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锐的现实感和历史感

敏锐的现实感和历史感

80年代的这次“语言学转型”构成了戴锦华的理论“出身”和知识储备，并进而奠定了她全部研究的“底色”和知识谱系，但这并不能涵盖她作为一个极有特色和个性的当代文化研究者的品格。事实上，阅读戴锦华的文章，听她讲课或接触她本人，能够被她打动的，往往首先不是或不全是她的知识或理论，而是一种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的真挚与热忱，一种对现实的强烈关注和对现实的敏锐洞察力。说得抽象一点，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机敏、活力和真诚，而不是或不全是学者的博识、冷静。驱动她去不断地进行学术上的更新，不断地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的，也不是或不全是拥有更多的知识，积累更多的学术资本，而是一份对现实的敏感，并尝试通过学术研究介入现实的人文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在戴锦华的研究论文和学术随笔中，出现频率比较高的词汇是“历史”、“现实”，是“回应现实的挑战”、“介入现实”，是“批判立场”、“揭示”或“拆解”“权力游戏和压抑机制的秘诀”。她自己也曾多次表述，她的一个难以改变的“习性”，是“对学术自身的热恋，难以超过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注，难以为学术自身的纯正，割舍自己作为一个当代人的生命体验”^[338]。这正是构成她学术研究魅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她往往能够将真切的个人生命体验或艺术感受，转换为学术资源，能够在个人经历（经验）和历史（文化）判断之间形成一种富于活力的互动关系。她所具有的这种历史和现实的敏感，使她区别于许多文化（文学、艺术）研究者，而构成她的基本品质。

在我“读解戴锦华”的过程中，这也是我最难于真切地体认和感受的一点。作为“70年代出生”人中的一个，作为“文革”后接受学校教育、并在学院中按部就班地进入专业研究的年幼于戴锦华的人中的一个，我常常会感到专业与现实、个人与历史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种距离感在专业研究上的表现，则是一种职业化的冷漠，一种学院和社会之间的“天然”间隔。但我尝试去理解，并为这种因现实敏感而来的学术上的活力和血肉感所打动。

戴锦华本人对于她身上所具有的这种历史感或者说现实感，有着清醒的自觉，并把这种品格视为她的同代人和比她更年长的一代或几代人的特质——“一如我的年长者和同代人，我们的个人生活总是颇为曲折地纠缠于历史，尽管不时有着近于荒唐或自作多情的形式”^[339]。或许可以说，这种历史感也是当代中国历史造就的独特产物之一。个人的生活，尽管曲折但却真实地连接着社会变动，并为一个时段或时代的生存方式、文化逻辑和文化资源所造就。这或许也是“代”这个范畴能够成为80年代以来当代文化界乐此不疲的话题，以及不无有效性的文化分析范畴的原因。在戴锦华这里，她所谓的“同代人”，不是“复出的一代”，也不是“知青一代”，当然更不是“晚生代”或“晚晚生代”，而是“似乎悄然失落在众多大叙事的缝隙之间的‘一代人’”^[340]。在不多的场合，被具体地表述为王安忆命名的“69届初中生”。戴锦华在分析王安忆的创作时指出，作为“69届初中生”的王安忆具有一种对“理想、理想主义、‘古典浪漫主义’”的匮乏，这种因为“历史的边缘体验”而来的匮乏，同时成为一种“重要的而基本的必需”，成为始终在寻觅、渴求的“精神家园（或许不如说是一种关于‘终极关怀’的必需的能指）”^[341]。如果不惮于对戴锦华作“文本化”同时也是简单化阐释的话，那么这种被指认为是王安忆的基本诉求，在戴锦华这里也同样存在。这既是作为当代文化研究者的一种自觉的历史地位（“我、我们必然携带着我们时代的矛盾，囿于时代的疆界”^[342]），同时也可以看作一种承袭自当代中国历史的真挚品格。正是对真实，对理想，对被80年代文化进军无穷放大的理想主义精英品格的追求，使她不能也不甘于将自己的研究，仅仅看作是宁静书斋中的学术或智性游戏，而必须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之中”。

