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经济危机与各国经济政策调整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石油价格飞涨了两倍多，从而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1973年年底，经济危机首先从英国开始，席卷了美国、加拿大、西欧和日本等国。1974—1975年经济危机的主要表现是：资本主义国家失业率增高，1975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人口达1850万，由此经济发展明显放慢，如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4%，日本的工业生产下降了20%以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了8.1%。企业破产、股市行情下跌严重，如英国股市比危机前最高点下跌了72%，超过了30年代大危机下跌52%的幅度。除联邦德国外，西方大国都出现了巨额国际收支逆差，计达392亿美元。这严重影响了国际贸易，1975年世界进口总额减少了6%。

1974—1975年经济危机回升缓慢，1976年复苏后并没有进入繁荣阶段，大多数西方大国从下半年开始，经济发展又开始放缓或停滞。资本主义世界直到70年代末，都没有进入繁荣阶段。与30年代生产过剩引发的经济危机不同，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停滞膨胀”（滞胀）的特点，即生产缓慢以致停滞，与高失业率、通货膨胀并存，同时物价又不断上涨。为了应对1974—1975年经济危机，美国等西方大国，纷纷提出解救措施。

为克服外贸逆差和“滞胀”现象，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8月宣布推行新经济政策，其主要精神是实行财政赤字。1971年和1972年年度财政赤字均高达230亿美元以上。但这未能解决“滞胀”问题。1977年卡特上台，也没有找到摆脱“滞胀”的出路。1980年里根出任美国总统，在1981年2月提出经济复兴计划，主要内容是减低个人和企业税率；削减政府开支；减少政府对企业所设置的各种规章制度；制定稳定的货币政策。这是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变，即由高税收、多规章、大开支，向低税收、少规章、小开支的政策转变。这个被称为“里根经济学”的政策实施后，美国经济逐渐发生良性变化，经济开始增长，通货膨胀率下降，就业人数增加。到1986年，美国经济基本摆脱了“滞胀”困境。

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组阁时，英国经济江河日下。从1979年6月到1981年6月，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4.6%。1982年1月，失业人数突破300万。为了克服危机，撒切尔政府放弃了凯恩斯主义政策，实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其一，全面减少货币供应，提高银行利率，紧缩信贷，削减税收，精简政府机构，严格控制并削减政府开支，减少财政赤字，以抑制通货膨胀。其二，积极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将当初收为国有的英国电话公司、铁路公司和煤气公司出售给私人，并将私营化扩大到众多经济、社会领域，包括国营企业、住房、教育、医疗等。放开市场，大幅度解除政府管制，在交通、电信、公用事业、金融、物价等领域取消或修改监控条例。其三，控制社会保障规模，在继续维护福利国家制度的前提下，逐步降低社会福利在公共开支中的比重。此外，撒切尔政府对英国公务员制度进行了改革，裁减公务员数量，强化竞争机制，防止官僚化，政府职能从管理向服务转变。撒切尔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被人们称为“撒切尔主义”。在80年代，英国经济持续增长，1986—1988年，分别为3%、4%、5%，被称为“撒切尔奇迹”。 撒切尔夫人经济政策的成功，使其再度蝉联英首相。

1969年6月，乔治·蓬皮杜当选总统。他在任内采取较灵活的政策，减少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将法郎贬值12%，促进经济发展。1974年4月，蓬皮杜病逝，卡尔·德斯坦（1926—）继任总统，雅克·希拉克出任总理，主张“自由经济”和“经济自由化”，同时实行了社会改革，如堕胎合法、避孕自由等。1981年4月，弗朗索瓦·密特朗在选举中获胜，皮埃尔·莫鲁瓦为总理。密特朗政府没有迎合当时西欧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潮流，而是进行了扩大国有化、刺激消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增加福利开支、向地方放权，加强国内各地区自治管理权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这些政策增加了政府收入，提高了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但导致宏观经济失调，不得不回到自由主义的政策上去。1984年7月，密特朗改组政府，新政府放缓经济发展速度，通过增加税收，提高公共事业收费，限制信贷，加强外汇管制等应对巨额赤字，法国经济稳定增长，出现微弱复苏；同时国际经济环境也开始好转，法国逐渐走出“滞胀”困境。

“二战”后，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和冰岛五国都是社会党执政，积极推行社会改革。与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出现的“滞胀”相反，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北欧五国出现了经济繁荣景象，特别是瑞典模式具有广泛的影响。

60年代后，瑞典经济从传统的木材工业转型，钢铁、机械制造、能源和汽车制造业迅速发展，成绩显著，80年代，瑞典 “沃尔沃”牌轿车已成为世界名车之一。瑞典的福利模式被西方视为典范，因此瑞典也被称为“福利国家”。瑞典的国家社会保险、家庭福利、社会服务和医疗保健，几乎包括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人生各个阶段；此外儿童、老人、残疾人等，还享有相应的多方面免费服务。不仅瑞典，其他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也都有所发展，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都列入社会福利之中。

北欧国家的福利制度建立在经济稳步发展的基础之上。丹麦中小型的食品和家具工业；挪威沿海的石油业；芬兰的高科技电子产品，特别是名牌手机生产等举世瞩目。高福利和高税收紧密联系在一起,如1960年前丹麦人纳的税，只占他们收入的25%，后来到了50%。用于福利费用的开支增加，使国家财政紧张。福利过高而使政府财政和企业负担加重,影响经济发展。在社会生活方面，高福利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包括精神空虚引起的酗酒和自杀等问题，总之，福利国家制度已经成为北欧国家社会发展的一个负担。90年代后，瑞典和其他北欧国家政治经济政策开始调整，逐步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实行保守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起，东亚和东南亚经济出现了快速发展，以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亚洲“四小龙”最为典型。它们利用世界经济体系调整的机遇，在七八十年代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并保持持续增长，同时基本完成了社会结构转型，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上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从1963—1978年，韩国先后实施了三个五年计划，国民生产总值翻了四番多，年均增长率达到10%。80年代，韩国的汽车、化工、造船、半导体等产业，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后，通过实施“反经济衰退计划”渡过难关；70年代，新加坡的制造业和对外贸易，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两大支柱产业。1970—1979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93%，在80年代，新加坡已经形成了以制造、金融、运输和通信为主的多元经济结构。

50年代，中国香港以中国内地为依托，实现了从以转口贸易为主，向以制造业和加工工业为主的经济转型。1960—1970年，香港产品出口值增加3.3倍。香港同时以“购物天堂”吸引世界游客，成为亚太地区新兴金融中心和旅游中心。80年代，香港大力发展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为主的电子、家电和计算机工业。1988年人均国民收入达9600美元。70年代后，中国台湾经济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化学工业，80年代，台湾经济继续平稳发展。1991年，人均收入从1980年的2344美元增加到8970美元。

“亚洲四小龙”原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后利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积极吸引外资和技术，利用本地廉价而良好的劳动力，在钢铁、造船、汽车、石化、芯片和电脑、家用电器等行业，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成为继日本之后的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但是，这种发展模式也留下许多弊端，过于依赖国际资本难以避免经济发展中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