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与统一性

我们今天讲的拉美是指位于美国以南的大陆和加勒比海上的33个独立国家和12个没有独立的地区，南北跨越86个纬度，陆地面积为2072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4%，2000年的人口为5.16亿。对这样一个地区的现代化历程很难用一种模式或道路来加以概括，因为这里充满了多样性。

首先，各个国家独立的时间不同，大致可以分成三批。

第一批民族国家形成于19世纪初期的独立运动，从1804年到1825年，在原来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所属的美洲殖民地上先后建立起了17个独立的国家，包括海地（1804年），巴拉圭、委内瑞拉（1811年），阿根廷（1816年），智利（1818年），哥伦比亚（1819年），墨西哥、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秘鲁（1821年），巴西、厄瓜多尔（1822年），玻利维亚、乌拉圭（1825年），从此基本上形成了后来拉美各国的政治格局。

第二批包括多米尼加（1844年从海地分离出来，宣布独立），古巴（在经历了1868-1878年和1895-1898年的两次反对西班牙的独立战争之后，终于在1898年实现独立），巴拿马（1903年从哥伦比亚分离出来）。

第三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加勒比地区有13个国家获得了独立，其中包括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1962年），圭亚那、巴巴多斯（1966年），巴哈马联邦（1973年），格林纳达（1974年），苏里南（1975年），多米尼克（1978年），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1979年），伯利兹、安提瓜和巴布达（1981年），圣基茨和尼维斯（1983年）。这13个国家中，12个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只有1个是荷兰的殖民地（苏里南）。但这些国家面积小，领土面积加在一起不足17万平方英里，人口少，目前的总人口大约为488万人。

其次，从种族文化特点的角度，大致可以分为5个区域。（1）梅斯提索人或混血种人占主流的国家，如南美国家的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中美洲的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巴拿马和墨西哥；（2）拥有大量印第安人或美洲原居民的国家，如危地马拉、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巴拉圭也可纳入此列；（3）欧洲族裔占主流的国家，如阿根廷、乌拉圭、智利、哥斯达黎加；（4）欧洲族裔和非洲族裔参半的国家，如巴西和古巴；（5）非洲族裔占主流的国家是海地、牙买加、巴哈马、巴巴多斯、格林纳达等加勒比岛国。在特立尼达还有不少印度族裔。有的学者认为，拉美的种族多样性超过了非洲和亚洲。种族文化的特点对拉美各国后来的发展非常重要，它往往代表了不同的经济和政治秩序。

再次，自然地理条件各异。根据地理学家的分类，拉美至少有13种不同的自然区域。由于地形、气候、土壤、植物在决定人们如何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这种极端的多样性对某些国家就意味着某种发展的障碍，至少是在像秘鲁、厄瓜多尔那样的紧临太平洋的国家，有着三种非常不同的区域，即沿海、高地和林区，三种地型的海拔从海平面到上万英尺不等，不同的气候带来的是不同的农业和生活方式。只有少数国家拥有辽阔肥沃的农业耕地（阿根廷、乌拉圭、巴西、委内瑞拉），大多数国家的耕地则仅够维持本国的生计农业。少数处于中纬度的温带国家适合于生产小麦、大麦等欧洲谷物，大多数国家是热带气候，仅适合于生产蔗糖、咖啡和热带水果。墨西哥和南美一些较大的国家拥有比较丰富的矿产资源，有些国家甚至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但另外一些国家则资源贫乏。

第四，从现代化水平的角度看，各个国家的发展参差不齐。按世界银行的标准，2000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在9266美元以上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拉美只有少数很小的岛国在此行列，如巴哈马（15010美元）、巴巴多斯（9280美元）；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是2995美元以上，拉美国家中有阿根廷、乌拉圭、墨西哥、智利、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巴西、巴拿马（8个国家）；下中等收入国家为756美元至2995美元，秘鲁、多米尼加共和国、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巴拉圭、厄瓜多尔、玻利维亚、洪都拉斯等9个国家在此行列；755美元以下为低收入国家，拉美有海地和尼加拉瓜2个国家。从城市化和一些社会发展指标看，各个国家的情况大体与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相一致。（见表1）

就经济结构而言，拉美各国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性，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乌拉圭、智利、巴西等国家的农业附加值占整个GDP的比重在9%以下，这些国家的工业比较发达。（见表2）

