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战后日本的中国形象，不可脱离东西阵营意识形态对抗、陷入冷战的历史大背景。日本学者亦站在意识形态的立场来看待中国。不过，他们并不是一味地采取否定、批判的态度。正如1950年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历史学年报》所提到的：“中国革命的成功对世界形势的影响是不可估计的，由此也将会展开新的亚细亚民族的历史……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败北，（我们）必须深刻反思为什么没有直接地体现出对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精准的认识。”该报告还指出，鉴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可能给予日本以指导，因此必须将中国视为一个“革命理论输出”的来源来加以认识，也就是站在“意识形态”的立场突出了中国作为“政治中心”的重要地位。[9]即便是作为战后思想旗手的丸山真男，亦站在超国家主义的立场来重新审视中国，指出中国人注重的“天下”这一概念超越了国家、民族，也就是西方近代的界限，乃是中国传统的——与其说是政治论，倒不如说是文化论的一大观念。[10]
不过，这一意识形态性的认识随着战后日本的快速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变迁亦急剧地产生了转变。尤其是在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日本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化的认识更为显著，且直接指向“中国将走向何处”的思考。根据日本学者西村成雄的研究，围绕这一问题，日本学界的认识大致可以归纳为：欧洲启蒙思想影响以来的“文明国家论”、产业资本主义与周边的“殖民地国家论”、帝国主义与周边的“从属性的国民国家论”、脱离资本主义式的“周边·中枢”论、社会主义式的“国民国家论”、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与走向“全球化的包摄”的国家论。[11]审视这一系列理论的核心主旨，我们可以认识到，“文明国家论”“殖民地国家论”是依附在西方近代化模式上的论调；“从属性的国民国家论”“周边·中枢”论与社会主义式的国民国家论，则是带有中国传统或者现代模式的国家建构；全球化的国家论则是中国“单边主义”的国家论。这样一系列带有意识形态化的中国认识，最后也就归结为“中国大国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既针对中国未来亦带有潜在权力意识的话语表述。
以“中国大国论”为例，这一论调的基本逻辑大概如此：历史上的大国，无一例外地具备了政治力量突出、经济力量雄厚、军事实力强大等一系列特征。那么，中国作为21世纪的大国究竟如何呢？以长江三角洲、整个华南地区为代表的跨区域经济圈，充分显示出中国的经济实力与影响力快速增长。为了向世界性的大国迈进，中国自然会增加军事投入，提高军事装备，加强军事演习，成为一个区域性的军事大国。与此同时，中国也会输出自己的资本，加强自身国际影响力，成为世界瞩目的政治大国。按照大国的逻辑，中国理应如此，中国也必然如此。但是，作为文本的堆砌，日本并没有冷静地看待中国的崛起，而是试图由此来引导出一个对立性的逻辑：中国是否会为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中国是否可能且有实力与美国对抗？
事实上，无论是“中国大国论”抑或是在此不曾探讨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皆可以归结为“中国将走向何处？”的一个问题。不过，这一问题实质上也只能是一个纯粹的想象而已。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联想到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指出的中国不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国民国家”（Nation-State），而是独特的“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且中国的复兴将会出现“回归朝贡体系”的现象，中国的政治体制会形成“权威主义的儒教体制”。[12]一言以蔽之，中国就是一个具有独特性格的国家。那么，中国将走向何处？是否可以接纳他者，是否可以融入世界？如果说中国就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世界，那么这样的中国也就只会是限定在自我本身，从而缺失了进步与未来的意义。或许“中国将走向何处？”这一问题的解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日本在思考这一问题之际带有了以“意识形态”为核心内容的话语霸权，并将中国的言说放置在一个以西方价值为核心的均质化、结构化的话语之中。就这样，中国在进入所谓世界的游戏规则之后，就失去了参与建构这样的均质化、结构化的话语权力，处在一个“文化失语”的状态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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