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要“兼并活佛”的总督

世纪之交，英国索尔兹伯里保守党政府任令乔治·寇松（G．N．Curzon）为英属印度总督。在英属印度近60名总督中，寇松是很年轻的，但无论从学识、才干，还是从文韬武略来看，他堪称出类拔萃之辈，很少有人能出其右。随着电话、电报在殖民地的使用，英帝国在各地的总督日益严密地受到英国政府的控制，他们不再享有昔日的“国中之国”殖民地总督那样的独断专行的权力，“而成为一位在电话线终端接受唐宁街指令的官员了”。但寇松不是这样的总督。《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评论寇松：“虽然人们已不再把唯唯诺诺看成是‘总督的怪癖’，但英帝国也并非完全没有具有独立见解的总督，1898—1905年任驻印度总督的寇松勋爵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31]

寇松是带着他自己的一整套全球战略并且为了实现他自己的目标就任印度总督的。

寇松，1859年出身于英国贵族家庭，从小受到贵族教育，为了使他出人头地，他的父亲把他送进了英格兰最大最有名望的贵族公学——伊顿公学。伊顿公学是英国国王亨利六世在1440年为获得国王奖学金的高才生所创办的，也吸收一些未得奖学金的贵族子弟。英国有名望的贵族将其子弟送入该公学接受中等教育，然后再转入剑桥国王学院，或其他英国著名的大学。几百年来，该公学以培养政治家而在世界上享有盛名，毕业生中充任英国首相、大臣者大有人在，不少人蜚声英国政坛，功勋显赫。寇松在伊顿即以政治思想早熟、刻苦努力、自负高傲、处事专断而显露锋芒。一次意外事故对寇松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一天，寇松在森林中纵马，不幸滚落，脊骨受伤，从此落下脊骨弯曲的残迹，不得不终生穿着一副钢架支撑。这对于处处争强好胜，事事要出人头地的寇松是一个不小的心理创伤。他的性格变得暴躁易怒，敏感多疑，气小量窄，富于挑衅性、攻击性。寇松的这一性格，在他成为印度总督，可以在一个数亿人的国度颐指气使的时候，无所顾忌地显露出来。他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与同僚、上司、国会关系十分紧张，与印度军队总司令喀土穆勋爵基钦纳发生尖锐冲突。

伊顿公学毕业后，寇松升入牛津大学。在这里寇松也是佼佼者，他有一个绰号，“超级超人”。他曾担任牛津大学学生联合会的主席。在当时人们公认，获得这一职位的人就是未来政治家的苗子。寇松读书时期，英国政坛由自由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自由党着重于国内的改良，保守党则鼓吹巩固和扩大英帝国，加紧对外扩张。寇松的政治观点属于保守党。他从牛津毕业后即投奔保守党党魁索尔兹伯里，当他的私人助手。^[32]

1886年保守党在选举中大败自由党，索尔兹伯里出任首相。寇松依靠索尔兹伯里的举荐，得以当选议员，从此开始了他的宦海生涯。早在伊顿公学读书期间，寇松对于英帝国的东方事务显示出浓厚的兴趣，他认为英帝国的未来在东方，他政治才干的用武之地也在东方，他怀着一种近乎宗教狂热的使命感，大有将文明传送到东方尤其是印度的未开化的人们中，舍我其谁的抱负。经索尔兹伯里批准，寇松以议员身份周游世界。他先后游历考察俄国的中亚、波斯、阿富汗、帕米尔地区、日本、中国（包括西北和东北）、朝鲜、印度支那、暹罗等地。根据他对东方的实地考察，寇松撰写了3本书，《中亚细亚的俄国》（1889），《波斯和波斯问题》（1892），《远东问题》（1894），寇松在这3部著作中涉及了帝国主义在亚洲争夺的焦点，分析了亚洲局势，论述了亚洲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剖析了俄国在亚洲的战略意图，提出了英国在亚洲的战略思想，在英国政界军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在世界范围内，寇松被视为东方问题的权威。

这3部著作为寇松作为英帝国主义著名的政治活动家驰骋于世界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895年寇松娶了芝加哥百万富翁的女儿，蜜月结束返回伦敦，即被任命为国务副大臣兼枢密顾问。3年后，寇松被任命为英属印度总督，1899年1月抵达印度就任。其时，他刚好40岁。英国国王把治理相当于现在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国面积总和的广大土地的权柄交给了他，他大展宏图，实现他在伊顿公学时就怀有的理想的时候到来了。

寇松无疑是一个帝国主义分子，他的帝国主义思想有两个基础：一个是对英国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利益的冷静思考；一个是发自盎格鲁民族至上的民族沙文主义的狂热情绪。

