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密状告兄登帝位

皇太极密状告兄登帝位

10．皇太极密状告兄登帝位

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在盛京(今沈阳)皇城祭天之地，皇太极身着皇服，面对叩拜在脚下的诸王公贝勒、满汉大臣、文武百官，眼望由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组成的雄壮场面，回想十年来立国安邦之业绩，缓稳地走上天坛，正式称帝，是为清太宗。从此，在中华版图上，又出现了一个与明朝并立的新的封建政权——清朝，皇太极则是这个新王朝的奠基人和第一帝。

爱新觉罗·皇太极生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之母叶赫纳喇氏聪明伶俐，待人宽厚，甚得努尔哈赤的欢心，婚后四年，生下了皇太极，努尔哈赤对这个儿子格外喜爱，取名“皇太极”，与汉族皇帝的继承人“皇太子”谐音，大概期望他将来能子承父业，振国兴邦吧。

皇太极幼年就聪明过人，凡事“一听不忘，一见即识”，越来越得父母宠爱。万历三十一年，其母病故，努尔哈赤愈加疼爱和器重已成少年的皇太极，让他协理家政。皇太极虽然年少，但其才智和政治经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锻炼，在努尔哈赤离家出征时，他把家政料理得井井有条。

皇太极受家族的熏陶，自小就随同父辈外出征战打猎，在磨炼意志的同时也获得了军事知识。皇太极自己曾说过：“在过去贫困时，无论老少，争着上进，都以行兵出猎为大喜事。那时仆从很少，大家都自己动手牧马鞴鞍，拾柴做饭，即使这样艰苦，也乐意跟着首领效力，国家的兴隆，不是经过这样艰苦奋斗得来的吗?”在努尔哈赤的训练和影响下，皇太极的意志、体魄、军事知识以及统帅和指挥的才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越来越提高和成熟起来，长大后他多次带兵出征打了许多胜仗。皇太极正是在跟随其父于统一女真族、建立后金政权的过程中逐步成长起来的，成为后金政权的开国功臣之一。(www.guayunfan.com)努尔哈赤在建立后金政权后，极力维护他的权力，时刻提防和果断削弱可能对他权力有威胁的弟弟和长侄的权力。努尔哈赤的弟弟速尔哈赤几乎与努尔哈赤有同样的生活经历和善战勇敢精神。在明朝人的心目中，二人地位相差无几。因此，在努尔哈赤需要集中权力时，二人的矛盾日益突出。速尔哈赤因势力强大，不甘心受努尔哈赤的摆布，而且速尔哈赤与明朝关系过密，这对素来与明朝势不两立的努尔哈赤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从此，努尔哈赤对其弟不信任、不重用，不断打击和削弱其势力，直至速尔哈赤死去。速尔哈赤在这一权力斗争中的失败，不仅为努尔哈赤扫清了威胁，对皇太极未来政治命运的发展也有不可忽视的有利影响。

努尔哈赤对长子褚英权力的削弱和打击对皇太极日后走向权力顶峰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褚英比皇太极大十多岁，从小就有作一国之主的抱负，他曾统率千军万马，驰骋疆场，屡建战功，不仅是后金政权的功臣，而且作为长子努尔哈赤后来也逐渐培养和锻炼他的政治才干，让他分理朝政。但为时不久，褚英孤傲自负、胸襟狭窄、处事不公的缺点暴露出来了，引起了大臣们和亲王贝勒的不满。努尔哈赤训斥褚英说：“我让你执政，你身为一国之主，却不能宽宏大量，平等待人。你使四弟弟、五大臣受欺凌，不和睦，怎么还能让你执政呢？”很快褚英就不再被信任。为此，褚英嫉恨其父，故意闹气不服统领。对父亲出征的胜败漠不关心，甚至对天诅咒父亲、弟弟、五大臣。努尔哈赤得知消息气愤至极，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监禁了褚英，两年后将他处死。皇太极在努尔哈赤废褚英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曾参加反褚英的密议，与其他兄弟上书告发褚英的劣迹，表现出对努尔哈赤的忠心，巩固了他在父亲心目中的形象与地位。

