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制度与民族自决精神

当民主问题与民族问题同时出现在战后思想空间时，它们之间的关系很少被作为一个明确的课题加以讨论。但是，在亚洲的民族独立运动不断推进的时刻，如何建立国家主权、如何设计政治制度，却使得这两个原本并不直接相关的问题具有密切的联系。

尼赫鲁在IPR的讲演中是这样回答人们对他是否支持共产主义的询问的：“亚洲国家无论哪里，无论是否是共产主义，只要是与民族主义的精神背道而驰的想法，就都不会得到重视。”^[17]他强调说，共产主义或许对世界构成了威胁，但是还有更多的其他威胁同时存在着。印度因此要在种种威胁中进行权衡，才能确定自己如何判断。

在同一个会议上，其他代表也从民族精神的角度谈到了中国革命的意义。维拉·麦克尔兹·德恩这样分析：亚洲人“对于他们所见成为西欧列国傀儡的亚洲领导人——特别是鲍代、蒋介石、李承晚，抱有深刻的敌意。亚洲人无论自己如何反对共产主义，对于中国毛泽东政府的政策，只要它是反对西欧诸国侵略亚洲诸地域的，只要它意味着排除‘外国’干涉，他们都会产生共鸣。……今天，如果中国在与大陆其他国家的关系上能够避免走过头，那么，它将会在日本失败之处获得成功。”^[18]德恩的分析凑巧是在中国向朝鲜战场派出志愿军前夕作出的，它很像是一个预言。^[19]

在这里，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插入了一个新的维度，那就是“西方干涉给亚洲带来的威胁”。印度的尼赫鲁和美国的德恩阐述了同一个逻辑：对于亚洲人来说，当国际政治关系中存在着西方大国控制亚洲的不平等结构时，民族自决权的定位就将高于社会制度的选择。在这个层面上，是自由民主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在于是否“与民族主义的精神背道而驰”。但是，当民族自决权被确立之后，民族精神是否会如尼赫鲁所担心的那样，转变为反动的侵略势力，这就要看社会制度的制约能力了。德恩显然对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有着某种期待，这就是在国际关系中对于亚洲的其他国家“避免走过头”，不要把民族独立的精神导向昔日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

德恩认为，在战后初期的亚洲，独立并非意味着自由。政治经验的缺乏和国民素质的低下使得亚洲并没有西欧和美国那样的政治选择，它只能“在两种独裁——共产和反共——中二者择一”。^[20]显然，德恩的判断与同时期UNESCO的判断是不同的，他并不承认共产主义也是一种民主主义。但是，由于民族自决被作为一个重要的前提，在麦卡锡主义已然在美国刮起旋风之际，德恩并没有简单地认同极右翼的反共立场，他显然把民族立场置于民主立场之上，并以一种历史的态度对待亚洲的不同国情。英国代表麦克马洪·波尔则指出，在欧洲，国家主权从统治者转移到一个阶级再扩展到整个社会，大众积极参与国家政策形成是进入20世纪之后的事情，这个民主化过程经历了300年，而在亚洲，仅仅用了几年或者几十年就试图完成这个过程，它必然具有自己的特征；作为西欧自由主义核心的个人权利原则，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才能形成，在经济、政治关系剧烈变革、缺少庞大的中产阶级的亚洲，这种自由主义的模式是否适用是一个疑问。资源匮乏和经济落后，使得亚洲人无法容忍经济个人主义所必然带来的浪费和不平等，这也正是共产主义的社会基础。

1950年的这次IPR会议，除了尼赫鲁和一位印度代表之外，其他的报告人和圆桌会议的主持人兼整理者都来自西方世界，而且基本上坚持自由主义立场；尽管在圆桌讨论中亚洲代表与西方代表就美国的评价等问题发生了分歧，但是从整体上看，这个会议的欧洲自由主义逻辑是被共享的。值得慎重对待的是，这种自由主义的思路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阵营采取的并不是敌对态度，而是“于他在之中理解他者”的态度，换句话说，与会者虽然并不认同共产主义逻辑，并且认为共产主义理论中的“专政”部分对于欧洲自由主义立场而言是难以接受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否认社会主义政权和共产主义理论在亚洲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基本立场，IPR才遭受到麦卡锡主义的“亲共”指控并在十年之后解散。^[21]

