史研究基本单位的“文明社会”，是指某一特定的具有共同文化或共同生活方式的人的群体，历史学家惟以某个文明为历史研究对象，才能真正揭示历史的本来面貌。

在对人类发展的近6000年历程的比较考察中，汤因比拟定了一个有关各文明的“标准性”确切名单:从最初26种增加到37种，锁定33种文明形态。即西方国家城邦文明、斯堪的纳维亚文明、西方基督教文明、西方文明、俄罗斯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景教文明、叙利亚文明、希腊文明、爱琴文明、波斯文明、最初的叙利亚文明、赫梯文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埃及文明、非洲文明(东)、非洲文明(西)、印度文明、东南亚文明、中国文明、朝鲜文明、日本文明、越南文明、游牧文明、中美洲文明、密西西比文明、西南部文明、安第斯文明、南安第斯文明和北安第斯文明等文明单位。

撇开汤因比对文明的分类明显带有的主观随意性不谈，值得肯定的是他提出多元文化学说，突破了传统一元文化历史观念和世界历史意识，具有非同寻常的典型性意义:其一，文明社会间存在着文明之间的某种代际亲属关系(或血缘关系)。据此只有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中国文明、玛雅文明、米诺斯文明等6种文明是从原始社会直接产生的，其余则是前者的晚辈或子体。其二，这种“母体”或“子体”历史继承关系并不排斥它们之间的可比较性，因为从哲学角度上看，所有文明社会都视为平行、同时代的价值相。例如他把公元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公元前431年发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相提并论，这就为多个文明间的纵横比较提供了理论基础。

换言之，汤因比把这些不同的文明形态作为研究历史的基本单位，显然打破了西方传统史学当中的国别史和断代史框架，更与长期以来世界历史屡屡经历的“古代—中古—近古”的三分发展模式相悖论。远离或疏离了“欧洲文化中心论”，表现出作者在历史哲学与史学研究中，转向了一种深层次的文明形态比较研究。这种理论分析模式无疑是对当时以欧洲中心论为代表的传统史学观念的发难与应战。也突出表现了汤因比的突破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他试图把人类社会事务全面纳入文明发展过程和历史考察范围。

第三，关于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过程的文化解说。汤因比认为任何文明类型都要经历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四个连续发展环节。

文明既非起源于种族优越的天赋人权，也非种族所处地理环境特别安逸所致，而是源于“挑战与应战”二者相互作用的动力。“挑战”包括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两种模式。前者是因为困难与新环境的刺激，后者来自打击、压力、惩罚或不幸等人为因素刺激。实际情况是，文明社会起源时往往面临的是异常艰难而非安逸的环境因素。不过，挑战应有一个最为适度的点或界限，才能激起成功的应战。这里，他强调人类对于各种挑战做出创造性的应战在文明起源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努力追寻这种决定性作用和导致这种创造性逐步丧失致使文明衰弱与解体的种种缘由，加深了人们对于人类历史的本质认识。

文明的生长是指一种能力和过程，而非社会地理上的扩张。汤因比“文明生长”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这个社会具有神力的少数精英分子，在面对环境不断向他们提出新的挑战时，以“退隐与复出”方式所进行的不断应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自决能力。概括来说，少数精英退隐与复出过程中的启发，普通大众模仿并按照具有创造力的精英意志行事，由此对一系列挑战进行成功应战，结果造成处于生长阶段中的文明不断进展与不断增强自决能力，这样文明就完成了一个生长过程。

关于文明的衰落问题，汤因比主要分析了文明形态演变的第三个阶段的情况，着重分析文明衰落的内存因素。他认为衰落的症结和关键原因是少数人自决能力的丧失与多数人的主动分离。这种衰落并不是宇宙的必然性使然(比如地理因素)，也非种族退化和技能的衰退，甚至不是由于招致了外部攻击因素。实质上，文明的衰落如同文明的生长一样，是一个内在精神的缺失过程。