后金政权建立伊始，在努尔哈赤身边共有四大贝勒。他们可以“共议国政，各置官属”。这四人依次是：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当时，二贝勒阿敏为速尔哈赤之子，必不会被重用，三贝勒莽古尔泰为庶出，立储无望，只有大贝勒代善资格老，年龄长，有战功，有谋略，但从才能和受努尔哈赤的信任上看，还远不及皇太极。四大贝勒的这种情况，皇太极心里很清楚，因此，他自认为最有希望继位。

即便如此，皇太极还是十分谨慎从事的。代善因是大贝勒，往往受到妃子和下人趋炎附势的吹捧，行为放浪，这引起努尔哈赤的反感。而皇太极则循规蹈矩，精明强干，善理政务，又从不引起事端，上下左右均对之有好感。

天命三年(1618年)，皇太极献计攻辽宁而必先取抚顺，并亲率5000人攻陷了抚顺，连克其他诸城。明神宗遂调集大规模军队企图一举消灭努尔哈赤的后金。努尔哈赤倾巢出动，全力迎战，于是出现了历史上决定后金政权存亡的萨尔浒之战。在整个战役中，皇太极处处表现出非凡的才能和超人的勇敢。皇太极提出，针对明军分散、道路险易不同和分兵合击的战略，应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合兵分击的方法。这一战略主张是这次战役取胜的关键。在作战中，皇太极常常一马当先，率领八旗军直取明军。萨尔浒之战后金取得了胜利，皇太极立下战功。此后，皇太极继续跟随父亲努尔哈赤在与明朝的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在辽沈之战的关键时刻，当皇太极得知年迈的父亲将亲自领兵上阵厮杀，便立即上前请战说：“父汗何必亲往，我愿代父汗领兵前去决战。”结果这场战斗又取得了胜利。皇太极代父征战，勇敢无敌，立下了他人不可比拟的战功，使努尔哈赤感动之余，对他更加信任和倚重。

皇太极不仅在后金对明朝的战争中表现出出色的军事才干，而且在后金对叶赫的征战中更表现出他对努尔哈赤的忠诚和成熟的政治才干。后金政权在对明战争取得初步胜利之后，就着手夺取长期依明抗金的叶赫部。因皇太极与叶赫有血缘关系，所以在后金与叶赫的敌对中，他的处境十分微妙和复杂。但他忠于后金，配合努尔哈赤的军事斗争，对其舅金台石——叶赫部的首领进行政治攻势表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为后金领土的扩大再立功勋。此后，皇太极在援助科尔沁，争取整个蒙古的支持中，在完成努尔哈赤继续征明的一系列辽西之战中，战功卓著。

天命十一年(1626年)，驰骋战场四十三年，统一女真部落，建立后金政权的努尔哈赤去世。谁来继承汗位?努尔哈赤死前并未立嗣，也未确定嫡长子继承制。努尔哈赤曾对八子说过：“继我之后嗣登大位为君的，不要选择那种恃强恃力的人，因为这种人往往依恃暴力行事，必得罪于上天。你们八王中应选择既有才能又善于接受劝谏意见的人继承我的汗位。推选时，一定要合谋共议，谨慎择贤，特别要防止品德不端的人侥幸被荐举。嗣位后，若发现才能浅薄，不能主持正义，甚至坐视不管，应经过众议，可以把他换掉，在你们的子弟当中选取贤者为君。”依照努尔哈赤生前的这一明训，确定汗位由一直分理国务的四大贝勒中举荐产生。前面已谈及，四人中最有竞争力的是代善和皇太极二人。相比之下，皇太极无论从才能、品格、骁勇、战功及人们对他的评价上都胜过代善。这一点为诸兄弟和大臣们所承认。在推举继承人时，代善的长子岳托和三子萨哈廉便向父亲提议：“国不可一日无君，宜早定大计。四贝勒(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应速继大位”。代善自知不如皇太极，赞同说：“此吾素志也，天人允协，其谁不从。”在代善倡议下，拟定劝进书，请求皇太极继位。在众望所归的拥戴下，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一日，时年35岁的皇太极即后金汗位(1626年一1643年在位)，改次年(1627年)为天聪元年。

