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与提高的精神

18 世纪的启蒙精神，来自 17 世纪的科学和思想革命。启蒙精神发扬和普及了培根和笛卡儿的思想，发扬和普及了培尔和斯宾诺莎的思想，特别是发扬和普及了洛克和牛顿的思想。它发扬了自然法则哲学观点和天赋权利哲学观念。从未有过一个时代对传统观念抱有那样的怀疑态度，对人的理智能力和科学威力抱有那样的信心，对大自然的规律性与一致性抱有那样坚定的信念，也从未有过一个时代是那样深刻地受到进步文明和发展观念的影响。

信仰进步人们常常描述说，进步思想是现代或自 17 世纪末叶以来欧洲文明的支配思想或特有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生活条件会日益改善。总的说来，每一代人的生活都会比先辈的生活过得好，而且通过自身的劳动，将为子孙后代提供更为美好的生活；归根结底，全人类都会走上共同进步的道路。这些是人们的一种信仰，一种非宗教性质的信仰。这一信仰的各种要点在 1700 年以前就已有了，然而，进步思想却是在 1700 年以后才日益变得明晰。它在 17 世纪所呈现的形式颇为初级，在英法零星学术争论中显露端倪，这种争论，人们称为“古代人与现代人的争吵”（正如上文说过，这也成了挑战路易十四研究院官方理论家的内容之一）。古代人认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学说，从未被后人超过。现代人指着科学成果、艺术成果、文学成果和发现成果，断然宣称，他们这个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他们这代人比古代人做得更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是后来者，可以借助先人的成就。这种争论从未真正了结，但是在 1700 年，好多人都是持现代人的观点。

这一时代关于人的头脑具有天赋才能的信念，也是广为流传的。人们抵制极端的怀疑论，但并不抵制怀疑的观点。1700 年以后，有文化教养的人也不见得会相信迷信，为未知的事物所吓倒或沉浸于巫术魔法之中。巫术癖好猝然消失了。的确，一切超自然的观念对许多欧洲人来说，日渐淡薄。“现代”人不仅不再害怕鬼怪，他们也不再害怕上帝。与其说他们把上帝想像为圣父，不如说想像为物质世界的第一推动力。上帝具有个性的观念，天命迫临、不可测知的观念，或人需要赎罪的观念，都不如以往的强烈了。上帝与其说是慈爱上帝这一形象，不如说是不可思议的智人，创造了现在为人的理智所发现的惊人世界。基督徒的上帝的伟大象征是十字架，架上一个具有人的形象的神备受折磨。在具有科学观的人看来，这一形象就是代表钟表制造人。物质世界的错综复杂，可与一只表的结构相比；人们争辩说，正如同一只表没有制造者就不可能存在一样，牛顿发现的世界，若没有上帝的创造，用数理定律使之运动，也不可能存在。因此，人们认为神圣的，正是全能的智力。

所有这一切都推动欧洲世俗精神的发展。种种智力上的发展，使人们在摆脱古老的宗教中有了更多的社会根据和经济根据。教会和教士丧失了领导权和威望。经济和政治，商业事务和国家事务，不再从属于宗教的目的。它们把道德判断的约束和宗教判断的约束一概抛开了。与此同时，宗教信仰自由流行开来。宗教方面的少数派受到迫害的事件渐渐减少。总之，教会企图强迫人们接受宗教教义时，不再采用以前的野蛮手段，如火刑与火刑柱之类。国家对于刑事或政治的嫌疑犯和罪犯施以酷刑的野蛮手段，也越来越不得人心。

