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幕府对外关系史料考

德川幕府对外关系史料考

赵　刚

庆长五年(1600)，取得了“关原之战”的胜利并确立了在诸侯中政权地位的德川家康，对内通过将丰臣时代的大名进行改易、转封、扩大天领地、任命新谱代大名等措施确立了江户幕藩政权，对外则在庆长六年制定了“朱印船”制度，积极地与东南亚各国进行贸易。随之，德川幕府在庆长九年制定了“割符”制度。在中止勘合贸易后，幕藩政权又从葡萄牙商人手里夺回了对明贸易的垄断权。在这一系列活动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幕府的真实企图，即是意在修复对明关系。

一、江户初期德川幕府的外交途径

关于当时幕府外交政策的特征，藤野保教授指出:“企图恢复对明贸易的德川家康，在取得对朝鲜外交的成功与之恢复了外交关系的同时，也积极加强了对琉球的外交攻势。在此我们可以显见德川家康有利用朝鲜和琉球作为中介恢复日明关系的意图。”^[1]另外，就幕府对明议和交涉的途径，纸屋敦之教授指出:“当时幕府对明议和交涉有经由朝鲜和福建两条途径，特别是经由福建的途径是以琉球为中介的。”^[2]关于庆长十四年(1609)由岛津家久发动的出兵琉球王国事件的原因，该教授则进一步补充说明道:“从表面看，这一事件似乎是因为琉球王国无视德川家康的来聘要求，然而真正的理由却是因为幕府在对明交涉经由福建途中，作为明朝朝贡国的琉球王国的存在，对于幕府来说是不可忽略的。”^[3]

以上论述都指出了在幕府初期的对外交涉中存在着“特定的媒体”。但是，这种“特定的媒体”，严格地说只是限定于幕府与明朝进行直接或间接交涉之时。而西班牙及菲律宾等国虽然也通过加藤清正、寺泽广高、伊达政宗等幕臣与幕府进行交涉，但是不存在“特定的媒体”。这些国家的元首可以直接给幕府将军发送文书。在这一系列交流中，德川家康和德川秀忠都没有通过这种“特定的媒体”，而是直接给他们回复了文书。为什么幕府在与明朝的交涉中与其他国家有这样大的差别呢?其原因有两点:其一是对外。如果幕府能通过与明朝进行直接交涉建立起正式的贸易关系，幕府即可打破葡萄牙商人垄断对明间接贸易局面而获得巨大利益。其二是对内。幕府如果能得到当时东亚唯一大国明朝的承认，就能证明以江户为根据地的幕府政权具有正当的统治地位。而且这两者之间的重心明显在于后者。

江户初期执笔幕府外交文书的人物主要有天海、崇传、林罗山等。其中崇传尤其受将军德川秀忠的信赖。在德川秀忠执政期间，幕府的外交文书基本上都是由他来起草的。然而，从江户幕府诞生的庆长八年(1603)到明朝灭亡的正保元年(1644)的41年间，幕府发往明朝的三封外交文书却都是儒学者林罗山所书。对江户初期幕府对外交涉史研究时这些文书却往往容易被忽略。比如藤野保教授在涉及江户初期唐船贸易问题时指出:“试图与周围各国促进亲善外交的德川家康，从一开始就致力于同明朝恢复邦交并向明朝请求恢复两国间的贸易，但是交涉最后以失败告终。然而，唐船却从长崎和萨摩等九州各地来航，而且其数量也不断增加。这是因为明朝放宽了海禁政策或对日本渡航船采取了默认政策。”^[4]藤野保教授在其著作中指出:德川家康虽然打出了亲善外交的大旗试图与明朝恢复邦交关系，但最终却未取得成功;明朝对幕府的交涉虽然没有回应，但自宽永年间以后去往日本的明船数量却明显增加。其理由究竟是什么?藤野保教授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推测，而对当时最重要的史料《遣大明国》、《遣福建道陈子贞》和《答大明福建都督》都一概没有言及。

二、从《遣大明国》、《遣福建道陈子贞》及《答大明福建都督》所见幕府政权在江户初期的外交策略

(一)近世初期幕府政权的外交文书

近世初期活跃于幕府政权外交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主要有本多正纯、本多正信、后藤庄三郎、长谷川藤广、寺泽广高等。作为德川家康的亲信本多正纯共在12封外交文书上署名。在外交这一领域本多正纯的重要性显得非常突出。而代替本多正纯起草《遣大明国》、代替长谷川藤广起草《遣福建道陈子贞》的都是林罗山。其中，特别是起草《遣大明国》一事，在日本近世外交史上更具特殊意义，因为这是第一次由儒学者起草幕府的外交文书。从此，在幕府政权的外交舞台上儒学者逐渐代替禅僧而崭露头角，林罗山则毫无疑问是其代表人物。

(二)海上贸易和关原之战后的幕府外交

关原之战后，德川家康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其统治地位尚未得到巩固。幕府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便积极与各国进行外交交涉，并设立了“朱印船制度”和“糸割符制度”。一方面是想打破葡萄牙人对贸易的垄断，另一面则是想通过幕府对海外贸易行使直辖权的方式来抑制西国大名的势力。同时，德川家康还试图通过各国对其地位的承认，而对国内诸大名产生威慑。为了说明这一事实，以下列表说明从庆长十三年到庆长十八年之间幕府与吕宋、荷兰及英国等外国国王的书信往来。