皇太极虽继了汗位，他既感激兄侄的拥立，也明晓自身的处境，刚继汗位便立誓曰：“皇天后土既然保佑我的皇考创立大业，今皇考已逝，我的诸兄弟子侄以国家为重，推我为君，我惟有继承并发扬皇考之业绩、遵守他的遗愿为惟一天职。我如不敬兄长，不爱弟侄，不行正道，明知非义之事而故意去做，或因弟侄微有过错就削夺皇帝赐予的户口，天地无情，必加谴责”。皇太极在行动上也如此。把三位兄长置于特殊地位，不当臣下待之，在重大的活动时向兄长行拜礼。努尔哈赤生前执政也曾是“八和硕贝勒，同心谋国”，四大贝勒按月轮值、分掌政务。今日皇太极即位，自不敢立即忽视几位兄长，而独揽大权。况三兄多年分政，已有谋政之经验和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是，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到皇太极继承汗位的时期，也是女真民族从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向封建方式过渡的时期，随着在经济上向封建制的过渡，政治上也必然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君主专制制度。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对一个继承父业、巩固政权建立新的封建制国家的皇太极来说，此种“集体执政”局面仅仅是过渡权力的暂时现象，是稳定民心、稳固权力而不得不采取的形式。天聪三年(1629年)正月，皇太极以“三大贝勒，向因值月之故，一切机务，辄烦诸兄经理，多有不便”为由，改为三大贝勒以下诸贝勒“代理值月之事”，开始削弱三大贝勒的权力。同时，又设“八大臣”、“十六大臣”，他们或与诸贝勒偕坐“共同议政”，或“佐理国政”，或专责“出兵驻防”，从而也限制和削弱了八旗诸贝勒的权力。使最高统治权由原来的梯形结构开始转变为以皇太极为塔顶的金字塔形结构。

眼前的权力威胁减小了，但皇太极十分清楚，八旗旗主仍握有相当大的权力，一日不消，难以成君。汉官胡贡明及时向皇太极上奏曰：“有人必八家分养之，土地必八家分据之，即一人尺土，贝勒不容于皇上，皇上亦不容于贝勒，事事掣肘，(皇太极)虽有一汗之名，实无异于黄旗一贝勒也”，如不改变这种局面，“总借此强兵，进了山海关得了中原，臣谓不数年间，必将错乱不一，而不能料理也”。这些话与皇太极的想法不谋而合。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时代创立的一种军政合一的制度，原来，女真人的生产和军事行动，是依族和寨而进行的，每十人为一基本单位，头目称为“牛录额真”。实力壮大后，努尔哈赤便规定每三百人为一牛录，“牛录额真”下设“代子”二人为副头目。五个牛录置一“甲喇额真”，五个甲喇额真就组编成一个“固山(旗)”。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只有黄、红、蓝、白四旗，万历四十三年，增设了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四旗，就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旗了。努尔哈赤是八旗的最高统帅，他的子侄则是各旗的统帅(称“和硕贝勒”或“固山贝勒”）。八旗制度加强了努尔哈赤的王权，与过去以族、寨为单位的结构相比，显然进步了许多。但到皇太极当权时，后金的政治经济、军事、疆域已远非建立之初的规模了，而皇太极又无努尔哈赤那种至高无上的权威，因此，要巩固政权，必须要加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必先进行政治改革。以胡贡明为代表的汉官们纷纷上书，出谋献策。皇太极顺应历史潮流，对中央政权进行了改革。

依据汉官宁完我的建议，天聪五年(1631年)七月，皇太极仿明制设立户、吏、礼、兵、刑、工六部，以贝勒管部事，设承政、参政，改变了君主之下有八旗之主，君主却无权的状况。同时，还设启心郎，其职责是：见管部事贝勒所行不善，应启迪其心忠勤国事，从而约束了管部事贝勒们的行为。设立六部除有效地加强了君权外，还提高了后金政权的办事效率。从前，满洲贵族办事并无章法，议政无序，很难适应规模日益庞大的政权运转和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皇太极为此设立了文馆，掌管出纳奏章。

