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社会生活领域，作为一种政治参与方式社会运动丰富了市民的多样化参政途径，市民通过社会运动表达了对政治的看法和意见。社会运动中的市民团体担负着进行经常性调查、研究、分析，充当早期预警机制，帮助监督和执行政府工作的职责，能及时把其成员对政府的要求、愿望、建议、批评集中起来转达给政府，向政府提出议案并监督政策的实施，又把政府的政策意图和对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转达给其成员和市民。社会运动的这一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过程满足了不同群体合理的利益需求，推动了政府与民众关系的改善。例如，在社区营造运动中，非营利性组织针对政府的城市改造计划，不再以大规模抵制或对抗的方式表达意见，而是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建议，广泛征求意见，采取研讨会等方式与政府进行对话，表达意见。地方政府也开始在制定城市建设和发展计划时吸收市民的意见。社会运动对于政府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使法律、法规和政策能够照顾到各阶层人群的需要，保证它的可行性和准确性。
社会运动还对政策决定过程与政策内容予以批判性的监督，对政府行为构成了制约。例如信息公开运动在防止政治家、公务员贪污腐败和从事不法活动上发挥着监督作用；消费者运动保障了消费者的权益，推动了市民生活方式的改变；环境保护运动监督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促进企业推行环境友好型的生产方式，使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因此，可以预测，今后在养老护理、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青少年健康健全发展、社区重新焕发活力等市民们关心、政府措施又比较薄弱的问题上，社会运动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其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和平民主主义与民族保守主义两种势力力量对比发生变化。1989年曾经作为工人运动主力的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解体，意味着工人运动的衰落和左翼力量的消退。同时，1955年以来曾在日本国会长期占据第二大党的日本社会党出现衰败和妥协[26]。再加上庞大的无党派阶层出现，相当数量的民众对政治不感兴趣。这样一来，作为和平民主主义思潮重要的支持力量逐渐萎缩。特别是进入21世纪，在民族保守主义与和平民主主义对垒、交锋的过程中，和平民主主义阵营的式微已较为明显。主张“护宪”“反战”“反核”与“日中友好”的和平民主主义思潮势力消减，其对抗和掣肘日益强大的右倾保守化潮流已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劳动组合、日教组等群众组织力量日趋薄弱。例如，当前，以“九条会”为中心坚持和平与民主、反对修改宪法为主流的社会运动仍持续进行着，对民族保守主义势力构成一定的制约，对政界的修宪势力也有一定的掣肘作用。但随着民族保守主义势力的增强以及“九条会”核心成员的相继离世，“九条会”的影响力正在不可避免地减弱。在中日关系领域，以“日中七团体”为中心的对华友好团体活跃在中日民间交流的第一线，发挥着中日友好的骨干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对华友好团体出现成员年龄老化、经费紧张、专职人员较少等问题，甚至有的面临合并、更名或解散的命运。同时，中日关系在领土问题、历史问题等方面出现诸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恶化，普通日本民众对华感情趋冷，出现“厌华”情绪。关心中日友好事业的日本年轻人数量锐减，对华友好团体中年轻会员的人数也比较少，中日交流活动中年轻人参与不够，导致对华友好团体活力不足，同时也制约了其未来的发展。
相比之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伴随着经济的长期萧条，日本政治长期动荡，思想领域民族保守主义蔓延。民族保守主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歪曲和美化日本侵略历史；从安全保障角度对现行宪法体制进行讨论和修改的意识逐渐活跃；宣传“中国威胁论”，防范和限制中国。在保守主义思潮成为社会思潮主流、国民意识整体向右转的趋势之下，可以预见，今后在政治、外交层面，民族保守主义势力会更趋强大，和平民主主义势力与强大的右倾势力的较量将迎来更为严峻的局面。2015年7月16日，安倍政府处心积虑推动的日本安全保障相关法案，倚仗执政党在国会的议席数优势，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表决通过。这似乎表明，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大幅转变战后以来“专守防卫”国防政策的步伐似乎难以阻挡。为此，爱好和平的日本民众发起了多场声势浩大反对新保安法案的抗议游行。在“安倍谈话”出笼之前，包括学者、教授、律师等在内的一批进步知识精英开展了积极的行动，有74名国际法学、历史学及国际政治学的学者发表了联合声明，以督促安倍正视日本侵略的历史。“安倍谈话”对“殖民统治”和“侵略”等措辞的提及，可以说是民族保守势力与和平反战势力博弈的结果。今后，和平反战运动能否对安倍内阁右倾化的国家战略起到有效的制约作用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本文已在《日本学刊》2015年第5期发表，收入本书时做了部分修改。）
