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儿子争皇位

有没有自己的儿子，关系到后妃在帝王心目中的地位。然而，对她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只有儿子成了法定的皇位继承人，将来才能做上皇帝，才能一方面确保自己目前在帝王眼中无可争宠的地位，一方面为将来登上皇太后的宝座预定所有权，真正“母因子贵”。于是围绕着太子的名位，有儿子的后妃之间展开一场场勾心斗角乃至你死我活的角逐，其激烈程度决不亚于她们对皇后凤冠的争夺。

◎“嬖子配嫡，乱之本也”

在中国君主制下，尽管嫡长子继承制是皇位继承法的主导原则，但实际情况却远为微妙复杂。这是因为，首先，这一主导原则还往往附加有贤明等条件，而贤明的标准则相对模糊，主要取决于皇帝的判断。其次，皇后废立在君主制下并不鲜见，嫡子与庶子的身份互换也就应运而生。再次，在皇后无子的情况下，哪个妃嫔的儿子可以成为皇位继承人，更是由帝王、后妃、皇子乃至宦官与外朝大臣等多种力量进行政治交易或权力角逐的结果。

后妃制往往造成帝王的多妻多子。不妨列举些数据：秦穆公生子四十，北燕主冯跋的儿子竟达百余人，宋孝武帝二十八子，陈宣帝有子四十二人，明太祖也有二十六子。在众多的子嗣中，几乎每个皇子都把眼睛盯住了父亲的皇位。与此同时，他们的母亲也鲜有不为亲生儿子竭力争夺皇位继承权的。不妨先说一个例子。

春秋时，鲁文公长妃齐女哀姜生下两个儿子，太子恶与公子视。次妃敬嬴更受嬖爱，生公子俀，私下交结执政大臣襄仲，把儿子托付给他。鲁文公死后，理应太子恶继位，襄仲杀太子恶与公子视，拥立公子俀，这就是鲁宣公。儿子被杀，哀姜回归父母之邦齐国，这一去，也不可能再回鲁国了。临行时，哀姜哭着过街市，悲怆地一再喊道：“老天啊！襄仲无道，杀嫡立庶。”市上的人们都为这位丧子去国的嫡夫人流下了眼泪，鲁国人就称她哀姜。哀姜的悲哭，在皇位继承权的争夺中，至多赢得一掬同情之泪，完全无关乎战局的胜败。

早在周桓王时，辛伯就指出：“内宠并后，外宠贰政，嬖子配嫡，大都偶国，乱之本也。”所谓“内宠并后”，就是指帝王宠幸的妃嫔几乎与皇后势均力敌；而所谓“嬖子配嫡”，就是指这些受宠妃嫔之子足以与嫡太子分庭抗礼。

春秋时，郑国立太子，国君问郑昭说：“太子怎么样？”郑昭回答道：“太子还没有出生呢？” 国君道：“太子已立，你却说还没有出生，为什么？”回答道：“太子虽立，你却好色不已，新宠爱姬生了儿子，你一定喜欢他，喜欢就要立为嗣君，所以说太子还没生。”

韩非子是中国君主论集大成的思想家，他也认为，“后妻贱而婢妾贵，太子卑而庶子尊”，就会内外乖张，内外乖张就会败亡。辛伯、郑昭与韩非无不深刻指出，为争夺皇位继承权，后妃与她们的皇子们联合起来展开殊死搏杀的必然性，往往造成政乱国败的严重后果。

◎改立太子怎么办？

改立太子，几乎历代都有其例。在儿子的皇位岌岌可危之际，他们的母亲将如何应对呢?

春秋时，晋襄公去世，太子夷皋年纪尚幼。国相赵盾主张拥立长君，他认为，倘若册立正在秦国的襄公弟弟公子雍，可以结援秦国。大臣贾季则主张改立正在陈国的公子乐。于是，双方各遣使者去迎接公子雍与公子乐，赵盾还派人在半路截杀了公子乐。夷皋的母亲穆嬴获知废嫡之议，抱着太子在朝堂上没日没夜地哭泣呼号：“先君有什么罪，他的嗣君又有什么罪。丢下嫡子而外求国君，你们准备把这孩子放到哪里？”散朝，她抱着太子到赵盾那里，叩头说：“先君把这孩子托付给你，现在言犹在耳，你却踢开了他，这是为什么？”哭哭啼啼，没完没了，赵盾与其他大夫怕穆嬴逼闹，不得不背弃初衷，拥立太子继位，是为晋灵公。穆嬴用眼泪哭回了儿子的王位。

