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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区域研究若干进展简述

时间:2022-03-14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空间经济格局无论是全球范围内的还是区域范围内的,都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空间或地理问题,而有其明显的社会变迁与经济重构的内涵。同时,区域研究也逐渐重视区域内各主体间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这种趋向被称为关系转向。此外,也有人根据区域研究中大量的制度分析而提出制度转向的观点。事实上,活跃在这些“转向”中的区域研究学者们,大多都属于演化学派、制度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
国际区域研究若干进展简述_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卷

国际区域研究若干进展简述

李 青

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是20余年来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背景,它们与后福特制生产体系相互推动,在整个社会转换(social switching)的进程中,伴随着空间转换(spatial switching)过程。空间经济格局无论是全球范围内的还是区域范围内的,都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空间或地理问题,而有其明显的社会变迁与经济重构的内涵。也正是这20余年国际社会经济背景下的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践,给学者们提供了研究问题的丰富素材和强大动力,这一时期区域研究不仅保持了其一贯的对空间和地点的敏锐性,继承了其以往理论的科学成分,且吸纳了新的研究方法和分析角度,出现了多元化综合性的特征。

一、区域研究的兴起

1980年代后区域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被称为“兴起”时期,许多相关学科的学者们都对区域研究都予以更大关注和研究,许多区域经济的既有理论被重新讨论并赋予新的释义。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时期有关区域发展的突出现实是,与人们曾经预期的不同,资源的全球性流动并未使地方性资源成为遍在性资源而出现无地点性(placeless)特征,从而达到各区域的归一性(ubiquitous)[1]结果,相反地方化特征加强了,地区兴衰变化和地区分化明显。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一方面促使生产地、管理地、营销地的分离,区域功能的分化更为突出;另一方面资源更加集中于一些具有良好创新环境、发展基础和历史的地区。这样,学者们试图探讨区域特质对发展的影响,从多角度探讨区域发展影响因素和机制,并考察了区域和全球两个层面相互嵌入的复杂关系。一方面认为区域是劳动力市场、企业增长联盟形成、技术创新与增长的中枢,是全球化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分析全球化过程中与区域有关的问题,特别是与金融资本流动、跨国公司投资及战略、新信息技术效益相联系的问题,探讨全球范围内经济的重组过程与区域分化,认为全球化嵌入并体现在区域发展中。

二、区域研究的文化转向和关系转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研究除了继续探讨资源的空间流动与配置、经济活动的集中与分散、收入空间分布的收敛与离散等传统问题,也在努力探求新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区域经济发展的机制,研究区域发展过程中经济与非经济因素的关系,出现了多学科介入、多研究方法综合、多主题的倾向,且越来越多地渗入了社会文化因素,被称为“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同时,区域研究也逐渐重视区域内各主体间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这种趋向被称为关系转向(relational turn)。许多学者注意到,区域经济活动主体间关系的重要性,使得“关系空间”(spaces of relations)能在很大程度上补充或取代实体的“点空间”(spaces of points)的作用,而关系紧密的企业在空间的集聚,又能极大发挥区域网络的作用,推动区域内企业的创新活动,因此,各主体间网络关系及这些关系的空间选择是企业战略定位的关键。此外,也有人根据区域研究中大量的制度分析而提出制度转向的观点。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经由半个世纪以来区域研究众多流派的出现、进步和淘汰的推陈出新过程,不断引发学者们对以往研究的反思。历史证明,单纯的用计量方法(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地理学的计量革命)、静态均衡的主流经济学方法等都不足以有力地解释纷繁复杂、关系交织的区域发展现实。另外,是由于区域经济研究(包括经济地理研究)缺乏像主流经济学那样的严整的理论框架和清晰的“经济”分析色彩,而经济学中空间概念的缺失也使它难以正确分析区域问题,这使得不少区域研究者转向政治地理、文化地理、种族地理等人文地理领域,或者从中吸取有益成分研究区域经济问题。事实上,活跃在这些“转向”中的区域研究学者们,大多都属于演化学派、制度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

三、马克思主义学派对区域问题的研究[2]

