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伯林价值多元论的批评

伯林的价值多元论难题不是单纯的理论虚构，而是我们人类面对的实际困境。比如，谁都论证不了应当是“平等高于自由”还是“自由高于平等”，自由和平等都是人类的根本价值。当这些根本价值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没有找到一条最佳的出路。诸如此类难题引起了众多当代思想家的关注和争论，纷纷对它们做出自己的回答。

伯林的价值多元论难题激起了罗尔斯的热烈回应。罗尔斯承认，作为公平的正义同伯林的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44]。不过，罗尔斯认为，伯林规定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虽然伯林看到了不同公共善之间的冲突，但是伯林没有找到有效消除这些冲突的手段，“诚如伯林长期坚持认为的……那样，没有无缺陷的社会世界。这即是说，任何社会世界都会排斥某些以特殊方式来实现某些根本价值的生活方式。社会世界的文化和制度之本性被证明是太不适宜了。但是，这些社会必然性并不能作为任意偏袒或行不正义的理由。”^[45]伯林的自由主义“没有具体规定某种可充分量化的东西”^[46]。“在各种所珍视的价值之间不得不进行选择的时候，我们面临着这些价值孰先孰后的巨大困难，也面临着其他一些困难，而这些困难看起来并没有明确的答案。”^[47]因此，在一个公共理性框架之内，通过制度设置，尽量消除各种价值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完成对两种自由的保护，实现现实乌托邦，构成了罗尔斯一生的学术追求。

诺齐克的自我所有权观念既是对罗尔斯正义论的批判和修正，也是对伯林的消极自由观的某种呼应。当罗伯特·诺齐克提出以下核心见解的时候：“个人拥有权利，有些事情是任何人和团体都做不得的（做了肯定侵害到个人权利）。这些权利如此强大而广泛，以至于提出了国家及其官员可以做什么（如果能够做什么的话）的问题。”^[48]诺齐克实际上是把解答伯林难题的方式引向了罗尔斯的对立面上。

伯林的价值多元论思想也激起了德沃金的强烈反响。德沃金主张，政治道德理论“应当建立在对人类的伦理和道德价值、价值的地位和统一性、客观真理的性质和可能性较为全面的解释上。我们应当盼望一个包括所有核心政治价值——不仅是平等的价值，还有民主、自由、公民社会的价值——的言之成理的理论……平等不但与自由相容，而且是珍惜自由者都会予以珍惜的一个价值……这些目标与当代自由主义理论最强大的两股势力——约翰·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和以赛亚·伯林的价值多元论——在精神实质上正好相反。”^[49]伯林强调重要的政治价值之间存在着剧烈冲突，他尤其强调自由与平等的冲突。德沃金则设法要化解这些冲突，把这些价值整合在一起。因此，伯林提出的价值多元论悖论是德沃金在《至上的美德》、《法律帝国》和《原则问题》等著作中试图给予解决的难题之一。^[50]比如在司法实践中，德沃金把伯林难题重新表述为“当遇到疑难案件时是不是存在着唯一的正确答案”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在世界范围的法学和政治学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像哈特、波斯纳、洛兹、芬尼斯等法哲学家、政治哲学家和道德哲学家所关注的问题，无疑的都可以追溯到伯林的难题。

伯林的价值多元论与泰勒强调的社群主义思想形成某种呼应关系。伯林通过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诉求的否定来阐述自己的多元论见解，而泰勒则以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重新解释，尤其是对黑格尔哲学的重新解释来阐述自己的社群主义思想。^[51]在《消极自由何错之有？》一文中，泰勒提出了一种非常不同的对自由的解释。^[52]此外，泰勒区分了“消极的自由”和“消极的自由观”，进而提出了自己的自由观与伯林自由观的差异：“但是消极的自由观不像常常被人们确认的那样地等同于‘消极的自由’。”^[53]泰勒认为，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之中同样包容着多元论的思想。泰勒看到威胁现代自由的思想根源并不仅仅是形而上学的一元论信念，“现代的自由观因此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威胁。一方面，在人的非理性和本能面前，存在着对于自由的实现的绝望，甚至怀疑对自由的渴望有任何意义。另一方面，自我依赖的自由的终极空洞性似乎导致了虚无主义。”^[54]泰勒同意伯林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划分，但相信人们不可避免地要使用一些积极自由形式。他认为消极自由通常是个“机会概念”，而积极自由往往是个“操作概念”，包括了控制人的生活的实际操作。

哈耶克发展了伯林的消极自由概念，认为自由在于摆脱强制，自由的政治秩序根本不应该对消极自由设置障碍。哈耶克反对把自由建立在获得物质资源基础上，反对以经济再分配手段来增进穷人的自由。诺契克等自由至上主义者从极端的意义上理解伯林的消极自由概念，认为只有消极形式的自由才是真实的，并主张把消极自由严格地解释成不存在国家或经济制度的直接强制，把国家视为强制的唯一主体，认为国家具有直接强制的权力，并会导致最坏的专制。

B.帕雷克在《当代政治思想家》中对伯林观点的局限性作了分析。他认为伯林仅仅强调外在障碍对自由的影响，而没有讨论阻碍自由的内在障碍。伯林的多元论带有不确定性或随意性。由于伯林在定义消极自由时显得犹豫不决，前后矛盾，如他有时把它定义为一种“价值”，有时又定义为一种“目的”。这导致后人批评他的消极自由不是一个概念，而是若干概念，“是虽有历史关系却没有历史必然性的一组概念。”^[55]伯林的消极自由指的是政治自由，而这一概念含义过窄。因为政治自由包括多方面内容，如选择政府的自由，影响国家公共事物行为的自由，保持政府政策的自由，与市民讨论公共事物的自由等等。政治自由只能与他人共享或在伙伴中享受到。伯林强调以牺牲其他自由而获得消极自由，是对政治自由的一种不平衡的说明。

罗蒂对伯林的价值多元论难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罗蒂称自己的自由主义是一种“最低纲领的自由主义”。罗蒂对伯林难题采取的策略是：把所有问题都还原为政治问题，搁置哲学、道德和宗教层面的争论，“想办法使他们对民主共识的重视超过对任何其他事物的重视。”^[56]从黑格尔历史主义和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角度来对待所有争端，对未来抱着一种乐观的希望：“政治将总是与道德纠缠在一起，不过，正如政治一样，道德和宗教也得屈服于历史的成熟”。^[57]罗蒂认为，作为善与善冲突的典型形式，公正和忠诚的竞争相似于我们应当扩大还是缩小“忠诚”范围的问题。在这里，正义问题被还原为“忠诚的范围”或“忠诚的程度”的问题。^[58]忠诚主要不是对理性或合理性的追求，而是对同情心的追求：

这两个世纪最有可能被理解为不是一个深化理解合理性本质或道德本质的时期，而是一个发生了极其迅速的同情心进步的时期，是一个我们更容易为一些忧伤的富于情感的故事所打动的时期。^[59]

罗蒂甚至把解决伯林价值多元论两难的任务交给诗人而不是哲学家或政治学家，他引用了杜威的一个观点来对待那个两难：

想象力乃是善的主要工具……人类的道德先知一直就是诗人，尽管诗人们都是透过自由诗篇或偶然来说话的。^[60]

罗蒂为解决伯林难题的方案是独特而新奇的，但是仍然不失为一种极富创造性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