刘邦还在做泗水亭长时，他的夫人吕氏就请人看过相。那术士说了番“夫人天下贵人”的话头后，指着她的儿子说：“你之所以大贵，就因为这个儿子。”刘邦做了汉高祖后，她成为皇后，其子刘盈自然立为太子。高祖本来就是酒色之徒，又宠上了戚夫人，吕后成了过气的黄花菜，俩人连见面次数都很少。

太子刘盈为人仁弱，高祖认为不像自己，而戚夫人所生的赵王如意却像自己，于是颇有改立的打算。戚夫人瞅准时机，以眼泪为武器，日夜啼泣，请高祖改立如意。不过，碍于公卿大臣一再谏阻，好几次都没成功。

有一次，高祖与群臣又议及此事，大臣谏争都没效，御史大夫周昌廷辩得最激烈。他素有口吃，激动之下更说不连贯：“臣期期知其不可。即使陛下要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汉高祖看到他结结巴巴地竭力反对，也忍不住笑了，便暂时作罢。吕后在殿后听到这番议事，退朝后见到周昌，也顾不上皇后的尊严，一骨碌跪下去，感激道：“没有你，太子差点被废了！”

不过，高祖仍未打消易储的念头。不得已，吕后屈尊向张良请教。张良说：“商山有几个隐士，誓不仕秦朝，号称商山四皓。太子如能以谦恭的言词请他们出山，入朝一次，就什么都不愁了。”高祖破英布还朝，决意改立，设宴置酒，命太子陪侍，只见其旁有四个须眉皓白、衣冠伟岸的老人一起前来祝贺，他们就是商山四皓。高祖惊讶问道：“我得天下时，你们不到。现在却随我的儿子出入，为什么？”四皓说：“陛下傲慢，我们以入朝为耻。太子贤明，我们情愿辅佐他。”

罢朝后，高祖半天不说话，最后对戚夫人长叹道：“太子羽翼已成，难以动摇。”戚夫人也凄怅泣涕。高祖说：“你为我击筑，我为你唱一首楚歌吧。”歌辞曰：

鸿鹄高飞，一举千里。

羽翼已就，横绝四海。

横绝四海，又可奈何？

虽有矰缴，尚安所施？

吕后终于保全了儿子刘盈的太子地位，他就是后来的惠帝。

司马衷是晋武帝与杨皇后的儿子，堪称历史上有名的白痴。有一次，听到虾蟆叫，他便问侍者道：“这叫的虾蟆，是官家的，还是私人的？”侍者哭笑不得，只得说：“在官地上，就是官虾蟆；在私地上，就是私虾蟆。”就是这样整一个白痴，因是皇后所生，便以嫡长子身份立为太子。知子莫如父，晋武帝也明白儿子没有能力治理国家，就与杨皇后说起打算改立太子。儿子是自己的好，管他是不是白痴，杨皇后也要为儿子争皇位，就说：“立嫡以长不以贤，不宜轻易改立吧！”

后来，杨皇后染病不起，她知道妃嫔中就数胡夫人最得宠，唯恐自己撒手人寰后，胡夫人继立为皇后，这样的话，儿子的太子位就难说了。临终之际，杨皇后把头枕在晋武帝膝上，悲凄地恳求：“我叔父家的堂妹德色俱备，请陛下答应我，让她备位六宫吧！”武帝听从其遗言，将其堂妹杨男胤册立为皇后。杨皇后临终荐妹，良苦用心就在于力保儿子的皇位继承权。

晋武帝

◎为儿子夺位的春秋战例

在立太子问题上，皇后所生儿子虽有立嫡优先权，其他妃嫔却不会让自己的儿子主动弃权。于是，为了儿子的继承权，后妃之间展开了一场场鹿死谁手的争夺战，勾结宦官，援引朝臣，纵横捭阖，翻云覆雨，从诬陷到杀戮，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惜以国家动乱为代价。在权力角逐上，女性的心机与能力决不逊色于男子。

