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三书理学史料来源初考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三书理学史料来源初考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三书理学史料来源初考*

李畅然

摘　要:戴震的《孟子私淑录》《绪言》和《孟子字义疏证》对宋明理学做了彻底清算。考察其明确引用宋明理学家的言论系直接依据何种文献，可作为全面评价戴震对宋明理学之把握程度的参考。经考察，戴震写作《疏证》系列三书时大量依据了明《性理大全》，此外也使用了《近思录》和《西山读书记》;具体到《近思录》，戴震很可能用的是宋叶采注而非其师江永注;至于有关陆王的材料，则多出自明陈建《学蔀通辨》。尽管使用二手资料并不影响戴震哲学的历史地位，但对其评骘宋学特别是陆王心学的学术严肃性必然会打折扣，所以戴震在写作《疏证》时已有意掩盖其使用二手资料的痕迹。《性理大全》除了给戴震提供论辩的资料外，在立目、编排上或许也对《疏证》有所启发。

关键词:《孟子字义疏证》;宋明理学;史源学;《性理大全》;《学蔀通辨》

清儒戴震是乾嘉考据学皖系学者的开创者，不仅训诂考据精审，开一代风气，而且有自己独特而完整的义理学建构。他在乾隆三十四、三十七和四十一至四十二年分别作《孟子私淑录》《绪言》《孟子字义疏证》各三卷，《疏证》曾被戴震生前确认为“生平著述最大者”。三部书内容联系紧密，可以看作同一著作的三个版本，本文统称“《疏证》系列三书”①　三书年代详见李畅然:《戴震〈原善〉表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5页。本文凡引三书，附记篇第，例如“《私淑录》下六”指《孟子私淑录》卷下第六章，“《疏证》道二”指《孟子字义疏证》“道”字目第二章，等等。。《疏证》系列三书尤其是《疏证》对宋明理学特别是明清官方的程朱理学做了彻底清算甚至是猛烈攻击，引发了清代和后世持久的讨论。但戴震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是否完全准确和公允，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过去就有不少学者认为戴震的理欲之辨尽管富有启发，却误解了程朱在话语上的约定。当然对戴学而言，这根源于戴震整体的哲学建构与濂洛关闽相比具有结构性差异。笔者曾经提出“《疏证》既一心压倒程朱，其意态就无法完全平和，其有关程朱理学的说法多有偏颇”，具体言之，存在概括不确和一概而论等问题。笔者特别指出，《疏证》引程朱的一处材料，在《私淑录》和《绪言》相应位置前有“近思录”三个字，“《疏证》隐去此三字，似即为避免未深研程朱理学之讥。一心立异，却于所斥之说没有深入的研究，恐有失学术之公允与谨严”②　李畅然:《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文献学考查》，《中文学刊》第4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学，2005年12月，第245—246页;李畅然:《清代〈孟子〉学史大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93—395页。后者为详。。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

依笔者近年新的阅读体验，其实在《近思录》而外，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对迅速了解北宋五子和朱熹的哲学，是一个极其便利的读本。乃至关于理学发展史，像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二程之学得之周敦颐者甚少，而戴震已提出“朱子以周子为二程子所师，故信之笃，考其实固不然”(《私淑录》下六·《绪言》下七①　［清］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55、121页。)。因此，本文试图对戴震《疏证》系列三书明确引用宋明理学家的诸条材料，做一个史源学的考察②　为简便起见，关于史源的版本凡未注明者，皆使用上海人民出版社文渊阁《四库全书》全文数据库本，出自爱如生公司中国基本古籍库本者则注明其原据版本。，以作为全面而公允地评价戴震对宋明理学特别是北宋五子和朱熹哲学之把握程度的准备。

史源学由陈垣先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确立。历史研究法的史源学包括四项内容——见闻、传说、记载和遗迹，陈垣开设的“史源学实习”课程只涉及“记载”一项:“择近代史学名著一二种”，“一、看其根据是否正确:版本异同，记载先后，征引繁简。二、看其引证是否充分。三、看其叙述有无错误:人名、地名、年代、数目、官名。四、看其判断是否正确:计算、比例、推理”③　陈智超:《前言》，陈垣:《陈垣史源学杂文》，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页引陈垣课程导言，第2页引陈垣教案。。我们无妨把《疏证》系列三书看作哲学史著作，来检讨其征引的哲学史资料是直接来源于最原始的史料，还是转据诸如《近思录》这样的二手史料，征引中存在哪些问题，通过这样的考察来评估戴震对宋明理学所下工夫的深浅。笔者对宋明理学尚不精熟，因此本文尽量回避史源研究中的第二、四两项要求，而以第一项为主④　关于第三项叙述有无错误，陈荣捷《论戴震绪言与孟子私淑录之先后》(原载《大陆杂志》第75卷第3期，1978 年9月;本文据氏著:《王阳明与禅》，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第196、200页)和周兆茂《戴震〈孟子私淑录〉与〈绪言〉写作先后辨析》(《中国哲学史》1993年第2期，第112—113页)都指出过《私淑录》(或包括《绪言》)在数目、人名等问题上出现的硬伤，而《绪言》《疏证》予以纠正。。

