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的确立与危机

第三节　皇权的确立与危机

一、乙未、丙申两诏书的意义

在我们明了道武帝推行离散诸部措施的过程以后,对它与建立北魏封建皇权之间密切的因果关系就能看清楚了。天兴元年全面推行离散诸部措施恰巧是平城政权建立的前夕,换而言之,北魏封建皇权的初建正好是与大规模的离散诸部运动紧密地衔接的。这种时间上的紧密衔接绝非偶然,它说明离散诸部措施对于北魏皇权的建立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一贯从事游牧的各部落对于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的改变并不会心甘情愿,他们一直在进行反抗。所以,与离散诸部相伴随的是长期的部落战争。⁽⁵⁵⁾在对部落进行征伐的同时,新建的北魏还要不断地抵御来自西燕和后燕两个慕容部政权的进攻。⁽⁵⁶⁾

可以这样说,代王什翼犍之孙拓跋珪的统治势力是随着部落战争和对外战争的不断推进,随着离散诸部等措施的逐步推行,日益地发展起来的。登国元年正月,拓跋珪在牛川大会各部,即代王位。⁽⁵⁷⁾新建的代国是被前秦灭亡的旧代国的再续,如同它的前身那样,虽然已经有了微弱的封建因素,但其本质仍然是以拓跋部为首的代北诸部的部落联盟。⁽⁵⁸⁾同年三月,代王拓跋珪逼迫其主要敌手独孤部首领刘显自善无南走马邑,⁽⁵⁹⁾降服由奴真率领的独孤部余部;当年四月,拓跋珪改称魏王。⁽⁶⁰⁾登国十一年三月,魏王拓跋珪迫使亲率大军来犯的后燕皇帝慕容垂败走后病亡,取得对后燕战争的关键性胜利;当年七月,他“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跸”,并改元皇始,这是北魏将要建立封建皇权体制的信号。⁽⁶¹⁾但北魏大规模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则是两年以后才开始的,因为改元皇始的第二个月就发生了伐燕战争。⁽⁶²⁾皇始二年十月,魏王拓跋珪灭后燕;接着,在第二年的二月就全面推行离散诸部措施;六月,诏有司议定国号为魏;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八月,“诏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标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十一月,“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仪曹郎中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仪,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浑仪,考天象,吏部尚书崔玄伯总而裁之”。⁽⁶³⁾这样,就初步建立了国家机器及相应的典章制度与官僚体制。同年十二月,魏王拓跋珪称皇帝,改元天兴,是为北魏道武皇帝。拓跋珪正式登上帝位,建立了象征封建统治的皇权,这标志拓跋部的统治机器突破了部落联盟的躯壳。

至此,离散诸部措施也基本上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虽然对于此后归附的部落还有可能继续进行小规模的离散。值得我们再次思索的是,这一直接有利于封建皇权建立的措施,是在拓跋政权重建之初就开始推行的。这一事实说明,早在登国元年道武帝追求的政治目标就已经不是部落联盟酋长的权力,而是封建的皇权了。然而,他的政治目标由于不断地受到来自于内、外的压力而长期未能实现,因为这样的目标直接损害了部落贵族的利益。直到天兴元年二月,道武帝利用北魏统领下的各部落集中于以繁畤为中心的大同盆地的大好形势,借助刚刚取得的对燕战争的胜利之威,才终于达到全面离散诸部的目的。

离散诸部措施并非道武帝个人的发明,早在代国灭亡后前秦就曾对拓跋部实施过,而且,即使前秦未曾对拓跋部施行这一措施,只要拓跋部进入中原,它迟早也要走上离散和定居的道路。只不过,由于道武帝不断的努力,这个过程被加速和加剧了。那么,为什么道武帝会如此迫切地推行这项有利于北魏由部落联盟向封建政权转化的措施呢?本章第一节论述的道武帝早年流落中原的经历便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道武帝称帝以后,对北方大草原上的游牧部落继续实行大规模的征伐,迫使那些部落内徙或依附。天兴二年(399年)正月庚午,道武帝命大将军、常山王遵等三军从东道出长川,镇北将军、高凉王乐真等七军从西道出牛川,道武帝亲勒六军从中道自驳髯水向西北进发,大举征伐高车。当年二月丁亥朔,诸军会合,击破高车杂种三十余部,获俘虏七万余口、马三十余万匹、牛羊一百四十余万头。接着,骠骑大将军、卫王仪也督三万骑另从西北进发,穿越沙漠千余里,破高车遗迸七部,获俘虏二万余口、马五万余匹、牛羊二十余万头、高车二十余万乘,以及服玩诸物。同年三月丙子,道武帝又遣建义将军庾真、越骑校尉奚斤征讨厍狄部帅叶亦干、宥连部帅窦羽泥于太浑川,大破二部,并迫使其部分部落内附。庾真等又乘胜进破侯莫陈部,俘获马、牛、羊十余万头。⁽⁶⁴⁾

