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硬又不失灵活的罗马尼亚

强硬又不失灵活的罗马尼亚

一、强硬又不失灵活的罗马尼亚

同东欧其他国家相比，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采取苏联模式和处理对苏联关系方面的特点比较明显。在前一方面，它们不仅比其他东欧国家甚至比苏联本身还坚定，特别在政治体制上。但在后一方面，它们又没有紧跟苏联，甚至采取了强硬的对抗态度。当然，在程度、缘由和后果等方面，这两个国家也有区别。

苏联模式在罗马尼亚的确立是在乔治乌—德治执政时期，其标志是实现了企业的国有化和农村的集体化，确立了中央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政治上也搞了大清洗。与东欧其他国家不同的是，罗马尼亚的清洗不是“莫斯科派”清洗“国内派”，而是居中的“监狱派”对以上两者的清洗。因此，斯大林去世后，罗马尼亚没有像某些东欧国家发生政治事件，也没出现明显的和激烈的非斯大林化，进行的调整带有明显的滞后性和不得已而为之的色彩。

1953年夏，在苏联及部分东欧国家开启了新方针的改革尝试后，罗马尼亚工人党领导人也意识到斯大林时期的一套旧方法需急剧变革，开始放松对国内政策领域的控制。1953年7月18日，工人党中央和部长会议共同作出决定：停止此前应斯大林要求在多瑙河和黑海修建人工运河这一重大工程。^[31]8月19至20日举行的中央全会为了表示对苏联领导人鼓励并倡导的一系列调整方针的响应，提出党要充分发挥集体领导的优势，不应过分渲染个人的作用。乔治乌—德治还批评了过分偏重重工业而造成消费品生产受损的情况，强调应更多地关注提高人民生活的问题，将财政预算更多地用于发展消费工业。不过，对于党政最高权力的分开，乔治乌—德治却采取了拖延态度，直到1954年4月19日，即在其清洗并处决了政治对手帕特拉什卡努之后方才在工人党中央全会上推动通过了贯彻实施集体领导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党的总书记一职予以撤销，党的最高权力转交至第一书记领导下的四人书记处手中。根据莫斯科当时的权力分配和实权掌握情况，乔治乌—德治选择不任第一书记，转任部长会议主席。1955年10月，随着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后的权力斗争中最终占了上风，乔治乌—德治遂又辞去部长会议主席，重任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一书记。不过，即便是他放弃此职的上述时间段里，罗马尼亚的集体领导亦不过徒有其名，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均牢牢掌控在他的手中。^[32]但在经济上，罗马尼亚却没有完全跟随“新方针”的鼓点起舞，只做了一定的微调，1953年8月，工人党中央全会讨论了农产品由义务交售制向合同制和收购制过渡、增加消费基金等问题。总的说来，罗马尼亚还是继续采取苏联模式，实行中央集权的行政命令式的管理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强调高速度实现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等等，这从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出。