在诸多可能的二手史料汇编当中，我们知道江永早在乾隆七年就出版了《近思录集注》，戴震早年极可能就是江永的受业弟子⑤　蔡锦芳的《戴震生平与作品考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10、14页)令人信服地证明二人初识当如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所记在乾隆七年，拜师当在十或十一年，自此开始学术交往，十八年至十九年江戴共馆，过从最密。，他写作《疏证》系列三书时，是否即以江永的《近思录集注》作为重要乃至主要参考书呢?除了《近思录》及其各种注本以外，明永乐间官修的《性理大全》和清康熙晚期官修的《朱子全书》《性理精义》，也是很引人遐想的“种子选手”。此外则包括明清的各种有名的儒学专著，以及被现代学界怀疑影响过戴震思想的各家著作。至于第一手史料，尽管作为清代一流学人，戴震无疑深知原始资料无法替代的重要地位，然而戴震毕竟不是职业的讲学家(清代是禁止文人集会和讲学的)，尤其不像王懋竑那样是朱熹研究专家，戴震治学的兴趣极其广泛，经常同时研究多门学问或对象，晚年又把主要精力投入编校《四库全书》，所以笔者估计，篇幅小的宋学经典著作戴震当然会去通读，然而像朱熹那样宏富的著述，戴震未必有精力通读乃至熟记。除了精力因素，戴震家境并不富裕，又经常在外游历，一些大部头的书不太可能随身携带、随手查阅。

此外有的资料来源介乎一手与二手之间。如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所引诸家之说，原则上都是二手，然而朱熹引用时，喜欢根据写作乃至义理的需要加以调整和修改(最著名的当然是《大学章句》的格物补传)。例如《私淑录》上一·《绪言》上十三·《疏证》性二云(以《私淑录》文字为例) :

《论语》曰:“性相近也，习相近也。”朱子引程子云:“此言气质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则性即是理，理无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①　［清］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129、87、26页。文字以《私淑录》为例，《绪言》脱“哉”字。

所引程子语显然直接出自《四书章句集注》，因为遍检二程著作，并没有严格与引文相合者。《私淑录》中二·《绪言》上十三·《疏证》性二又引程子云:“凡言性处，须看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谓性，论其所禀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论其本，岂可言相近?只论其所禀也。告子所云固是，为孟子问他，他说便不是也。”②　［清］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141、88、26(《绪言》脱误较多，《疏证》“只”作“止”)，42、104，141—142页。出自《二程遗书》卷18。原文在戴震引文之上还有一大段文字:“‘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言气质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缓之类。性安有缓急?此言性者，生之谓性也。又问上智下愚不移是性否……又问中人以上可以语上……”《遗书》同卷又有一条云:“问: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须索理会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虽荀扬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独出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无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则自尧舜至于途人，一也;才禀于气……”(《疏证》才三、《绪言》中五各有不同程度的引用③　［清］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141、88、26(《绪言》脱误较多，《疏证》“只”作“止”)，42、104，141—142页。)朱熹《集注》当是撮《遗书》此二条而成。戴震找不到更直接的出处，所以作为不同的材料加以引用，尤其是在《绪言》上十三·《疏证》性二，两条材料完全共现于同一段落当中。

笔者根据异体字、古今字之小异，怀疑《疏证》系列三书的材料有出自《论孟精义》或《近思录》者。例如《私淑录》中二引程子云:“孟子言性当随文看。本以告子生之谓性为不然者，此亦性也，被命受生以后谓之性耳，故不同。继之以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然不害为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极本穷源之性。”④　［清］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141、88、26(《绪言》脱误较多，《疏证》“只”作“止”)，42、104，141—142页。“本”字显然是“不”字的形讹。此条源出《二程遗书》卷3，又见《孟子精义》卷11、《性理大全》卷29和罗钦顺《困知记》卷上，诸书“以后谓之性耳”之“以”俱作“之”，“耳”俱作“尔”，也只能认为是戴震抄录不谨。《二程遗书》“被命”之“被”讹作“彼”，四库本和中华书局整理本(底本是清同治十年涂宗瀛本⑤　［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说明》第2页，正文第63页。)俱同，但既然较早的《孟子精义》和《性理大全》即作“被”，则《遗书》早期版本应该就作“被”。因此或许能起到区别作用的只有“牛之性犹人之性与”之“与”，《二程遗书》《性理大全》和《困知记》作“欤”，惟独《孟子精义》合乎《孟子》作“与”。当然《二程遗书》其实是四库本作“欤”，中华书局本作“与”，但考虑到“被”作“彼”的因素，出自《孟子精义》的可能性更大，除非戴震抄录时自行校改“彼”为“被”。又如，《绪言》中六·《疏证》才三引周敦颐:“刚:善为义，为直，为断，为严毅，为干固;恶为猛，为隘，为强梁。柔:善为慈，为顺，为巽;恶为懦弱，为无断，为邪佞。”⑥　［清］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107、42，141、88、26页。诸书文字无根本性歧异，惟《周元公集》卷1、《性理大全》卷2“强”作“彊”，《近思录》卷11、《性理精义》卷1同《绪言》《疏证》作“强”。据本文第二部分的研究，戴震没使用《性理精义》，因此恐怕出自《近思录》。

异体字、古今字较之实质性异文，其证据性非常弱，最好能与其他证据结合使用，否则只宜作为参考。像下举程颐的一条材料既然有两条实质性异文，就可以判断非出《论孟精义》。前揭《私淑录》中二·《绪言》上十三·《疏证》性二引程子云:“凡言性处，须看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谓性，论其所禀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论其本，岂可言相近?只论其所禀也。告子所云固是，为孟子问他，他说便不是也。”⑦　［清］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107、42，141、88、26页。《二程遗书》卷18“须看立意如何”作“须看他立意如何”⑧　此外“为孟子问他”的“他”，《二程遗书》独作“佗”，似无足重。，《孟子精义》卷11、吕柟《二程子钞释》卷2所引同，惟独《性理大全》卷31无“他”字;另外“孔子言”，惟独《孟子精义》作“孔子曰”。综上可以确切判断《疏证》系列三书所据是《性理大全》而非《论孟精义》。