皇太极即位便提出了“治国之要，莫先安民”方针。他说：“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皇太极改变了从前视汉人为奴的政策，实行编户为民，分屯别居，选择清正的汉宫管辖。汉人不仅有了自由，而且由受满族统治变为自己管理，缓和了与满人的矛盾。皇太极不仅安民，而且养民。他对归降的汉人(包括其他民族)不杀、不辱，一律妥善安置，包括给土地、房屋、甚至配给妻室。在同明交战中俘获的大量汉族百姓，都被较好地安置到各屯堡，从事农业生产。对于在战争中俘虏的明兵，除少量赏赐各旗有功将官，在部分是由官方统一分到各级将吏那里抚养，有的配以妻室，使之有家可归。为使这一政策得以彻底实行，特定出法律，惩办伤害归降汉人的各种犯罪行为。皇太极对汉官也甚为优待，给以信任、量才使用。他对范文程的作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明朝名官范文程才华超群，归降后金后一直不被努尔哈赤重用。皇太极则认为他可以利用，让他参与军政大计，对他也十分尊敬。凡议奏都必与范商议。范文程起草的敕书、文书等皇太极都不必阅目。皇太极改革官制、加强君权等都是吸收了汉官的建议。因为在政权建设方面，明朝早有一套完善的中央集权体制，汉官又深知明朝制度的弊端，因此根据明朝的典章制度，可以避弊就利，提出了不少极为有利的建议，除设立六部等政治制度外，还有开科取士、荐举人才等作法，都为后金所采纳。汉文也逐渐成为流行的文字传播开来，为后金更快更好地吸收汉文化、完善政权，打下了必不可少的基础。皇太极利用汉宫的一些优势，除让其参与军机外，还将汉兵编为八旗。汉军八旗精于火器，弥补了长于骑射的满洲八旗的不足。皇太极还曾亲自检阅新编汉兵演习，“使验放火炮鸟枪”，果然，汉军器械精良，操演娴熟，以帑金大加奖赏汉军军士。在皇太极的后期，八旗兵制业已是以满洲八旗为主，并包括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所组成，后金政权中也包括蒙古人和汉人，后者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皇太极巩固和发展后金政权，除在内部制度上进行改革外，对外继续完成努尔哈赤尚未完成的事业，东征朝鲜、北联蒙古，西平辽锦，从而使后金政权牢不可破，为最终入关代明打下基础。

皇太极在拓宽后金地域，改革完善政治制度的同时，没有忘记进一步加强君权，削弱四大贝勒的势力。首先是二贝勒阿敏，他也是后金创业功臣。但是他以功自居，曾在皇太极即位之初，因羡慕明朝皇帝所居宫殿的豪华，竟要挟皇太极同意他出居外藩另树旗帜。皇太极对此十分不满。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攻克永平、滦洲、迁安、遵化等城后，次年三月，命阿敏等守卫。不久，明主帅孙承宗等反攻，阿敏不作抵抗，屠杀城民后弃城逃跑，以前，皇太极念其有功，对阿敏一向傲气十足、不服管教、多次擅做决定、破坏纪律违反军令的行为，总采取容忍态度，多是训斥，未加治罚，即便这样阿敏也十分不满。皇太极抓住阿敏弃城一事，决不放过。他历数阿敏十六条罪状，其中丢弃永平、肆杀降民为最大，平时种种过错也—并揭发出来。经众议，都认为应处死。但皇太极念其为开国功臣，免除一死，处以幽禁。

