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态和文体的对应

迟开的花朵

——军旅散文五十年述略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也是一个散文的国度，从先秦诸子、《尚书》、《战国策》到汉赋，到唐宋八大家，其中军旅（或战争）篇什也是洋洋大观，连篇累牍。具体一点说，从司马迁的《史记·项羽本纪》到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从李华的《吊古战场文》，到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等，名篇佳构亦不胜枚举。但自明清以降，文风随世风迁移，怡性娱情的小品文逞一时之盛，那种取材于战争的气势磅礴的黄钟大吕之音反倒日渐稀少，沉雄阔大的散文一脉式微若游丝。新文学运动的后二十年，散文成绩斐然，大家杰作迭出——有儒雅闲适的周作人式的小品，也有妙趣横生的林语堂式的议论；有丝丝入扣的胡适式的说理，也有匕首、投枪般的鲁迅式的杂文；有意境俱佳的朱自清式的美文，也有言近旨远的许地山式的寓言；有郁达夫、徐志摩宣泄无遗的抒情，也有夏丏尊、丰子恺精简传神的记述……然而，铜琶铁板唱大江东去的“军旅散文”却依然少见，如果硬要按图索骥，茅盾先生的《白杨礼赞》之类大概可以归入其中。

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如何界定“军旅散文”？我想这个问题恐怕只有作宽泛的理解才易解决。这“宽泛”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就内容而言，它必须在“战争和军旅人生（生活）”之外再加上军人（军旅）“情感”二字，否则，作过于狭隘的规定，新时期以后的“军旅散文”就难以成立——譬如作为90年代军旅散文的代表人物周涛，其写作内容几乎就没有或极少正面描写军人或军人生活。二是就形式而言，它应该取大散文的概念，即包括通讯、纪实一类文字，否则仅仅是指某种“艺术散文”（姑且借用这一概念），当代前十七年的军旅散文大概就剩下刘白羽等人的少许篇什而根本形不成阵势了。准此，我们就可以在以上共识的前提下，对当代军旅散文的发展脉络作一番简单梳理了。

如题所示，我对当代军旅散文的基本判断是：迟开的花朵。所谓“迟”，是一个时间维度的概念，大体说的是五十年中的后十年即90年代，军旅散文之花才姗姗来迟，袅袅绽开。而在此前的四十年中，或者发育不良，呈显普遍萎缩状态，或者一花独放，难成遍地风流之势。何以迟开？确实是个大问题，原因也必然是多方面的，限于篇幅，我在此择其要端，只试举两条略加阐释。

其一，是时代要求和文体的对位关系。大凡改朝换代（如新中国成立之初）或革故鼎新（如新时期）之际，其风云际会，情感跌宕，或歌颂之，或批判之，社会最需要的是历史的“宏大叙事”，是高歌猛进或长歌当哭。前者如50年代的《红日》等颂歌小说、80年代的《伤痕》等控诉小说；后者如60年代的《放声歌唱》和80年代的《小草在歌唱》，等等。也即是说，此一时代的首选文体是小说和诗歌，论叙事之繁复和抒情之痛快，散文都有所不及。在这种时代，散文充其量只能敲敲边鼓，扮演忆旧怀人的边缘角色，而把叱咤风云的舞台中心让给小说与诗歌。此乃特定时代对文体的选择之故，并非散文或军旅散文之过也。