以上是本文展开研究前的预先评估。

由于程朱高居官方哲学的核心暨制高点，其言论得到后世大量而反复的引用，因此本文首先避开程朱，转而通过理学相对次要和冷门的人物，以较快锁定戴震理学史料的直接来源。通过检索朱熹女婿黄榦、门人陈埴和后学吴澄的材料，我们很容易确定戴震参考过明代永乐间官修的《性理大全》，而且在《疏证》写作期间仍据《性理大全》补充过资料。

《疏证》系列三书只引用过一条黄榦的材料。《绪言》中七:“耳目之能视听者，魄为之也;此心之所以能思虑者，魂为之也。合魄与魂，乃阴阳之神，而理实具乎其中。惟其魂魄之中有理具焉，是以静则为仁义礼智之性，动则为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情，胥此焉出也。”①　［清］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108页。《绪言》所引首句脱“所以”。此条不见于黄榦的《勉斋集》和《仪礼经传通解续》，而见于《性理大全》卷28“鬼神·论在人鬼神兼精神魂魄”②　此外又见于明章潢《图书编》卷68，然首句脱一“能”字。。

陈埴的材料，《疏证》系列三书引用过三条，有两条可以确认出自《性理大全》。《私淑录》中二·《绪言》上十三:“孟子时，诸子之言性，往往皆于气质上有见，而遂指气质作性，但能知其形而下者耳，故孟子答之，只就义理上说，以攻他未晓处。气质之性，诸子方得于此，孟子所以不复言之;义理之性，诸子未通于此，孟子所以反覆详说之。程子之说，正恐后学死执孟子义理之说而遗失气质之性，故并二者而言之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程子之论举其全，孟子之论所以矫诸子之偏。”③　［清］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142、88，152、116(《绪言》有一误字)，104，104页。此见《木钟集》卷10“近思”、《性理大全》卷31“气质之性”。“只就义理上说”，《木钟集》多一“他”字，作“只就他义理上说”;《性理大全》同戴震所引无“他”字④　此外“孟子时”原作“孟子之时”，当出于戴震手误。当然，古人本没有字字相同的引用规范。。

《私淑录》下四·《绪言》下四:“仁义礼智者，义理之性也;知觉运动者，气质之性也。有义理之性而无气质之性，则义理必无附著;有气质之性而无义理之性，则无异于枯死之物。故有义理以行乎血气之中，有血气以受义理之体，合虚与气而性全。”⑤　［清］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142、88，152、116(《绪言》有一误字)，104，104页。此见《木钟集》卷10“近思”、《性理大全》卷31“气质之性”、《孟子集注大全》卷5、《理学宗传》卷18，文字无异同。

《绪言》中五:“识气质之性，善恶各有着落，不然则恶从何处生?孟子专说义理之性，专说义理，则恶无所归，是论性不论气，孟子之说为未备;专说气禀，则善为无别，是论气不论性，诸子之论所以不明夫本也。程子兼气质论性。”⑥　［清］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142、88，152、116(《绪言》有一误字)，104，104页。此见《木钟集》卷2“孟子”、《性理大全》卷31“气质之性”和《孟子集注大全》卷5，《绪言》的文字最近《性理大全》。《木钟集》起始的“识气质之性，善恶各有着落”两句作“才识气质之性即善恶，方各有着落”，似更合理;“不然则恶从何处生”与“孟子专说义理之性”之间尚有“以孟子说未备，故程门发此义”一句无关紧要的过渡句;此外“程子兼气质论性”一句，四库本和同治六年东瓯郡斋刻本《木钟集》脱“气”字，但《性理大全》《四书大全》所引皆未脱⑦《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元本《木钟集》阙卷二，无从比对。又，东瓯郡斋刻本或著录作“温州江右陈思燏刻本”。。《四书大全》基本同《木钟集》，只脱“专说义理”四字，盖嫌于与上一句“孟子专说义理之性”重复而被删去。惟独《性理大全》文字与《绪言》基本相同，起始两句作“识气质之性，善恶方各有着落”，尽管仍与《绪言》有一字之差，已较《木钟集》和《四书大全》为近。

《绪言》中五随即引用吴澄的一条材料:“孟子道性善，是就气质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曾分别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气质之有浊恶而污坏其性也，故虽与告子言，而终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人读《孟子》，亦见其未有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也。”⑧　［清］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142、88，152、116(《绪言》有一误字)，104，104页。此条见吴澄《吴文正集》卷2《答人问性理》、《性理大全》卷31“气质之性”和令今人瞩目的颜元《存性编》(清康熙刻本)卷1，文字无歧异。四库本《性理大全》陈埴条在第11页，吴澄条在第13页。吴澄在理学史上的地位显然要比黄榦、陈埴还次要，所以尽管经学成就突出，戴震涉猎其文集的几率恐怕仍是微乎其微①　戴震《经考》三引吴澄，一处出《日知录》，二处很可能出《经义考》，都不见于吴澄文集。参见［清］戴震:《戴震全书》第2册，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第259、281、300页。。

戴震引据《性理大全》并不限于冷门人物。本文第一部分所揭《二程遗书》卷18第二条，《疏证》才三实作:“性无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理，理则自尧舜至于涂人，一也。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②　［清］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42页。“性即理”三字，《遗书》作“性即是理”。《四书章句集注》文字与《疏证》基本相同(“性即理”三字下有“也”字)，可惜没引开头的“性无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两句。文字与《疏证》完全相同者，只有《性理大全》卷31。因此，极有可能戴震在写作《疏证》时，仍然通过翻检《性理大全》来补充和校验材料。

