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社会语言学研究

第三节　国外社会语言学研究

社会语言学是一个广阔的领域，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对它的研究涉及很多领域，也包括很多次领域，由于不同学者的理论研究针对不同方面，因此在社会语言学中表现出不同的研究侧重点，这里我们主要从社会方言、变异分析、语言接触、语言规划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　国外社会语言学主要研究领域

（一）社会方言

社会方言（Social Dialects，或Sociolects），又称阶级方言（Class Dialects）。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语言学家威因里希提出“结构方言学”，即用规则把语言的社会变异表述出来。后来拉波夫继续为语言的社会变异寻找规则，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就对社会语言学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在他的早期著作中，通过对一个单一的、特定的地区语言变异的观察来说明同一个社会共同体中不同的个人，语言的运用是有变化的，而这种变化是由支配他们生活的社会因素决定的。并试图找到根据社会因素来预言语言变异比率的公式。在另一项研究中，拉波夫（W·labov）发现，他能用音位变异图示对同一城市社会集团的社会分层情况进行分析。在其他地方也出现了与拉波夫类似的研究，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英格兰诺威奇的彼德·特鲁吉尔（Peter Trudgill）。这样，通过音位变异来探测社会分层的方法就得到了证明。

另外，英国语言学家哈德森（Hudson）的《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是英国社会语言学界的一部代表作，书中比较全面、具体地对社会语言学的各个研究领域作出了深入的研究，对后来社会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变异分析

早在1929年，社会语言学还没有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萨丕尔就指出：“尽管语言的规律性足以使语言的研究与自然科学媲美，语言学家不应该忘记语言学完美整齐的条条框框不过是对千变万化的社会文化行为的一种概括性总结。”^[20]自此，一度被忽视的语言变异现象又重新受到重视，并成为社会语言学中一个最主要的研究对象。同时形成了一个以拉波夫为领袖的“变异学派”，这一学派将语言变异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还发展了一整套研究方法。虽然初期变异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语音方面，但是目前变异研究逐渐延伸到语法、语义、话语分析等语言研究方面。

此外，20世纪结构主义学派（后是生成主义学派）也把语言作为一个同质体来研究，此时，与结构主义学派具有不同观点的是以拉波夫的老师威因里希（Vreil Weinrich）提出的语言是一个“有序的异质体”。^[21]经过几十年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积累了大量支持上述理论观点的证据。

另外，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M.A.K·Haliday）对语言变异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把语域看作基于社会情景变异，并列出了主要起支配作用的变异因素，包括场景、交际者和方式。

（三）语言接触

1.代码转换和双语现象

在世界的语言中，双语现象很普遍。在弗格森（Ferguson）的文章《双语现象》中，语域差异是通过在正式的场合使用标准语言，而在非正式场合使用非标准语言来显示的观点得到了很好的描写。弗格森把瑞士作为他的一个例证，在讲德语的瑞士，正式语言是标准德语，德语方言，只有瑞士人才讲，并且县与县之间也有所不同，它被作为非正式语言，这两种变体的音位和语法差别非常之大，以至于使只讲标准德语的人常常听不懂瑞士德语，而且那些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瑞士人也不能很准确地说或写标准德语。

同时弗格森列出了四个言语社团：瑞士、埃及阿拉伯语、希腊和海地，并指出在这些地方存在着明显的双语迹象。还有人也描写了另一些国家的双语关系，例如，路宾（Rubin）《巴格圭的民族双语现象》（National Bill in gualism in Paraguay）（1968）、姆科雷夫（Mklifi）《坦桑尼亚的三语现象》（Triglossia in Tanzania）（1970）。

20世纪6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甘柏兹（Gumperz）从社会关系网络的角度对代码转换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在双语社团中，是说话人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或者从一种方言转换到另一种方言，这取决于很多因素，有些是社会的，有些是语言的或语义的。在他对印度、英格兰和美国的研究中，发现操双语的人常常从一种“代码”转换为另一种“代码”，这是对谈话的题目来说，用这种语言比用那种语言更直接一些。自此，代码转换研究就更加受到学者的重视。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还有拉波夫的学生帕普拉克（Poplack），他提出了“语言接触和语码转换”理论，^[22]并且做过很多不同语言的变异研究，她在研究语码转换时将重点放在语言结构的层次上，将以前停留在语段层次上的分析引向深层。