卫宣公与庶母夷姜通奸，立夷姜为夫人，生下了伋，便立其为太子。卫宣公为太子伋娶妻宣姜，见她长得美丽，便占为己有。夷姜羞恨交加，上吊自尽。宣姜生下了公子寿与公子朔，处心积虑为公子寿谋求继承权，不断在宣公前说太子伋的坏话。有一次，宣姜派人与太子伋乘舟过河，准备到中流时把船弄翻，淹死太子。公子寿知道后，便与太子同舟，迫使舟人没法下手。

自从夺了儿媳，宣公对太子伋总看不顺眼，也准备废立。对宣姜的谗言，他十分听得进，命太子伋出使齐国。宣姜与公子朔密谋，以四马白旄为太子的车旗标志，再派杀手在边境上行刺。公子寿又从母亲那里知道了暗杀计划，劝太子伋不要出使。太子伋说：“不能违背君父之命而求活偷生。”饯行时，公子寿殷勤劝酒，灌醉了太子，自己取太子白旄出发了。太子伋酒醒，赶到边界，见公子寿已被杀死，才知道他是代己受死的，便对刺客道：“他们要杀的是我，他有什么罪？请你杀我吧！”他也最终被害，成全了公子朔的嗣君地位。为让儿子做上国君，诽谤与暗杀，宣姜都用上了，反使亲生儿子公子寿蒙难。在宣姜与公子寿母子身上，人性的善恶竟形成如此鲜明的对照。

晋献公夫人齐姜生下了太子申生后，就早早地去世了。献公又娶狄人狐氏两姊妹，分别生下公子重耳与公子夷吾，都有贤名。晋献公攻打骊戎，骊姬姊妹被俘入宫，颇受宠爱。骊姬生了奚齐，也想让自己的儿子取而代之成为太子。她贿赂了献公的男宠梁五与东关嬖五，让他们向献公建议，命申生、重耳、夷吾出守曲沃、蒲与屈，以使献公父子疏远，方便自己进谗。

献公爱母及子，也心存废立，对骊姬道出了意向。骊姬为了儿子的继承权，早就与中大夫沆瀣一气。但她感到时机尚未成熟，就假惺惺地哭着说：“太子之立，诸侯都知道。他多次领兵，百姓归心，怎么能因我的缘故而废嫡立庶呢？你一定要废立，我就自杀！”此后，骊姬表面上称誉太子，背地里却让人谮毁太子申生，为改立奚齐大造舆论。

一天，骊姬对太子说：“国君梦见你母亲齐姜，你快到曲沃去祭一祭母亲吧！”祭毕，太子把祭酒祭肉带回来献给献公。献公正在出猎，酒肉在宫内放了六天。献公回宫，骊姬先在酒肉里下了毒，然后端给献公。献公酹酒祭地，地上就凸起如坟堆，扔肉给狗吃，狗立马倒毙在地。骊姬哭着说：“太子多狠心哪，连父亲都要杀害，何况别人呢？你已经老了，朝不保夕，他都等不及，还想加害你！太子之所以这样做，只为我与奚齐的缘故。我母子俩宁愿躲避到别国去，或者早点自杀，免得让太子给吃了。当初你想废他，我还不同意呢！现在，才知道错了。”

盛怒之下，献公要杀太子，太子出逃到曲沃。有人劝太子说明真相，太子说：“我如说明真相，骊姬就会死。我们的君父老了，没有了骊姬，他会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我为什么要让他抱憾而终呢？”说完，拔剑自杀了。骊姬干脆来个斩草除根，说公子重耳与夷吾也参与了阴谋。两位公子听到这消息，各自逃回守地蒲和屈，不久相继离国出逃了。骊姫老谋深算为儿子争太子位，终于如愿以偿，奚齐稳稳当当做上了太子。但晋国自此开启了长达十余年的内乱期。

◎调动出最毒辣的手腕

在皇后先有嫡子的情况下，嫡子毕竟优先享有继承权。宠妃爱嫔在大义名分上稍逊一筹，便须通过君主废嫡立爱来兑现自己儿子的继承权。倘若皇后未生嫡子，妃嫔所生的儿子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尽管“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也是立皇太子的原则，但立长还是立爱，比立嫡还是立庶，所遇到的麻烦少得多。故而，那些有子的妃嫔，也就争相在皇帝面前献媚夺宠，为儿子的皇位，施展出女性的全部魅力。与此同时，她们间互相厮杀，也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感情上的争风吃醋与政治上的争权夺位相交织，鼓荡起她们最大的仇恨心理，调动出她们最毒辣的权斗手腕。