戴震使用《性理大全》而非清代官修的《性理精义》和《朱子全书》，如果不是单纯、偶然地只能见到《性理大全》的话，也应该只是从便利性考虑的，而无涉民族气节。清代康熙末年编《性理精义》的指导思想就是比明《性理大全》要简明，所以笔者检核的很多材料见于《性理大全》而不见于《性理精义》。戴震对《朱子全书》几乎没有使用，颇有些出乎笔者的意料，想来是因为《朱子全书》只收朱熹一人的材料，不像《性理大全》和《性理精义》那样兼收并蓄。而且以本文检索的朱熹文字常常不见于《朱子全书》来看，《朱子全书》在编选方面或许存在某些问题，至少不那么侧重性理。从流传的角度看，《性理大全》在三四百年的流传中翻刻已众，而《性理精义》和《朱子全书》作为新出之官书，反而传本不多③《性理精义》终清之世只有武英殿本一种。《朱子全书》有武英殿本和古香斋袖珍版两种(国子监本疑与殿本同版)，后者是乾隆十三年内府刻。《性理大全》除了永乐内府本外，明代尚有景泰魏氏仁实堂、万历吴勉学师古斋、郑氏宗文堂等本，入清有康熙十二年官方重刻本、乾隆元年集锦堂等本，而戴震乾隆四十二年自述谓“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段玉裁编《戴东原先生年谱》载于乾隆四年(见杨应芹:《东原年谱订补》，［清］戴震:《戴震全书》第6册，第652页)，戴震所用《性理大全》或许即集锦堂本。直至乾隆四年，《性理大全》依旧厕身于官方颁行的官修经说汇纂、《通鉴》、《康熙字典》、清高宗《乐善堂全集》等书之列，详《大清会典则例》卷67(［清］素尔讷《学政全书》卷4载在三年，清乾隆三十九年武英殿本)。，这对戴震偶然使用《性理大全》提供了一定的必然性。

《私淑录》中二·《绪言》上十三·《疏证》性九引朱熹:“孟子说性善，是论性不论气;荀扬以(《绪言》《疏证》作“而”)下，是论气不论性。孟子终是未备，所以不能杜绝荀扬之口。然不备但少欠耳，不明则大害事。”④　［清］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142、87—88、36页。“事”，《疏证》误作“矣”。

按，此条的三句话，实际上各有不同的出处。中间一句出《朱子语类》卷59“告子”:“(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孟子终是未备，所以不能杜绝荀扬之口……”(郑可学录)而末句出自《朱子语类》卷62“中庸一·第一章”:“……(又问明道云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曰:论性不论气，孟子也，不备但少欠耳;论气不论性，荀扬也，不明则大害事……”(郑可学录)至于首句，大约是隐括朱熹稳定的观点而成，像《语类》卷59所载之郑可学一条其上的三条语录，都表达出“孟子说性善是论性不论气，荀扬以下是论气不论性”的观点:“问程子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如孟子性善，是论性不论气;荀扬异说，是论气则昧了性……”(王过录)“……如孟子说性善，是论性不论气也。但只认说性善，虽说得好，终是欠了下面一截。自荀扬而下便只论气不论性了……”(杨道夫录)“论气不论性，荀子言性恶，扬子言善恶混，是也;论性不论气，孟子言性善，是也……”(甘节录)

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2当是撮《朱子语类》卷59、62两条郑可学所录为一条，又加了一句作帽子:“(程子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朱子曰:孟子说性善，是论性不论气;荀扬而下，［］论气不论性。孟子终是未备，所以不能杜绝荀扬之口。然不备但少欠耳，不明则大害事。”尽管存在一两字之歧(如下划线所示)，我们还是可以推定戴震参考过《西山读书记》。此外江永《近思录集注》也引用了后两句:“孟子终是未备，所以不能杜绝荀扬之说。”“不备则少欠耳，不明则大害事。”但江永是依照原始材料严格断作两条，倘戴震参考过江书，依照《疏证》系列三书的引文体例，一定会在后一条“不备则少欠耳，不明则大害事”前冠以“又曰”二字，何况江书有两个明显的误字(如下划线所示)。

但《疏证》系列三书多数材料应该还是直接出自《性理大全》，即便有些条目可能是当年《性理大全》受到《西山读书记》的影响。《绪言》中三引程子云:“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是气禀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疏证》性八补充了两条朱熹的材料，而且破天荒地标明“《朱子语类》”①　此外《疏证》系列三书惟在讨论朱熹生平时标明了“《朱子语类》廖德明录癸巳所闻”。标称“朱子语录”者，亦惟见于《疏证》(理五、理十三)，也是讨论性理的(［清］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3、12页)。:

《朱子语类》云:“问:恶是气禀，如何云亦不可不谓之性?曰:既是气禀恶，便牵引得那性不好。盖性止是搭附在气禀上，既是气禀不好，便和那性坏了。”又云:“如水为泥沙所混，不成不唤做水。”②　［清］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34，141、88页。

按，两条材料俱出《朱子语类》卷95，但第一条差距较大，这主要在问语:

问恶亦不可不谓之性:“先生旧做《明道论性说》云:‘气之恶者，其性亦无不善，故恶亦不可不谓之性。明道又云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本非恶，但或过或不及，便如此。盖天下无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于恶耳。’如此，则恶专是气禀，不干性事，如何说恶亦不可不谓之性?”曰:既是气禀恶，便也牵引得那性不好，盖性只是搭附在气禀上。既是气禀不好，便和那性坏了。

第二条则只于句首多一个“正”字。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在《语类》卷95，第二条居前，向下几页才是第一条。

《西山读书记》卷2“气质之性”尽管缺少首条末尾的“既是气禀不好，便和那性坏了”，但还是明显奠定了《疏证》引文的样子，特别是已经没有“便也”的“也”字:

