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西方文明

东西矛盾在冷战初期表现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东方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西方阵营之间的对抗和竞争，20世纪70年代主要演变为美苏争霸。在美苏都持有可以毁灭对方的核武器条件下，东西矛盾虽然没有导致世界大战，但冷战以军事上相互威慑、经济上削弱对方实力、地缘政治上争夺势力范围和中间地带等形式表现出来，尼克松很明确地把这种冷战称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1]

1．“普世主义”价值观下的东西矛盾

冷战结束后，东西矛盾依然存在，它突出地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中国、越南、朝鲜、古巴等之间的矛盾。由于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推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利益上的相互依存度加深，甚至在外交上相互借重的程度也在增加。因此，从全球的角度看，东西矛盾已不再是决定整个世界格局的基本矛盾。

然而，冷战的结束与东西矛盾的下降并没有导致世界变得更加稳定与和平。在今天的世界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矛盾、美国与某些国家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的矛盾、美国与伊朗因核问题而形成的剑拔弩张的矛盾关系，加上近年来又重新尖锐起来的美国、欧盟与俄罗斯的矛盾、美国和西方国家与以查韦斯为代表的拉丁美洲左翼国家的矛盾，这些矛盾此起彼伏，深刻地影响着当今的世界局势，并成为冲突、对抗甚至局部战争的根源。

这些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的矛盾与冲突是东西矛盾在冷战结束以后的转化与发展。说它是转化，主要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始终没有放弃把自己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作为“普世价值”来改造整个世界的企图，因而与非西方文明的国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发生着冲突。说它是发展，主要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矛盾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了新的发展。

西方意识形态自近代以来就伴随着西方文明的崛起而进行全球扩张，成为决定世界发展和世界局势的最重要因素。西方世界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就是：非西方国家应当认同并接受西方的优越价值观，按照它们的体制，采用它们的发展模式。“用规范的方式说，西方的‘普世主义’信念断定全世界人民都应当信奉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2]在“普世主义”观念的驱使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常常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其他文明的国家。冷战是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西方文明的意识形态及其“普世主义”的特殊阶段，在这一阶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第一次遇到了来自异质文明的、拥有强大实力的意识形态对手。在经历了西方内部冲突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文明不得不联合起来，应对来自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的挑战。可以说，东西矛盾的基本特征就是美苏两大阵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竞争。

随着苏东阵营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失去了东方阵营这个对立面，但是西方文明的“普世主义”本性并没有因此而改变。相反，西方国家更加坚信自己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优越性，“普世主义”得到进一步张扬，甚至认为西方将经历“历史的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结点和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3]在西方的一些人眼中，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世界规定了最好的前景，冷战作为西方文明“普世主义”的一个特殊阶段，最终以苏联解体而告终，这意味着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会借此进一步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推广到更广泛的世界上去，其目标不仅包括现在仍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越南、朝鲜、古巴等，还包括前社会主义的“转型国家”和原来不属于东西方阵营的“中间地带”。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已经开始了。一个是针对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4]它与冷战中只针对社会主义阵营的遏制战略不同，这次是力图要进行对世界上非西方文明的全面改造。其中，西方民主自由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但其对抗性出现了弱化，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也下降了。

冷战后中美关系发展的轨迹可以印证这样一种判断。冷战刚结束时，恰逢中国国内发生政治风波，中国一度遭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制裁和施压，人权问题成为中美关系冲突的焦点。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表现为东西矛盾的延续和发展。但是，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奉行非意识形态化的对外政策和避免与西方国家对抗的策略，中美之间并没有爆发新的冷战。1994年克林顿宣布将人权与最惠国待遇脱钩，人权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去中心化与东西矛盾淡出世界政治的中心舞台同步。1996年台海危机之后，“接触”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主轴。美国旨在用军事威慑和接触两手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塑造中国的行为和意图。美国的这种“接触”政策虽然在主观上有遏制中国的意图，但是在客观上与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具有相容性，使中美构建“建设性的关系”成为可能。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最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改善标志着东西矛盾的弱化。虽然中美之间以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基本制度为驱动的冲突因素仍然存在，双方仍然相互防范，但在“东”和“西”意义上的矛盾始终处于可控状态，没有成为中美关系的主导因素，更没有成为影响国际格局的主要因素。相反，中美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在安全上的相互倚重却不断发展，以至于美国视中国为国际体系的“利益相关者”。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像越南通过“革新开放”改善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或像朝鲜、古巴仍与美国处于对抗状态，但它们之间矛盾的焦点是国家安全，而非意识形态。由此，冷战后的东西矛盾已不再成为世界的主要矛盾。与此同时，美国与伊斯兰文明、斯拉夫民族的东正教文明以及与拉美国家之间的矛盾则日益突出，成为国际关系中突出的问题。