此外，澳大利亚盖尔达·孟索尔（Gerda Mansour）的《社会语言学对多语现象研究的贡献》论述了双语的现象，认为需要寻求新的研究途径，即多学科的途径来研究社会语言学，论文涉及了社会语言学领域几个与理解多语现象相关的基本理论前提以及多语现象是特定接触环境中产生的社会行为。

2.皮钦语和克里奥耳语

两种语言相互接触时会发生各种混合的现象，皮钦语和克里奥耳语就是两种最主要的形式，都是混合语。通常以一种语言的语法为基础，以另一种语言的词汇来表达事物。

皮钦语，又叫洋泾浜语，是一种产生于欧洲国家原来的殖民地，由几种语言混合而成的语言形式。一般地说，皮钦语是欧洲语的句法结构和某些语法成分与土著人所讲语言的音系拼凑而成的，它的词汇更是大杂烩，有些来自欧洲，有些来自当地语言，有些是由旧词刚刚形成的讹化形式。这样的语言通常是在市场、在彼此不懂对方语言的人们迸行贸易的地方存在。几个世纪以前，在东非和西非，欧洲人与阿拉伯人在与非洲人做买卖时使用好几种皮钦语言。

当这样的语言成为社会共同体的语言时，皮钦语就开始取得了社会共同体语言的地位，并且也开始发生变化。这样，更多的语法特征和新词语被添加进来，句法规则更系统化。这样的语言成熟后，它就成为所谓的“克里奥耳”。克里奥耳语是一种杂交语言，它的表达能力足以满足一个社会共同体的交际需要，但它没有标准语言的特点，即没有书面形式和文学，也没有广泛的使用者。目前，世界上有很多使用着的克里奥耳语。有些克里奥耳语言已经成为稳定的社会共同体的语言，例如海地的克里奥耳。在美洲，黑人英语，即某些黑人所讲的语言变体，是从过去的非洲移民讲的克里奥耳语中派生出来的，这些非洲移民在美国南部建立了社会共同体。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语言学家对皮钦语和克里奥耳语并不重视，并认为这两种语言只是一些粗俗的语言，没有语法，仅仅用于简单的交际。近年来，这种态度有的很大的转变，语言学家开始认真对待这两种语言，并认为它们有自己的语言结构，也有各种完善的语言功能。这对于研究语言和语法的发生学原理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此外，舒哈特（Schuchardt）一篇未公开发表的论文——《论西非黑人英语:克里奥耳语研究之十》（Kreolische Studien X:Uberdas Negerenglische Von Westafrika，大约写于1882或1883）中也提出了十分有价值的观点，例如对西非洋泾浜语和克里奥耳语的分类及其形成机制和非洲克里奥耳语与北美克里奥耳语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这对现代克里奥尔语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二　国外社会语言学的理论研究

社会语言学的理论概括问题是争论的热点之一。大多数学者都承认社会语言学以具体材料的描写为主，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概括很少。如何看待社会语言学缺少普遍理论的现象，学者们却有不同的意义。

（一）“缺陷论”

“缺陷论”，即缺少理论概括是社会语言学的致命缺陷。持这一观点的人包括形式语言学者，也包括社会语言学者。例如，巴黎人讲法语，华盛顿人讲英语，蒙特利尔人二者都讲；同样显而易见，孩子与老人的说话方式不一样，男性与女性的语言能力也不相同等。也就是说，任何一种社会变量都可能与某些语言差异相连。但这对语言学理论概括并无意义。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语言学“有这样一种倾向，即满足于观察和描写，没有足够的理论解释和预测的动力，而科学是由这种动力推向前进的”。哈德森认为，社会语言学专注于具体事实的描写“是一个严重的弱点，因为我们非常需要一个概括性的框架将零散的事实整合起来，找出其理性意义”。^[23]