○问:恶是气禀，如何云亦不可不谓之性?曰:既是气禀恶，便牵引得那性不好，盖性只是搭附在气禀上。○又曰:性本善，而今乃恶，亦是此性为气所汩。正如水为泥沙所混，不成不唤做水。

《性理大全》卷30“气质之性”较之《西山读书记》，一是于首条补足了“既是气禀不好，便和那性坏了”一句，二是删掉了第二条“正如”的“正”字，其余全同:

又问:恶是气禀，如何云亦不可不谓之性?曰:既是气禀恶，便牵引得那性不好。盖性只是搭附在气禀上，既是气禀不好，便和那性坏了。又曰:性本善，而今乃恶，亦是此性为恶所汩。如水为泥沙所混，不成不唤做水。

所以尽管《疏证》破天荒地标出“《朱子语类》”四字，引文仍然直接出自二手资料库——《性理大全》。

《疏证》标榜“《朱子语类》”的行为正好与笔者过去所揭《疏证》删掉从《私淑录》到《绪言》都标明“近思录”的行为相反相成，因而更容易加深戴震是“为避免未深研程朱理学之讥”的怀疑。《私淑录》中二·《绪言》上十三:《近思录》程子云:“‘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③　［清］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34，141、88页。

《疏证》性八:

程子云:“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是气禀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自注:《朱子语类》云:“问:恶是气禀，如何云亦不可不谓之性?曰:既是气禀恶，便牵引得那性不好。盖性止是搭附在气禀上，既是气禀不好，便和那性坏了。”又云:“如水为泥沙所混，不成不唤做水。”)此与“有性善，有性不善”合，而于“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亦未尝不兼……程子又云:“‘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朱子释之云:“……”①　［清］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34，102，141、88、34页。

可以看到，删掉“近思录”三字与破天荒增加“朱子语类”四字正是在《疏证》同一章的同一段文字当中，一般来说也必然属于同一时机、同一动机下发生的行为。尽管删掉“近思录”三字未必完全可与标榜“朱子语类”四字等量齐观，因为《疏证》的新文字中，程子“‘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一条是顺接在“有自幼而善”一条之后(事实上这一条在《疏证》系列三书中首见于《绪言》中三②　［清］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34，102，141、88、34页。，与《绪言》上十三本不在同一语境当中)，不可能“有自幼而善”条称“程子云”，“‘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条改称“《近思录》程子云”或“《近思录》程子又云”。不过两条程子语原本出自《二程遗书》的同一条，也即程颢著名的以水清比喻性善的典故(《二程遗书》卷1，李籲录)，《近思录》是全文引用。于是《疏证》删掉“《近思录》”三字的问题可以由“有自幼而善”一条合理合法地继承。清代童子试就考性理论，有关教材如无意外，就是《近思录》，所以戴震年轻时一定读过。以戴震之高才，似乎不可能辨认不出“有自幼而善”条和“‘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条的关联③　《疏证》同章最后一个自注引程子130字:“有流而至海，终无所污……水之清，则性善之谓也。”这正是程颢这段语录比较靠后的部分。。尽管笔者近年已经不再怀疑戴震的哲学思维能力，但“《近思录》”与“《朱子语类》”的一删一增，应该都是出自戴震“为避免未深研程朱理学之讥”、掩盖其转据二手资料之痕迹的“小聪明”。其实尽读程朱全部著述的人是少数，随时能检出原文在过去手工条件下更是不可能(《二程遗书》还不像《朱子语类》那样是分类的)，我们应该对戴震转据二手资料持宽容态度④　不过单就本文所涉两条有关江永《近思录集注》的材料而论，江永似乎在追求原始资料方面比较严格。。毕竟戴震抛出其《孟子字义疏证》时，其预计承受的压力是今人很难想像的;他试图在资料来源方面减一点压力，是可以理解的。

戴震《疏证》系列三书引据资料也有出自《近思录》注本的。但正如前文确证戴震引据《西山读书记》的例子所示，戴震没参考江永注;反而有证据表明，戴震很可能参考了叶采注。上一段所述《私淑录》中二·《绪言》上十三·《疏证》性八引用程子“‘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云云之后，又都援引了朱熹的解说:“人生而静以上，是人物未生时，只可谓之理，未可名为性，所谓在天曰命也。才说性时，便是人生以后，此理已堕在气质(《私淑录》作‘形气之’，《疏证》作‘形气’)中，不全是性之本体矣，所谓在人曰性也。”⑤　［清］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34，102，141、88、34页。《朱子语类》卷95的原文相当繁复，因而与《疏证》系列三书所引文字歧异比较多:“(问‘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一段。)曰:人生而静以上即是人物未生时，人物未生时只可谓之理，说性未得。此所谓在天曰命也。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者，言才谓之性便是人生以后，此理已堕在形气之中，不全是性之本体矣，故曰便已不是性也，此所谓在人曰性也。”其中文字歧异最关键的是《语类》口语化的“说性未得”一句被改为更好理解的书面语——“未可名为性”。《性理大全》卷95和《朱子全书》卷43都是照录《语类》。然而《近思录》叶采注与《疏证》系列三书所引文字全同⑥　四库本叶注“刑气”之“刑”显讹，无足重。。江永《近思录集注》引用不全，且明显是出自《语类》:“人物未生时，只可谓之理，说性未得。”茅星来《近思录集注》基本同叶注，然而“是人物未生时”上有“即”字，似乎仍受《语类》文字的影响。宋赵顺孙《中庸纂疏》卷1和明《四书大全·中庸或问》卷上全同叶注。《四书大全》应该是远袭赵书，至于赵顺孙与叶采，二人年龄相若，叶氏中进士早几年，哪个成书更早有待于进一步研究①　抑或二书如此处理，另有共有的源头。，不过到了清代，赵书是远远不及叶采所注《近思录》流行的。所以此例出叶注《近思录》或《四书大全》都有可能。不过《中庸纂疏》前冠以“文集曰程子说”六字，《四书大全》只冠以“程子说”三字，惟有《近思录》叶采注不需要任何文字上的加工。