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是国际区域研究的重要学派,它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地理学中马克思主义研究时期,即把马克思主义学说运用到地理研究中,并对地理学产生重大影响;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主要是将空间思想注入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批判性地使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创立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学派,被称为“社会理论空间化”运动。8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者们对全球化下的空间经济分异和重组进行了许多研究,对全球和区域经济格局、产业分工、资本积累等问题多有探讨。

(一)对空间分工和地区性的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中,空间形态和空间结构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一直是其关心的重要问题。1984年,英国Open University的Doreen B.Massey出版了《空间分工:社会结构和生产地理》一书,她强调区域内社会、文化因素在决定产业布局中的作用,认为社会、经济与地点环环相连、密不可分。她的这些观点成为日后Cooke领导的英国“地方项目”的基础。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起,Massey就对区域与城市发展的特征及变化、工业区位论、区域政治地理、社会地理等问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80年代以后她对全球化下区域重构过程和工业地理变化也进行了研究,其《政治学及方法:工业地理学中的对比研究》(1985)、《全球重构及区域回应》(1988)、《反思区域》(1998)等都有较大影响。

在北美,Cox,K.R.和A.J.Mair自80年代以后也进行了同类工作,认为经济发展依赖于一系列非经济的、地方制度与关系。由于资本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特点,因此地方要采取措施吸引投资流入。他们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1988年发表的《地方经济发展政治学中的地方和社区》、其后发表的《城市增长机制和地方经济发展政治学》(1989)、《从地方化社会结构到作为代理人的地方》(1991)等,都是从区域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全球化和区域特征对区域分工、资源转移的影响。

(二)分析的政治经济地理学

分析的政治经济地理学用正规的数学逻辑提出了不同于克鲁格曼等人的一般均衡模型,其工作始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于1982出版的《对资本的限制》一书。其他学者还有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Eric S.Sheppard(1984)、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Panagis S.Liossatos等。他们以区域间投入产出系统、交通和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对资本主义空间经济进行了分析,如1988年Liossato发表了《空间环境中的价值和竞争——一个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模型》、1989年发表了《增长、竞争和投资需求——一个动态模型》,1993年和1995年又分别发表了《竞争、技术变化和不平衡增长》、《通过创造性破坏的技术演进》等。Sheppard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Trevor J.Barnes还修改了农业租金理论,反对新古典一般均衡价格模型忽视地理的问题,其1990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空间经济》综合并拓展了政治经济地理学的观点。Webber(1982)提出了基于依附和不平等交换理论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模型,以及区域间资本流动模型(1987),等等。

(三)自然与环境问题

从马克思关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中出发,一些学者主张建立地理唯物主义,也有一些则主张用以社会为中心的观点认识自然。马克思主义者不赞成自然风险与技术风险截然分开的观点,认为风险具有社会属性并被社会阶级关系、不同人群的收入差别所制约,任何已知的环境条件对于不同的人群意义不同。

四、以制度与演化经济观点分析区域问题[3]

区域经济研究从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获得思想养分,结合其对空间问题分析的优势,对区域研究作出重要贡献。领先学者如英国卡迪夫大学的菲利普·库克(Philip Cooke)[4]、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Michael Storper和Allen J Scott、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AnnaLee Saxnian、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R.Nelson、英国杜伦大学的Ash Amin等。

(一)制度经济分析

90年代形成制度地理学思想。比如90年代中期英国学者Ron Martin(1994)和Sunley(1996)就提议按照凡勃伦的思路重塑经济地理学。这一学派的最大特点是将制度作为区域发展和创新的重要因素,并试图解释制度与区域发展的关系,代表性学者如Ash Amin、Piore、Sabel等,他们强调从大批量生产到小批量生产转换的重要性,即经济组织及其随之而发展的“社会——文化”体制形式,要求政府在创建体制激励方面应起关键作用,以确保灵活生产专门化的好处扩散到整个经济领域。

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制度作为一种区位因素:区域学者重新探讨了区位因素的内容和对区域发展的不同作用,认识到包括制度在内的非物质性、非贸易的区位因素对区域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一些学者提出了制度空间的概念,强调不同区域有不同的制度空间即区域制度条件,这种非实体性、非物质性的空间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区域发展的程度、方式和方向,是区域发展所倚恃的重要基础。Storper和法国学者Robert Salais(1997)根据反应性企业的概念,还提出为适应和应对技术及市场变化,减少企业经营风险,企业应立足区域社会历史资源,用地区惯例来应对风险的观点。