与此同时,道武帝还对新占领的中原地区的反抗势力进行镇压或迁徙。天兴元年十二月,将原后燕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迁徙到平城地区。天兴二年二月庚戌,征虏将军庾岳击破了上年九月在勃海郡聚众反抗的乌丸首领张超。⁽⁶⁵⁾同年三月,中领军长孙肥讨平盘踞赵郡的赵准和原中山太守仇儒的反抗。⁽⁶⁶⁾同年五月,征虏将军庾岳讨平前清河太守傅世的反抗。天兴三年正月戊午,材官将军和突在辽西击破了上年八月聚众反抗的范阳大族卢溥。⁽⁶⁷⁾

在对北方草原游牧部落和中原反抗势力的征伐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的背景下,道武帝于天兴三年十二月乙未颁布诏书,⁽⁶⁸⁾曰:

世俗谓汉高起于布衣而有天下,此未达其故也。夫刘承尧统,旷世继德,有蛇龙之征,致云彩之应,五纬上聚,天人俱协,明革命之主,大运所钟,不可以非望求也。然狂狡之徒,所以颠既蹶而不已者,诚惑于逐鹿之说,而迷于天命也。故有踵覆车之轨,蹈衅逆之踪,毒甚者倾州郡,害微者败邑里,至乃身死名颓,殃及九族,从乱随流,死而不悔,岂不痛哉!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吴楚僭号,久加诛绝,君子贱其伪名,比之尘垢。自非继圣载德,天人合会,帝王之业,夫岂虚应。历观古今,不义而求非望者,徒丧其保家之道,而伏刀锯之诛。有国有家者,诚能推废兴之有期,审天命之不易,察征应之潜授,杜竞逐之邪言,绝奸雄之僭肆,思多福于止足,则几于神智矣。如此,则可以保荣禄于天年,流余庆于后世。夫然,故祸悖无缘而生,兵甲何因而起?凡厥来世,勖哉戒之,可不慎欤!

在这道诏书之中,道武帝反复强调的是,北魏皇权乃“天人俱协”、“大运所钟”,是“不可以非望求”的。乍看起来,似乎并无新鲜之处。但是,如果联想到本章第一节中考证的道武帝尴尬的出身与经历,同时又回忆起道武帝是十四年前在牛川被贺兰等部落酋帅们拥戴为代王的事实,再回过头来读这道诏书开头即声明的“世俗谓汉高起于布衣而有天下,此未达其故也”等语,我们就不难明白道武帝的良苦用心了。原来,道武帝最担心的是那些拥戴过他的部落酋帅们会追念部落联盟首领的推举制度,因而各自心存非分之想,或者自己“不义而求非望”,或者拥戴他人称帝为王。他要用这道诏书表明自己坚守封建皇权的决心,而绝不允许部落联盟首领的推举制度死灰复燃。

乙未诏书发布以后,道武帝仍觉得意犹未尽,因而次日即丙申日复下诏书,⁽⁶⁹⁾曰:

上古之治,尚德下名,有任而无爵,易治而事序,故邪谋息而不起,奸慝绝而不作。周姬之末,下凌上替,以号自定,以位制禄,卿世其官,大夫遂事,阳德不畅,议发家陪,故衅由此起,兵由此作。秦汉之弊,舍德崇侈,能否混杂,贤愚相乱,庶官失序,任非其人。于是忠义之道寝,廉耻之节废,退让之风绝,毁誉之议兴,莫不由乎贵尚名位,而祸败及之矣。古置三公,职大忧重,故曰“待罪宰相”,将委任责成,非虚宠禄也。而今世俗,佥以台辅为荣贵,企慕而求之。夫此职司,在人主之所任耳,用之则重,舍之则轻。然则官无常名,而任有定分,是则所贵者至矣,何取于鼎司之虚称也。夫桀纣之南面,虽高而可薄;姬旦之为下,虽卑而可尊。一官可以效智,荜门可以垂范。苟以道德为实,贤于覆餗蔀家矣。故量己者,令终而义全;昧利者,身陷而名灭。利之与名,毁誉之疵竞;道之与德,神识之家宝。是故道义,治之本;名爵,治之末。名不本于道,不可以为宜;爵无补于时,不可以为用。用而不禁,为病深矣。能通其变,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来者诚思成败之理,察治乱之由,鉴殷周之失,革秦汉之弊,则几于治矣。

关于丙申诏书的用意,魏收在乙未诏书之下、丙申诏书之上称:

时太史屡奏天文错落,帝亲览经占,多云改王易政,故数革官号,一欲防塞凶狡,二欲消灾应变。已而虑群下疑惑,心谤腹非。

魏收所言一针见血,道破了实情。道武帝在丙申诏书中告诫群下,他们的职权是皇帝赐予的,因而“用之则重,舍之则轻”,其疑虑群下之心昭然若揭。

但是丙申诏书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只要将它与乙未诏书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出,乙未诏书重在解释君权神授而不可侵犯的道理,丙申诏书则旨在阐述君臣天定而不可逾越的原则。将二者结合到一起,正是内容完整的宣扬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原理的文告。其中心思想无疑是要将以往的部落联盟中首领与酋帅的关系改变为封建的君臣关系。两道诏书不仅仅是道武帝个人意志的表达,而且是北魏王朝要坚决实行专制主义集权统治的宣言。再结合上述道武帝任用崔玄伯、邓渊、董谧、晁崇等汉族士人仿效中原传统典章以制定官僚体制的事实来看,乙未、丙申两道诏书的颁布可以看作是将平城政权纳入封建轨道的标志,它表明拓跋部的统治机器至此已实现了从部落联盟转化成封建集权性质国家的蜕变。虽然这具封建集权机器还远不完善,但是在后来平城政权的发展过程中却一直起着主导的作用。因而,这一转化实际上也表明拓跋部的社会跨入了封建制的门槛。

二、祸起萧墙

乙未、丙申两道诏书既是实行封建集权统治的宣言,又是开始镇压在内部反抗皇权的势力的信号。正如魏收在载录丙申诏书之前所称,该诏书是由于“虑群下疑惑,心谤腹非”而发布的,此言虽不全面,但却道出了北魏朝廷内部的激烈矛盾。

从部落联盟转化为封建集权政权,从游牧转向农耕,对于一向驰骋于大草原的拓跋所统各部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既动摇了拓跋社会旧的传统习俗,又触犯了部落贵族的经济利益。经过登国年间长期的部落战争之后,虽然大部分部落已经臣服于北魏王朝,但是部落贵族并不甘心失去既往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他们一有机会就进行反叛。因此,部落战争虽然暂时停顿,却转化成了各种形式的反抗与镇压。而朝廷内外的许多贵族又确实与那些反抗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心谤腹非”并非属于子虚乌有,其中也确有一些怀着反对新的集权统治之心者。

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除了镇压之外,道武帝却拿不出好的措施来了。道武帝虽然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开国君主,但是,他在末年因沉醉于武功的胜利而骄奢淫逸起来,加上毕竟出身于原始的游牧部落的酋长之家,自幼又长期身处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之中,养成了十分暴戾和猜忌的性格。道武帝还时常服用寒食散,药性一发作,他就喜怒失常,甚至达到精神分裂的状态。每当这时他的行为便陷入怀疑狂和杀人狂的地步。魏收在《太祖纪》天赐六年(409年)条下记述了道武帝末年狂滥地杀戮和罢黜臣僚的情况,曰:

六年夏,帝不豫。初,帝服寒食散,自太医令阴羌死后,药数动发,至此逾甚,而灾变屡见,忧懑不安,或数日不食,或不寝达旦。归咎群下,喜怒乖常,谓百僚左右人不可信,虑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追思既往成败得失,终日竟夜独语不止,若旁有鬼物对扬者。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为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死者皆陈天安殿前。于是朝野人情各怀危惧,有司懈怠,莫相督摄,百工偷劫,盗贼公行,巷里之间人为希少。