可以确证直接出自《近思录》正文的材料也有。《私淑录》下六·《绪言》下七·《疏证》理十(权四:“一者，无欲也”)引《通书》:“圣可学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请问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哉。”②　［清］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154、121、9、58，151、115、14—15，151、115、27，115，154、121，151、115页。《通书》“有要乎”前有“曰”字，“请问焉”作“请闻焉”。《性理大全》卷2、《性理精义》卷1同《通书》。《近思录》卷4、《西山读书记》卷4在这两个特征上同《疏证》系列三书，但《西山读书记》“庶矣”前又多了一个“其”字，所以戴震应该根据的是《近思录》的正文③　此外诸书“庶矣”下俱作“乎”;《疏证》系列三书作“哉”，误。。

陆王心学轻视著述特别是轻视对经典的逐句解说，加之朱陆门户下朱子学者对陆王心学的排挤，都导致陆王心学较少进入自朱熹《论孟精义》、石《中庸集解》所开创的“大全”类经说汇编当中。戴震早年笃信程朱，其《疏证》系列三书也主要是辩驳程朱，受佛学影响过于明显、到乾嘉时代已经完全不成气候的陆王则不是其批判辩驳的主要对象。经笔者调查，戴震《疏证》系列三书引陆王，基本上出自以程朱立场激烈抨击陆王的明嘉靖间陈建《学蔀通辨》。

《疏证》系列三书引陆九渊四条，只有一条不见于《学蔀通辨》而见诸《性理大全》;引杨简一条则必出《学蔀通辨》。

《私淑录》下二·《绪言》下二·《疏证》理十四:“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我，何有阙欠(《绪言》《疏证》作‘欠阙’) !当恻隐时，自然恻隐;当羞恶时，自然羞恶;当宽裕温柔时，自然宽裕温柔;当发强刚毅时，自然发强刚毅。”④　［清］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154、121、9、58，151、115、14—15，151、115、27，115，154、121，151、115页。《象山语录》卷4、《学蔀通辨》(明嘉靖刻本)后编卷上“何有阙欠”作“有何欠阙”。

《私淑录》下二·《绪言》下二·《疏证》性二:“恶能害心，善亦能害心。”⑤　［清］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154、121、9、58，151、115、14—15，151、115、27，115，154、121，151、115页。见《象山语录》卷4和《学蔀通辨》后编卷中。此外见顾宪成《泾皋藏稿》卷6、顾允成《小辨斋偶存》卷3、《明儒学案》卷36“泰州学案五”。

《绪言》下二:“读书不必穷索。”⑥　［清］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154、121、9、58，151、115、14—15，151、115、27，115，154、121，151、115页。见《象山语录》卷4和《学蔀通辨》后编卷中。此外见明张吉《古城集》卷2。

《私淑录》下六·《绪言》下七:“人心至灵，此理至明。人皆有此心，心皆具是理。”⑦　［清］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154、121、9、58，151、115、14—15，151、115、27，115，154、121，151、115页。《象山集》卷22《杂说》“此心”之“此”作“是”。《性理大全》(卷32)等六部书皆同《象山集》，惟独《学蔀通辨》未载。如无意外，戴书此条资料当出《性理大全》。

《疏证》系列三书引陆九渊高足杨简一条。《私淑录》下二·《绪言》下二:“目能视，所以能视者何物?耳能听，所以能听者何物?口能噬，鼻能臭，所以能噬能臭者何物?手能运用，足能步趋，心能思虑，所以能运用、步趋、思虑者何物?”⑧　［清］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154、121、9、58，151、115、14—15，151、115、27，115，154、121，151、115页。《慈湖遗书》卷7“家记一”《己易》原文极铺叙之能事:“姑即六尺而细究之:目能视，所以能视者何物?耳能听，所以能听者何物?口能噬，所以能噬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运用屈信，所以能运用屈信者何物?足能步趋，所以能步趋者何物?血气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虑，所以能思虑者何物?”明章潢《图书编》卷9引同《慈湖遗书》。《学蔀通辨》续编卷上引同戴震。

《疏证》系列三书引王守仁四条，有两条可以确认出自《学蔀通辨》。

《私淑录》下二·《绪言》下二·《疏证》理十四(《私淑录》下六·《绪言》下七复举首句) :“圣人致知之功至诚无息，其良知之体皦如明镜。妍媸之来，随物见形，而明镜曾无留染，所谓‘情顺万事而无情’也。‘无所住以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为非也。明镜之应，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处;妍者妍，媸者媸，一过而不留，即无所住处。”①［清］载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151、115、15、154—155，121，151、115、13、45，152、115、17，115、44—45，168，151—152、115—116、16—17页。《传习录》卷2《答陆原静书》其二:“圣人致知之功至诚无息，其良知之体皦如明镜，略无纤翳。妍媸之来，随物见形，而明镜曾无留染，所谓‘情顺万事而无情’也。‘无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为非也。明镜之应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处;妍者妍，媸者媸，一过而不留，即是无所住处。”明钱德洪编《阳明先生年谱》(明嘉靖四十三年毛汝麒刻本)卷中稍有省略，大体相同。《学蔀通辨》续编卷下无“略无纤翳”四字，“而”作“以”，同《疏证》系列三书;有“物”字、“是”字，说明戴震抄脱②　戴震《答彭进士允初书》未脱“是”字。参见［清］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167页。。