春秋时，楚共王没有嫡子，五个嬖姬所生的儿子都很受宠爱。共王不知道该立谁，就遣使持玉璧遍祭名山大川，祈祷山川神灵代他择定继承人。祭祀完毕，他就偷偷把玉璧埋入祖庙的庭院，让五个儿子斋戒后依长幼次序进去下拜。长子下跪时，两脚各跨玉璧的一边；次子匍匐时，胳臂放在玉璧之上。还有两个儿子离璧很远。幼子还小，抱着下拜时，两次都压在璧纽上。但楚共王最后把下跪时两脚各跨玉璧一边的长子立为太子。当时有人认为楚共王既放弃了立长的旧礼，又违背了压璧的天命，“楚其危哉”！楚共王在群姬争宠的情况下，全无主见，乞灵神卜，其后果然导致了灵王之乱。

赵丽妃才貌双全，能歌善舞，大受唐玄宗的宠爱，她的儿子也曾被立为太子。然而，武惠妃逐渐宠倾后宫，连王皇后也失宠被废。惠妃生了好几个儿女，活泼可爱，却都先后夭折。她生下寿王李瑁后，不敢在宫中哺育，而寄养在外，十岁左右才入宫。其后，她又生了一子二女。在争宠夺爱的过程中，武惠妃击败的对手，除赵丽妃外，还有皇甫德仪与刘才人，她俩也都是以美貌获宠的。

开元十四年（726），玄宗准备立武惠妃做皇后。有臣下上疏说：“皇太子不是武惠妃所生，她自己又有儿子，如立为后，就会危及太子的地位，国家会动乱的。”这才作罢。尽管寿王子以母贵，玄宗钟爱他也远超过其他的儿子，但皇甫德仪所生鄂王，刘才人所生光王，也都风姿朗秀。他们与太子李瑛，都是武惠妃为儿子寿王争夺皇位的最大障碍。因生母失宠，太子与鄂王、光王也颇有怨意。武惠妃的女婿杨洄揣摩到岳母的心思，搜集了太子与二王的短处，添油加醋，说他们公然散布涉及惠妃的流言蜚语。这一苦肉计果然有效，惠妃向玄宗哭诉：“太子私结党羽，准备加害我们母子，也指斥皇帝你。”玄宗大怒，召来宰相，议废太子、二王。中书令张九龄列举晋献公听骊姬之谗，汉武帝信江充之诬等前车之鉴，说：“父子之道，天性；即使有过失，还应该遮掩一二。何况太子无过，二王也贤，陛下为什么一定要弃绝三个儿子呢！”武惠妃知道张九龄谏阻，私下派人对他说：“有废有兴，你如果援立，宰相之位就可以长坐下去。”张九龄叱退来人，奏禀了这一情况。玄宗黯然无语，这才暂时打消了废立的念头。

武惠妃为儿子争夺继承权，竟然构陷了如此心狠手辣的冤案。也许受到良心的谴责，人性中的善恶交战不断折磨着她。此后，她不断见到这三人的鬼魂在宫中作祟，惊恐不已，生了大病。于是，召来巫者为他们祈祷改葬；还射杀了对三庶人行刑的刽子手。即便如此，三庶人作祟现象仍持续不断，当年年底，武惠妃便在恐惧惊怖中一命呜呼。

徐贤妃与徐淑妃是前蜀主王建的妃子，姊妹俩因姿色绝代而深受宠幸。大徐妃生子王衍，封郑王，在兄弟中排行最后。王建所立太子死，他认为儿子中豳王宗辂外貌最像自己，信王宗杰才德最为突出，准备二者择立一人。大徐妃知道后，就让宦官飞龙使唐文扆买通相士，在王建命他遍相诸子时，极口称赞郑王之相最贵。唐文扆受大徐妃指使，将黄金百镒赠送给宰相张格，让他上表请立王衍。张格谎称奉受密旨，连夜把奏表让朝中群臣署名。当张格把表章递上去时，王建认为群臣都希望立王衍，没奈何只得同意。

不过，王衍沉溺声色犬马，王建亲耳听到他斗鸡击球的喧哗声，感叹道：“我百战立下基业，这种人难道能守住吗？”他尽管心存废立，却因大徐妃在后宫为太子做主，未能付诸行动。不久，最有才德的信王暴死，王建怀疑大徐妃下的毒手，却查无实据。不到四个月，王建也死了。据说，大徐妃与张格等在鸡馅大饼中下了毒，王建吃后腹泻而死。为了让儿子的皇位不至于得而复失，为了不让王建生疑而罹祸，大徐妃不惜对宠幸自己的君主下毒手。在权位争夺面前，哪里还有感情与人性残存的余地！