2．东西矛盾的具体表现

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由来已久。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样，都是一神教。“与多神教不同，它们不容易接受其他的神；它们都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它们又都是‘普世主义’的，声称自己是全人类都应追随的唯一真正信仰；它们都是负有使命感的宗教，认为其教徒有义务说服非教徒皈依这唯一的真正信仰。”^[5]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处于弱势的伊斯兰世界受到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也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个探索充满挫折，特别又处于西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压迫之下，因而产生了伊斯兰主义、原教旨主义和极端主义、反美主义等各种理念。^[6]此外，美国对伊斯兰世界一直怀有敌意，认为伊斯兰政治运动无一例外地对美国及其盟友构成了威胁，基本上都是反西方、反民主、反自由、反和平和反现状的，而且已经在实践中得到证实。在九一一事件之前，美国对伊斯兰世界采取的是现实主义的温和政策，避免文明的冲突。^[7]但九一一事件最终使得美国与伊斯兰文明的矛盾激化，恐怖主义取代莫斯科变成美国全球性的敌人。对美国人来说，伊斯兰主义已经代替冷战时期的共产主义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将“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看成相似相连的思想体系，它们分别在20世纪以来的二战、冷战、冷战后等不同历史时期对美国构成了最严峻的意识形态挑战”。^[8]从本质上来说，美国的反恐战争是一场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间的冲突，布什称之为“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之战，而本·拉登则应战道，“伊斯兰反对基督教犹太人发动的十字军东征，十字军由‘大十字人’布什在十字架的旗号下所领导”。^[9]双方都从各自的宗教和文明话语体系来寻找对抗的合法性。美国“大中东计划”包含很多利益目标：对石油资源的控制、实现在中东的长期驻军、防止伊朗和伊拉克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最深层次的出发点就是通过西方的民主来改造伊斯兰文明。按照这个计划，美国第一步首先要改变伊拉克政权；第二步是实现阿以和平；第三步促进该地区的民主和自由。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正是美国改造伊斯兰文明的第一步。伊拉克的局势表明，美国在伊斯兰世界推行的“民主化改造”已陷入骑虎难下之势；伊朗核问题反映了这两种文明的冲突难以妥协；阿以冲突则显然已成为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冲突烈度的晴雨表。上述因素都说明，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冲突已经成为牵动整个世界局势的矛盾之一。

西方与俄罗斯的冲突近年来也呈现出尖锐化的趋势。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完全放弃了社会主义，并试图使自己成为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一员。然而，西方国家始终没有把俄罗斯看做是“自己人”，通过北约东扩和欧盟扩大等战略紧迫措施不断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在俄罗斯国力衰退的时代，西方国家可以接纳俄罗斯加入“7＋1”的机制，但当普京为了重振俄罗斯而采取了打击金融和石油寡头、抑制地方势力、控制国内舆论、加强宏观经济调控、防止西方势力渗透等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后，美国不仅指责俄罗斯在民主化上倒退，而且还把导弹防御系统部署到俄罗斯的“家门口”，在独联体国家大搞“颜色革命”，并通过乌克兰的“橙色革命”肢解了斯拉夫民族的统一性，也断绝了俄罗斯作为欧亚帝国重新崛起的可能。美俄冲突已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像俄罗斯那样已经放弃了社会主义，在制度上接受了“自由”、“民主”的国家，美国却仍然不能接纳，而要置其于不得翻身的地位呢？根源在于文明的冲突。早在1946年乔治·凯南的“长电”中，就把苏联的威胁归结为是来源于俄罗斯传统的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结果。凯南认为，俄罗斯民族本能地具有不安全感，它产生于一个和平地生活在广袤而无法设防的平原上的农作居民与一群凶暴的游牧民为邻的结果。当俄罗斯与经济发达的西方人打交道时，产生了新的恐惧，为了求得安全，它们学会的只是如何彻底地置对手于死地，从没有考虑与对手建立契约和妥协。^[10]当苏联解体、俄罗斯彻底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在西方人眼中，这个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民族国家基于其传统文明，仍会走上像沙俄帝国或苏联扩张的老路。因而当普京力图用民族主义作为其振兴的旗帜并有可能借此而重新进入世界强国之列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却再次从文明冲突的角度来看待俄罗斯可能带来的“威胁”。它们认为，这次要对付的是沙俄帝国的复活，而不再是共产主义的苏联。