至于文明的解体，汤因比对比文明生长的过程，重点分析文明解体的原因。认为两个过程的主要差别在于，一方面处于生长阶段的文明，对于不断出现的新挑战能够成功进行应战，另一方面处于解体阶段的文明，却不能够产生这样的效应。这样，在文明生长阶段里，挑战和应战是动态互动变化的，而在解体阶段里，应战和挑战却不能保持统一协调。进一步说，前者，创造性的少数人对于不断现出的新挑战总是能够进行胜利的应战，而后者则总是失败。因此，文明死亡的原因永远是内因式的自杀，而非外因式的谋杀。

《历史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汤因比根据对文明形态或人类历史演变过程的观察，提出了“四阶段论”说或“四阶段论”模式，规律性地描绘文明解体的历程。他选择希腊、中国和犹太三种文明模式，进行了典型性个案研究试图寻找人类文明成功演变的答案。他坚信新旧文明的交替都要经过帝国时期、间歇时期、教会大一统时期和“蛮族”大迁徙时期四个连续发展的阶段，以此解释中西方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

客观地说，汤因比对于人类文明系统的研究不失偏颇，甚至有点刻意地使文明的发展沉潜公式化，因此存在着许多的观念错误和预测失误，这当然有损于他指称的建设所谓科学历史学的宗旨。比如，许多学者都注意到的，他无法摆脱历史唯心主义的局限，整个研究过程充满了文明形态“泛宗教化”的观点。虽然他倡导多种研究方法，积极地将实证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假设的方法，还有富有新意的当代神话学、宗教学和心理学的大量概念与方法，都尽可能地引入到自己的文明研究和历史哲学研究体系之中，但他试图建构人类历史的一般模式的企图，本身又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注定无法成功，比如，即便是对西方文明，也是过分依赖于希腊模式;对非西方文明则更不了解，以至于他的一些武断结论和大量史实性错误始终授人以柄而屡遭批评，致使他关于文明的分析和研究的说服力受到影响。此外，他史学研究中隐藏着“先知先觉”式的品格，在某些传统史学家看来实在是过于不可思议和顽固不变了。因为历史的根本属性就是客观实在，史学的根本任务是追求合理而正确的解释，寻求构筑历史本来面貌的途径。当然，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正如许多学者认识到的那样，汤因比对世界历史的具体了解显然比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更为深刻、准确和全面，他更强调运用既有的史学研究最新成果，还有较为扎实的实证基础，或许这就是他的庞大文明解说体系较之斯宾格勒文明分析模式而言，在内容上更为繁富，在论证上也更为周密和详尽的原因吧。

值得强调和赞赏的是，汤因比对世界文明的研究，纵横迄今(他那个时代止)人类发展的全部历程，前后花费将近50年光景，从历史的逻辑视角，将全世界三十多种文明置于同等价值和平等地位加以分析考察(把西方文明仅视为众多文明中的一种加以研究，试图跳出西方传统史学中的“西方中心论”泥潭)，使历史研究视野真正扩大到世界范围，这就异常有力地动摇了西方种族优异论的根基，证明了西方中心主义理论无法成立。应该说，汤因比对于社会历史做整体性研究的不懈追求，其渊博浑厚的知识构成和气势磅礴的宏大视野，对后世的历史研究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

汤因比曾对自己的偏见和极端主观的态度进行公开的深刻反思。因此，有人这样描写:在谦逊的汤因比博士面前，我无法用言语来表明我对他的敬仰。先生海纳百川的宏大气魄，对人类历史事无巨细的解剖深析的严谨学术精神(在某些史学家看来是随意的，尤其是在对于世界文明形态的划分上)，宏博渊深的知识学养，以及纵横捭阖的丰富的想象力，都为我们树立了一座伟大的精神丰碑。尽管今天中国史学界对于汤因比的推崇和讨论热情已经有所减弱，历史学者也极少有人读完他的大部头《历史研究》，但不能否认的事实是，汤因比及其《历史研究》对20世纪国际史学界和历史哲学界的强大影响，甚至在当代世界历史发展速度日益加快，全球化进程和人类未来命运备受关注的现实条件下，汤因比式的文明解体警言并没有完全过时，他对人类历史命运的真切关注和深沉思考，无疑使这位国际思想大师无可争议地立身于20世纪最杰出的西方历史学家行列。实际上，汤因比的史学思想已经远离其名字，甚至逐渐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观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