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是从生产条件的再生产来切入对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研究的，生产条件的再生产包括生产力的再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其中生产力的再生产又包括生产资料的再生产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对于前者，阿尔都塞指出，生产资料的再生产不单是企业内部的财务核算，更是全球性的供给链条。因此，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真正研究就划归到了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头上了。也就是说，严格说来，阿尔都塞是在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中论述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
首先，就劳动力的再生产方面来说，劳动力的再生产包括物质条件的保障和技能——能够就业和获得生存的物质条件的前提条件——的获得。就劳动力的物质条件的保障来说，它具体表现为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它包括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保障，即保障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和教养下一代的物资需要，除此之外，阿尔都塞指出它还包括另一个部分，即“历史的最低限度的需要，即一种随历史变动的最低限度的需要”，这部分需要不是由资本家主动给予的，“而是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两方面的阶级斗争：反对延长工作日和反对降低工资）能够强加进来的历史需要所规定的”[134]。此其一。其二，技能的获得。“有效的劳动力必须是‘合格的’，即适合在生产过程的复杂体系内从事工作。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特定历史阶段由生产力构成的统一体类型，都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劳动力必须拥有（各种各样的）技能，并以这种方式获得再生产。”[135]阿尔都塞指出，技能更多地倾向于在学校、教会、军队等场合或机构得到培养和获得。“劳动力技能的再生产（作为大趋势）倾向于越来越少地（通过生产内部的学徒期）‘当场’获得，而是越来越多地在生产之外，通过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以及其他场合和机构来完成。”[136]而在这些场合和机构中，劳动力获得各种各样技能的同时，他们也必须学习“良好的行为‘规范’”，也就是“关于尊重社会技术分工的规范，说到底就是由阶级统治建立起来的秩序的规范”[137]。这就是说，传授技能的同时，这些机构也在灌输和实践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只有在劳动者臣服于意识形态并实际践行着这种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时候，劳动力才作为合格的劳动力，可以在劳动力市场或者说就业市场上获得工作，得到工资收入，即得到物质条件的保障。更进一步讲，劳动技能的获得和意识形态的臣服不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两个并列的条件，在这两者中，意识形态的臣服和践行具有先决条件的性质，“只有在意识形态臣服的形式下并受到这种形式的制约，才能为劳动力技能的再生产做好准备”[138]。由此，阿尔都塞引出了意识形态，并使人看到了意识形态的现实存在和重要性。
其次，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阿尔都塞对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从上层建筑的层面进行分析的。在承认“生产关系首先是通过生产和流通过程的物质性再生产出来的”，并提醒人们注意“在这些过程中直接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关系”的基础上[139]，阿尔都塞说：“在极大程度上，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通过国家政权在国家机器——（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两方面——中的运用来保证的。”[140]
我们先界定一下这些概念。国家政权与国家机器是不同的，因为国家政权的变革并不从根本上颠覆国家机器的存在。“国家机器在经历了影响国家政权归属的政治事件之后，仍然可以存在下去。”[141]国家机器包括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前者指的是以镇压方式起作用的国家机器，“国家机器包括政府、行政机关、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等”；后者则以意识形态起作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这样一些现实，它们以一些各具特点的、专门化机构的形式呈现在临近的观察者面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IE）包括“宗教的AIE、教育的AIE、家庭的AIE、法律的AIE、政治的AIE、工会AIE、传播AIE、文化AIE”[142]。他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共性。他们的区别在于形态、所属领域和起作用的方式不同：第一，就所列举的具体机构来说，镇压性国家机器是一个整体，由掌握国家政权的政治人员统一管理并实施阶级统治，因此“（镇压性）国家机器只有一个，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却有许多”[143]。第二，所属领域不同：前者属于公共领域，后者则多属于私人领域。第三，发挥功能的方式不同：前者主要通过镇压起作用，后者则主要运用意识形态来起作用。这就是阿尔都塞指出的二者之区别所在。除了区别，二者更是有一些共性或者说具有很大的关联性。第一，二者起作用的主要方式虽然不同，但是“所有国家机器都既运用镇压也运用意识形态发挥功能”[144]，也就是说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互相辅助着起作用的，没有纯粹状态的镇压，也没有纯粹状态的意识形态。第二，二者为什么能够互相辅助着起作用？这缘于二者更深的共性或者说关联性。这种关联性是通过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得以进行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作为“多样的、彼此各异的、‘相对独立的’，并且能够提供一个客观的矛盾展开的领域”[145]，它们通过运用意识形态发挥功能的方式统一起来，而“它们赖以发挥功能的意识形态本身，不管如何多样，如何矛盾，事实上总是统一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底下的，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146]。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使多样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能够都划归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个统一的名称下面，不仅如此，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还使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镇压性国家机器具有根源上的同一性。镇压性国家机器维护的就是统治阶级的利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在掌握政权的同时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在这套机器中行使其领导权的话，那么它的政权就不会持久”[147]。因此，阿尔都塞赞同葛兰西争取文化领导权的说法，阶级斗争的目标不再仅仅限于国家政权的获得，争取市民社会的领导权也是阶级斗争的目标。这就是二者的相互关联之处：“正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个中介保证了镇压性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以及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时有摩擦的）‘和谐’。”[148]在这种和谐之中，生产关系得以再生产，阶级统治得以维持。
因此，生产关系再生产是在镇压性国家机器的武力保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意识形态功能下得到保障的。阿尔都塞指出：随着历史的发展，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发生了变化，“经过同旧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行了激烈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之后，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教育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149]，也就是说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从前资本主义时期的教会——家庭，转变为资本主义时期的学校——家庭。阿尔都塞具体分析了文化的层级，他指出学校文化是“二度的文化”[150]，这种文化传授给人技艺的同时，也生产出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践行和臣服，它制造的是大众意识形态和精英文化的对峙。而阿尔都塞要拷问的是一度文化，即文化的阶级性，通过对群众意识或者说群众文化的倾向的认可，以之来反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同一性灌输和控制，以塑造“真正的群众的意识形态”[151]。这也就是葛兰西所说的在市民社会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斗争。
综上所述，阿尔都塞正是从生产条件的再生产来介入对于意识形态的论说的，而意识形态又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来得以实现，那么相较于前文所述的与科学对峙的意识形态，这儿的意识形态又具有什么特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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