其实,道武帝的残暴统治并非仅限于天赐六年,至迟在乙未、丙申两诏书颁布时就开始了。而且,由于他的心病就是担心别人觊觎他的皇位,所以那些早年随他出生入死并帮他建功创业的将帅、重臣更是被猜忌的对象。他们稍有不慎,就会被按上莫须有的罪名处死或罢黜。⁽⁷⁰⁾

《魏书》卷二八《庾业延传》载:

庾业延,代人也,后赐名岳。……岳独恭慎修谨,善处危难之间,太祖喜之。与王建等俱为外朝大人,参预军国。……岳为将有谋略,治军清整,常以少击多,士众服其智勇,名冠诸将。及罢邺行台,以所统六郡置相州,即拜岳为刺史。公廉平当,百姓称之。……后迁司空。……天赐四年(407年),诏赐岳舍地于南宫,岳将家僮治之。候官告岳衣服鲜丽,行止风采,拟仪人君。太祖时既不豫,多所猜恶,遂诛之。时人咸冤惜焉。

司空庾岳“名冠诸将”,又为人“公廉平当”,仅仅因为候官告发他衣服华丽,举止仿效帝王,马上就被道武帝处死了。

同卷《莫题传》也载:

莫题,代人也,多智有才用。初为幢将,领禁兵。……以功拜平远将军,赐爵扶柳公,进号左将军,改为高邑公。出除中山太守,督司州之山东七郡事。……初,昭成末,太祖季父窟咄徙于长安。苻坚败,从慕容永东迁。及永自立,以窟咄为新兴太守。登国初,刘显遣弟亢埿等迎窟咄,寇南鄙。题时贰于太祖,遗箭于窟咄,谓之曰:“三岁犊岂胜重载!”言窟咄长而太祖少也。太祖既衔之。天赐五年(408年),有告题居处倨傲,拟则人主。太祖乃使人示之箭,告之曰:“三岁犊,能胜重载不?”题奉诏。父子对泣,诘朝乃刑之。

莫题勾结窟咄与道武帝争夺王位是登国元年的事,道武帝却对此一直记恨了二十二年。一旦有人告发莫题“拟则人主”时,便勾起了道武帝的心病,莫题也就必死无疑了。

道武帝残忍地杀戮和降黜臣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他的集权统治。但是,在被杀戮或被罢黜者中,有许多人的获罪是因人诬告加上道武帝的多疑所致,因此结果只会如《太祖纪》中所言,搞得“朝野人情各怀危惧”,社会动荡不安。

对此情景,道武帝也不是不知,却没有充分认识到严重性。《太祖纪》天赐六年条载:

帝亦闻之,曰:“朕纵之使然,待过灾年,当更清治之尔。”

明知朝廷内外处于人人自危的状况,道武帝却未能采取积极有效的安定局面的措施去及时地缓和矛盾。那么,在他心目之中,急于要解决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一生转战奋斗而建立起来的皇权的继承问题。

在皇权的继承问题上,道武帝的原则是与拓跋社会旧的传统习俗相违背的。平城政权建立之前,草原上旧的部落联盟大酋长在形式上是由各主要部落推举产生的,道武帝当年就是由贺兰部等推举而当上代王的;在尚处于脱离母权制不久的父家长制社会阶段的拓跋部内,部落首领的继承则实行兄终弟及制。但是,道武帝却要按照中原汉族社会的制度,实行父子相继的皇位继承制。与此同时,道武帝还制定了子贵母死制度,企图杜绝拓跋部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的母权干预政治现象,并借以抑制与拓跋皇室联姻的部落贵族势力。道武帝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终于酿成一场政变。

天赐六年,道武帝决定立长子拓跋嗣为皇储,于是赐拓跋嗣之母刘贵人死,并将其目的告诉拓跋嗣。拓跋嗣对道武帝的做法难以理解,被迫出走。《魏书》卷三《太宗纪》载:

初,帝(指明元帝拓跋嗣)母刘贵人赐死,太祖告帝曰:“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后与国政,使外家为乱。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帝素纯孝,哀泣不能自胜,太祖怒之。帝还宫,哀不自止,日夜号泣。大祖知而又召之。帝欲入,左右曰:“孝子事父,小杖则受,大杖避之。今陛下怒盛,入或不测,陷帝于不义。不如且出,待怒解而进不晚也。”帝惧,从之,乃游行逃于外。