《私淑录》下二·《绪言》下二·《疏证》理十四(“是致知之功”以上)·《疏证》道二(“佛氏”至“目耳”) :“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所谓良知。随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来面目耳。体段工(《绪言》误作‘功’)夫，大略相似。”③［清］载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151、115、15、154—155，121，151、115、13、45，152、115、17，115、44—45，168，151—152、115—116、16—17页。《传习录》卷2《答陆原静书》其二“即吾圣门所谓良知”句下尚有有一句“今既认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说矣”。《学蔀通辨》续编卷下所引同《疏证》系列三书。

《私淑录》下三·《绪言》下二·《疏证》理十五:“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④［清］载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151、115、15、154—155，121，151、115、13、45，152、115、17，115、44—45，168，151—152、115—116、16—17页。见《传习录》卷2《答陆原静书》其一，《阳明先生年谱》卷中、《学蔀通辨》续编卷下皆同。

《绪言》下二·《疏证》道二:“养德养身，只是一事，果能戒慎不睹，恐惧不闻，而专志于是，则神住气住精住，而仙家所谓‘长生久视’之说，亦在其中矣。”⑤［清］载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151、115、15、154—155，121，151、115、13、45，152、115、17，115、44—45，168，151—152、115—116、16—17页。“只”字，《疏证》《答彭进士允初书》⑥［清］载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151、115、15、154—155，121，151、115、13、45，152、115、17，115、44—45，168，151—152、115—116、16—17页。作“止”，《王文成公全书》卷5《与陆元静》(辛巳)、《阳明先生年谱》卷中、《学蔀通辨》续编卷下皆同《绪言》。

北宋五子尽管备受崇敬，但二程以外的周敦颐、邵雍、张载三子相对边缘。周敦颐的材料《疏证》系列三书引两条，本文第一、三部分分别推测出自《近思录》。

邵雍的材料《疏证》系列三书引七条，有六条集中于《皇极经世书》卷14《观物外篇下》。《私淑录》下三·《绪言》下三·《疏证》理十五就有五条⑦［清］载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151、115、15、154—155，121，151、115、13、45，152、115、17，115、44—45，168，151—152、115—116、16—17页。:

1．“神无方而性有质。”又见《性理大全》卷12“皇极经世书六·观物外篇下”，此外有罗钦顺《困知记续录》卷上。

2．“人之神即天地之神。”又见《性理大全》卷12。

3．“道与一，神之强名也。”又见《性理大全》卷12。

4．“神统于心，气统于肾，形统于首;形气交而神主乎其中，三才之道也。”又见《性理大全》卷11“皇极经世书五·观物外篇上”、《性理精义》卷3“皇极经世书”，此外还有元俞琰《易外别传》、明章潢《图书编》卷68、清胡渭《易图明辨》卷3。

5．“气则养性，性则乘气;故气存则性存，性动则气动也。”又见《性理大全》卷11、《性理精义》卷3。此外，《私淑录》下四·《绪言》下四所引也出自《皇极经世书》卷14《观物外篇下》:“形可分，神不可分。”①　［清］载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153、117，151、115、16，36、95，152、116、17，152—153、116—117、17，153、117，153，117页。又见《性理大全》卷11。

《私淑录》下三·《绪言》下三·《疏证》理十五还有邵雍的一条材料:“性者道之形体，心者性之郛郭。”②　［清］载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153、117，151、115、16，36、95，152、116、17，152—153、116—117、17，153、117，153，117页。出自《击壤集·自序》，但后者文字非常繁复:“性者，道之形体也，性伤则道亦从之矣;心者，性之郛廓也，心伤则性亦从之矣;身者，心之区宇也，身伤则心亦从之矣;物者，身之舟车也，物伤则身亦从之矣。”“性者道之形体，心者性之郛郭”二语《性理大全》卷29、33分别引一次，俱出《朱子语类》，《性理精义》卷9凡二引，一标举邵子，一亦出《语类》。《西山读书记》卷2引邵子有完整的四句:“性者道之形体，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区宇，物者身之舟车。”(明张九韶《理学类编》卷7同)不过这样的四句《朱子语类》已经三见(卷1、60、100)。而且笔者并不认为真德秀一定根据的是朱熹的语录，因为任何人见到《击壤集·自序》都可以如此约括，这与前述杨简《己易》的情况是不同的。

综观这七条材料，戴震所据如果不是邵雍的原书，则比较可能仍是《性理大全》。

张载对程朱的启发、影响比较深，所以《疏证》系列三书所引七条张载的言论，有两条直接见于元明清士子文人必须精熟的《四书章句集注》。《疏证》性九(《绪言》上十九:“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③　［清］载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153、117，151、115、16，36、95，152、116、17，152—153、116—117、17，153、117，153，117页。见《孟子集注》“口之于味也”章。《私淑录》下四·《绪言》下四·《疏证》理十五:“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④　［清］载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153、117，151、115、16，36、95，152、116、17，152—153、116—117、17，153、117，153，117页。见《孟子集注》“尽心知性”章。《私淑录》下四·《绪言》下四·《疏证》理十五还有四条:“神者太虚妙应之目。”“天之不测谓神，神而有常谓天。”“神，天德;化，天道。”“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⑤　［清］载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153、117，151、115、16，36、95，152、116、17，152—153、116—117、17，153、117，153，117页。此外还有一条惟独见于《私淑录》下四·《绪言》下四:“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生人物之万殊。”⑥　［清］载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153、117，151、115、16，36、95，152、116、17，152—153、116—117、17，153、117，153，117页。所有七条都源出《正蒙》，后世皆见于《性理大全》卷5和《性理精义》卷1。“形而后有气质之性”条和“游气纷扰”条还见于《近思录》卷2、卷1。