表1 2000年拉美国家的主要发展指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9/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Th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1999/2000），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Th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2002），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表22000年拉美国家的生产结构（附加值占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发展报告》（The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2002），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说明：工业包括了矿业/石油，因此，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秘鲁的数字看上去比较高。

正是由于上述差异性，拉美国家现代化模式才呈现出了多姿多彩的景象。以下是我们对拉美主要国家现代化模式的简单归纳。

（1）巴西现代化模式

巴西是拉美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国家。殖民地时期的宗主国是葡萄牙，种植园奴隶制度是其主要的生产方式。19世纪初期通过基本上是和平的方式取得了独立，但保留了君主制和奴隶制度，一直到19世纪末才废除了奴隶制和建立了共和国。咖啡出口带动了巴西的早期工业化，但1930年瓦加斯的上台标志着巴西工业化的真正开始，军人威权政府时期巴西曾出现了连续6年年均经济增长10%以上的“经济奇迹”。相对的政治稳定、丰富的自然资源、较大的国内市场以及巴西人对现代化的追求，使得巴西的现代化在20世纪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巴西成为拉美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但由葡萄牙人、印第安人和非洲移民经过冲突与融合而形成的巴西文化在巴西现代化过程中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使巴西现代化具有自己的明显特点。吴洪英在第一章中将巴西现代化模式概括为“一个由四种层次组成的复合式模式：一是一种由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和国家强有力干预的混合经济；二是一种以集权与分权此消彼长、独裁与民主交替的混合政治架构；三是一种逐渐由二元社会结构模式向两头小、中间渐大的雏棱型社会结构模式过渡的社会架构；四是一种以欧洲文化、印第安文化和黑人文化等熔炼成的多元文化”。

（2）墨西哥现代化模式

墨西哥也是拉美人口较多、面积较大的国家之一。这里曾是拉美著名的玛雅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的摇篮。西班牙殖民地时期，墨西哥是拉美大陆印第安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也是最早的总督区所在地，经济基础比较雄厚。19世纪初墨西哥成为拉美独立运动的三大中心之一，民族冲突和阶级斗争都比较激烈。独立后考迪罗主义盛行，又先后开展了抗法反美的战争，直到19世纪后期才实现了政治稳定与现代化的启动。但波菲里奥·迪亚斯时期的资本原始积累激化了社会矛盾，终于激发了1910-1917年的墨西哥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在革命制度党的长期领导下，墨西哥现代化在20世纪获得了飞跃性发展，创造了“墨西哥奇迹”，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之一。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的大量混血，使墨西哥成为拉美种族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强调本土文化和民族精神是墨西哥现代化成功的原因之一。韩琦在第二章中指出，墨西哥现代化的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第一次现代化浪潮中，墨西哥“奉行的是一种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虽然推动了现代化，但却是以损害民众利益和国家主权为代价的，结果引发了墨西哥革命。在第二次现代化浪潮中，墨西哥的现代化模式是，“在经济上建立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混合体制，公共部门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自由企业受到鼓励，个人自由受到尊重，但不盲目相信‘市场规律’，自由主义的基本信条被国家干预主义所打破；在政治上是职团主义结构的官方党一党民主制和制度化的强有力的总统制。这种体制保证了1940-1970年墨西哥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在第三次现代化浪潮中，新一代领导人从意识形态到经济和政治模式，对墨西哥革命遗产进行了全方位地扬弃，强化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模式和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到2000年，新自由主义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暴露的问题和矛盾也很严重，由于这种改革仅仅为了迎合世界上冷战格局结束和全球化进程加速的外部形势，忽视了本国的国情和民众的利益，把国家发展与民众的福利完全寄托在自由市场力量之上，结果，现代化进程损害了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广大民众的政治和社会地位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在某些方面更加恶化了。墨西哥现代化的前景不容乐观。”