在1950年代初期，苏联与亚洲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中国）之间的差异已经成为一个思想课题。这部分地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实践，中国的新政权显示了有别于苏联的历史文化要素，它在建立的当初体现的清廉、公正让人们相信它代表了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更主要的，则是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体现了亚洲在反殖民过程中对抗西方的民族自决精神。中国的政权更迭让全世界尤其是西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到了另一种可能，他们希望看到有别于斯大林苏联模式的“亚洲共产主义”社会形态。而这种期待，恰恰与他们对于西方殖民历史的反省和批判直接相关。虽然在IPR会议上没有看到例如拉斯基那样的对于欧美民主主义社会中公平、正义观念局限性的反思和批判，也就是说，没有通过正面的检讨把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相对化；但是，与会者却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亚洲在当时不可能接受欧美式民主主义，它只能在共产独裁与反共独裁中二者择一；而这种状况并非源于它的人民落后愚昧，而是主要源于西方对亚洲的殖民地掠夺。在这个过程中，亚洲不得不走上西方式现代化道路，但同时却没有机会像西方那样从内部发展出以市民社会为基点的民主政治形态。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良知上出发，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无法对亚洲的“非民主”状态进行居高临下的讨伐，他们体现的恰恰是西欧彻底的自由主义精神。

亚洲内部唯一一个在“二战”中站到了亚洲对立面的国家是日本。当亚洲人强调自身民族主义正当性的时候，日本的知识分子却在检讨日本民族主义中的“超级国家主义”是如何导致日本走向法西斯末路的。IPR的日本代表团向大会提交了丸山真男的一篇论文《战后日本民族主义的一般性考察》，这篇论文是由日本IPR的民族主义研究小组集体讨论、由丸山真男执笔整理的，因此它具有丸山特有的思辨色彩；同时，它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亚洲—欧美”这一认识框架的结构性视角，为民族主义的历史定位提供了另外一种视野。

《战后日本民族主义的一般性考察》不仅论述了日本民族主义以家族、乡党的利己主义为基础的封建特征，以及它与明治时期“自上而下”的近代化过程相关的体制化特征，而且指出了日本民族主义在战后与冷战结构的关系，从而推出了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关系这样一个理论命题。值得注意的是，它是以一个动态的理论视野讨论观念之间的历史关联性的。丸山指出：日本的民族主义以封建家长制为基础，在前近代的江户时期表现为“攘夷思想”，而明治维新建立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是一个封建势力自上而下建立的帝国，它完成了富国强兵的近代化，却妨碍了民主主义势力的发展，而民族主义则基本上是内在于这个帝国的统治体制之中的，它不但不具有牵制体制的功能，反倒在推动日本的对外扩张方面与体制共谋。丸山认为，日本民族主义与体制的这种共谋关系，至少与两个要素相关：一个是日本的明治时期成功地完成了民族国家的确立，抵制了西方列强的入侵可能，因此没有产生足以对抗体制的民族主义能量；另一个要素是民族主义在日本并不是一个文化概念，它仅仅是一个政治和军事概念。因此，它以天皇和皇军为象征，也随着天皇和军队的溃败而受到重创。

与此相对，丸山谈到了中国民族主义与上述日本民族主义形成对照的两个特征。由于近代中国并未完成日本那种自上而下的近代化，陷入了半殖民地和被侵略的困境，这使得中国的民族主义，从孙中山经蒋介石到毛泽东，都延续了反帝运动与社会革命（即变革旧有政治体制）结合的传统；而且，中国的民族主义并不仅仅是政治概念，它同时还是一个文化概念。

这样的特征使得中国的民族主义不会像日本民族主义那样与国家体制如影随形，它总是具有自己的某些独立选择空间。中华意识由于是以文化传统的优越性为其支柱的，因此，它不会轻易由于政治体制的崩溃和军事的败北而发生动摇。