尽管《疏证》系列三书里邵雍、张载的材料都可以在《性理大全》里找到，但笔者凭对《原善》的阅读体验⑦　笔者对《原善》的研究，主要见拙著《戴震〈原善〉表微》，但该书回避了对《原善》所受宋学影响的研究(参见《自叙》，第9—10页)。，估计戴震本人对邵雍和张载的核心著作都是精熟的。拿《疏证》系列三书为例，学界都很熟悉《疏证》(理十五)对张载之学的肯定，其实《私淑录》下四·《绪言》下四在肯定完张载之后对邵雍之说也有所肯定:

邵子言“形可分，神不可分”，语可参观。以人物验之，耳目百体会归于心，心者，合一不测之神也。如耳目鼻口之官，是形可分也;而统摄于心，是神不可分也。(《私淑录》)⑧　［清］载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153、117，151、115、16，36、95，152、116、17，152—153、116—117、17，153、117，153，117页。

邵子言“形可分，神不可分”，其说亦得之体验。如耳目鼻口之官，是形可分也;而统摄于心，是神不可分也。(《绪言》)⑨　［清］载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第153、117，151、115、16，36、95，152、116、17，152—153、116—117、17，153、117，153，117页。

因此戴震对邵、张之学的把握绝对不是停留在翻翻二手资料补补课的层次。

限于篇幅，本文未及对《孟子字义疏证》系列三书所引二程和朱熹的材料做彻底的盘点。笔者热切期盼学界能有相关的研究出现，那不仅对戴学研究走向深入是一个基础性工作，更便于推动客观公允地评价由戴震所引发的宋学汉学是非得失的公案。此外本文主要依据的是两个古籍数据库(文渊阁《四库全书》和中国基本古籍库)，所考察的书目受制于数据库的规模，明清大量不太有名的儒学著作，因为没有电子化，就未能进入本文的视野;特别是《性理大全》七十卷的衍生著作，都是据《性理大全》增损而成，一般而言在文字上会沿袭《性理大全》的特征。敬请读者留意①　衍生著作中，明清之际应谦所编《性理大中》28卷已可排除，因为中国基本古籍库已收入，证实所辑资料与本文讨论之史料并无交集。《近思录》的衍生注本，除了本文提到的叶采和江永两家，《四库全书》尚收有清茅星来《集注》，中国基本古籍库于以上三家外尚收有宋杨伯嵒《泳斋近思录衍注》、清陈沆《补注》两种，以及张伯行另编《广近思录》和《续近思录》，都可以排除掉。。

使用二手资料具有两面性。从根本上讲，它是做学问的大忌，尽管那并不影响戴震自身哲学建构的历史地位，但对其评骘宋学特别是陆王心学时的学术严肃性必然会打上折扣②　笔者注意到，乾嘉时代与戴震年龄相近的著名学者周永年，其辑《先正读书诀》(不分卷，清光绪二十一年严修刻本)时就毫无心理负担地连续四条通过《性理大全》转引了程子、朱子、陈淳和饶鲁。。另外，好的经典的二手资料利于迅速抓住要点，或较短时间内了解较大时段内学界思潮的走势。像《近思录》为吕祖谦和朱熹编选，都是周、张、程最精要之处，读者下工夫最少而所得却多。研治宋明理学而不读《近思录》，更几乎是不可接受。《性理大全》除了便于了解濂、关、闽特别是朱熹的各种说解和言论以外，对了解自宋而元的儒学流变，自有无法比拟的便利。

我们甚至可以怀疑《孟子字义疏证》所谓按字义编排的组织方式受过《性理大全》的启发和影响。后者关于性理分为理气、性理两大部分:理气分总论、太极、天地、天度(以上卷26)，天文、阴阳、五行、时令、地理(以上卷27)，鬼神(卷28)诸目;性理则分性命、性、人物之性(以上卷29)，气质之性(附命、才，以上卷30、31)，心(卷32)，心性情(卷33)，道、理、德(卷34)，仁(卷35)，仁义、仁义礼智(以上卷36)，仁义礼智信、诚、忠信、忠恕、恭敬(以上卷37)诸目③　这两部分一共12卷，以全书70卷30册计，差不多有五六册，再加上《太极图说》《通书》《西铭》《正蒙》等6卷，总计十来册，戴震四处游历时随身携带是比较方便的。，甚至他卷所收《观物外篇》也是分类重编的。《疏证》理、天道、性、才、道、仁义礼智、诚、权八目的组织和编次除了“理”字目居首、“权”字目盖独创以外，与《性理大全》(特别是性理部分)的立目、编排是依稀仿佛的。即便《疏证》按范畴分类来组织条目没有直接受到《性理大全》的影响，后者的分类编排至少方便了戴震查找相关的材料，从而强化了使用上的偏好暨习惯。

讨论陆王却基本只依据明陈建的《学蔀通辨》，可见戴震对陆王心学只停留于浮泛了解的层面。这应该受制于时代背景——清儒广泛把明亡的责任推到阳明心学头上。好在《学蔀通辨》在朱陆之争的著作中是最有名的，比清初李绂《朱子晚年全论》等都显要，所以由朱子学起家的戴震大约也没选错书。《学蔀通辨》的谩骂即便戴震没有学到，今人也不妨拿出时间，与戴震《疏证》系列三书的论辩态度做一个比对。

(本文初稿宣读于安徽大学徽学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于安徽合肥联合主办的“儒学与地域文化:徽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14年8月20—23日。)

【责任编辑:杨海文;责任校对:杨海文，许玉兰】

作者简介:李畅然，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北京100871)。

基金项目: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孟子》与清代学术研究”( 11CZX035) ;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孟学史”( 11＆ZD083)

*收稿日期:2015—04—28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