（3）秘鲁现代化模式

与墨西哥相比，秘鲁同样是拉美古代印第安文明的发源地，是著名的印加文明的故乡，也是殖民地时期最早的总督辖区之一。但是，秘鲁的现代化落后于墨西哥。它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这使它便于推行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增长模式，但也成为寡头政权长期存在的理由。早在1924年阿亚·德·拉托雷就组建了一个反帝和反寡头独裁的民众主义政党（阿普拉党），但长期受到压制。1968年军人政变以非常形式推翻了寡头政权，实行土改、国有化、工业化，并重视印第安人文化遗产，开始了史称“秘鲁模式”的现代化进程，但当1980年军人政府向文人政府交权的时候，秘鲁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在20世纪80年代，无论是人民联盟党的贝朗德·特里还是阿普拉党的阿兰·加西亚都没有使秘鲁经济摆脱危机。1990年藤森上台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扭转了秘鲁经济形势和打击了恐怖主义，但秘鲁的经济结构未发生根本变化，社会问题依然严重。韩琦在第三章中探讨了秘鲁现代化滞后的原因，认为秘鲁的初级产品出口增长模式的长期实行束缚其走向自主发展的道路；寡头政权长期存在延缓了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地理、种族、社会的长期分裂状态不利于凝聚和团结改革力量。进行社会整合对秘鲁现代化至关重要。

（4）阿根廷现代化模式

阿根廷是拉美面积较大、地理资源条件比较优越的国家之一。布宜诺斯艾利斯作为南美的重要港口之一，在18世纪后期才使阿根廷受到宗主国的重视。这里的商业资产阶级成为南美独立运动的领导核心和解放者。19世纪后期，阿根廷的领导人提倡兴办实业和发展教育，大规模移民，甚至提出“统治之道在于移民”的口号，结果，潘帕斯大草原和外资、移民的结合，使阿根廷在20世纪初成为世界经济领先的国家之一。但是，大量欧洲移民的到来也对当地社会产生了激烈的冲击，伴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社会和文化发生了断裂，这种断裂在庇隆主义运动中得到了充分地体现。20世纪后半期，阿根廷经济模式的僵化和政治上的长期动荡，导致了现代化步伐的迟缓，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误最终造成了经济上的“破落”。董国辉在第四章中指出：“从19世纪80年代到一战爆发的数十年时间，是阿根廷现代化进程的‘黄金时代’，它仰仗自身的比较优势，充分利用第二次科技革命后国际市场对初级产品的巨大需求，以农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为主导部门，成为当时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成为阿根廷现代化进程的分水岭，初级产品出口模式迅速陷入困境，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得到了确立和发展，强调“政治主权、经济独立和社会正义”的庇隆主义也应运而生。由于阿根廷传统的出口集团和与之联系的外国资本实力的强大，在阿根廷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就出现了“庇隆主义与反庇隆主义博弈”，在经济领域表现为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深入发展与农牧业出口部门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政治领域表现为民众主义与官僚威权主义的循环抉择，阿根廷社会的“断裂”阻碍了现代化进程的顺利发展。马岛战争的失败、债务危机以及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误，接二连三地打击了阿根廷。在20世纪初还是世界富裕国家的阿根廷，到20世纪末却变得相对贫困和落后了。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妥善地处理好比较优势与产业升级、自主发展与外部环境、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以及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更为致命的是，在处理这些关系时，历届阿根廷政府往往采取‘走极端’的做法”。

（5）智利现代化模式

与阿根廷相比，智利在20世纪后期的改革获得了相对的成功。智利早在1833年就确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体制，这同它的地理环境和早期的种族构成有直接关系。它的海岸线长，内陆狭窄，便于经商。在殖民地时期就存在一个“绅士”阶层，种族、社会的分化没有走向两个极端，统治阶层的素质比较高。矿产资源丰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启动，通过对邻国的两次战争，扩大了矿产资源的范围。当其他主要拉美国家还处于考迪罗主义纷争之时，智利已经开始了第一轮的初级产品出口（白银、铜、黄金和小麦）。“太平洋战争”之后，智利迎来了“硝石时代”，并带动了早期工业化的发展。像其他国家一样，智利也是大萧条的受害者，随后进入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简易阶段。特别是1938年大选后，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结盟的“人民阵线”获得了胜利，智利开始了改革主义的现代化进程。但进入50年代后，智利的多党政治体制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经济衰退、通货膨胀使各党派对传统政治体制失去了信心，他们在寻求解决危机的过程中逐渐走向极端化，原来的政治协商和妥协精神逐渐被抛弃。从1958年到1973年的15年中，右、中、左三派力量轮流执政，智利成了一个大的试验场，依次经历了“民主自由主义”、“基督教民主改良主义”以及“民主社会主义”的实验。1973年皮诺切特将军终止了阿连德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开始了一个由国家主义向市场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这个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由“矫枉过正”到调整，再到“改革的再改革”，到20世纪初，智利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已经基本成熟，政治上也由专制恢复到了民主，并且实现了民族和解。韩琦在第五章中指出：“智利的相对成功之处不在于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本身，而在于智利政府能够避免走向两个极端，较好地走了一条中间道路。这是一条务实主义的发展之路，1990年代以来文人政府的表现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特点。”