基于“缺陷论”的认识，一些学者将宏大理论的建构看作社会语言学建设的关键任务并对其可行性持乐观态度。哈德森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尝试，认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内容是语言的社会功能，而语言的社会功能是人们运用语言表达与他人的关系。以“关系”为统一框架，哈德森将面子、同等关系与部分同化、网络理论、社会类型与认同行为、权力理论等零散的社会语言学理论整合起来，此外他还论述了社会语言学知识对语言结构认识的必要，将社会语言学理论与语言结构理论整合起来。

（二）“常态论”

与“缺陷论”相反的意义是，社会语言学缺少宏大的、一元的理论但有许多具体的、多元的理论，这种理论多元化的现象是由研究对象决定的，是自然常态，并非缺陷。这一观点被称为“常态论”。沃德霍（Wardhaugh）认为，“没有同一的教条绝不是什么致命弱点。相反，它能鞭策我们继续努力，做出新的发现，开辟新的领域，更好地理解社会环境中语言的复杂性”。^[24]库尔马斯（Coulmas）也同意“常态论”的观点，库尔马斯专门以“多种理论而非一种理论”（Theories but No Theory）为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社会语言学研究大多是描写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语言学是非理论性的。”^[25]

（三）言语社区理论

言语社区（speech community）也被译作“言语社团”、“言语共同体”、“言语社会”、“语言社区”、“语言集团”等。乔姆斯基认为一个完全同质的言语社区是由理想的说话人和听话人构成的，想通过这个理想的言语社区来超越复杂的语言现实。莱昂斯（Lyons）则认为言语社区是说某种语言的所有人，也即将言语社区看作是对语言的简单延伸。以上关于言语社区的论述都是为了其他理论而演绎出来的，都没有从言语社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也没有对言语社区本身引起重视。

霍凯特（Hockett）认为：每种语言都圈定出一个言语社会，即通过共同的言语能直接和间接地彼此进行交际的一整群人。霍凯特明确地限定了言语社区的单语性质。

佩奇认为，每个人为自己的言语行为创造一些系统，以便使这些系统能够与自己时时希望被确认为其成员的那个或那些群体的系统相似。佩奇指出了讲话人个人与言语社区的心理联系以及认同与语言行为的联系。

鲍林格（Bollinger）认为：人类出于自我确认、安全、利益、娱乐、崇拜或其他共同的目的而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是无限的。因此，在社会中存在的语言集团的数量和种类也是无限的。鲍林格提出了语言社区的数量和种类的问题，并明确地将言语社区与其他类型的人类社区联系在一起。

海姆斯明确指出：社会语言学分类的自然单位……不是语言而是言语社区。但是，在确定言语社区成员这个问题上，他认为仅仅凭共有的语言知识还不足以把社区成员和参与者区分开来，所以他提出了非语言学的标准，例如“与生俱来”的标准，即以是否出生于这一社区来判定是否是它的成员。

甘柏兹对言语社区曾下过三次定义。1962年的定义是：我们把“语言集团”定义为一种社会群体，这个群体可以是单语的，也可以是多语的；它因社会相互影响的模式的使用频率而聚集在一起，并因交际方法的强弱而有别于周围地区的人。甘柏兹首次提出言语社区也可以是多语的。此外，他还保持了言语互动和交际密度的内容。1968年的定义是：凭借一套共同的言语符号进行有规律的、经常性的交往，并依靠语言使用上有意义的差异而有别于其他类似的人群。“共同的言语符号”是他引入的一个必要标准，这样可以避免“以语定区”，也免除了言语社区必须是单语的不必要的限制。甘柏兹还指出：大多数持久的集团，无论是小到面对面交往的伙伴，还是大到尚可分为地区的现代国家，或是同业协会，地段团伙，只要表现出值得研究的语言特色，均可视为言语共同体。这类共同体的言语行为永远构成一个整体。这段话表明甘柏兹认为言语社区的规模大小并无局限。总体来说，“共有的言语符号”和“共知的社会规范”是甘柏兹提出的衡量言语社区的两条主要标准。拉波夫结合这两条标准指出：对语言集团的限定，与其说是根据在语言成分使用上的明显一致，不如说是根据共同遵守一套规范的情况；这些规范可以体现在集团成员的公开评价行为中，也可以通过关于变异的抽象模式的一致性而观察到；就特定的平面上的用法而言，这些变异的抽象模式是确定的。^[26]