寇松认为，占有世界市场是国家的最根本的利益，在国际贸易竞争中，能否夺得市场，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成败。他宣称：“在当前像飓风那样吹遍全世界的激烈的贸易竞争中，丢掉市场就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取得市场对于国家的强盛来说就是一种极好的收获。”^[33]“勿庸争辩，维持（英国）商业上的领先地位，不仅对于我们帝国的命运，而且对于我们人民的生存，具有何等的生死攸关的重要性。”^[34]

靠什么去取得市场？寇松毫不犹豫地回答：战争。他总结英国的扩张史得出结论说：“上世纪末至本世纪上半叶的战争，正如当代的历史学家们所描绘的构成英格兰扩张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战争，赐给了我们位于西方通至东方海路上的东方的第一大加煤站——新加坡，赐给了我们英帝国的第二大港口——香港。如果没有战争，我们甚至不能够赢得一个进入这些国家的商业通道，而现在，我们的国旗在这些国家的通商口岸升起……”^[35]

自由贸易竞争的加剧使得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寻求政治保障下的垄断市场，即建立殖民地、保护国，以强权垄断市场，排除他国的竞争。寇松敏锐地看到对世界市场的争夺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对殖民地的争夺。为了英国的经济利益，就必须进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扩张，以战争来排除竞争对手，占领市场。

寇松认为驱使英国从事帝国事业的另一个动力是传播基督教的历史责任，英国从老牌殖民者西班牙、葡萄牙既继承了开拓殖民地的事业，同时，“我们也接过了高举十字架的自我承担的责任，向所有的地方派出我们的传教团，这激发了爱塞特宫的激情，也给予唐宁街一种并非次等的渴望。”^[36]

在寇松心目中，东方民族是衰老的、没有生气的，东方文明是野蛮的、没有理性的；而西方民族则是年轻的、生气勃勃的，基督教文明是卓越的、注定要强大起来的。前者只有等待他人的拯救，后者则负有拯救的使命。实现拯救的最好方式就是帝国。寇松宣称英国是古代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帝国是“英国制度最完美的体现”，是“世界上迄今所能见到的实现幸福的最伟大的工具”，^[37]因此，“拯救古老垂死的亚洲的最好的希望”在于“使英国特征占主导地位，并置于英国统治的荫庇下”^[38]。这样，在寇松的笔下用血与火屠戮生灵的建立帝国的暴行就与传播基督福音的娓娓动人说教结合起来了。在这种宗教的和沙文主义的狂热情绪的冲动下，寇松认为：

它（按，指帝国主义）越来越不是某个政党的事业，而是整个民族的信仰。^[39]

寇松又是一个战略家，他反复强调的主要战略思想是：俄国是英国的主要敌人，亚洲是英俄角逐的主战场。寇松把俄国列为英国的第一号竞争对手，其次是德国，法国居第三。在《中亚细亚的俄国》一书中，寇松指出俄国在中亚的扩张日益逼近印度，对英国构成了威胁，尤其是在俄国修成了贯通里海的铁路后，俄国欧洲部分与中亚部分连成一气，大大增强了俄国的战略地位，英国所面临的形势就更加严峻了。“总有一天，俄国的铁钳会拔掉英国在中亚的一颗颗牙齿。”^[40]“贯通里海的铁路是一柄悬在波斯国王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俄国可以借助该铁路向波斯渗透，最终将为政治合并铺平道路。^[41]而且，“俄国已经取得和巩固了一条新的前进路线，它的脚已经踏上了这条路，这正是从亚历山大到纳迪尔沙的历代印度征服者所走过的路。”^[42]

寇松从更广阔的角度来分析俄国的战略意图。他认为俄国向英国最薄弱的地方发动攻击，“它的目的不是加尔各答，而是君士坦丁堡，不是恒河而是黄金角。它认为，打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钥匙在霍尔木兹沿岸比在普列伏纳更可能取得。通过使英国在亚洲应付不暇，而使英国在欧洲无所作为，概以言之，这就是俄国政策的实质。”^[43]

寇松得出结论，俄国与英国在亚洲的争夺具有全球性战略意义。如何对付俄国的上述政策？

首先，寇松分析了俄国对中亚的扩张，指出俄国的扩张出自一种不可抑制的内部冲动。沙皇的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在穷兵黩武政策下滋长起来的好大喜功、贪得无厌的边境军官，俄国商业对于政治强权的依赖性，为了在野蛮的部落中寻求一条稳定的边界，凡此种种，推动着俄国进行漫无节制的扩张，“俄国被推动前进，就如地球要围绕太阳转一样”^[44]，“俄国的扩张是母干的自然增生，年复一年，它的年轮不断地膨胀”^[45]。因此，俄国的扩张如果不在其发动之初加以遏制，那么它一旦得逞，就不可逆转了。