天聪五年八月，三贝勒莽古尔泰与皇太极发生争执。后金军围攻大凌河城时，皇太极对三贝勒说：“朕听说你所部每有派差往往违误”。莽古尔泰不服，说：“我所部凡有差遣总是比别人多得多，何曾违误?”皇太极毫不客气地说：“果是如此，就是诬告，朕严加追究。如果是事实，就将置于法。”莽古尔泰顶撞皇太极说：“皇上奈何独与我为难，只因你为皇上，我才承顺，然你却不以为足，欲杀我耶？”竟拿出佩刀以示威胁，莽古尔泰的这种态度，反映了他根本不把皇太极放在眼里。他自恃为兄长，可以与皇太极争辩乃至动手。皇太极当时强忍没有发作，在大凌河战役之后，便革去莽古尔泰大贝勒爵位，降为一般贝勒，罚银一万两入官。这年年底，参政李伯龙提出：应把朝贺时各大贝勒与皇太极并座的体制，改为皇太极一人南面中坐，“以昭至尊之体。”于是，皇太极让诸大臣贝勒议论。代善深知皇太极之用心，建议说：“我等奉上居大位，又与上并列而坐，甚非此心所安。自今以后，上南面居中坐，我与莽古尔泰侍坐于侧，外国蒙古诸贝勒坐于我等之下，方为允协。”诸贝勒大臣也无异议，皇太极顺势准奏。第二年，正式废除旧制，改为“南面独坐”。这种形式的变化，反映了皇太极的地位和权力向封建君主权力跨进了一大步。不久，莽古尔泰因不愿臣服而气死。

二贝勒、三贝勒被清除后，只剩下大贝勒代善了。天聪九年九日，皇太极率诸贝勒迎接多铎征服察哈尔凯旋返京当天，代善擅自率本旗人员行猎，并宴请素与皇太后有旧恨的哈达公主莽古济格格，还赠之以财帛。这使皇太极极为气愤，认为代善此举，别有用心。数日后，召见诸贝勒大臣及侍卫，借此机严厉谴责代善，历数其过失：“今正红旗固山贝勒视之处甚多。大贝勒(代善)以前随朕征明，违众欲返；征察哈尔时，又固执欲回。„„在赏功罚罪时，他偏袒本旗；朕喜欢的人他厌恶；朕厌恶的人他喜欢，这岂不是离间上下关系吗?代善诸人借弓放鹰，擅杀民间牲畜，贫民何以聊生„„?”说完，又付诸贝勒表示对代善决不让步，并以辞位迫使诸贝勒一致谴责代善，使代善权势一落千丈。天聪末年，皇太极实际上已控制了八旗中的大部分权力，结束了八王共治的局面，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使自己成为名副其买的君主，从而使后金政权完成了封建化的进程。

天聪九年十二月，诸贝勒大臣受得到玉玺的启发，决议请皇太极应天命，定尊号。皇太极推辞说，成大业前，若先受尊号，恐怕天以为非。贝勒反复上奏，立誓修身谨慎行事，以尽臣道。汉官们也劝说道：人要随从天象行事，获得玉玺，各处归服，人心归顺，受尊号，定国政，才合天意。几天后，以代善为首的诸贝勒对天发誓：效忠君王。外藩诸贝勒也要求皇太极上尊号。天聪十年(1636年)，外藩蒙古十六部四十九贝勒朝见皇太极，又与满汉官员联合奏请上尊号，承认并归顺其统治。皇太极则以“顺天应人”的姿态，正式当了皇帝，史称清太宗。他的登基祝文曰：“惟丙子年，四月十一日，满洲国皇帝、臣皇太极敢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神曰：臣以眇躬，嗣位以来，常恩置器之重，时深履薄之虞、夜寐夙兴，兢兢业业，十年于此，幸赖皇穹降佑，克兴祖、父基业，征服朝鲜，混一蒙古，更获玉玺，远拓疆土。今内外臣民，谬推臣功，合称尊号，以副天心。臣以明人尚为敌国，尊号不可遽称，固辞弗获，勉徇群情，践天子位，建国号曰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窃思恩泽未布，生民未安，凉德怀惭，益深乾惕，优惟帝心昭鉴，永佑家邦。臣不胜惶悚之至，谨以奏闻”。从此，皇太极成为清朝的皇帝——清太宗，实现了他多年的帝王之梦。

皇太极登基之后，继续为推翻明朝做准备。一面继续巩固皇权，完善机构设置，如设立理藩院、改文馆为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宏文院)，类似明朝的内阁；一面与明廷交战，破坏其有生力量。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极患病卒死，时年5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