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警惕尊皇思想回潮的同时，有一种更为精致地修复天皇与天皇制裂痕的思路，可能更值得我们关注。2014年1月份，已经84岁的日本老资格的宗教学者山折哲雄出版了《天皇和日本人》（大和书房）一书。书中最为亮点的是山折对皇室的提言：皇太子殿下，请您退位。他在书中写道：英国的爱德华八世，即后来的温莎公爵通过自己的结婚，放弃了王位和国籍，移居法国。他是唯一一个自愿退位的英国君主。在山折看来，雅子妃如果不介入国事（公）的话，就应该向秋筱宫让出皇位继承权，就像温莎公爵一样，请退位。
这里，山折的视角在于，日本的天皇制至少有两个不可忽视的原理：一个是战后民主主义和天皇制的关系，一个是在皇室中象征家族的性格与现代家族性格的问题。这两个原理都充满了矛盾。第一个原理竟然在对立与矛盾中走向融合，基本无事地走过了70年。而之所以能得以调和，现天皇与皇后的亲民形象以及向国民敞开封闭的皇室，应该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第二个原理就不那么简单了。这个原理在本质上是一个个别与一般的问题。作为现代家族中的个人，其自由与平等的权利怎样与天皇家的象征家族融合？现天皇与皇后作为象征天皇制中的象征家族，尽管已经做出了很好的样板，但问题在于个体体征所显露出的差异性。如德仁皇太子夫妇，雅子妃患有严重的适应障碍症，为此他们基本不参加各种公务活动与宫中祭祀。多少年来虽然国民对雅子妃表现出了宽容与理解的一面，但如果因此而长期不履行象征家族义务的话，好不容易走向调和之路的民主主义与天皇制的关系或许会生出破绽，从而危及天皇制的存活。
对象征家族来说，保有最小限度的仪礼、最小限度的祭祀是必须的。如新年面对前来参拜的国民，有风度地招手这个仪式，无论如何是不能省略的。但从有权保有隐私的现代家族的一面来看，尽可能地抑制过多信息的发布，尽可能地抑制过度的表现等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明治以后，天皇的身边总是不乏“幕僚”的存在。如年轻的明治天皇身边有西乡隆盛的存在，少年的昭和天皇身边有乃木希典的存在，现天皇的身边有小泉信三的存在。问题是现在的皇太子夫妇，其身边没有这样的“幕僚”存在，显得孤独无助。现天皇夫妇虽然年事已高，但忙于公务，构成了所谓的“平成流”。而皇太子则是单独公务，雅子妃以疗养为第一。所谓的“一个人公务”还将继续。
为此日本学者保阪正康在2013年5月号的《文艺春秋》撰文，题目就是《皇太子一个人公务的研究》。而最为引人深思的是，2013年4月有女性周刊报道说，从东京车站外出滑雪的皇太子一家，被一位上了年纪的男性撞上。这位男子高调骂道：“税金小偷”，“从皇室滚出去”。当然这是极端的个人行为。但如果有一天皇太子夫妇真正成了天皇与皇后的话，这种过激的反应，恐怕更会趋于表面化。这对夫妇将会陷入更为孤立的状态。从现在日本社会来看，皇太子夫妇的心绪没有被国民感受到，这是最大的问题。山折对此抱有强烈的危机感。照山折的说法，皇太子应该探索第二人生，发布退位宣言，走向自己的文化艺术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隐居起来。回归京都是皇太子夫妇不错的选择。东京这座大都市是典型的一极化，是一神教的日本样板。皇居的周围什么也没有，能窥视到的只是中心的一极化。从这点来看，京都御所周围倒有各种神佛的祭祀，构筑了多神教的西日本版图。所以山折最后说，“皇太子，请您回归京都吧。”
从表面看，山折的心绪好像是在抨击天皇制，并有看轻皇室之嫌。为此，他的言论一出，也招致了来自各方的非难。其实这些都没有捕捉到山折言论的背后，都为他的表面言论所迷惑。其实山折是个不折不扣的尊皇论者，是个不折不扣的天皇制的拥护者。他只是用他的哲学与宗教的眼光，看到了日本皇室所面临的危机，看到了天皇制被现代日本人有所健忘这个事实。为此他提出“皇太子退位论”，是想用“牺牲”皇太子来使皇室能摆脱面临的危机，从而修复天皇制与民主主义的关系，并使两者的关系更为滑润、更为渗透，从而使天皇制万古长存。
针对山折的用短疼解决长治久安的退位论，政治评论家山本峰章针锋相对地在《新潮》杂志上撰文指出，山折的皇太子退位论是愚蠢的。他犯了一个将国体与政体相混淆的基本错误。日本的天皇是国体的权威，欧洲和中国的皇帝是政体的权力。在日本天皇是国体的象征，国体等于权威和政体等于权力，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上下关系。天皇将权力委托给征夷大将军，开启幕府，但在幕府（国家）的前面有国体。这就是日本的构造，国体等于天皇。从这一意义上说，皇太子何以能退位呢？其实，愚蠢的不是山折而是山本，混淆错误的也不是山折而是山本。因为皇太子退位，既不涉及国体也不涉及政体，而仅仅是为了化解皇室所面临的危机而已。因为这个危机不化解，天皇制的永续性就显得不可能。而天皇制的不存在，国体等于权威又从何谈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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