其次，寇松阐述了印度对于英帝国的重要意义，指出印度是“英帝国王冠上最光彩的宝物”，是“英国亚洲霸权的真正支柱”；英国征服了印度才使英国成为东方的屈指第一的强大势力，才使英国拥有它现在在世界上的地位；支撑英帝国的基石来自于它在亚洲的威望和财富。因此，俄国对于印度的任何阴谋都将给英帝国造成巨大的危害，是不能容忍的。

由此，寇松得出结论，对付俄国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以印度为战略中心，向外推进，针锋相对地与俄国在亚洲展开搏斗，以遏制其扩张，挫败其战略意图。

寇松主张：如果俄国进至阿富汗的赫拉特，英国就应挺进到坎大哈，如果俄国渗透波斯北部，英国就应扩大它在波斯南部的势力来加以平衡。总之，要在俄国发动扩张的每一条道路上，以英国的扩张去构筑起壁垒。寇松把他的关于印度的战略思想做了如下的概括：

印度像一座要塞，两边有辽阔的海洋做壕沟，在其他方面有大山做城墙。在那些有时并非不能逾越，而是易于突破的城墙外边，延伸着一条宽窄不等的斜坡。我们不想占领这个斜坡，也不能坐视它被敌人占领。让它留在我们的同盟者和朋友手中也行，但是如果我们的对手偷偷爬上斜坡，呆在城墙脚下，我们就得进行干预，因为任其下去，就会越来越危险，可能有一天要威胁到我们的安全……谁要是在印度只把守城堡，而不往远处看，那他就是一个目光短浅的指挥官。^[46]

从字面上看，寇松是从印度的防卫来设计战略对策的，但隐藏在字面下的核心思想是跨越英属印度的现有疆域，在广阔的范围内大踏步地推行前进政策。寇松战略思想的实质就是扩张主义，以英帝国的扩张来遏制沙皇俄国的扩张。

远东是寇松所拟定的以印度为基地向外扩张的主要目标。寇松认为远东是世界上所剩无几的尚未被占领的市场，是英国下一步要夺取的重点，同时也是与其他帝国主义争夺的焦点：

只有在东方，尤其是在远东，我们还有希望为英国的工业品保持和开发市场。每一个港口，每一个城镇，每一个村庄落入俄国或法国之手都将是曼彻斯特、布莱德福德，或者孟买商品销售的损失。^[47]

怎样在与俄法的竞争中取胜？

在《远东问题》一书中，寇松对此做了详尽的分析。他认为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必定导致政治的“融合”，而这种“融合”将是西方的列强对东方落后国家的兼并和分割，在远东，尚有少数几个国家“处于政治动荡之中”，“政治边界尚未确定”的国家“未被触及”，“但是一旦他们的政治归属、边界确定下来，商业的开发就将启动”。寇松所说的确定“政治归属”就是指纳入某个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划定“政治边界”就是指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的分割。因此，对于英国来说，为了在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商业竞争中取胜，就必须在远东国家的“政治归属”和划分“政治边界”中占据排他性的势力。寇松认为，“英国在对远东的争夺中占有优势，我们有印度的地位使我们在不远的将来支配着打通远东门户的陆路和铁路。我们在海上的地位，如果加以切实保卫，将使我们控制海上通路”。^[48]

由此可见，从印度北上打通远东的门户，是寇松争夺远东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寇松认为中国是英国要抢占远东最重要的国家。寇松周游世界，专程到了中国，他不辞辛苦深入到中国的东北和西北考察。他对甲午战争后的中国政治、社会及列强对中国的政策做了分析研究，并对中国今后的演变提出了他的看法。

寇松把中国称为“一个巨大的时代错误”^[49]。他竭力渲染中国官场、军队、社会的腐败、无能、守旧，声称中国面临分裂，别有用心地把西藏、蒙古、新疆与中国相分离，说这些地区已处于暴乱的边缘，而且就是“在中国本部也几乎没有维系国家的最基本的凝聚力，每一个省都是一个有自己政府和军队的独立的单位，在发生骚动时将不费力地就从中央的网络上挣脱。”^[50]寇松断言，一旦中国的首都被敌人占领，那么“遍布于全国的各种动乱因素就将形成地方的核心，肯定将出现一个充满了战乱和斗争的无政府的时代。”^[51]

寇松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以他的唯心主义史观分析中国社会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历史已经批驳了寇松，这里无须赘言，所要指出的只是，寇松正是从他对中国的荒谬的结论来制定他对中国西南边疆的政策和战略的。由于中国的衰落软弱和分裂混乱的局面以及俄法对中国西南地区的扩张渗透，因此，第一，中国已经不能起到防堵俄法的“缓冲地带”的作用，第二，列强对中国市场的争夺将因中国的分裂而加剧。对于英国来说，要充分利用其占有的地理优势和海上霸权加紧向中国扩张。在陆上，就须以印度为基地，经由中国西南边疆，向长江流域推进，连接英属印度与英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以此来击破俄法联盟的“钳形攻势”和“南北夹击”，抢占中国这个大市场，中国西南边疆则是向中国扩张的第一站。这种战略构想，在寇松任印度总督前已经孕育于其头脑中，呼之欲出了。