宗教狂热和虔信派当然，并非人人都被这些思想所撼动。18 世纪上半叶，其实也是一个持续宗教狂热的时期。艾萨克·瓦茨写了许多赞美诗，至今仍在说英语的教堂里吟唱，为人熟悉。J. S. 巴赫谱的伟大教堂音乐主要是在 18 世纪 20 年代创作的。韩德尔的清唱剧《弥赛亚》是在 1741 年首次上演。大约正是这个期间，在教堂中做礼拜的会众首次唱《噢，来吧，一切忠实的》，天主教教徒先唱，表达神灵感应，很快，教会新教（以因信称义为教义）教徒也采用了。以虔信派闻名的运动触动了德国的路德宗信徒。虔信派强调平常人的内心精神体验，跟神学教授教导的教条明显不同。他们寻求内心的启示，或灵魂的启示，而不是寻求理智的启示，从而背离了启蒙时代的主要信仰。这是一种改善个人的宗教冲动，而不是改善社会机构，也很难跟这个时代的思想保持一致。但是这一思想决非仅仅是保守的，因为他们一般来说对现存体制是高度批判的。

约翰·韦斯利和卫理公会派约翰·韦斯利还是牛津大学的一个学生时，在英国国教里，参加了一个意气相投的年青人团体，一个祈祷默念的团体。他们从事善举工作，减轻囚徒和穷人的苦难，他们给囚徒和穷人送食物和衣服，同时还教他们认字读书。韦斯利走出教区的限制，跟其他人一起巡回布道，常常面对广阔田野上许许多多的听众。据说韦斯利在 50 年中，在大不列颠走过的路程达两万五千英里。他和志同道合的乔治·沃特菲也曾经在英属美洲殖民地上布道。他们在那里唤起了 18 世纪 40 年代的“伟大觉醒”。这一运动带有民主化影响，强调个人价值，强调精神觉悟，不受业已建立的宗教当局的约束。事实上，维护陈旧的教会的代言人把这样的运动称为“热情”而摒弃，那时，“热情”是一个脏词。1791 年他去世时，韦斯利有大约 50 万信徒，称之为卫理公会派信徒。韦斯利想方设法把他们保持在英国国教之内，但是分离的卫理公会派教会已经在英国和美国建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各种宗教感情的表达，反映了业已论述过的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不同。虽然有一些社会精英参加这些新运动，但总的来说，是生活最不安逸的阶级参与其中。各国国教，如圣公会教会、路德宗教会、天主教教会，都不想受到宗教复兴运动的打扰。虽然主教都是当时有文化素养的绅士，但是，最激烈的知识界领袖使一切教会都靠边站。

在这个“理性时代”，科学和新学问并没有割断大众对魔术或耍把戏的兴趣。有一名瑞士牧师，J.C.拉瓦特，以他所谓的“相面术”科学来惹人注意，运用相面术观察人的面貌特征，说出人的性格。有位奥地利医生 F·A·梅斯梅尔，一次次举行降神会，轰动巴黎。在降神会上，用一个魔板接触人的身体，或让人坐在桶里，以此来接触“动物磁场”，希望能治好百病，他的“梅斯梅尔疗法”是催眠术发现的一个初级阶段。但是，有意义的是，皇家科学院组织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经过调查，作出结论：梅斯梅尔本人对这些奇怪现象进行解释的理论是没有根据的。

共济会比主流更引人注目的是共济会。共济会在英国形成，然后很快遍布大陆各地。共济会成员一般是这样的人：他们持典型的启蒙时代观点；赞成理性、进步、宽容及温和改革；敬仰上帝，奉之为宇宙的设计师。但是他们在地方分会进行的秘密集会，仪式气氛神秘莫测，充满秘术。会众来自各行各业，有贵族、教士、中产阶级分子（极个别的地方分会还允许妇女参加）。共济会能将各个社会阶级的人召集在一起，这对人的自我改善和对他人的改善都是没有害处的。不过，这引起怀疑，原因在于它的秘密性。有一个越轨的小小分支，叫做南德意志光照派（the Illuminati of south Germany），被认为是非常危险的秘密组织，于 1786 年被巴伐利亚政府取缔。后来有些人坚持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因为先知先觉者、哲人和其他秘密分子合谋筹划而酿成的。但是，这种看法从来不过是一些吓晕了脑袋的保守评论家的信条罢了。Illuminati 一词的意思是“开明的人”，但是秘密信徒的信念跟启蒙时代的观念是形同陌路、互不搭边的。启蒙时代的开明观念，说千道万，首先得依靠公开性和读者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