其二，是作家心态和文体的对应关系。先哲有云：散文就是思想的散步，就是文学的聊天，就是作家“胴体”的真切展示。它对作家心态的基本要求就是真实、自然、放松，要的就是性情的流露，心灵的敞开和自由飞翔。而恰恰就是这一点，在前四十年尤其是前三十年中最难以做到。如所周知，自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二为”方向之后，便深刻地影响乃至规定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路线。而由于“讲话”是在战争背景和战时体制下所作，实际上也可以更多地理解为针对军队文艺工作而言，再加上军旅文学自身特殊的规定性，它对“二为”方向就执行得更加严格、更加坚定、更加具体，甚至也更加逼仄，它服务于政治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毛泽东语）色彩也更加鲜明。“二为”方向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已有公论，但过于政治化对文学带来的伤害使之成为“传声筒”（恩格斯语）也是一个必须检讨的事实。故此，邓小平在新时期将其修正为“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过于强调政治化和功利性，显然影响了作家的创作心态，前十七年当代散文中的“假声假唱”和“真声假唱”现象即是一端。而军旅散文则和当代散文殊途同归，在纪实和抒情两条路上都越走越窄，必等到新时期为之一变（前者演变为报告文学）才求得新生。此乃作家心态异常之故，并非作家才情不逮也。

传诵一时的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常常被看做是战地通讯，被纳入新闻的范畴，这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它完全符合通讯的要求，具有完备的新闻要素。但是将其视为当代军旅散文的发轫之作也毫不勉强，因为这二者之间本来就不存在严格的楚河汉界。更何况，魏巍是一位有深厚文学修养的成熟作家，他在“通讯”中自然而然地使用了更多的艺术笔法，倾注了更浓的个人情感。事件的真实性使它像通讯，而表述的文学性又使它成了散文。这是一个“混血儿”，杂交的优势是它脍炙人口、风靡一时的重要因素。它成功地开启了前十七年纪实类军旅散文的先河。在这条河道上奔涌前进的还有刘白羽的中篇纪实散文《龙烟村纪事》、《万炮震金门》以及《志愿军一日》、《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大型回忆性丛书。以个人角度的散文笔法记录下战斗历程而成为散文佳构的作家还有巴金、丁玲、孙犁、吴伯箫、碧野、柯灵、杨朔、艾煊、黄秋耘、菡子、刘真、冯牧、方纪、白桦、叶楠、彭荆风、吴有恒，等等。而巴金的《会见彭德怀司令员》、方纪的《挥手之间》、吴伯箫的《歌声》等等则是其中艺术性较高、影响较大的上乘之作。这一路散文发展到新时期，因了思想的解放和题材的开放，进一步强化了新闻性和纪实性而从散文家族中彻底独立出去，蔚成报告文学一大国，又别有一番洞天。

与纪实类散文并行发展的是抒情类散文，主要代表人物是刘白羽。他的名篇《日出》、《长江三日》等并不以真实具体地记录什么重大事件见长，而主要以抒情著称于世——借用“日出”和船行三峡的壮丽景观，来抒发一个战士对人生对社会对历史进程所作出的如高天流云般的俯察与观照和激流勇进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与必胜信念，显得胸襟阔大，格调高远，激情澎湃，文采华美，有一种交响乐的气势与辉煌。它成为一种抒发革命豪情与理想的范文，却又使人掩卷兴叹，难以摹仿。刘白羽就是诗歌中的贺敬之，高则高矣，常人却无法企及。因而在军旅乃至当代散文界都少有比较成功的追随者。倒是剪裁精巧、构思精致的杨朔式的《雪浪花》、《荔枝蜜》等更受青睐，熏陶了更多的人走上了学习散文之路。但是，总体来看，抒情类的军旅散文在“文革”前十七年中并未取得太大的成就，甚至都开不出一个像样的作者名单。究其要害，仍然在于政治理念对作家性情的束缚与过滤，从而导致所抒之情的空洞和虚假，最终使这一体裁呈现出某种病态或畸形。