（6）中美洲国家现代化模式

中美洲曾是玛雅文明的发祥地。殖民地时期隶属于危地马拉检审庭。1821年独立为5个小的国家（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原来是哥伦比亚的一个省，1903年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这6个国家的特点是领土面积狭小，资源相对贫乏，但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连接南北美洲和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十字路口，因此，历史上是外国列强极力争夺和控制的地区。在经济上，它经历了三次商品农业的革命，即19世纪中叶开始的大规模咖啡种植、19世纪末开始的大规模香蕉种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的棉花种植。1960年，除巴拿马以外的其他5个国家签署了中美洲共同市场协定，加强了相互之间的经济往来，并在不放弃初级产品出口的同时，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90年代又转向非传统产品的出口导向模式。在政治上，出于对渐进变革的失望，中美洲有两个国家在20世纪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即1944-1954年危地马拉的民族民主运动和1961-1979年尼加拉瓜的民族民主运动。但哥斯达黎加的政治一直比较稳定，与邻国相比，它有着多元政治、非暴力、社会分化不大的传统，从40年代末以来民主化进程健康发展，被称作“中美洲的瑞士”。王翠文在第六章中指出：“哥斯达黎加之所以长期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中保持稳定和发展，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政府与社会集团关系中，没有一个像其他国家一样强大的寡头集团制约，政府能以国家利益而不是部门和集团利益行事。”“中美洲不发展的根源就在它以初级产品出口模式融入国际市场，在（拉美）多数国家进行了工业化和生产的多样化之后，它却仍继续依赖从殖民地时期形成的初级产品出口经济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不改变，其经济上的脆弱性和政治上的软弱性就很难扭转。

（7）古巴现代化模式

古巴是西印度群岛中最大的岛国。地处北美洲和南美洲的交叉点上，与美国咫尺相隔。16世纪主要发展畜牧业；17世纪以种植烟草为主；18世纪大量输入黑奴，发展甘蔗种植业；19世纪初代替海地，成为西印度甘蔗的主要产地，是“世界上最甜的岛国”。它长期受西班牙的殖民统治，直到1898年才获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但是，旋即为美国所占领。美国通过《普拉特修正案》干预和控制古巴的内政外交，古巴成为“在美国直接占领和通过资本渗透方式间接控制下的附属国”。古巴经济被纳入了美国的经济体系，形成了以蔗糖为主的单一产品生产制。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选择了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下，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进行了大胆的试验和探索，先后经历了“单纯模仿”、“大跃进式发展”、“苏联式改革”、“纠偏运动”等几个阶段。苏东剧变之后，古巴失去了经济援助的来源，同时还受到美国的经济封锁，遭受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打击。在这种形势下，古巴并没有放弃走社会主义道路，反而实行改革开放，“在美国政府经常的敌视、威逼和侵略中创建了自己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模式”。王萍在第七章中指出，古巴“根据自身情况进行改革”，走具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其改革开放的主要特点是：“坚持公有制，不搞私有化；既实行计划经济，又采用市场机制；既保证效率，又坚持公平；既坚持一党执政，又实行民主政治。”古巴没有其他拉美国家那样的贫富两极分化，国民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受惠于国家。总之，古巴在注重捍卫民族独立、实现社会公正，提高国民素质和国际地位，以及治党、治国、理政方面提供了许多良好的经验和教训。