◎反误了卿卿性命

后妃为儿子争继承权，是君主制下权力斗争的特有形式。打开一部宫廷史，有不少后妃在这场角逐中胜出，保住了儿子的皇位，也确保了自己的皇太后宝座。然而，也有不少后妃，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春秋时，齐灵公的嫡夫人没生儿子，便将其媵侄女生的公子光立为太子。在灵公的嬖姬中，有仲子、戎子姊妹，戎子最受宠爱。仲子生了公子牙，便把儿子托付给了妹妹。戎子恃宠让灵公改立公子牙为太子，灵公一口答应。仲子却激烈反对道：“太子光已为诸侯所认可，现在没有大罪而改立太子，这是废弃常规，蔑视诸侯。我若不为儿子谦让，就是大祸的萌兆。你一定会后悔的。”齐灵公满不在乎地说：“一切由我来承担。”便把太子光打发到东部边境上，改立公子牙为太子。

齐灵公病危时，强权大臣崔杼把太子光迎回国都，重立他为嗣君，就是齐庄公。齐庄公派人杀了公子牙，还杀了庶母戎子，陈尸朝堂。齐庄公这样做，是对戎子谮废自己的一种报复。春秋时，这种做法不合礼法，当时对妇女即便诛戮，也不能陈尸示众。相对戎子来言，仲子不为亲生儿子争王位，不恋权位，识大体。然而，在宫闱史中，像仲子那样的后妃颇为鲜见，多的倒是戎子那样的后妃，为了自己的权力与儿子的王位，权欲熏心而利令智昏。

十六国北燕主冯跋病危，命太子冯翼摄国事，统兵听政，以防非常事变。冯跋宠妃宋夫人私下打算让儿子冯受居继承王位，因此十分讨厌太子听政，便故意对冯翼说：“主上的病就会痊愈，你干吗迫不及待地取代父亲，君临天下呢？”太子生性仁弱，就回东宫，每天三次前来省视父病。宋夫人伪称奉诏，只让宦官与司阍传递消息，隔绝了外朝与内宫的往来。太子翼及百余名皇子，包括大臣在内，都不能入见冯跋。其时，只有中给事胡福一人专领禁卫，可以出入。他担心宋夫人废立阴谋得手，便对冯跋的幼弟，司徒、录尚书事冯弘说了宫内情况。冯弘以此为借口，率披甲壮士入宫，禁卫不战而散。宋夫人闭东阁死守，也被突破。冯跋惊惧而死，太子翼领东宫兵迎战失败，也被处死。随后，冯弘杀戮了自己百余个同父的兄弟，宋夫人与儿子冯受居也未能幸免。

◎为儿子争皇位引起的政局动荡

后妃为儿子争皇位的角逐，成为宫廷政变与朝堂党争的祸因之一，脆弱的君主政治也往往因此陷入动荡的困境。绵延晚明数十年的“争国本”与“梃击案”、“红丸案”，追溯其始因，就是明神宗万历帝宠幸的郑贵妃为儿子争皇位。

明神宗王皇后正位中室四十余年，既不为明神宗所爱，也一直没生过儿子。神宗与母亲李太后宫中一位王姓宫女发生过关系，事过境迁，他早忘了此事。宫人却为他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这位宫女虽经李太后干预封为恭妃，却始终失宠于万历帝。神宗最宠爱的妃子姓郑，她在万历十四年（1586）生下了皇三子朱常洵（在这之前，皇二子幼年夭折），万历帝立即晋封她为皇贵妃，名位仅次于皇后。

对此，郑贵妃心领神会：母可以子贵，子也可以母贵。她的地位既然远超出皇长子母亲王恭妃而逼近皇后，神宗实际上已把她的儿子视同嫡子。按照传统礼教，“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既然皇后无嫡子，皇位就该由皇长子继承；现在，皇长子的生母多年没有晋封，而郑贵妃生皇三子，却马上位次皇后，神宗废长立爱的意向一目了然。这时又传出了所谓“玉盒密约”。说郑贵妃生子前曾赴大内大高玄殿，向真武神祈求子嗣；皇三子降生后，她邀万历帝行香还愿，特请他立下密誓，立其子为皇太子；神宗御书誓词放入玉盒，赐给郑贵妃作为凭信。

