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传播心态还是学术心态

三、是传播心态还是学术心态

与跨学科研究的实践相比，把跨学科纳入研究视野则要晚得多。因为直到20世纪80年代，“一些论述学科之间渗透趋势、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汇流、科学整体化发展、科学活动的跨学科性等论文、译文、著作陆续出现”^[18]。尤其是1985年4月17日至19日的首届交叉科学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使跨学科的研究以“正统”的身份进入学界，此后跨学科研究逐渐受到学者的重视，且在20世纪的最后一段时期内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遗憾的是，学者们的研究大多由自然科学开始，因此，笔者见到蔡眆针对人文学科的论述当是弥足珍贵的，其在《读书》上谈到，跨学科研究在视野上要比单一学科宽广，尤其是单一学科视域上不可避免的“盲点”更是跨学科研究的优势。同时，蔡眆也指出跨学科研究的原则问题，即要有基础，不能打游击。相比较而言，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西美尔的论述则更有启示性，西美尔针锋相对地指出，随着各学科逐渐细化，对于学科系统本身的规定和规则越来越多，“制度”的完善本应该成为研究问题的有力支撑，然而却适得其反，出现了学科规则对目的的“殖民”。

有趣的是，西美尔的批评同样被中国学者介绍进来，这一方面说明了在学术交流、学术传播过程中，学者们超越了地域的不同而共同发现了跨学科的优势；另一方面，中西学者不约而同地发现了在学术传播过程中，不能一味地趋新趋热，这种传播心态应该逐渐向平和的学术心态过渡。而且以笔者之意，西美尔的论述更多的是针对在跨学科研究过程中方向的迷失，学者应用跨学科的初衷本在直面问题的解决，然而随着现实环境等诸因素的介入，学者在跨学科研究过程中的心态出现了畸变：由最初的解决问题转变为对学术的“哗众取宠”。

如前所述，学术传播自古便已开始，但兴盛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时期中国的学术传播才真正在“学术”和“传播”两个层面有了符合本义的内容和实质。“传播”一词——“communication”，本有双向和互动之意，正是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学术传播才表现出了活力和生机。除了上述制度媒介的传播效应外，其时留学生和传教士群体的出现不失为关键性的因素。两者虽立意不同，但在学术传播方面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尤其是以现代传播的观点来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术在国际传播方面实现了飞跃，国内蓬勃而兴的大众传媒则又在学术的内化上面充当了“筛子”的作用，两者的结合相得益彰。这从传播的外部机制上保证了“跨学科研究”的正常进行。

但学术进入传播过程其特质又是显而易见的，即“慢热”和“后化作用”。所谓“慢热”和“后化作用”是相对于大众传媒的传播而言的，学术的性格与传播中的“快捷”、“批量”等方面有其相悖之处，反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术大论争则正好提供了这种“预热”和“消化”的机会。这则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跨学科研究成功的内部机制。当然，这一时期的跨学科研究还有重要的凭依，学者们所依靠的大多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学术谱系，用新的学科概念来规整，因此就会有创新，所出现的成批量的“大家”和“大作”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