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际学术界针对中国减贫问题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多个角度均有许多研究[40],但专门针对高原地区减贫问题研究则见之不多,我们对与之相关的研究做一简单综述。Schutz(1965)《美国经济评论》第40卷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贫困经济学:一位经济学家关于对穷人投资的看法》,首次提出贫困经济学这一概念,随后一大批发展经济学家投入到贫困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当中。缪尔达尔(Myrdal)和阿玛蒂亚·森(Sen)因在贫困研究上的突出贡献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41]缪尔达尔在减贫战略的理论框架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所构建的一套系统的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层面上的反贫困战略,今天看来仍然不失其应有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他认为,贫困国家的不平等包括社会与经济两个方面。社会不平等与经济不平等密切相关,社会不平等是经济不平等的主要原因,经济不平等又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而脱贫恰好是以求得更大的平等为前提的。他认为,消除不平等的关键在于进行土地改革。缪尔达尔基于十余年对南亚贫困国家的具体考察所得出的结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在今天看来不失其巨大的参考价值。第一,单一的反贫困战略不可能消除贫困。只有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重层次构建一套综合的反贫困战略才能消除贫困;第二,发展中国家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事实上普遍存在的三农问题,贫困也不可能消除。[42]阿玛蒂亚·森深刻分析了隐藏在贫困背后的生产方式的作用以及贫困的实质。他认为贫困的实质是能力的缺乏,突破了传统流行的将贫困等同于低收入的狭隘观点界限,提出用能力和收入来衡量贫困的新思维,拓宽了对贫困理解的视野。他的贫困理论的落脚点在于:通过重建个人能力来避免和消除贫困。[43]
Jalan和RaVallion(1997)采用中国农村家庭的统计数据,明确提出了“空间贫困陷阱”的概念,即相对贫困的地区,其相应的基础公共设施也较少,由于该原因,这些地区的家庭在其投入上的生产率也相对较低。[44]Yao和Fan(2006)从财政视角分析了中国农村地区收入和财政不平等的演进,认为如果财政均等化政策不能满足地方实现责任的需要,就不能完成帮助穷人的目标。财政均等化政策更多对内陆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有效,但对该地区的收入均等化不显著,鉴于内陆地区内部收入差距大于沿海地区的现状,对财政均等化政策减少贫困的作用提出质疑。[45]
C.Peter.Timmer(2005)研究了发展农业对于减贫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就扶贫战略而言,目前农业发挥的作用还相当有限,主要原因是没有充分认识到农业发展、食物的可获得性、穷人的热量摄入和减贫战略直接联系的重要性。事实上,提高穷人的热量摄入量对提供他们的福利、劳动生产率和人力资本投资确实有积极作用。Paul Schultz(1993)和Fogel(1991)通过经验数据已经证明了这一重要性。C.Peter.Timmer将分析建立在三个经验关系之上,即:农业增长和减贫之间,国内食物产量增加和营养摄入量增加之间以及农业生产力和其他部门生产力提高之间。重点论述了在相对贫困的国家和地区如何正确认识农业发展的作用,如何将农业发展与减贫战略结合等问题。[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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