朝臣们立即强烈回应。户科给事姜应麟率先援礼力谏，一方面批评皇帝晋封郑贵妃，为生下皇长子的王恭妃抱不平；另一方面指出：立皇太子是天下之本，储位一定，则一切可以据礼而行。万历帝气恼之下仓促批道：“立储自有长幼，姜应麟疑君卖直，可降极边杂职。”姜应麟虽被贬官，但“立储自有长幼”的圣旨却让明神宗、郑贵妃作茧自缚，只得采取拖延立储的战术，进而强调立嫡不立长的主张。用意无非指望病殃殃的王皇后一旦撒手，就立郑贵妃为皇后，皇三子也就名正言顺成为嫡子，皇太子就非他莫属。在立储之争上，广大朝臣与李太后主张立皇长子，这派在人数、舆论与礼数上都占据优势。然而，郑贵妃与少数朝臣主张立皇三子，这派却有神宗的支持。两派旗鼓相对，国本之争也就成为贯穿万历朝的朝政大事。

明万历帝

在皇长子冠婚问题上，双方又有激烈的较量。立爱派主张暂缓立储之议，先行冠婚之仪。立长派认为只有先立太子，才能决定朱常洛冠婚的礼仪是按皇太子还是皇长子的级别进行。双方僵持不下，冠婚之议竟拖延了五年。朱常洛二十岁时，朱常洵也到十五岁的冠婚年龄了。明神宗知道，再拖下去，自己尽管钟爱皇三子，其冠婚也将遥遥无期。生母李太后又坚持立长，没有太后首肯，皇太子是不可能册立的。恰在这当口，郑贵妃与明神宗的感情上有一次小小不愉快，促成万历帝向立长派妥协。万历二十九年（1601），立皇长子为皇太子，完成了冠婚之仪；同时，封皇三子为福王。据说，册立太子后，明神宗派人向郑贵妃取来那只放有密誓的玉盒，封识依旧，打开后，纸上誓词却被蠹虫蚀食净尽，只剩下残缺不全的四张白纸。万历帝悚然惊惧，这一偶然现象也让他在易储问题上不敢一意孤行。

皇长子立为皇太子，对郑贵妃不啻致命一击。她原本指望宠爱她的皇帝能力排众议，力挽狂澜。她也曾梦想取王皇后而代之，但在神宗生母李太后那里首先通不过。李太后对王皇后印象特好，说她端庄恭谨，持身有节。万历帝对母亲是敬畏的，尽管他从未把王皇后放在心里，却始终不敢废后。郑贵妃巴望王皇后早死，可以名正言顺地册立为后，儿子的皇位之争也就迎刃而解。然而，王皇后身子虽弱，供奉也差，怡然静处倒也活得挺长久，在神宗死前几个月才去世。于是，郑贵妃转而乞灵于阴谋诡计。

早在万历二十六年，郑贵妃从万历帝处得到一本专讲历代妇德的小册子，题名“闺范图说”，图文并茂，是山西按察使吕坤辑录的。读完后，她写了一篇序，让她的侄子郑承恩拿去刻印流传，新刊本把郑贵妃也作为妇德典范补了进去。有一个与吕坤有私隙的人，为新刊本写了个跋语，题名《忧危竑议》。跋语说此书所载的东汉明帝马皇后，也由宫人进位中宫皇后，暗示郑贵妃也将如此；而郑贵妃刊布的用意，就是以此作为自己儿子代立为太子的根据。这篇跋语揣摩郑贵妃的用意不无可信，但根本目的却是把私敌吕坤放到千夫所指的立长派地位上。过了五年，又流传开了一篇名为《续忧危竑议》的文章，托名“郑福成”，大谈废立太子问题。这时，皇长子已立为太子，皇三子也早立为福王，“郑福成”影射郑贵妃之子福王必定成功。文章还说神宗让朱赓入阁任大学士，“赓”就是“更”，意味着万历帝也打算改立皇太子。朱赓为了洗清干系，把这篇文章进呈“圣断”。大怒之下，万历帝命锦衣卫查捕主犯，一时间，妄告滥捕，弄得朝野人心惶惶，国本之争与党争倾轧搅和在一起。《续忧危竑议》一案似有郑贵妃立爱派插手的蛛丝马迹，但宫闱事秘，最后只把一名无赖顶缸，草草收场。