寇松高傲地宣称：

由于我们祖先的勇猛刚毅和我们商人们的大胆开拓精神，使得我们，北海上一个小岛的居民，得以支配远东的命运。^[52]

大不列颠在远东的地位是如此的强大，我相信它将更加强大。^[53]

寇松的扩张主义野心，即便是在英国政坛，即便是在帝国主义思潮浊浪滔天的时代，也是令人咋舌的。在英国国会的一次辩论中，议员吉布斯·鲍里斯（G．Bowlts）尖刻辛辣地讽刺寇松为：

一个野心勃勃的总督，当他看到世上的人都在兼并领土时就说道：“我要干一个更漂亮的，我兼并的不是领土，而是活佛，我要弄一个神来为我服务，这就是我为我的国家所要干的。”^[54]

【注释】

[1]欣斯利：《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卷，第780页。

[2]赫沃斯托夫：《外交史》，第2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48页。

[3]《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457－458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卷，第292－293页。

[5]伊斯坎达罗夫：《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东布哈拉和帕米尔》，第1编，第298页，转引自《沙俄侵华史》，第3卷，第30页。

[6]《许文肃公遗稿》，第8卷，函牍四，第4－8页。

[7]本书关于俄国侵占萨雷阔勒岭以西中国帕米尔地区及中俄帕米尔问题交涉主要依据《沙俄侵华史》，参见该书第3卷，第308－330页。

[8]《新疆图志》，第56券，交涉志四，第12页。

[9]斯克林、奈丁格尔，《马继业喀什噶尔》，第37页，荣赫鹏《一个大陆的中心》，序言。转引自《沙俄侵华史》，第330－331页。

[10]转引自霍尔《东南亚史》（下），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77页。

[11]《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1卷，第811页。

[12]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73－174页。

[13]《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174页。

[14]《清季外文史料》，光绪朝，第113卷，许景澄致总署罗拔诺夫言请借一万万了结辽事电。

[15]宓汝成：《中国近代史铁路史资料》，第1册，第307页。

[16]宓汝成：《中国近代史铁路史资料》，第2册，第423页。

[17]同上书，第424页。

[18]《中国海关报告：1899》，转引自杨格：《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附录。

[19]《英国国会辩论记录》，第54卷，第309页。

[20]同上书，第332页。

[21]宓汝成：《中国近代史铁路史资料》，第2册，第425－426页。

[22]《英国外交部档案》，17/1361，阿尔达致外交部，1898年7月18日。

[23]《1649年以来俄罗斯国家诏令大全》，第6卷，1883年，第313页，3716号诏令，转引自张广达：《沙俄侵藏考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1期。

[24]《清季外文史料》，光绪朝，第84卷，驻藏大臣升泰奏请预防俄人勾结藏番私相馈赠折。

[25]波波夫：《沙俄侵藏政策剖析》，中译文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3期。

[26]《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第124卷，川督鹿传霖奏瞻对全境收复番官应请撤回折。

[27]《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622页。

[28]同上书，第625页。

[29]《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686－690页。

[30]同上书，第697，721－722页。

[31]《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1卷，第547页。

[32]关于寇松的生平参见罗纳尔德塞：《寇松传》（Ronaldahav，Life of Lord Curzon，London，1928）。

[33]寇松：《波斯和波斯问题》，伦敦，1892年，第2卷，第604页。

[34]寇松，《远东问题》，伦敦，1894年，第415页。

[35]同上书，第416页。

[36]寇松，《远东问题》，伦敦，1894年，第415页。

[37]《寇松远东问题》，献辞。

[38]同上书，XII页。

[39]尼科尔森：《寇松晚年》（Harold Nicolon，Curzon，the Last Phase，New York，1839.），第13页。

[40]冠松：《中亚细亚的俄国》，伦敦，1889年，第262页。

[41]同上书，第276、289页。

[42]同上书，第293－294页。

[43]同上书，第321页。

[44]寇松：《中亚细亚的俄国》，第319页。

[45]同上书，第397页。

[46]转引自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中译本，第11－12页，《剑桥英国对外交史》的引文在文字上略有不同，见该书，第326页。

[47]寇松：《远东问题》，第415－416页。

[48]寇松：《远东问题》，第427页。

[49]同上书，第395页。

[50]同上书，第410页。

[51]同上。

[52]寇松：《远东问题》，第413页。

[53]同上书，第426页。

[54]《英国议会辩论记录》，第141卷，第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