新时期之初，为军旅文学重振雄风的首先是小说，其次是报告文学与诗歌，散文（或曰“艺术散文”）则在前者频频获奖赢得的阵阵喝彩声中湮没不闻。或者说，此一阶段的军旅散文和当代散文一样，正处在挣脱十七年传统窠臼，并向着更加良性的散文生态环境发展的过渡时期。尽管王中才、杨闻宇等人执著于散文创作，仍不免形只影单，灯火阑珊。王中才在写出《天涯觅美》之后很快就改弦易辙，被小说所诱惑而去，痴心不改地在散文小道上艰难跋涉的几乎只剩下一个杨闻宇。杨闻宇从“文革”中期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几近三十年，先后出版了《灞桥烟柳》、《绝景》、《不肯过江东》等多部散文集，其间留下了艰难蜕变的履痕，也逐渐修炼出了一身“功夫型”的散文身手。他对中国传统散文的精研和对典籍的谙熟，使他常常能稽古钩沉，发历史之幽思，愈到晚近，愈有走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之趋向。但他长于短制，以精巧胜出，不过有时失之于紧巴。无论如何，他忠诚于散文，《至今思项羽》（散文）、《不肯过江东》，是军旅文苑中数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辛勤耕耘散文的唯一。真正打破军旅散文的沉寂局面是在80年代后期，尤其到了90年代，安定祥和的社会环境，多音齐鸣的文化格局，都使得作家们的精神和心态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于此，散文热潮的高涨也就不可避免了。有一特点倒也与当代散文界相近似，从诗人、小说家队伍里杀出几员大将，才从根本上开出了军旅散文的新生面。他们是周涛、李存葆、莫言、朱苏进、朱增泉。

关于周涛由诗而文的原因，我同意朱苏进的看法：“他从诗走向散文，并不是作诗失败另谋生路，而是一条过于凶猛的河流漫出了河道，是生命力膨胀使然。”（《自然之子的痴笑》）而我则在《新军旅作家“三剑客”》载《解放军文艺》1993年第9期。一文中进一步认为，周涛在诗歌创作中的局限，恰恰有可能在散文中变为优长——散文所需要的那种冲淡平和、闲适超然的处世态度和那种拒斥工整对仗、反对节奏旋律的自由散漫的文体品格都是更适合于周涛的，干脆反过来说，周涛在本质上是更属于散文的。周涛诗之大河十几年的漂流似乎就是为了一个目的：把他送到散文的入海口。周涛散文的最大特点就是一个“大”字，它们气势沉雄，意蕴深远，笔力强健而汇成一股语言的雷鸣，夹带着西北的天风滚滚而来，使人如闻天籁，振聋发聩。这些大散文具有两个向度上的意义：从共时性看，它把周涛推上了当代散文革命的前沿；从历时性看，它和“十七年”的散文传统明显决裂，传送出了散文换代的先声。周涛创作于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稀世之鸟》、《游牧长城》、《兀立荒原》等散文集使他鹤立于军旅散文界，并和余秋雨、张承志、贾平凹、张炜、韩少功等优秀作家一起排列出了90年代中国散文世界的最新风景线。

朱增泉和周涛的相似之处是都由诗而文，相异处在于：周涛是一个“半路出家”三十三岁入伍的“半吊子军人”，他的军人精神和战士品格主要来自他的个性和边疆马背民族文化的熏染。而朱增泉则不然，他是一位真正行伍出身有四十年军龄的老军人，并且官至中将，是军阶最高的当代中国作家。因此，《秦皇驰道》的散文选材和思情走向有着更为鲜明和强烈的军旅定位。他关注一般的军营现实和戍边官兵，但他对古战场和历史名将投注了更多的目光。在抚今追昔之中，融入了他对民族文化传统、古代军事智慧和现实军队命运的交织思考，将尚武精神、载道传统和言志理路作出了巧妙的嫁接，展示了一位将军散文家特有的气度与风范。

莫言将他小说中的奇诡和浪漫带入了散文创作，而且更突出了幽默和俏皮的一面。其风格一如他的散文集名《会唱歌的墙》。与感觉成为了莫言小说的重要特点不同的是，幽默成为了莫言散文的主要特征。虽然明知他的想象和夸张的惯性在其中作祟，添油加醋，口吐莲花，但由于基本素材的真实性，仍然使人身临其境，和作者感同身受，获得了很强的现场感和参与感，并且常常因为作家出人意料的苦中作乐，或自嘲或调侃而忍俊不禁乃至捧腹大笑。而这笑又是带泪的笑，笑过之后，留下的是沉重的回忆。《吃的记忆》是我读过的以吃为题材的最出色的散文。它在悲惨的情境中充分展示人的豁达与乐观的天性和作家幽默与机智的天赋，或者反过来说，它以乐写悲，长歌当哭，是一种严峻的调侃、深刻的反讽。高人一筹的幽默品格使莫言的散文不同凡响。