按明代制度，皇子封王，成年后必须离京就国。福王早过冠婚的年龄，却因郑贵妃与明神宗钟爱，迟迟不赴藩封。郑贵妃指望儿子赖在京城，可以促使万历帝下改立的决心。从万历四十年起，就有朝臣不断上奏，吁请福王赴国。郑贵妃敷衍李太后说，等明年给太后祝贺了寿诞再赴藩邸。李太后说：“我的儿子潞王难道也可以随心所欲进京给我祝寿吗？”郑贵妃这才不得不让福王出京就藩。

郑贵妃并非不想对皇太子与王皇后下毒手，只是碍于李太后对两人的庇佑之威，才迟迟不敢下手。万历四十二年，李太后去世。次年，就发生了“梃击案”。五月一个晚上，有个名叫张差的人，手持枣木棍闯到皇太子宫前，击伤守门内监，直扑前殿檐下，因守卫人多而束手就擒。立长派认定，这是郑贵妃等立爱派支使的。立爱派慌了阵脚，审讯凶手前，对主持初审的巡城御史与主持会审的刑部郎官，都打了招呼，审理结果说张差只是个疯子。

然而，立长派的刑部主事王之寀却巧妙地让这件葫芦案水落石出。张差并非疯子，他是受内监庞保唆使入京的，入京后被安顿在内监刘成的宫外住宅中，管吃管住，庞保交给他那根枣木棍，对他说：“你打了小爷（指皇太子），不愁吃穿。”再将他领入宫中，指明了太子宫门，并说：“碰着谁都可以打。出了人命，由我救你。”庞、刘二太监都是郑贵妃的执事太监。根据张差的口供，王之寀写了揭帖转呈明神宗。

明神宗意识到这事必与郑贵妃有关，便把揭帖与论奏都留中不问。但真相已经揭开，要求追查真凶的奏疏雪片般进呈。郑贵妃这才惊恐万状，多次向皇帝哭诉求救。万历帝也感棘手，长叹一声说：“如果皇太子能出来说句话，——不过，这事不便由我来说，你自己去求他，也许更好些。”郑贵妃无可奈何，只得屈尊去拜见她的眼中钉。皇太子倒也顺水推舟，命内侍代拟令旨，向朝臣宣说：“元凶已获，不必纠缠，应速即正法为是。”但立长派朝臣却瞅准契机，准备狠打落水狗，声称“务要严究元凶”。

明神宗已有二十年不上朝理事，为爱妃只得强打着精神，亲自上朝当主角，把皇太子、皇太孙都召来，在群臣面前演了一出父子祖孙慈孝亲爱其乐融融的喜剧。而后对群臣严肃地说：“我要改易太子，为何不早换？还等到现在！福王已经出朝就封，没有宣召，能飞回来吗？你们要闹下去，不是离间我与皇太子的关系吗？”这才把这次政潮硬压了下去。次日，张差斩首示众。十余天后，指使张差的两个太监也在内廷处决。尽管郑贵妃的处境转危为安，但经过这次打击，她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李太后死后，万历帝之所以没有废王皇后，改立郑贵妃，与梃击案真相揭露也不无关系。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与王皇后之死仅隔数月，明神宗也去世了，遗诏封郑贵妃为皇后。其用意是否让郑贵妃当上皇后，自己去处理他俩始终未能圆满解决的国本之争，就不得而知了。不过，皇太子即位大局已定，新即位的光宗让这份遗诏成为一纸空文。儿子没能继承皇位，自己也没能当上皇太后，郑贵妃对光宗恨得咬牙切齿。于是，又引发了“红丸案”，它与“梃击案”、“移宫案”并称“三案”。“三案”与明末党争错综复杂地纠葛在一起，加剧了明末的统治危机，再加上农民起义的怒潮与清军南进的步步紧逼，两下夹击，明王朝很快寿终正寝。