拓跋嗣出逃不久,道武帝又欲杀死次子拓跋绍之母贺夫人。贺夫人不得已,遂与拓跋绍密谋,发动政变,反将道武帝杀死了。有关情节在《魏书》卷一六《道武七王·清河王绍传》中有载:

清河王绍,天兴六年(403年)封。凶佷险悖,不遵教训。好轻游里巷,劫剥行人,斫射犬豕,以为戏乐。太祖尝怒之,倒悬井中,垂死乃出。太宗常以义方责之,遂与不协,恒惧其为变。而绍母夫人贺氏有谴,太祖幽之于宫,将杀之。会日暮,未决。贺氏密告绍曰:“汝将何以救吾?”绍乃夜与帐下及宦者数人,踰宫犯禁。左右侍御呼曰:“贼至!”太祖惊起,求弓刀不获,遂暴崩。

由于史臣回护后来即位为皇帝的拓跋嗣,因而《清河王绍传》对于清河王绍竭力贬斥,但是也不免露出多处破绽,这在本书第二章第二节之六中将要论及。

此处只就清河王绍母贺夫人被“谴”一事中的疑点略述看法。据《清河王绍传》记载:

绍母即献明皇后妹也,美而丽。初,太祖如贺兰部,见而悦之,告献明后,请纳焉。后曰:“不可,此过美不善,且已有夫。”太祖密令人杀其夫而纳之,生绍,终致大逆焉。

献明皇后乃是道武帝的母亲,则清河王绍母贺夫人原本是道武帝的姨母。《清河王绍传》对贺夫人受道武帝宠爱的过程叙述得很详细,但对她失宠的原因却只字未提,读者自然会感到其中或许有隐情。道武帝既然要杀贺夫人,却又迟疑不决,以致空出时间,任由贺夫人去与清河王绍串连,自己反受其害,这又不免令读者心中起疑。贺夫人既然被“幽之于宫”,却还能与清河王绍密议谋杀道武帝事,其中定有曲折情节,而《清河王绍传》并未交代明白。这些疑点必然引导人们思索,它们绝不是文笔疏漏所致,而是有意地掩盖事实真相。

我推想,清河王政变事仍与皇位继承问题有关,并非单纯由贺夫人失宠造成。既然明元帝在其母被杀以后外逃,道武帝自然要考虑下一个皇位继承人选。那么,按照同样的理由,也即道武帝自己定下的子贵母死制度,新立的储君之母也应该被处死。而这样的厄运就落到了清河王绍母贺夫人的头上。换句话说,道武帝要杀贺夫人仍然是执行子贵母死制度,目的是为了立清河王绍为皇储。但是,一方面也要像对待明元帝母子那样向清河王绍母子讲明子贵母死制度,另一方面对宠妃又怀有怜惜之心,因此道武帝才迟迟“未决”,遂至于自己反而被杀。明元帝即位以后,站在自身镇压了清河王政变的立场上,当然要否定清河王绍在皇位继承权上的合法性,史家也就不得不迎合最高统治者的意愿,不书写贺夫人被幽的原因是拟立其子而将对其执行子贵母死制度,于是历史的记载便模糊不清了。清河王政变的导火索虽然是皇位继承问题,然而正如上文所述,其实质是道武帝末年平城政权危机的爆发。

道武帝死于清河王政变之中了,但是他创建的封建集权统治的根基并未动摇。不久,道武帝长子拓跋嗣平息政变,接替了皇位,是为明元帝。明元帝即位以后,立刻实行安定局面的措施。据《太宗纪》记载:

天赐六年冬十月,清河王绍作逆,太祖崩。帝入诛绍。壬申,⁽⁷¹⁾即皇帝位。……公卿大臣先罢归第不与朝政者,悉复登用之。诏南平公长孙嵩、北新侯安同对理民讼,简贤任能,彝伦攸叙。……诏郑兵将军、山阳侯奚斤巡行诸州,问民疾苦,抚恤穷乏。

北魏的政局重新稳定下来,道武帝建立的皇权在明元帝身上得到延续。明元帝在位期间制定了两项对北魏王朝影响颇大的政策,那就是下章要论述的太子监国与第六章要论述的宗主督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