（8）委内瑞拉现代化模式

委内瑞拉是玻利瓦尔的故乡，这里的商业资产阶级在殖民地后期的发展，使其成为独立运动的策源地之一。但在整个19世纪它基本处于经济停滞状态。20世纪委内瑞拉在石油资源上做文章。新兴资产阶级在1936年上台后，提出了“播种石油”的口号，但这一口号变为发展战略是在1945年贝坦科尔特执政之后，他提出要以石油收入发展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以改变依赖石油的畸形的单一经济结构，因此，加快了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同时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实行土地改革。在石油资源开发的带动下，委内瑞拉的工业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产业结构越来越趋于合理，人均GDP也名列拉美国家的前茅。1958年之后，委内瑞拉结束了希门尼斯的独裁统治，政治民主化与经济现代化相伴而行，基督教社会党和民主行动党轮流执政40年，被誉为拉美民主化的“橱窗”。查韦斯上台后，在21世纪初将代议制民主发展为以全民公决为特点的直接民主制，并提出建立“21世纪社会主义”的设想。李巨轸在第八章中指出，委内瑞拉的现代化与石油息息相关，“委内瑞拉的经济是石油经济，委内瑞拉的民主是石油民主”这句话不无道理，但委内瑞拉能够利用石油收入改变国民经济结构，在摆脱单一制经济方面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委内瑞拉是在石油工业带动下走向现代社会的国家之一。

（9）哥伦比亚现代化模式

哥伦比亚是拉美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中等国家。哥伦比亚人认为他们的国家与其他拉美国家不同，原因之一是他们的国家有着长期的两党制的传统。另外，在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中，它是本地区唯一一个没有倒账的国家。从1910年开始，哥伦比亚长期享有文人宪政政府，自由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军人独裁只有一次（1953-1957年的罗哈斯政府）。1958年两党达成协议，建立了“民族阵线”政府，由于联合组阁，此后政局一直比较稳定。在经济现代化方面，早在1934年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党人阿方索·洛佩兹·普马雷霍总统就曾进行过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但由于保守党人的反对而中途夭折。“全国阵线”成立后，政府先后颁布了土地改革法、十年发展规划、外汇条例等，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步伐加快。从1974年到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同时人口增长率下降到0.18%，这种经济发展意味着大多数哥伦比亚人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在对哥伦比亚现代化进程进行了比较系统地研究之后，王萍在第九章中指出，哥伦比亚政治民主是表面的，实际上，“这种民主是在少数政治精英控制下的寡头政治”，它“把寡头政治的艺术演绎到极限”，堵塞了民众参与政治的民主渠道，因此活跃的游击队成为民众表达政治意愿的一种方式。在经济上，哥伦比亚实行的“是一种混合的经济模式”。上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期间，哥伦比亚之所以能够独善其身，固然同它宏观经济管理政策的得当有关系，但也不排除毒品贸易的外汇贡献。从哥伦比亚独特的地理环境和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文化中似乎可以找到为什么这个国家至今游击队活跃和毒品贸易盛行的答案。

我们讲拉美各国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并不否认拉美现代化模式同时存在着统一性。由于拉美地区在文化特性方面存在着一些共性的因素，并且这些共性因素在拉美的历史演变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在拉美地区现代化的进程中能够依稀地辨认出一些统一性的特征。

首先，这些国家几乎都有着印第安人——伊比利亚人的社会背景。除了后来独立的13个加勒比岛国和海地之外，其他19个共和国都能在伊比利亚半岛追寻到它们的历史遗产，这种相似性来源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它们的文化是伊比利亚半岛的中世纪文化强加于印第安本土文化的一种混合体，这种共同性反映了一种伊比利亚传统，在建筑风格、烹调艺术、求爱方式、大男子主义、对诗歌和音乐的热爱等中都可以找到佐证，拉美人反对西班牙人的政治统治，但并不反对它的生活方式和在知识上的领导地位。

西班牙语是超越人为政治边境、促进各国相互联系的纽带。1862年西班牙王室颁布法令，规定西班牙语为殖民地基础教育的必修课，但拉美的西班牙语化主要是归功于混血民族的产生，当混血种人占据人口中的较大比例之后，西班牙语作为交流工具便日益普及起来。早期独立的20个共和国中除了巴西讲葡萄牙语、海地讲法语以外，其他18个国家都讲西班牙语。尽管还有3%的拉美人只会讲一种或几种印第安语，其中最为普遍的可能是克丘亚语、艾马拉语和纳瓦特尔语，但现在整个地区约有90%的居民或多或少地会讲或能听懂西班牙语，因为讲葡萄牙语的人听懂西班牙语是不太困难的。西班牙语成为整个地区的普通话。需要强调的是，就像美国的英语不同于英国的英语一样，拉美的西班牙语、特别是葡萄牙语也已经发生了本土化的变化。

