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斯滕伯格的评论

斯滕伯格的《帝国主义》是一部质量参差不齐的著作，它在结构和范围上令人印象深刻，而在实质性分析方面较为薄弱。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逻辑历史的说明，将这些不同阶段经济和政治思想上的变化联系起来的尝试，使得斯滕伯格的著作比这一时期任何其他著作都更接近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此外，他的过剩人口来源理论，触及到半个世纪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明显面对的“去工业化”背景下重新出现的问题。斯滕伯格自己并未提供任何坚实的分析，支持其有关“蜜月期”和帝国主义晚期生活水平会下降的武断的说法。马克思主义者后来争论说，国际工资的差异引起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富国对剩余价值的榨取阻碍了贫穷国家的工业发展。其他人用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大的生产率差距来解释工资差异，这种生产率差距制约了后者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斯滕伯格的著作忽略了所有这些问题。

他的经济危机理论更难令人满意。正如亨利克·格罗斯曼很快注意到的那样，他的经济危机理论建立在“一个未加分析的用图表表示的数字例子”上。斯滕伯格对卢森堡和奥托·鲍威尔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然而，和他们不同，他并没有尝试通过一个典型的再生产图式去证明他关于无法销售的剩余产品的论断的真实性。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假定，在以上第六章对罗莎·卢森堡的分析的批评，同样适用于斯滕伯格的危机理论。奥托·鲍威尔的妻子海琳，在奥地利社会党的理论刊物上发表的对《帝国主义》的评论中，明确说明了这一点，她指责斯滕伯格忽视了信贷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流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海琳认为，信贷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的扩展，可以克服比例失调。斯滕伯格的观点，如果可以应用的话，也仅仅适用于信贷尚未出现的相对原始的资本主义阶段

海琳的评论，在对任何狭隘的帝国主义的经济理论的批判上，具有独立的意义。她坚持认为，国际贸易是劳动的社会分工的一种表现形式，不是经济矛盾明确无误的迹象。由于进口必须用它们的收入支付，出口的增长并没有提供任何实现问题的解决方法，比如英国，事实上是个净进口国。在理解帝国主义斗争问题上，政治因素非常重要：

世界战争源自军事集团的罪行和轻率行为，源自哈布斯堡的王朝利益和罗曼诺夫王朝的政治威望这一事实——所有这一切都很难与通常的研究经济利益而不是社会经济状态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形式相调和。在与封建主义结盟时，资本主义可以好战，可以寻求战争并通过战争提高其利润率。但是它同样也可以是爱好和平的。

它可以通过国际卡特尔，通过国家对出口信贷担保的保护，获得比通过军事庇护能够得到的更多的利润。总之，帝国主义既无法提供治愈经济危机的良药，也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体系会衰落到一种不可避免的野蛮状态。更为重要的是，帝国主义的对抗是个十分便利的骗人把戏，其背后隐藏的是统治阶级向工人隐瞒国内阶级斗争的现实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