1955年12月下旬召开的罗工人党二大讨论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1960年）。该计划强调：继续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扩大农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扩大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福利，广泛推行物质利益原则，不断扩大和完善社会生产。1960年6月召开的罗工人党三大讨论通过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61—1965年）提出：继续加速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完成农业合作化，全面发展农业合作社和在经济以及组织上加强合作化，大幅度增加种植业和畜牧业生产；扩大生产的机械化和自动化，以及新企业设备和加速企业采取新技术；改进生产力的布局，发展落后县；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产。^[33]到1965年，所谓的社会主义成分（也就是国营和集体的）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其中，1950—1965年间，就业人口由25．6%提高到93．7%，固定生产基金由62．0%提高到97．0%，国民收入由61．0%提高到95．5%，工业总产值由92．4%提高到99．7%。根据这些比重的变化，罗马尼亚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完全胜利。^[34]透过罗马尼亚的例子不难看出，对东欧和其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准，一是工农业所有制的公有程度，二是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1965年3月19日，64岁的乔治乌—德治病故，三天后，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Lescu，1918—1989年）^[35]接任罗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从此罗马尼亚进入了长达近四分之一世纪的齐奥塞斯库时代。4个月之后，罗工人党代表大会把党名改回罗马尼亚共产党并续延先前各次大会称第九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最大的“亮点”就是宣布罗马尼亚“进入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阶段”，确立了快速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奋斗目标。齐奥塞斯库在工作报告中提出：1966—1970年各项工作计划都要服从于把罗马尼亚建设成具有发达工业和先进农业的现代化国家这一宏伟目标，为此，国民收入的1／4要作为积累基金用来发展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和经济、科学、文化和保健事业的不断发展的物质基础。在具体发展指标上，这五年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7%以上，工业生产每年增长10．5%。“在1966—1970年期间，工业生产绝对增长值约为一千一百列伊，而1961—1965年期间约为七百列伊。在五年计划结束时，只要二十四天就可以达到1938年全年的产值。”^[36]会后不久，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根据罗共九大的提议，将国名由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改为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根据罗共九大定下的基调，罗马尼亚后来的经济发展一是强调以重工业为主的完整工业体系，其中又尤以发展化学、机器制造和钢铁工业为重；二是强调高积累、高速度。从实际执行的结果看，与上一个五年相比，这五年的国民收入增长近1／4，工业生产增长40%以上，投资总额占国民收入的30．3%。^[37]

第四个五年计划快要完成的时候，1969年8月罗共召开了第十次代表大会，提出要在罗马尼亚“建设全面的社会主义社会”。关于这个奋斗目标，齐奥塞斯库在报告中指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将从各个方面显示出它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这样，它将为共产主义——把人类提高到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新阶段的社会——逐步过渡，奠定牢固的基础。”^[38]为此，罗共十大讨论通过了高速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五个五年计划（1970—1975年）：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8．5%至9．5%，农业总产值增加5%至5．5%，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7．7%至8．5%。工业发展仍以机械制造、化学工业为重，其中，机械制造的生产要增长72%到76%，钢的产量要达到1 000至1 050万吨，化学工业要增长85%至92%。^[39]与上一个五年计划相同，这个五年计划也突出强调发展重工业和高速度。在这五年中，投资额、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每年增长率分别为11．5%、11．3%和12．9%。^[40]1974年11月，罗共召开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了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继续规划“建设全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实施目标：投资额平均每年增长10．5%至11．4%，工业生产每年平均增长9%至10%。其中，机械制造业为11．5%至12．5%，化学工业的产量增加60%至80%，钢的产量达到1 700—1 800万吨。^[41]关于这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根据1979年11月齐奥塞斯库在罗共十二大报告中预计的每年增长率，工业总产值为11%，机械制造业为13%，化学工业为14%，国民收入为10．4%，国民经济投资为5．4%至6．2%。^[42]

在这过程中，为了更好地高速发展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罗马尼亚也时不时地对具体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1967年12月，罗共召开中央全会全面讨论了改革国民经济体制的问题并且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此后，罗马尼亚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改革计划体制，包括实行中期和长期计划相结合，把计划工作的重心放在企业和工业中心，减少中央下达的计划指标，改进国家计委的工作等等。二是改革财政银行体制，包括调整中央同企业的财政关系，通过信贷和利息刺激企业的经营活动。三是完善价格体制。四是建立工业中心，即把几个企业联合成独立的大经济单位。五是扩大企业自主权，使其拥有更大的权限和权利，拥有不断提高和改善物质财富生产所必需的物力和财力。六是取消一长制，实行有生产工作代表参加的集体领导。这些改革虽然在管理方式方法上显得更为灵活，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它们没有动摇苏联模式的核心内容，深一步说还是为了维护这种模式。