当今世界另一个新的冲突点在西半球，即美国与以委内瑞拉为代表的左翼国家间的冲突。拉丁美洲一向被美国看做自己的后院，然而“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国家普遍遭到失败后，一些国家开始向左转。查韦斯在委内瑞拉国内进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即向大多数贫苦民众重新分配财富和权力的改革被称为“玻利瓦尔革命”。而且，查韦斯还反对美洲自由贸易区，公开支持拉美地区的左翼力量。查韦斯执政后，拉美地区先后又有卢拉、基什内尔、巴斯克斯等左翼领导人分别在巴西、阿根廷、乌拉圭执政，拉美地区的“‘左’倾化”引起了美国的极大担忧。^[11]美国与以查韦斯为代表的左翼国家的矛盾实质是关于西方文明模式在拉美是否有普适性的冲突，这种矛盾随着“华盛顿共识”在拉丁美洲的破产、拉美国家试图摆脱西方模式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而将不断深化。在这种矛盾的背后，依然是基于不同文明的发展道路的冲突。

中美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今天的中美关系已不是冷战时期的东西矛盾的简单延伸。中美之间既有根深蒂固的对立，也有利益的相互依存和国际事务中的相互借重。然而，当关注中美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时，我们发现中美矛盾的根本点在于中国的道路。中国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日益成为挑战西方现代化和全球化模式的典范，对西方文明的“普世主义”在客观上形成挑战。中美关系从力量上表现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与超级大国的结构性矛盾，从观念上则表现为带有中华文明和文化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对西方模式的挑战。基于中国的发展模式构成了中国软力量的最大来源，美国白宫前亚洲政策资深主任李侃如曾指出：“美国和中国代表着不同的全球发展模式。随着中国的发展给人留下越来越深刻的印象，北京希望在发展硬实力的同时也发展其软实力，或称榜样的力量。美国自90年代早期以来一直在兜售所谓‘华盛顿共识’。相比之下，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正在被称为‘北京共识’。只要华盛顿认为北京支持一种不同的发展道路，对中国意图和潜在冲击的猜疑就会加剧。”^[12]说白了，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能够成功，也就打破了西方文明具有普世性的神话，这不仅会使认为西方文明高人一等的信念破灭，也将从根本上动摇西方的价值观和世界观。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中美矛盾的文明背景将会更加明显。它将证明，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基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必将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各种不同文明国家间的平等相处、合作发展要远比西方文明独霸的世界更符合历史的规律。

3．东西矛盾的实质分析

冷战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将基于西方文明的发展模式作为普世模式来强行推广，希望能维持它们的中心和主导地位，维护它们的霸权优势和有利于西方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非西方文明国家努力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却被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边缘化，构成了两者之间主宰与反主宰、剥夺与反剥夺、排斥与反排斥的冲突，成为当今世界的基本矛盾。西方文明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以及政治上的话语权，从而形成了当今世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它的核心是力图将世界的发展置于西方模式的轨道上。所谓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其实质就是要把西方国家的价值观、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强加给其他国家。反对霸权主义也就意味着反对西方文明的“普世主义”，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保护自己的文明不被西方文明所吞噬。伊斯兰文明的反应是如此，近年来俄罗斯、拉美左翼国家与美国及西方的关系日益紧张，其基本原因也是这些国家要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不再一味追随西方。对中国来说，反霸就是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价值观、基本制度，坚持走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各国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我们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也决不允许别国把它们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我们。”^[13]

在经济全球化和多极化不可阻挡的趋势中，源于西方文明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强行推行它们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基本制度使得其与源于不同文明的各个国家按照自己的选择进行发展的矛盾正在全面展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军事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力图保持绝对优势，对走不同道路的国家进行威慑、胁迫甚至战争；政治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力图通过施压、扶持代理人、接触的方式来改变那些非西方文明国家的政权和发展方向；经济上，西方国家通过制定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利用金融手段来造成不平等的发展环境，获取不对称甚至不正当的利益；文化上，通过所掌握的学术、政治的话语权，对非西方文明国家进行渗透、宣扬西方意识形态，为“颜色革命”创造条件。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西方国家为追求自己的目的不惜破坏其他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稳定，甚至使他国的人民蒙受巨大的灾难；另一方面，坚持走自己发展道路的非西方文明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维护自己的主权，在政治上坚持自己的选择，在经济上争取公平的发展机会，在文化上争取自己的话语权等举措成为当今反对霸权主义的主要内容，与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主义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替代了冷战时期的东西矛盾，也深刻地影响着南北矛盾和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成为当今世界的基本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