2.制度作为创新环境的内容:英国杜伦大学的Ash Amin[5]和布里斯托大学的Nigel Thrift等学者在技术对区域的影响、组织性学习、城市政治经济变化等方面进行了许多研究,他们两人在这些问题上也合作发表了许多论文,有较大反响,他们重视制度在区域创新中的作用,提出用“制度厚度”来衡量区域内支持创新的制度的质量和结构,制度厚度与创新支持力度成正比。还有些学者将制度作为构成区域“黏性”的成分,区域内的制度条件越有利于创新和发展,区域的黏性也越大,区域对外部资源就越具有吸引力,区域整合各种资源的能力也越强。

3.交易成本对空间集聚的作用:以制度学派的理性选择观点出发,学者们探讨了交易成本与企业集聚之间的关系,认为企业集聚有利于减少互动学习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促进知识的获得、共享和交流,有利于促进区域创新活动。

4.制度在社会网络形成中的作用:学者们在对一些成功地实现区域创新的案例研究中,普遍认同制度因素在促进社会网络形成中的积极作用,而这种社会网络是区域内各种有利于互动学习和创新活动的关系的总和,在促进网络成员之间的互动学习、相互合作、实现区域创新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5.制度网络与区域合作优势:同在英国卡迪夫大学的库克和Kevin Morgan(1993,1998)也在这一时期用制度的网络模型理解“区域合作优势”,认为区域创新中的合作关系比竞争关系更重要,且不同的制度会为区域整体利益而整合,有利于形成和保持区域优势,并提出协同经济的概念。

6.制度演进与区域发展的路径依赖:分别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伯克利分校的区域研究专家Storper、Walker(1989)等从路径依赖角度理解区域经济专业化,认为技术、区域关系网络、非贸易的相互依赖都会随时间而积累和巩固,使区域锁定于某一专业化方向。他们认为推进型产业在开始是相对自由布局的,但一旦其选址确定后,便会引起企业的集聚和扎根,形成锁定和路径依赖,促使同类或具有分工关系的企业进一步在该区域集中,强化区域专业化方向和优势,而难以进行新的区位变化。

(二)演化经济分析

区域学者Stoper和Scott指出,要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区域发展的道路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需要将规制理论、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以及经济地理学的地域研究这几种相互独立的理论工具有机结合。Stoper将演化经济学所强调的技术演化的相互性与路径依赖性同经济地理学的地域集聚相结合,探讨特定地区的惯例,诸如劳资关系、职业培训体制、企业交易行为、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生产技术的路径选择以及生产组织管理形态等,在地域上如何影响企业的交易和信息扩散的。他们认为,企业和其他企业以及企业和研究机构、工会等,是区域发展中组织与技术学习的“关系性资产”,而这种关系性资产是地域化的,不会因为企业的迁移而改变,是一种“非贸易相互依存性”机制,这种机制是由“惯例”来协调的关系性资产,是一种意会性知识,它与基于可贸易的投入产出的交易费用机制或者外部经济机制相结合,共同构造了一个技术——组织——区域三位一体的理论框架。Scott则将规制主义理论同经济地理学的地域研究相结合,根据外部经济和交易费用机制以及动态收益递增过程,以及地方经济系统的社会文化规则和历史地理的视角,解释了先发地区的集聚增长,提出了基于地方资产和制度建设的区域发展战略。

五、新经济地理学[6]

最近20余年来许多学者参与到对新经济地理学的思考与研究中,成为十分活跃的一个研究领域,领先学者如克鲁格曼(Krugman)、藤田昌久(M.Fujita)、莫瑞(Mori)、瓦尔兹(Walz)、马丁(Martin)、沃纳伯尔斯(A.Venables)等。

地理学界和经济学界都认为各自的研究属于新经济地理学,但两者的研究路径和角度不尽相同,经济学者试图将空间因素纳入经济学分析中,如以添加了运输成本因素的区际贸易模型来解释贸易量随距离的增加而迅速减少,价格、要素报酬和行业生产率在不同区域间差异问题,克鲁格曼就试图通过建立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规模报酬递增模型,而地理学者则不尽认可这种尝试,他们坚持经济地理学的空间性质和其学科本身的独特性。因此,国际经济地理学界将经济学界研究的新经济地理学称为“地理经济学”或“新区域科学”,而将经济地理学新的研究趋向(如文化、关系、制度转向等)称为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的若干研究问题:

(一)区位理论

1991年克鲁格曼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递增收益与经济地理》一文,用模型表达出运输成本、规模经济、市场容量和企业集中的关系。模型表明,一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区域,会由于产业间的前向和后向联系而出现累积性的集中现象,运输成本越低,制造业比重越高,企业的规模经济就越明显,越有利于企业聚集。

1999年,格斯贝茨(Gersbach)与施姆兹勒(Schmutzler)用模型探讨了产业外溢效应下的创新活动的地理分布及对产业聚集的影响,认为递减的联系成本支持产业的聚集,同时也存在产品创新的多重均衡。产业群内企业的竞争与合作效果可以达到两阶段博弈的子博弈完美均衡,这通过美国硅谷的经验而得到证明。1996年,瓦尔兹研究了地方集聚经济对生产率持续增长的影响,表明增长与技术等要素的溢出效应密切相关,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助长企业创新活动的区域集中。1999年,弗塞尔与伯格曼利用区域与产业群的概念,认为外部经济、创新环境、合作竞争与途径依赖等是形成聚集优势的理论基础,并通过价值链与投入——产出途径、区位系数、网络来确认和分析产业群。1999年马丁研究了聚集经济条件下的区位竞争问题。他通过模型分析认为,在最初的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对其他企业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参与最初区位竞争的第一个企业虽然可以获得较大的财政激励,但随后的其他企业却能够从该区域的产业聚集形成的外部经济中获益。对在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而言,更重要的利益在于为随后进入的厂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同一区位的厂商数目会随着外生的相对成本优势和内生的聚集优势的增加而增加。

对产业聚集地也有另外不同的观点,如1993年Decoster和Strange从经理人和制定决策的声誉成本角度,认为代理问题是重要的影响聚集因素。1999年哈德(Head)、瑞斯(Ries)与斯文森(Swenson)曾推测群居行为可能导致产业群。

(二)贸易理论

新经济地理理论将运输成本纳入其整个理论体系中,并以此回答了传统贸易理论所不能回答的事实:①贸易量随距离的增加而迅速递减。②价格在区位之间并不相同,地点之间的距离越远,差异也越大。③要素回报在国家之间并不均等。④不同国家的行业生产率差异很大。

克鲁格曼在贸易与地理分析、空间模型等方面做了许多研究。1991他利用简单的两区域模型、农产品无运输成本假定和萨缪尔森的“冰川”型工业品运输成本,来说明区际贸易的产生及最终的中心——外围增长模式,即每一单位的工业品中只有一部分能发生区际移动,且其数量与区域运输成本呈反比,且区域的收敛与否取决于两种作用力,即促使区域发散的本国市场效果与价格指数,以及促使区域收敛的本地农产品市场的竞争度。

1996年,藤田和莫瑞对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模型进行了修正并建立了新模型,他们认为人口增加会引起新城市的扩展而形成多城市空间。1997年他们又研究了多个制造业部门运费与规模经济的差异,认为经济体系会自动发展为一个中心地体系。

新经济地理学也研究了地理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如沃纳斯伯尔(1996,1999)把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作为区际贸易新类型的基础。他认为,在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假设下,规模经济和运费是影响区际分化的因素。这样,有多个制造业部门的区域能为中间性商品提供广阔的市场,促进其走向区域一体化集中,并对下游产业形成成本优势,且积累这种集中和优势。1999年,沃纳伯尔斯与李冒(Limao)把运输成本纳入赫克歇尔—俄林的区际贸易模型,同样发现贸易方式和生产方式不仅取决于资源禀赋和要素密集度,而且依赖于与区域地理位置有关的运输成本。新贸易活动的区位选择相对于已有的贸易活动密度而言,依赖于要素密集和运输密集度。

1999年,伊顿(Eaton)与考图姆(Kortum)将地理、技术因素纳入其贸易模型,探讨了贸易收益、贸易与技术收益扩散、技术与区位影响的专业化模式、移民对工资的影响、关税减少的结果问题,认为各国都会从自由贸易中获益,且小国获益更多,同时,技术对于国家提高国家福利水平有积极作用,而不同国家从技术扩散中获益的程度则取决于技术扩散国和技术接受国之间的相似性