不仅如此，高速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在给罗马尼亚带来表面辉煌的同时，也埋下了致命的隐患，如轻工业和农业发展严重滞后。齐奥塞斯库在每次党代会上也提及发展轻工业和农业，每个五年计划中都规定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指标，但是，它们无法与重工业相比。对此，可比较一下1971—1980年间的两个五年计划的规定，参见下表。

表15

高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结构失衡和人民群众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匮乏，只是这些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被狂热的高速度和虚假的繁荣所掩盖。

另外，在这个时期罗马尼亚民众比较认同高速发展重工业的路线，还与齐奥塞斯库在内政和外交上的一些做法有关。在内政方面，齐奥塞斯库上台后不久决定对50年代的政治清洗案件进行重新审查，为此特别成立了专案调查委员会。在诸多获得重审的案件中，1954年帕特拉什卡努的案件最受关注。经审查，“帕特拉什卡努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也没有在欺诈、暴虐和专横跋扈面前低头，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43]。1968年4月召开的罗共中央全会审查并通过了该委员会的报告，责成司法部门撤销对卢·帕特拉什卡努的判决，在政治上为他及其受牵连者平了反。与此同时，罗共不仅撤销了冤案的直接制造者、原内务部长亚·德拉吉奇（Alexandru Draghici，1913—1993年）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职务，并将其开除出中央，同时还就此批评了乔治乌—德治，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若干措施。通过这些措施，齐奥塞斯库清除了自己的政敌，赢得了民心。“仅1968年3月至1969年3月的一年间，党员人数就净增10万人，党员中知识分子的比重也在增大，由1964年的9%增为1968年的23%。”^[44]

然而，最得人心的还是齐奥塞斯库的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罗马尼亚建国初期在对外政策上完全依附于苏联，对苏联是言听计从。苏南冲突发生后，罗马尼亚也很快废除了与南斯拉夫签订的友好互助条约，1950年积极地支持苏联反对美英重新武装德国的政策，1955年跟着苏联调整同联邦德国的关系。由于总是以追随苏联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很少单独发表自己对重大国际事务的意见和看法，罗马尼亚被视为“苏联卫星国中最温驯国家中的范例，是斯大林主义战胜民族主义的例子，是一个既没有过去又没有未来的国家”^[45]。

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在刺激了东欧国家的独立自主倾向的同时，也使苏联在东欧的权威大打折扣。在这样的背景下，罗马尼亚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活跃起来并与苏联干涉和控制东欧的行为产生了矛盾。^[46]1958年，经过长时间的谈判，苏联军队撤出了罗马尼亚。^[47]对于其中的原因，有学者指出：“赫鲁晓夫尝试去弥补由于苏联军队两次干涉匈牙利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引起的巨大危机和国际丑闻，也从罗马尼亚撤了军。历史的讽刺就是这样的，匈牙利人为此而斗争，却没有得到它。然而，罗马尼亚人甚至没有要求，却作为免费的礼物收到了它。当然，由于罗马尼亚的地缘政治状况这是一种更少风险的步骤，它被社会主义和一长段苏联边境包围，国内状况也较稳定。在匈牙利问题上，罗马尼亚领导人立场坚定而且与苏联政府合作。”^[48]另外，自50年代末，罗马尼亚逐渐禁止苏联文化在罗马尼亚传播。由于同中国的矛盾日渐突出，苏联难以顾及罗马尼亚在某些细枝末节上的“偏离”行为，而罗马尼亚也借助西方力量来实现其工业化的目标。于是，罗马尼亚外交政策的独立自主倾向日益明显，开始冷淡和疏远苏联。在1962年初制定的对外贸易计划中，罗马尼亚降低了对苏贸易的增长份额，而与西方国家的对外贸易额增加了30%。^[49]1963年，乔治乌—德治取消了学校中的俄语必修课，关闭布加勒斯特的苏联研究所、将街道和公共建筑物的俄文名改为罗马尼亚语名等等。在一些国际问题上，罗马尼亚也开始与苏联“唱反调”。在1962年6月召开的经互会第15次会议上，罗马尼亚强烈反对苏联在经互会内建立一个权威执行机构的意图。在1963年开始的中苏大论战中，它选择了中立的立场，拒绝与苏共一起攻击中国党。

