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服务业发展的新趋势

进入21世纪后，日本经济服务化伴随着全球化在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服务产业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势头。尤其是从需求的角度来看，相当一部分基础产业基本都成熟化或者转移到海外生产，因此内需型的新产业群是面对情报通信、社会资本设备、生活方式变化需求的生活关联产业、环境关联产业、省力化的物流关联产业等产业需求的扩大，21世纪日本经济的成长也将由它们作为领头羊来发展。为此，预计2020年日本在经济服务化的进展背景下，制造业比重进一步下降，第三产业比重进一步提高。特别是人口高龄化的发展对医疗、福祉需求的增加，预计医疗保险、福祉关联产业都会得到扩大。同时，在地球环境制约与国民环境意思高涨的情况下，产业结构中也会加强省资源、省能源技术的投入。产业就业者的比重中，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减少，医疗保健、商业保险、福祉关联和消费者服务等扩大，预计会有以下几个新的发展趋势：

1．经济服务化的软件化趋势

经济服务化，不只是提供非财物的第三产业的扩大，还包括了医疗、运输、商业等部门的发展。在这里，如果只是认为资本与劳动力单纯从财物产业自动向非财物产业迁移就未免太简单化了。其实，制造业内部也有从事服务劳动的工作人员。所以，新世纪日本经济服务化还包括了制造企业内部的“服务化”。另外，新世纪是一个信息化时代，服务业的信息技术水平随之大幅度提高，日本服务部门在发展中积极地进行设备投资活动如情报化投资等，并且更加强调财物的附属机能和价值，这样，在信息化时代日本经济服务化便出现了“软件化”趋势。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软件化是指相对于物质化产品，知识、技术、信息等服务性劳动的评价和价值更高。也就是说“软件化”是所生产出来的财物比较其自身的价值反而是附加在上面的知识、技术、情报等的价值更高；相比物质、能源的投入，信息投入的程度大幅上升。与其相近的概念一般有“高附加价值化”、“集约化”、眠隋报化或信息化”等概念，因此“软件化”概念应该是这多种概念的集合。软件化和服务化的区别是，服务化是狭义的，一般理解为针对人提供的劳动需求；软件化除人力劳动外更多的是指信息化。

一般来说，经济社会活动对信息机器、信息机能的介入及其依赖度增高，就是信息社会的特征。具体表现在产业的生产活动中对信息处理机器的投入增加，信息加工和处理速度及质量的进步，带来通信基础设施的扩充，这是产业发展基础。由于产业发展对加工情报、商业信息需求的扩大，因此信息的加工、处理、检索、分析等信息服务活动的整体需求便迅速扩大。本来硬件和软件的概念是电脑用语，今天已经运用到财物和服务、机械和劳动、有形物和无形物等各种关系中。例如相对于土地、建筑物、工厂、机械等人力资本服务（教育、指导、研究等），以及金融资产的效率化运用等都可被称为“软件化”。经济软件化实际上是借助信息产业的软件利用为起因提出的。计算机中硬件和软件的分离，是硬件设备与知识产权的分离。而工业中的工业所有权是指工业化社会的技术资产，也就是制造产品上的无形资产。随着信息化带来的经济软件化程度日趋增高，软件等创造性知识、技术的价值将不断增高。

2．工业信息化与服务部门工业化趋势

日本经济迎来的结构转换期是与以往的经济成长模式不同的一种新模式。今后日本经济成长的影像应该是制造业中服务投入的增加，服务产业中信息关联投资和硬件投资的增加。工业部门，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的关系及工厂和公司在机能上关系都在不断变化。不管是工厂还是公司发生着情报化、软件化的变化。在工业部门生产的产品不光是追求价格上的优势，还必须相应的拥有知识、设计等方面的附加价值。也就是说对土地、资本的劳动力之后的第四种生产要素“知识”的依存度不断加强。此外，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点上，日本传统上那些占优势的制造业，也随着软件化的发展变得越来越服务化。例如因担心环境问题而在向海外的汽车厂家提供混合波导联结引擎时，就要提供高附加值的技能方式的服务。所以传统制造产业向海外转移越多，这种技能方式服务的需求量就会越大。与此同时，制造业中部件资产化观念近年也广泛运用到服务中，在提升了生产力方面创造出了具有高国际竞争力的服务。目前日本制造业部件资产化已经扩大到世界各地，这样要有效的减少运输费和通信费等服务连锁成本，那么制造业的软件化和服务化就更加成为一种必需。制造业的这一转变改变了原有工业产业内涵，出现与工业有关的研发和技术创新。以新产品的试制开发、研究为重点，重点发展知识密集型的“高精尖新”工业，并将“批量生产型工厂”改造成为“新产品研究开发型工厂”，使工业逐步向服务业延伸，实现工业与服务业的产业融合。