(三)趋同及趋异理论

1.技术对区域不对称的影响:技术因素是决定区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技术能否扩散会影响区域的趋同与趋异。基凡奈蒂(Giovannetti,1999)在区域不对称的演变过程模型中指出,由于不同区域企业技术水平及对技术的适应力不同,区域间企业具有四种技术不对称的状态,即持续不对称、蛙跳式、保持领先、追赶式。他认为,企业不会采纳持续不对称状态,低质量企业容易采纳蛙跳式方式,高质量企业一般会采取保持领先的方式,而所有企业都能采取追赶式的方式。

2.鲍默尔(Baumol)与巴罗(Barro)等认为,只有拥有丰富人力资源的地区才能通过应用技术促进区域趋同。而1989年多瑞克(Dowrick)与圭根(Ngugen)则认为,趋同只会发生在最富裕的国家,即俱乐部趋同。

3.1991年和1992年,巴罗(Barro)与萨拉—艾—马丁(Sala-I-Martin)等人提出条件趋同的观点,认为缺乏长期增长潜能的国家难以实现趋同。

六、新韦伯主义[7]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Allen J.Scott从Williamson的企业交易成本研究中吸取知识,发展了他称之为“新韦伯主义”的工业区位论,并区分了垂直一体化和非一体化生产。

到80年代末,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日益相互渗透和相互依存,简单的交易费用概念已不足以解释企业、工人、区域间的关系,企业间的关系日益被认为是由各种非贸易的相互依存关系所塑造,社会网络、非物质资源、区域内的互动关系受到重视。所谓的新韦伯主义学者大多也是制度学派、结构学派的,如美国学者Storper、英国学者Amin和Thrift、意大利学者Roberto Camagni、德国学者Gernot Grabher等,他们用这种综合的、整体的观点对工业区位论进行了重新演绎,强调在社会经济背景下的技术创新和变化的重要性。

在近20年的国际区域研究中,其他还有一些研究成果,如对劳动、性别、种族、环境经济地理、消费与新商业地理等的研究。总之,无论是对区域空间形态、社会结构、技术变化等各方面都有许多成果,特别是制度学派、演化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不仅在整个区域研究中引人注意,也是区域创新研究的一支主要力量。

参考文献

1.Ash Amin,An Institutionalist Perspective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Paper presented at the economic geography research group seminar Institutions and governances,July,3,1998,www.econgeog.org.uk

2.Cecilia Wong,Determining Factors for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erception of Practitioners in the North West and Eastern Regions of the UK,Regional Studies,v32,n8(Nov,1998)

3.Edward E.Leamer&Michael Storper,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the Internet Age,www.geog.uconn.edu

4.Edward.J.Malecki,edited,Making Connections: Technological Learning and Regional Economic Change,Ashgate,1998

5.Henry Wai-Chung Yeung,Does Economic Matter for/in Economic Geography? www.courses.nus.edu.sg

6.Huib Ernste&Verena Meier edited,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Contemporary Industrial Response,Behaven Press,1992

7.JamesW.Harrington,Trevor J.Barnes,Amy K.Glasmeier,David L.Rigby,Economic Geography: Reconceiving‘the Economic’and‘the Region’(28,April,1999),www.geog.uconn.edu/aag-econ/econ_reg.pdf

8.Michael Stopper,The Regional World: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in a Global Economy,The Guilford Press,1997

9.Philip Cooke and Kevin Morgan,The Associational Economy: Firms,Regions,and Innova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10.顾朝林、刘海泳:《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地理科学》1999年第3期,第237~242页,转引自湖北教育学院: http://www.hubce.edu.cn

11.胡海峰、李雯:《对制度变迁理论两种分析思路的互补性思考》,《人文杂志》2003年第4期,第62~68页

12.刘乃全:《区域经济理论的新发展》,《外国经济与管理》2000年第9期,第17~21页

13.苗长虹:《区域发展理论:回顾与展望》,《地理科学进展》1999年第4期,第296~305页,转引自湖北教育学院:http://www.hubce.edu.cn