苏联对罗马尼亚的这种独立自主倾向十分不安，威胁要重新考虑匈牙利对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主权要求。^[50]面对苏联的强大压力，罗共中央于1963年3月召开全体会议，寻求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支持。由于有全国民众的普遍支持，罗马尼亚更加公开地抵制苏联的干涉和控制。1964年4月，罗马尼亚工人党发表《罗马尼亚工人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所持立场的声明》（以下简称《声明》），公开呼吁苏联和中国团结起来，同时号召阻止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走向分裂的趋势，强调各党和各国之间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原则。这个声明首次提出并阐述了罗马尼亚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西方观察家甚至称之为“独立声明”^[51]。

齐奥塞斯库上台后，在《声明》所包含的外交理念基础之上，正式形成了以摆脱苏联控制、维护本国利益为主要特征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

总的看来，这种外交政策是以罗马尼亚民族独立和国家利益为基本出发点，试图打破“冷战”和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的格局，全面地发展同各类国家的交往，发展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巩固和加强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扩大与所有国家的多边和双边关系，包括资本主义国家。^[52]1971年罗马尼亚被联合国吸收为关贸总协定成员国，次年又成功加入国际货币组织和世界银行。不过，齐奥塞斯库尽量避免苏联的干涉和影响，拒绝卷入大国之间的对立，奉行自主与灵活的外交政策，极大地拓展了罗马尼亚对外联系的渠道和纽带。从1965年7月到1970年初，罗马尼亚先后同9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与100多个国家保持了经济和科技的协作关系。

当然，特别值得关注的还是这一时期罗马尼亚同苏联的关系。

第一，尽管同东欧其他国家一样属于苏联的“卫星国”，但是，罗马尼亚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并没与苏联保持完全一致，而是常常表示中立甚至采取与苏联相反的立场。1967年，罗马尼亚曾不顾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犹疑与反对，率先同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中东六日战争后，罗马尼亚亦未跟随苏联与以色列断交。当然，独立倾向表现得最明显亦最有力的，还属1968年8月下旬不仅拒绝参加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内部事务，而且严厉谴责了华约五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根据1964年罗苏分歧初现时罗党公开宣布的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罗共领导人事先已向莫斯科表明了反对武装干涉“布拉格之春”的态度。21日，就在苏联为首的华约五国军队侵捷的当天，齐奥塞斯库在公开讲话中说：“五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部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是一个巨大错误，是对欧洲和平、对世界社会主义命运的严重威胁。在当今世界上，当各国人民为保卫自己的民族独立、为权利平等而奋起斗争的时候，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践踏别国的自由和独立，是不堪设想的。武装干涉一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事务的念头，是毫无道理的，是不能容许的，哪怕一瞬间也是不能接受的。”^[53]第二天，齐奥塞斯库再次发表讲话谴责华约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为，宣布罗马尼亚已经采取了保卫自己国家的措施。22日，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特市中心的一次有10万人参加的群众集会上对罗军发出动员令，谴责华约五国的武装干涉行动是“对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独立和民族主权的罪大恶极的侵犯”，声称这是国际共运的最大耻辱，敦促联合国至少在口头上谴责华沙条约国的行动。^[54]

第二，反对苏联加强经互会国家“一体化”的计划。1969年，苏联在经互会第23次特别会议上提出了“经济一体化”的方针。罗马尼亚认为，在经互会内部强制推行生产专业化分工的做法会侵犯成员国的主权，将破坏罗马尼亚开发自己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全面发展工业的计划。在随后召开的经互会最高级会议上，罗马尼亚强烈反对经互会“一体化”和“超国家”决定，提出经互会的任何决定都必须是在“全体一致”而不是在“多数”同意的基础上作出的。由于罗马尼亚的反对，苏联没有能把建立一个超国家经济联盟的目的列入经互会的长期发展计划。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一方面由于在同西方的贸易中欠下了大量债务，另一方面由于解决原料和能源问题十分迫切，罗马尼亚才悄悄地放弃了反对一体化计划的态度，转而加强了同苏联和经互会成员国的合作。