朱苏进的散文创作却和他的小说特点基本吻合，一是锐利的思想型，集中表达当代职业军人对战争、军人、死亡与和平的深度认识与终极追问，常常在形而上的层面升华为睿智的哲理，或者以理念的火炬照亮生活的发现；二是深思熟虑，出手谨慎，所作不多，作必精到。《天圆地方》和《独自散步》两本集子篇幅不大，却都有沉甸甸的分量。而万字长文《最优美的最危险》堪称其代表作，对作为战争组成部分的武器类别、性能的谙熟，对作为人类智慧结晶的枪炮的审美欣赏、酷爱与把玩，对作为以嗜血为目的的杀人工具的高度警戒、敏感与防范，都写到了极致，尤为精彩的是在这种尖锐的悖论中表达了一种高超而优美的艺术的辩证法和辩证的艺术性。毫不夸张地说，在我的阅读经验中，凡写武器的文章，尚无出其右者。

李存葆介入散文较晚但起点很高。从小说之后，经由报告文学《大王魂》、《沂蒙九章》到90年代中期才在散文界露出峥嵘头角。他的散文特点和他的小说、报告文学创作有同有异。同者皆为大题材、大气魄、大情感、大篇幅；异者则在于从“政治爆破”转向了文化观照，从对当下中国现实的紧密跟踪，转向了对未来人类生存困境的终极关怀。《鲸殇》、《大河遗梦》、《祖槐》短则万余字，长则三万字，均是散文中的大制作。或从鲸群自杀下笔，或从黄河断流着眼，关注的是后工业社会中的环保问题和人类社会的生存危机，抓住的是现代文明进程中人们的普遍焦虑，表达了一种大忧患与大思考，比《高山下的花环》中所传达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与眼界更见阔大；比《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中所表露的政治反思与社会批判更见深邃。同时，李存葆又一反他的小说写作常态，粗中有精，在大处着眼，在细处着笔，开始注重讲究语言，从遣词造句到排比到对仗到节奏到韵律，无不精心斟酌推敲。虽然略有用力过猛、修饰过细之嫌，但自创其“新赋体”却在散文界别具一格。

与周涛、李存葆、莫言、朱苏进、朱增泉等人的阳刚大气之作形成呼应与互补的有两个方面军。一是来自女性王国的一批清新秀丽之作，以及由斯妤、裘山山、燕燕、庞天舒、项小米、卢晓勃、唐韵、刘烈娃、王秋燕、刘馨忆、文清丽等和前辈作家郭建英、杨星火等共同组成的军旅女散文家群。二是由诗人、小说家、资深编辑、报告文学作家组成的“混合军团”，如叶楠、彭荆风、凌行正、朱亚南、峭岩、喻晓、程步涛、韩静霆、王宗仁、苗长水、金辉、阎连科、杨景民、卢江林、汪守德、张为、吴国平、黄鹏、姜宝才、师永刚、何况等人搂草打兔子式的散文写作，也收获了军旅散文的丰硕果实。再加上刘白羽推出的记录与总结自己一生的厚重长卷《心灵的历程》，就使得90年代的军旅散文开始初具规模，有了基本阵容，有了代表人物，也有了重头产品，是五十年来的最好时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说，军旅散文是迟开的花朵。而且，我还要说，随着时代要求与文体的对位关系、和作家心态与文体的对应关系的进一步调整，21世纪的军旅散文，必将绽放出更加奇异绚丽和更加繁茂丰盛的花朵。

（载《文艺报》1999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