◎一个总体性的分析

在为儿子争皇位的角逐中，绝大部分后妃都表现出十倍的疯狂劲与百倍的仇恨心，人性与理性几乎荡然无存。激发这种人性罪恶与理性迷狂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将其仅仅归咎于后妃个人的道德水准，无疑是同义反复。归根到底，人性的善恶，只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在君主制下，皇位是权力的巅峰，谁拥有了它，就拥有了一切。皇位的取得，在非正常情况下通过战争与政变，在正常情况下则通过继承。对谁能登上皇位，虽有一般原则，例如立嫡立长立贤等等，但君权本身缺乏制约机制，对前后两代君主来说，谁都可以采取非规则化手段。战争与政变充分体现了这种非规则化，即使正常情况下的皇位继承，有关各方也完全可以采取非规则程序，把本来就抽象模糊的立嫡立长立贤等规则扔在一边。所有这些，都是君主制与生俱来却无法根治的痼疾。正因如此，与前后两代君主休戚相关的后妃们，必然卷入到这场大角逐中去。

问题还不止此，在君主制下，后妃与其儿子的关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儿子一旦获得继承权，一方面意味着后妃在现任皇帝心中最尊地位的确立，一方面则标志着在下任皇帝（即自己儿子）那里，皇太后地位已胜券在握。由于性别角色的限制，后妃与皇位是无缘的（武则天毕竟是特例），但一旦当上了皇太后，则可以比做后妃时更逼近君权。于是，为儿子争皇位的成功，在后妃看来，不啻是君主制下自我价值的最高体现，在这种角逐中，她们的母性因素倒是无足轻重的。皇太子只有一人，逐鹿者却包括所有生下皇子的后妃嫔嫱们。于是，她们每个人都把其他后妃及其儿子视为直接与潜在的敌手。即使你不把别人视为对手，也完全有可能被别人视为敌人，在毫无戒备下被击败、被诬陷、被虐杀。在这点上说，后妃进入宫后，一生下儿子，就不由自主地卷入了皇位角逐的磁力场，而身不由己，心不由己。卷入皇位角逐的后妃，对于威胁自己的最大对手，不论是其他妃嫔，还是其儿子，势必置之死地后才善罢甘休，否则就可能被对手置于死地。正因如此，后妃们为儿子夺皇位的斗争才那么激烈、残酷、疯狂。人性恶才能保护自己，击败对手；人性善却只能被对手击倒，使自己灭亡。尽管不能否认每个后妃的个人道德与人性在其中的作用，但君主制才是麕生这种人性恶的渊薮。

还必须指出，在为儿子夺皇位的过程中，每个后妃的个人因素不容忽视，但后妃的枕边风能否生效，立嫡、立庶、立长、立爱的最终决定权，仍在君主的掌控之中。汉宣帝即位后没几年，许皇后被暗害，过了几年，宣帝立许皇后所生之子为太子（即汉元帝），他对太子柔仁好儒的倾向深为不满，曾感叹“乱我汉家的，一定是太子”。宣帝后来宠爱张婕妤，对她所生的淮阴王刘宪颇为赞赏，说他“明察好法，确是我的儿子”，也一度有意改立其为太子。不过一想到自己即位前困顿民间，许皇后的娘家对他有恩，而太子也是在他称帝前生下的，许皇后在他即位后就惨遭不幸，最终打消了废立的念头。这种心理活动与最终决策，充分说明了皇位继承权完全取决于君权本身。

问题在于，皇帝是君权的体现者与运用者，皇帝个人的决策失误，就是君权的失误。很难说爱母及子不是人之常情，立爱妃之子为皇太子，就君主感情来说，也是顺理成章的。然而，家天下的体制对君权在选择继承人的决策上缺乏制衡机制，造成君主的抉择至高无上而无可更改。这就使得后妃能恃爱倚宠而左右君主，为她们替儿子争皇位留下了用武之地。在中国历史上，对君权的其他决策，大臣们上疏反对或谏诤的不乏其例。对皇帝是否立储，大臣们虽然也关心重视，但仅仅把嗣君作为王朝将来的象征，至于立谁为太子，类似明万历朝的国本之争并不多见，即便立晋惠帝那样的白痴，也不见有大臣出来公开反对。这也表明，大臣把立储主要视为帝王的家事，他们从天下与家两个不同层面，来区别对待立嗣与立谁这两个问题的。而后妃则更多从家这一层面出发，去为儿子争皇位，几乎很少有人考虑到天下这一层面。总之，正是君主制本身无法克服的制度矛盾，既为后妃替儿子争皇位留下了活动的舞台，又最终导致她们在这一角逐中无法保持人性善，转而放纵人性恶。这也许是更恰当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