不过丸山并非意在进行比较研究，他关注的重点是日本这种以政治、军事为核心的民族主义在战败之后的解体状态，以及当它被重新整合时的危险性和可能性。在战后被占领的特殊状态下，日本的“民族主义”渐次抬头，但是它却更多地被亲美反共的日本右翼所利用，在冷战结构中渐渐趋向右翼保守势力。丸山断言：“为了在日本确立健全的民族主义亦即民主的民族主义，恐怕必须在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所有方面都要推进比现在所谓‘健全’的政策更为‘左’的政策。”^[22]

联想到本文上述两节所讨论的关于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认识，可以看到的一个基本状况是，民主和民族在历史语境中一直是相互缠绕的问题，战后日本民族主义的问题也不能单独地进行讨论是不言自明的。作为一种政治形态，日本的民族主义在美国占领的最初几年曾经一度溃不成军，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在于美国输入了日本所匮乏的民主制度，使得底层民众获得了更多的政治自由；而且在占领初期很注意避免刺激保守国民阶层的传统感情，例如保护天皇和神社等，这使得一代日本人确信放弃民族主义立场是一个好的选择。否定了日本军队的和平宪法受到进步日本人的拥护，其原因也在于它被视为民主的样板。

但是，当美国占领当局与日本社会的蜜月结束之后，日本人发现原来美国恩赐的民主并不可靠。冲绳的社会重建和归属问题等自不待言，本土的日本人也发现，他们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美国开始干涉日本人的社会生活，包括集会、罢工和言论自由。因此，日本人开始跟美国占领当局和占领军士兵发生冲突。日本的左翼和右翼几乎都在1950年前后试图重建民族主义，但是由于传统民族主义的特质，使得右翼更有可能利用它。正如丸山真男指出的那样，明治维新在使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结合的问题上失败了，日本尚未建立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当国民的政治选择能力没有达到成熟状态的时候，国民的爱国心就将是对于作为环境的政治秩序的情绪性依赖。因此，丸山援引了法国思想家勒南（Renan，Joseph Ernest）在《民族是什么》（也有人翻译成《国民是什么》）中著名的关于国民的“每天进行投票”的论断。勒南认为，构成民族（国民）的并不是种族、语言或者其他要素，而是人们希望成为同一个民族的意志。他指出：民族就是一个一个自由的人每天进行投票选择的结果。丸山真男把这种每天投票的比喻解释为国民作为政治主体的“高度自律的契机”，并认为这是防止日本民族主义重蹈法西斯主义覆辙的唯一途径。^[23]

丸山作为日本代表性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把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关联起来的构想，这就是在民族主义内部建立民主主义的契机。当然，这种民主主义契机并非UNESCO当年所谈论的政治民主或者社会民主，它是作为政治主体的国民的政治成熟度。这也就是丸山政治学一贯强调的“近代精神”。按照丸山的一贯思路，民族主义只有在确立了近代性格亦即具有“高度自律的契机”之后，才能超越其非理性的、本能的层面，获得国民的政治决断力。同时，他敏锐地揭示，亲美反共的日本右翼和以民主之名行反共之实的美国占领当局，并不代表真正的民主。

一个有趣的细节证明了丸山真男的这个揭示。从1948年开始《世界》杂志陆续刊载了UNESCO关于维护和平的呼吁和其他相关的围绕类似议题的讨论，却没有刊载“关于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的问卷以及相关的文件。这些资料是在1953年才发表的，这个五年的时间差正与日本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大起大落同步。换言之，到了1953年，日本知识分子才产生了讨论民主主义是什么的需求。他们在追问，民主是什么？民族又是什么？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日本的有识之士正在努力为了和平寻求突破冷战格局的“全面和谈”之路，虽然这个努力最后没有成功，但是它留下了一笔思想遗产，这就是在培养普通日本人政治民主能力的过程中打造“健全的民族主义”的思想尝试。当丸山的论文作为日本代表团的讨论资料提交给IPR大会的时候，它也正是在回应尼赫鲁的那个深刻的忧虑：在民族独立完成之后，民族主义如何才能避免走上对外扩张的危险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