14.朴寅星:《西方城市理论的发展和主要课题》,《城市问题》1997年第1期

15.沈玉芳:《国外工业联系研究的理论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世界地理研究》1999年第2期,第31~35页,转引自湖北教育学院:http://www.hubce.edu.cn

16.徐梅:《当代西方区域经济理论评析》,北望经济学园:http://www.beiwang.com,2002-08-17

(原载《区域创新视角下的产业发展》第1章,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注释】

[1]归一化过程(ubiquitous process)是近年来区域研究中一个争议性论题。归一化观点认为,随着基础设施(包括物质性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运输已经不在区位因素中占有重要地位,知识传播和资源流动的障碍减少,因此原来一些地方性资源成为遍在性资源,地方性资源的制约性减少,许多原来有明显地域性分布的产业变得地域性不明显了,并出现无地点性特征,最终达到不同区域发展水平的归一性。但是近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事实说明,这个归一化过程十分遥远,企业偏向于集中在那些具有良好创新环境的地区,同时区域间在创新能力上的差异再次扩大了本已存在的区域差距,欠发达地区所面临的发展挑战更加严峻。归一化过程可以参见Peter Maskell,Globalisation and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the process and consequences of ubiquitification,in Edward.J.Malecki edited,Making Connections: Technological Learning and Regional Economic Change,pp.35-60,Ashgate,1998.

[2]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论述参见:顾朝林、刘海泳:《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载《地理科学》1999年第3期,第237~242页,转引自湖北教育学院: http://www.hubce.edu.cn;朴寅星:《西方城市理论的发展和主要课题》,载《城市问题》1997年第1期; James W.Harrington,Trevor J.Barnes,Amy K.Glasmeier,David L.Rigby,Economic Geography: reconceiving‘the economic’and‘the region’( 28,April,1999),www.geog.uconn.edu/aag-econ/econ_reg.pdf;苗长虹:《区域发展理论:回顾与展望》,载《地理科学进展》1999年第4期,第296~305页,转引自湖北教育学院: http://www.hubce.edu.cn.

[3]这部分的论述参见: JamesW.Harrington,Trevor J.Barnes,Amy K.Glasmeier,David L.Rigby,Economic Geography: reconceiving‘the economic’and‘the region’( 28,April,1999),www.geog.uconn.edu/aag-econ/econ_reg.pdf;沈玉芳:《国外工业联系研究的理论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载《世界地理研究》1999年第2期,第31~35页,转引自湖北教育学院: http://www.hubce.edu.cn;并感谢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胡海峰博士对此提供的分析。

[4]菲利普·库克(Philip Cooke)是英国卡迪夫(Cardiff)大学教授,国际上对区域创新问题研究的领先专家,其研究领域为区域创新、产业区、城市和区域更新、通讯网络和环境管制等,他特别是对欧洲如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区域创新的实践进行了许多案例研究,并在理论上进行了许多探讨。他的著作如Knowledge Economies(2002)、The Governance of Innovation in Europe(合著,2000)、The Associational Economy: Firms,Regions and Innovation(合著,1998)、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合著,1998)、The Rise of the Rustbelt(主编,1995)、Towards Global Localisation(合著,1992)等也都有较大影响。

[5]Ash Amin是英国杜伦(Durham)大学地理系教授,知名的区域研究专家。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当代经济政治文化变化,如欧洲区域发展、后福特制和全球化时代的地理格局、组织性学习的地理学、城市政治经济变迁等,着重政治经济分析。他新近出版的著作如Cities for the Many,not the Few(与Massey,D.和Thrift,N.合著,2000)、Cities: Re-imagining the Urban(与Thrift,N.合著,2002)、Placing the Social Economy(与Cameron,A.和Hudson,R.合著,2002)、Knowledge Practices in Firms: Competences and Communities(与Cohendet,P合著,2003)等,都在深化对这些领域的研究。

[6]关于新经济地理学的论述参见:刘乃全:《区域经济理论的新发展》,《外国经济与管理》2000年第9期,第17~21页;徐梅:《当代西方区域经济理论评析》,北望经济学园: http://www.beiwang.com,2002-08-17。

[7]James W.Harrington,Trevor J.Barnes,Amy K.Glasmeier,David L.Rigby,Economic Geography: reconceiving‘the economic’and‘the region’(28,April,1999),www.geog.uconn.edu/aag-econ/econ_re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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