另一方面，服务产业也不可能单靠自身的力量来发展，它必须和制造业相互挂钩有机联系才能扩大发展。近些年在日本和欧美等发达国家一些服务业与微量电子工业技术进步有很大联系，电子工业技术进步带来很多与物品生产相关的服务性工作。如物品租赁、物品修理和保存等对物品使用的服务，商品调查行业、废弃物处理行业等物品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服务业种，这些都是与制造业相辅相成发展而来的。特别是设计事务所、建筑服务、土木建筑服务等承担物品生产过程中前期阶段业种的细分化将直接提高生产效率。在这里，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是一个互相制约的有机结合体。特别在信息化条件下，社会对服务部门的生产过程、提供方式的规范化、系统化要求，促使其追求提供服务质量上的稳定和均一化。为此，服务产品生产中机械化、信息化投资是服务部门工业化的过程。这样，经济服务化的过程中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向服务部门转移的同时，内部生产与管理的机能开始分离，构筑新的组织关系。而服务部门从工业部门附属的位置上解放出来，利用一直以来储存的能量站积极地推动工业部门顺利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相互依存的关系便更进一步深化了。

3．“生活的社会化”与生活服务业发展趋势

现代化的生活中，人们自给自足的时代已经结束，家庭生活需要更多的依靠家庭以外的企业或机构来提供，这是生活的社会化。生活的社会化使得生活手段的自己制作、生活机能的自我完成都在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原本是家庭内部处理的问题逐渐地依赖“外部化”。生活的社会化是以生活关联服务的购入增加为中心内容，这同时也反映了生活手段小家庭自给制作的衰退和其商品化的形成。其次，随日本服务经济中生活关联服务的扩大，出现了“消费的物离化”。所谓的“消费的物离化"现象，是指家庭支出中物质财产购入费用所占比重下降，相反服务支出的比重提升。但由此就随意地断定“现在对物质的需求已急速下降”、“物品的支出速减”是不正确的观点，也可以说还没有到达这种地步。例如以前是直接买唱片、音乐磁带，而现在是从出租屋借，物品购入的费用减少了，但服务支出却相应增加。物品的修理委托专门店来完成，要洗的衣服委托洗衣房以及出外就餐等，这些都是服务支出比重的增加。在这样的生活变化背景之下，日本的女性开始逐渐进入社会。现代生活中的一大部分利用金钱就可以委托给外部进行处理，邻里间家庭的相互联系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家庭对社会的需要。生活的社会化也是生活的个人化的倾向，家庭事务的处理更多的是与地域的合作，企业的委托，对社区公共服务的期待由此更深更高。第四节现代服务产业集群发展趋势：东京大都市圈模式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目前已形成了一种世界潮流。

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国际大都市中央商务区功能结构的提升，现代服务产业逐渐向城市集聚，而且不断成熟起来。目前，现代服务业集群已主导着国际大都市及其中央商务区的发展，决定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其国际竞争力的高低。生产性服务业反映在空间上的特性是，以营业所的形态占据都市空间。随业种不同会有很大的变化，中心地域、大都市圈的中心市、或者都心的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是服务特性中的商标效应，同时也是与顾客有面对面接触的必要性。但是这种集聚特性随远距离通信技术、数据记忆媒体的进步得到缓解，于是产业布局的分散现象同时也就比较明显，这便形成了多极的、大中小城市群结合的大都市圈模式，东京大都市圈模式就是这种发展趋势的代表。日本现代服务业的成长是与大生产性服务和余暇关联服务直接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以企业、官厅等领域为对象被定位中央集中型，同时余暇关联服务大多是大都市型业种，一定程度上也具有中央集中性。这从就业人数的变迁和推移就可十分清楚地看到这一点：1981年日本服务业就业者数1056万人、1986年1216万人、1991年1461万人、1996年1651万人，20世纪90年代中期80年初增加600万人，增长56．34%。首都圈增加200万人，占增加总量的1／3，东京增加98万人，首都圈和内东京合计增加近300万人，占了新增加量的一半。^[11]由此可见，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服务业的成长己明显出现集群化和大都市区化的趋势。东京是国际大都市中的后起之秀。东京市中心传统上由千代田区、中央区和港区等都心三区构成，千代田的丸之内是东京IFC（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er，国际金融中心）的主体，国际金融机构高度集中，用地达到饱和状态，办公面积达1700平方米，占三区总量的60%左右。东京中央商务区的发展模式采用了老中心区与多个新中心区分层次并进策略，来适应快速城市化的发展需求。中央商务区除丸之内金融区、新宿商务办公型副中心区和临海商务信息区三个梯次外延的层次外，还进一步把东京市外的几座城市纳入了东京大都市圈的规划，形成了包括市中心区、8个周边副中心区（含新宿、临海）、9个外围特色新城（称业务核城市，含幕张、横滨）组成的完整体系。由此，东京大都市圈便组成了以金融、批发、信息相关产业和专业服务产业为重要特征的现代服务产业集群，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结构特征的大都市圈网络化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