资料来源:《异国日记》、《外蕃通书》、《通航一览》。

如上表所述，荷兰等国对德川家康称之以“日本国主、大日本国王陛下”。然而德川家康却始终自称为“日本国—源德川家康”。可是对于荷兰等国的国王，德川家康却一直称之以“某某国主”。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其实这里面蕴藏着外交和内政的两重意义。在外交上，德川家康将“国主”视为一国的最高权力者，他也接受外国的君主这样称呼他。然而他却从不自称“国主”。其根本原因在于，德川家康认为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并非是对等的。如同在《遣大明国》里所述的那样:“其化之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帅，各无不上书输宝。”与上述国家的交往，在日本看来是一种以日本为中心的“朝贡型体制”。对内而言，大御所德川家康因为被外国国君称为“日本国主”、“大日本国王陛下”，与诸路大名的地位有根本的不同。这也是庆长年间后期幕府之所以要积极推进与外国交往的根本原因。

(三)自称为“日本国主”的德川家康

在《遣大明国》一文里，德川家康没有被写为“日本国—源德川家康”而是写为“日本国主”。这样的写法在现存庆长年间众多幕府外交文书中是一个例外。另外，文书最后部分还写道:“我邦虽海隅日出抑谚所谓蕞尔国也。中华以大事小之意想其不废乎。”在此，明朝被称为“中华”并被冠之以“大”，而谦称日本为“小”。幕府所采取的这种外交低姿势也只能被认为是出自于德川家康的指示。

至17世纪为止，中国大陆历代王朝与周围诸国的关系大多数建立在“朝贡”及“册封”基础之上，也就是所谓“华夷秩序”。而日本从古代起就对中国抱有一种对等意识，除了室町时代的部分时期以外，基本上没有加入过“华夷秩序”。罗纳德·多比教授对其原因进行了如下分析:“自古以来，日本就存在将天皇神格化，并将之与神话进行紧密联系的自我认识。所以很难设想让日本承认有比它处于更为上位的权威的存在。”^[5]

多比教授认为日本从古代中国开始就未曾参与“华夷秩序”的原因是被神格化的天皇的存在。然而在江幕府初期却出现了例外，德川家康积极参与制定了对明外交策略。《遣大明国》及《遣福建道陈子贞》的起草及其为与明朝建立外交关系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正是其具体表现。虽然这两封文书都未能被传递到明朝当局手中，明日关系也未能像德川家康所期待的那样得到发展。但是，从今天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两封文书，特别是《遣大明国》充分反映了当时幕府对明朝外交的姿态。可以认为，江户初期，德川家康为了恢复与明朝的外交关系，甚至曾考虑过将日本归置于明朝的“朝贡体制”之内。

(四)江户初期幕府的对外关系

江户初期，幕府对外关系由以下三部分构成:①依托于民间贸易的对明朝关系。②以耶稣会为媒介的与东南亚诸国及西洋诸国的关系。③以对马藩的宗氏为中介的日朝关系。

关于第一点，如前所述，明日两国之间虽然未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在两国政府的默许下，由民间贸易所带动的各种交流活动一直没有终止过。关于第二点，幕府对于耶稣会和基督教信徒在不同的时期曾经采用了完全相异的政策。而幕府的宗教政策对当时的明日关系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上帝”与“神、佛”

关于江户初期幕府与基督教的关系，永积洋子教授指出:“德川家康时代，外国人不论是基督教徒，还是天主教徒，都能前往将军府拜访将军。而威廉·阿达姆、扬·约斯丁作为德川家康的亲信与幕府的关系很亲近。可见，对于外国人，幕府政权的戒备心很少。”^[6]

实际上，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之前，还曾经接见过基督教弗朗西斯克教会的宣教士杰罗尼莫，要求其帮助日本与西班牙进行谈判，具体地说，是要求其协助日本与太平洋对岸的墨西哥进行贸易活动。此外，德川家康为了缓和因“二十六圣人”殉教事件^[7]而与日本交恶的基督教国家的外交关系，曾经在一段时期内默认了基督教在日本的布教活动。有关这一点，从《哲利斯日本渡航记》中可以得到证实。此书是这样记述的:“在这个被称为首都的城市里，来自葡萄牙的耶稣会徒建造了非常漂亮的学舍，那里面有众多日本人的耶稣会徒，他们用日语印刷的新约圣书接受传道。在这个学舍里又有为数众多的日本儿童，他们被教之以罗马教会式的基督教宗旨的基本知识并接受了训练。在这个被称为首都的城市里，信奉基督教的日本人的人数不下于五六千人。”^[8]

庆长五年(1600)德川家康取得了关原之战的胜利，并于同年成为了征夷大将军。然而，根据藤野保教授的研究，关原之战结束后，朝廷、寺社的影响力依然非常强大，丰臣一族势力依然如旧，这一切都使德川家康无法安心。因此，对内，他将各路大名进行改易、转封、扩大天领地(直辖地)、任命谱代大名等;对外，则一改丰臣秀吉时代对外的强硬政策而进行灵活的应酬。如果说在丰臣秀吉时代的日本只允许存在“神、佛”，而德川家康时代的日本则是“神、佛”与西洋的“上帝”共存的。

过了不久，这个西洋的“上帝”就随着幕府政权地位的稳固而再次受到了迫害。以元和九年十月幕府将几名基督教信者在江户芝处以极刑为契机，此后又有为数众多的基督教信者被处以死刑，幕府对基督教的管制逐渐变得严厉起来。

(原载《日本学刊》2006年第1期)

【注释】

[1]藤野保『近世国家の成立·展開と近代』、雄山閣、1998年。

[2]屋敦之「琉球·阿伊努と近世国家」、『岩波講座·日本通史』、岩波書店、1993年。

[4]藤野保:《近世国家の成立·展開と近代》，雄山閣，1998年。

[5]トビ，ロナルド『近世日本の国家形成と外交史』、文社、1990年。

[6]永積洋子『近世初期の外交』、文社、1990年3月15日。

[7]庆长元年十二月(1596年)，丰臣秀吉将弗朗西斯克6名会员和20名日本人处死于长崎西坂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