当然，作为一个“理论人”，作为一个学术研究者，戴锦华这种对现实和历史的敏感，更为重要的是源自她对文化的理论认知和对自己文化角色（理论立场、“身份”）的判定。“语言学转型”的文化理论素养，使她可能以一种结构主义的方法来看待社会文化，也看待自身的生命体验。“文化和语言秩序是一切统治秩序的基础”，而且这文化秩序、文化规则不仅表现在文学、电影或大众文化等文化成品之中，同时也深刻地内在化为一个时代的社会生存方式。因而，不仅文化成品可以通过“结构作者论”，通过社会寓言或意识形态症候阅读的方式到达支配这一切产生的文化规则和权力机制，而且社会生存方式（包括每一个个体在内）也被这种文化规则和权力机制所渗透。个人的经验或许是独特的，但在每一种“不言自明”的常识背后，在每一种被内在化为“无意识”的文化或道德的规约和自我意识之中，都存在文化权力的“规训”。在谈到她个人的生命体验与女性主义理论及立场的关系时，戴锦华不无感慨地说道：“对于我们来说，在反抗男权社会文化之先，我们首先要反对的是自己心里的父权的阴影、男权的栅栏。”并且说“作为一个女人的幸运还在于，你的确可以将自己的生命经验作为自己宝贵的文化资源”^[343]。这种将生命经验转化为文化资源的自觉和机敏，构成了戴锦华敏感地触摸现实，并从个人体验达到历史感的源泉，也构成了她的学术研究常常使人感受到那种真切的血肉相连之感（是她的，常常也是“我们”——女人、当代人的）的魅力所在。

但是，谈现实感和历史感，对戴锦华来说，远不止于承袭自当代中国历史的文化品格，或将个人的生命体验（包括艺术感受和文化趣味）转化为学术内容，尽管这也是她的主要研究特色之一。更重要的是她对人文知识分子角色和身份，以及社会功能和文化使命的理解。事实上，无论在80年代还是90年代，她都保持了强烈的“介入现实”的态度和立场。通过写作，通过揭示诸多内在于文化文本和文化现象中的游戏规则，来介入现实，从而以反省现代性话语的方式参与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这被她视为自己工作的意义和全部目的。也可以说，她是当代学界少有的对何谓“人文知识分子”保持着清醒的意识，并持续思考如何实践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的学者之一。对她来说，做一个人文知识分子，不仅仅是“以写作为生”，不仅仅是“在纸页之间，在字句之间”经历着“镜城春秋”，同时还意味着一种责任和一份使命感。

90年代中国文化界完成的“工程”之一，便是对80年代形成的“知识分子”“文化英雄”意识的批判，是对“启蒙情结”的解构或消解。作为一种副产品或必然的结局，便是责任、使命感成为不再庄严甚或值得耻笑的意识和词汇。也许，当我使用“责任”、“使命感”这种字样来描述戴锦华，我便把她扯入了某种尴尬处境之中。也许我应当说，值得反省的不是人文知识分子保持对现实和社会介入的积极态度，不是责任感和使命感本身，而是80年代知识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中蕴含的某种特定方式和内涵。在经历了80—90年代社会文化转型之后，戴锦华所做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对“80年代”的反省。她在对80年代“精英主义”的反省和批判中，再一次重申了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所必需的精英文化立场。她对80年代“精英主义”的批判是有明确的针对性的，“‘80年代的精英主义’不等于‘精英文化’。必须从80年代精英主义文化实践中剔除盲目的启蒙主义，或曰不加批判反省的现代性话语系统，一是廉价的人道主义，一是知识分子的中心感和自恋”^[344]。而她在90年代谈论精英文化立场和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时，正是在80—90年代社会文化转型，同时也是她个人的另一次学术转型之后，经历了对80年代（同时也是针对她自己）的深刻反省之后，对身为人文知识分子的可能性（包含了介入现实的方式和限度）所作的重新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