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的现实感

二、时代的容涵性:强烈的现实感

哲学从来不是超然于世界之外的玄思和遐想，而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或者更简洁地说，是“思想中的现实”。这就是哲学所具有的“时代的容涵性”和“强烈的现实感”。

哲学是“思想中的现实”，这个命题具有两层含义:其一，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都具有时代性的内容，而不是纯粹的思辨的产物;其二，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又都是以“思想”即“理论”的方式所把握到的“现实”，而不是简单的关于“现实”的“表象”。这两方面的含义，对于理解和把握“哲学是思想中的现实”这个命题都是至关重要的，或者说，这两方面的含义，对于理解和把握“哲学是思想中的现实”这个命题是缺一不可的。

具体地说，哲学是“思想中的现实”的第一层含义，表明了哲学与现实的不可割裂的密切关系，因此，人们只有从时代的历史性特征及其历史性转换出发，才能理解哲学的理论内容及其历史演化;哲学是“思想中的现实”的第二层含义，则是表明了哲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的特殊性，即:哲学家以理论的形式所表现的现实，蕴含着哲学家用以观察和解释现实的概念框架和解释原则，因此现实在哲学理论中会得到不同的表现和解释。正是这第二层含义，为哲学的实际状况作出了必要的理论解释。这就是，为什么同一时代的哲学会有迥然有别或截然相反的理论观点。

美国出版的“导师哲学家丛刊”，曾以下列标题来表征中世纪以来的各个时代的哲学:“信仰的时代”(中世纪哲学);“冒险的时代”(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理性的时代”(17世纪哲学);“启蒙的时代”(18世纪哲学);“思想体系的时代”(19世纪哲学);“分析的时代”(20世纪哲学)。不管这种概括恰当与否，但它确实显示了哲学的这种最基本的品格，即: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它具有“时代的容涵性”和“强烈的现实感”。

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无论它在表现形式上是多么抽象或思辨，它都具有这种“时代的容涵性”。在评论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时，马克思提出，这个思辨的哲学体系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了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了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8]由此马克思提出，去掉这种“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思辨性和神秘性，黑格尔哲学在其现实性上，就是这样三个因素:作为人自身和人的对象的“自然”;以自然为基础的人的“精神”;作为这二者统一的“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

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性揭示，显露了这种思辨哲学与现实的真实联系。那么，黑格尔为什么把现实的“自然”、“精神”和“人”都神秘化地描绘为“绝对理念”即“无人身的理性”的自我运动呢?这是黑格尔的超然于世界之外的“玄思”和“遐想”吗?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马克思更为深刻地揭示了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本质，也更为深刻地揭示了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是以最抽象的形式表达了最现实的人类状况:“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9]这就是说，黑格尔的“抽象”，既不是他个人的“偏爱”，也不是他个人的“编造”，而是根源于理论所表达的现实———现实被“抽象”所统治。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就不是远离了现实，恰恰相反，它是以“抽象”的理论形式而真实地表达了受“抽象”统治的现实。

进一步问:黑格尔的“抽象或观念”所表达的“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究竟是什么?马克思说:“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0]因此，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批判诉诸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更为深刻地揭示黑格尔哲学与现实的关系。

在这种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曾以一个生动而犀利的论断来揭示理论所表达的现实和现实所产生的理论的相互关系。马克思说:“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么，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11]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用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了人和人的关系;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思辨哲学中，则把物和物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全都神秘化地抽象为观念与观念之间的关系。这样，所有的现实关系，都变成了黑格尔的“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的自我运动。正因如此，马克思把自己的理论批判首先指向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使现实的关系从抽象的观念中显现出来，又从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使人与人的关系从物与物的关系中显现出来。

那么，在李嘉图的“帽子”和黑格尔的“观念”中所掩盖的现实关系究竟是什么?马克思认为，黑格尔以抽象的观念普遍性所表达的“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普遍性，就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丧失了独立性和个性。这表现在:一方面，资本家只不过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另一方面，不仅特殊的部分劳动被分配在不同个人之间，而且个人已被转化成了某种部分劳动的自动机器。“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它统治着整个的现实，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现实的普遍性，也是现实受“抽象”(资本)的统治的最普遍的现实。

马克思的精辟分析表明，黑格尔的“抽象”并不是超然于现实之外的玄思和遐想，而是一种深刻的思想中的现实———以“抽象”的理论表达了个人受“抽象”统治的现实。“抽象”对理论的统治根源于统治现实的“抽象”。

如果我们把黑格尔以“抽象”的理论所表达的个人受“抽象”统治的现实，同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抽象”的批判加以对比，我们就会懂得，哲学作为“思想中的现实”，它不仅是理论地表征着现实，而且表现着哲学家对现实的不同理解与要求。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承认个人受“抽象”统治的现实，而且要求把人从“抽象”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也就是从“物”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从“资本”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自己的独立性和个性。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理论形式的“抽象”的批判，就是批判产生这种理论的统治现实的“抽象”。

“现实”是充满矛盾的过程，表征现实的哲学理论也具有相互冲突的内容和形式。而评价一种哲学理论的时候，则既要看它在何种程度上表征了现实，又要看它对现实提出了怎样的理解与要求。作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黑格尔哲学的产生既有其历史的合理性，更蕴含着内在的否定性。这是历史本身的辩证法，也是由历史所决定的哲学理论的辩证法。

哲学作为“思想中的时代”，它的“现实感”并不是“表象”或“再现”现实，而在于它对时代的整体性的把握、批判性的反思和理想性的引导。

哲学作为世界观理论，它同现实之间是有“间距”的。全部理论、特别是哲学理论与现实之间具有并保持一定的“间距”，这是全部理论、特别是哲学理论得以产生、发展和对现实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正是由于这种“间距”，哲学才能使人超越感觉的杂多性、表象的流变性、情感的狭隘性和意愿的主观性，才能全面地反映现实，深层地透视现实，理性地解释现实，理想地引导现实，理智地反观现实，才能实现“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才能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当代著名哲学家伽达默尔曾经提出:“一切实践的最终含义就是超越实践本身。”^[12]这个论断是意味深长的，值得深思的。实践活动作为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类历史过程，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也就是实践活动的自我超越，即历史地否定已有的实践方式、实践经验和实践成果，又历史地创造新的实践方式、实践经验和实践成果。在实践自我超越的历史过程中，理论首先是作为实践活动中的新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目的性要求而构成实践活动的内在否定性。这种内在否定性就是理论对实践的理想性引导。正因如此，伽达默尔又说:“理论就是实践的反义词。”^[13]

理论作为实践的“反义词”，并不仅仅在于理论的“观念性”和实践性的“物质性”，更在于理论的“理想性”和实践的“现实性”。人是现实性的存在，但人又总是不满足于自己存在的现实，而总是要求把现实变成更加理想的现实。理论正是以其理想性的世界图景和理想性的目地性要求而超越于实践，并促进实践的自我超越。

理论对现实的超越，还在于它以自身与现实的“间距性”而批判性地反思实践活动和规范性地矫正实践活动。人类的任何一种实践活动都具有“二律背反”的性质，并因而表现出正、负“双重效应”。无论是当代人类所面对的“全球问题”，还是市场经济所形成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都显著地表现出了实践活动的二重性。因此，实践需要理论的“反驳”，即理论地批判反思实践活动并促进实践活动的自我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