[1] 作者简介：胡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社会研究室主任。
[2]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3] 見田宗介、栗原彬、田中義久編『社会学事典』、弘文堂、1988年、390頁。
[4]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赵旭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57页。
[5] 参见胡澎《母亲大会：历程、特点与意义》，《日本学》第15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
[6] 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政府决定建造一个代替羽田机场的国际机场，最初选在成田机场地址以南四公里一个叫富里的地方，但是富里地区的农民发起了激烈的反对建机场运动，政府只好作罢。
[7] 1955年3月得知驻日美军要求在小牧、横田、立川、木更津、新潟扩建五个机场的消息，当地居民结成了“砂川基地扩张反对同盟”，召开了反对机场扩建的誓师大会，开始了“砂川斗争”。
[8] 1957—1958年针对强制执行对教员的勤务评定，被认为破坏了教职员之间的团结、对教育权力的统制，因此，以教职员组合为中心在全国开展了激烈的反对斗争。
[9] 1958年10月，针对《警察官职务执行法》修订而开展的反对运动。运动主要参与者是社会党、总评、全日农、护宪联合等七家团体。11月5日有400万人参加了街头抗议行动，导致修订搁浅。
[10] 20世纪60年代末波及全日本的学生运动。当时参加者多为“团块世代”的大学生，他们中后来诞生了多位自然环境保护运动、消费者运动的领导者。
[11] 安田浩『戦後平和運動の特徴と当面する課題』、『日本社会の対抗と構造』、大月書店、1997年。
[12] 转引自佐佐木毅、金泰昌主编《中间团体开创的公共性》第七卷，王伟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13] 转引自何平立《西方新社会运动趋向析论》，《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14] 转引自刘晓峰《“平成日本学”论》，《日本学刊》2015年第2期。
[15] 早在20世纪70年代，在计划兴建核电站地区，民众发起了反对核电站建设，城市也有反对核电站的游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和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之后，这一运动表现得更为兴盛。近年来，东京、福岛县乃至全日本爆发了要求废除核电站的游行活动，人数多达数万。
[16] 后演变为练马·生活者网络。
[17] “生协”是生活协同组合的简称，是一般市民以提高生活水平为目标结成的进行各种活动的团体，也指在消费生活协同组合法之下成立的消费生活协同组合。
[18] 日本NPO中心为“协动”下的定义是：不同种类不同性质的组织为了达成一致的社会目的，在保持各自资源、特性的基础上，以平等的立场协力共同采取行动。“协动”的要素有以下几点：各个主体享有共同的目标；主体自主、自律与平等；为了达成目标，各主体之间应各有偏重，相互弥补；各主体承担相应的责任；依据求同存异的原则，相互尊重各自特点，达成目标。
[19] 本間康平·田野崎昭夫·光吉利之·塩原勉編『社会学概论』、有斐閣、1988年、308頁。
[20] 福武直『日本社会の構造』、東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146頁。
[21] 三浦展：《下流社会》，陆求实、戴铮译，文汇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22] 道路上游行需要在《道路交通法》第77条的基础上接受所属警察署长的许可，此外，游行活动所在的县、市要遵从公安条例。国会议事堂、外国使领馆、政党事务所等周边地区要遵守《保持国会议事堂等周边及外国公馆等周边地区安静稳定的相关法律》，限制使用扩音器。对游行中搞破坏的团体，按照《破坏活动防治法》予以六个月之内在规定地区禁止游行。
[23] 今西一男『住民運動による普遍的公共性の構築』、『社会学評論』第49卷第2号。
[24] 该右翼组织与自民党有着多种联系，是支持自民党的团体“日本会议”的参与者。
[25] 2005年9月，“21世纪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等16家市民团体发表共同声明，公布了他们调查的教科书采用情况：全日本共有583个地区需要选择下一年春天采用的教科书，现在已有552个地区明确了采用的版本，其中只有两个地区决定采用右翼教科书。确定下一年春天使用扶桑版历史教科书的公立和私立中学不到50所。这16家市民团体宣称，这套歪曲历史、美化战争的教科书采用率如此之低，是全日本“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人们良知的胜利、草根民主主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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