第三，罗马尼亚虽然是华约组织的成员国，但反对苏联提出的加强盟国间的军事合作计划，不仅不允许苏联等国军队进驻罗马尼亚，而且拒绝参加华约国家在他国领土上进行的军事演习。罗马尼亚拒绝承认华约组织对各国军队具有军事领导权，坚持认为每个国家的军队只能从属于本国最高领导机构，从属于本国党和政府，要对本国人民负责。在与苏联关系缓和之后，齐奥塞斯库同意在政治上忠于华沙条约，但这种忠诚是有限度的，罗马尼亚有权不参加某些军事活动，在中苏之间保持中立，苏联要认可罗马尼亚在第三世界中的地位等等。1978年，罗马尼亚和苏联在华约最高级会议上围绕着增加国防开支、支持越南反华等问题发生了争执，拒绝在华约组织就中东问题发表的一项声明上签字。80年代后，罗马尼亚开始逐渐淡化它与苏联在华约问题上的分歧。1984年，尽管在增加军费等问题上与苏联意见相左，但是，罗马尼亚是同其他六个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一样同意延长它们在这个以苏联为首的军事联盟中的成员国资格。

当然，罗马尼亚在对外政策上的独立自主也是有限度的，并没有对苏联的基本安全利益构成挑战。虽然不参加华约国家的联合军事演习，但是，罗马尼亚愿意履行同华约各盟国签订的双边条约所规定的一切义务。尽管如此，罗马尼亚的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意义也不可低估。第一，它有助于维护罗马尼亚国家利益。罗马尼亚是一个小国，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要通过外贸来实现的。通过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罗马尼亚大大扩展了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减轻了苏联借经互会对东欧国家实行的经济剥削。第二，它迎合了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战后的罗马尼亚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反对文化传统的“俄罗斯化”，怀念和修订罗马尼亚的历史，结合历史遗留下来的蛛丝马迹对历史边界问题进行新的调查，重新解释罗马尼亚在二战中的行为等等。^[55]齐奥塞斯库所实行的摆脱苏联控制、维护民族独立的外交政策正迎合了国内日益增长的“反苏”情绪，因而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有学者评价说：“20世纪，罗马尼亚的民族主义是反苏的，罗马尼亚党谨慎地利用了这一点给自己创造出一个民族独立的和救世主的新形象。”^[56]第三，它缓和国内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从70年代中期以后，罗马尼亚的经济增长率严重下降，对西方贸易赤字的日益加剧，向西方借债过多而背上的沉重的债务包袱，都使罗马尼亚的经济状况陷入不容乐观的境地。为了偿还西方的贷款，保持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罗马尼亚在国内实行严厉的紧缩政策，大大压缩了本国人民的正常生活需要，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影响。在政治上，齐奥塞斯库极力强化党政一体的关系，强化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兼职的领导制度。借助这种制度，齐奥塞斯库在罗马尼亚的领导机构中建立起一个以自己为中心、以齐奥塞斯库家族为主的政治统治。这些招致人民的不满，被西方观察家视为“搞没有恐怖的新斯大林主义”^[57]。在这样的情况下，罗马尼亚所取得的外交成就成为齐奥塞斯库政治生活中的一大“亮点”，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人们的不满情绪。在公开反对和抵抗苏联的一些做法的同时，罗马尼亚保持了与中国、南斯拉夫、美国等国的友好关系，获得了远远超出与它自身国力相对应的国际影响和国际地位。这些大大提升了齐奥塞斯库在国内的政治声望，也使人们在一定时期能够“容忍”他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