罗马天主教有助于拉美文化一体化意识的增强。85%以上的拉美居民信奉天主教，拉美的天主教徒约占世界天主教徒的1/3.在历史上，天主教的影响曾经渗透到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是保守派的堡垒。进入20世纪后，随着各国民主改革的深入进行和实行政教分离，教会的财富被大量剥夺，对政治和社会的参与也受到很大限制，教会的地位和影响随之下降，主要靠教民的宗教信仰来加以维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教会内部出现了要求将天主教神学理论同社会现实相结合的呼声，主张教会积极参加民族民主运动和社会革新进程，从而形成了所谓“解放神学”运动，1968年在哥伦比亚麦德林举行的第二届拉美主教会议上，这种观点占据了上风，标志着拉美教会从保守立场向温和改革的转变。现今的拉美教会赞成实现社会正义和经济公正，已经成为一支要求变革的力量，教会的影响力再度上升。

民族主义是拉美共同性的另一个源泉。整个地看，几乎所有拉美人都反对殖民主义和外国势力的经济渗透，在19世纪以前反对的是西班牙、英国等欧洲殖民主义，进入20世纪以后反对的主要是美国。但与曾经是殖民地的非洲和中东的仇外性相比，拉美的民族主义是温和的和具有二重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美的民族主义情绪逐渐地被融入一种更广阔的地区主义。尽管各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和目标不同，但拉美人意识到地区集团在反对主要经济大国中的优越性。于是，它们在1960年2月建立了“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LAFTA),1960年底又签署了“中美洲共同市场协定”（CACM），但由于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挫折，这些一体化组织并没有得到加强。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推动之下，南锥体国家组建的“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于1991年达成协议并于1995年正式运行，安第斯条约组织和中美洲共同市场也重新焕发了活力，特别是墨西哥与美国、加拿大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于1994年正式施行，开创了南北合作的新范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90年布什政府提出的创建一个“从安科雷奇港延伸到巴塔戈尼亚”的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完全颠倒了50年代一体化产生的最初动机。拉美国家为适应经济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挑战，提出了“开放的地区主义”的新战略，它们的视野超越了它们的地区，看到了融入全球化的必要性。

正是在上述文化方面种种共性因素的作用下，作为一个地区的拉丁美洲，其现代化模式在多样性中呈现出了一种比较相似的阶段性特征，即：

（1）民族国家的形成时期（独立运动到1870年），外部受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影响，意识形态上以自由主义为主，政治上考迪罗主义盛行，经济上无所发展；

（2）早期现代化时期（1870-1930年），外部受中心国家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意识形态上以实证主义为主，政治上寡头威权主义盛行，经济上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占主导地位。这一时期拉美的现代化是上层阶级少数人的现代化。

（3）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时期（1930-1982年），该时期又可以分为前后两段，前期，1930-1950年，外部受世界经济大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意识形态上以民族主义为主，政治上出现了民众主义政权，经济上开始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第一阶段；后期，1950-1982年，外部受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影响，意识形态上以“发展主义”为主，政治上由文人政府过渡到了军人威权主义政府，经济上经历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的现代化影响到了全体民众，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伴而行，虽然民众的整体生活水平都有提高，但两极分化仍然严重。

（4）现代化的挫折和转型时期（1982-2000年），受经济全球化和冷战结束的影响，意识形态上以新自由主义为主，政治上军人政权让位给文人政权，民主化的步伐加快；经济上经历了债务危机的“失去了的十年”、新自由主义改革、新的外向型发展模式的建立和90年代的经济复苏。除了原有的社会问题加重以外，又滋生出环境破坏严重、金融风险加大等许多新的问题。

从以上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呈现出来的外部影响和拉美本土在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方面的特征，我们可以看出拉美现代化的总轨迹。虽然从中可以归纳出政治领域里军人政权与文人政权不断交替出现的现象，经济领域里发展战略的“自由主义——国家干预主义——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外向——内向——外向”的钟摆现象，但我们不能认为这仅仅是历史周期的简单循环，我们要透过这些现象看到其中发生的变化，如在军人政权与民主代议制的两极摆动中，已经发生了朝逐步消除个人专制方向变化的趋势，到80年代后拉美确立起了权力相对集中的民主代议制，即从专制与代议制的交替上升到了相对集中的民主代议制。我们应该看到拉美现代化进程中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趋势。拉美的历史既有延续，又有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