甘柏兹1982年的定义进一步整合了拉波夫的研究内容。他指出：言语社区是由共同规范和愿望结合在一起的、组织起来的讲话人的多样化的系统。

从以上可以看出，对于“言语社区”的概念，从理论的演绎到事实的归纳，人们的认识一步步深化，已经达成了很多共识。

（四）布迪厄（Bourdieu）的社会语言学理论

布迪厄的社会语言学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语言是一种可供交换的经济资本；2.语言变换有一定的市场与调节规则；3.语言交换是言说者运用策略与技巧的言语行为；4.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其实质是一种“语言交换的经济理论”。

三　国外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探讨

社会语言学应该考虑的问题包括“何人何时何种目的对谁说（或写）何种语言（或语言变体）”，^[27]即语言项目的社会分布，也包括某种特定的语言变项与特定语言或方言中的语法规则的形成，甚至于语言变化的过程有何种关系。无论哪个流派的社会语言学都必须坚持材料和理论并重。

社会语言学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它的严格的方法论，这最集中地体现为“会计原则”。在社会语言学研究中，会计原则被具体限定为：对于某个语言变项的变式而言，不仅要观察它所出现的场合，还要关注它没有出现的所有情况。^[28]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可分为定量范式和定性范式两种。定性资料指不是以数字形式显示的资料，例如记述课堂内容或采访内容的一篇书面报告。定量资料指以数字形式表示的，通过计算和度量获得的资料。定量资料可直接收集或由定性资料转换而来。根据《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词典》，定性研究“指利用定性材料进行的研究，例如观摩、采访或参与者现场观察”，定量研究“指以收集数量材料为方法所进行的研究”。由于定量资料可由定性资料转换而成，所以本文的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主要是指分析资料的方法。

社会语言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它需要建立在充足的资料库的基础上。这种资料库有多种来源，包括人口普查、文档和采访。有些资料要求调查者观察“自然发生”的语言事件，例如会话；有些需要使用各种诱导技巧或者实验以接近我们所需要的资料；有些资料需要各种数据统计程序，特别是要对某一群体（社会阶层等）的典型特征进行分析判断的时候；其他材料可以通过制图、制表、用非统计方法进行分类处理。

贝尔（Bell）参照拉波夫的研究，为社会语言学制定出了一套准则，罗纳德·沃德华（Ronald Ward）在《社会语言学导论》中推荐了以下八点原则作为参考:

1.累计原则，人们对语言所知越多，发现的也就越多。

2.统一原则，人们看到正在发生的过程与那些过去发生的过程都是一样的，因此共时和历时的问题之间没有什么截然两分的界限。

3.聚合原则，证实发现新材料所具有的价值与收集材料的方法直接相关。

4.下级转换原则，说非标准变体的人，在被直接询问关于这一方言的问题时，他们的回答会以不规则的方式趋向或偏离标准变体，因此调查者可以收集到关于变体、标准以及变化的真实材料。

5.语体转换原则，“没有单一语体的说话人”，因为每个人都控制着和使用着多种语体，没有人会在所有情况下都以一种方式说话。

6.注意力原则，言语的“语体”可以按照说话人对其言语的注意程度单项排列，人们越关注自己所说的话，语体就越正式。

7.地方语原则，结构最固定并且与语言的历史关系最密切的是地方语。

8.正式原则，任何对语言系统的观察都需要有意识地关注该言语的语境，因此如果没有灵活的方法，很难观测到真正的地方用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