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验不足如何提高

日常生活的社会学

胡塞尔本人并未打算将现象学运用到社会学上去，现象学与社会学的综合是由他的学生舒茨完成的。

舒茨（Alfred Schutz, 1899—1959）生于维也纳，在维也纳完成了学业。毕业后进入银行工作，这项终身的职业不能满足他智力探求的需要，他在韦伯的社会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发现了他终身的学术兴趣。1932年，他出版了《社会世界的现象学》。“他所做的工作是，在意识生活的基本事实中探索社会科学所特有的那些范畴的起源，这样，他就把韦伯的‘理解社会学’与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联系起来。”⁽¹⁾本书直到1967年才有英译，舒茨著作在英语世界的广泛接受也因此推迟了35年。

“二战”爆发后，舒茨移民美国，在许多年里他的工作分成银行家和写作与讲授现象学社会学的学者，但在学术圈内，他长期是一个“业余爱好者”。1943年，舒茨在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正式任教，同时还继续他在银行的工作，其结果是，“社会科学家们所界定的科学思考和日常生活这两种大不相同的经验同时并存于一个人的生平中”（Richard Grathoff语），直到1956年，舒茨才最终放弃他的双重生涯，专心于现象学的教学和研究。但他作为一个全职社会学家的生涯只有短短的三年，1959年他因病在纽约离世。由于他对现象学的持续兴趣、他的双重职业生涯以及他所任教的新学院的前卫性质，舒茨一生处于社会学的边缘地位。舒茨的工作和影响最终通过他的学生（例如彼特·伯格、卢克曼和加芬克尔等）而进入社会理论的核心。

与胡塞尔现象学的对话一直处于舒茨思想的核心，另一个重要启发的来源是韦伯的社会学。在法西斯主义崛起于欧陆之后他移居美国，这使他能够接触美国的互动理论，也的确深受实用主义哲学和符号互动论影响。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了解其学说的最佳途径也许是把它当作更系统也更透彻的一种互动论。不论这一看法有几分真实，舒茨工作与美国文化的结合是确实的。

舒茨的社会学可恰当地称为日常生活的现象学，正如《舒茨文集》第一卷《社会实在问题》的编者莫里斯·纳坦森（Maurice Natanson）在绪论里所言，舒茨的哲学“表达了他对常识世界的各种预设前提、结构以及涵义的最深刻的发现……通过这个世界的大量复杂性来观察这个世界，探索和概括它的基本特色，并且勾勒出它的多方面联系，这些都是他的中心任务”⁽²⁾。舒茨同意韦伯认为社会行动必须被确定为赋予意义的经验的观点，但舒茨并不认为韦伯真正说明了行动如何获得意义，或行动者彼此如何获得理解。舒茨相信韦伯已经奠定了社会科学的出发点，但要继续韦伯的工作，必须对行动及世界的意义结构作更深入的探讨。

舒茨批评经验科学都把世界当作预先给予自己的对象，却忘了经验科学本身连同其全部工具，都是这个世界的各个成分。科学果真希望成为“严格的”科学的话，那么必须具备的与其说是表现于逻辑及数学之形式上的严格性，还不如说是阐明科学的起源和科学受到“预先给予的东西”的世界的制约，科学就是从这一世界中产生出来并活动于其中的。这一先于客观化的科学反映的世界，就是人的直接性的世界，就是感觉、企求、幻想、希望、怀疑、断言、回忆过去和预料将来的现象的世界，即胡塞尔意义上的“生活世界”。希望弄清楚自己根基的社会学应当转向这个世界。应当把探究社会世界借以构成一意义整体的过程作为出发点，而不是预先假定社会世界已经具有意义并考察其后果。社会世界的概念化和程序化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而应依据常识的范畴和普通人的日常建构来解释。“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探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据以组织其经验，尤其是那些社会世界的经验的一般原则。”⁽³⁾

经验的组织和意义的构造问题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居于中心地位⁽⁴⁾。对胡塞尔来说，对象的意义并非对象本身固有的，而是意识赋予的，而这种意义赋予的活动，也即对象在意识中被构造的活动。胡塞尔直接把现象学归结为可能意识之对象的构造问题⁽⁵⁾。舒茨将这一思想应用到“社会世界如何获得其意义”的问题上，就变成“社会世界的经验如何被构造得有意义”的问题。在舒茨看来，这些构造乃是社会行动者借以解释其行动情境、把握他人的意图和动机、达到主体间的理解和合作以及一般说来参与社会世界一切活动的根源。因此，要求在理论和经验层面上对构造活动的内容与性质进行系统的考察。如果从社会理论的根基处着眼，这些构造的性质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因为这一“从头开始”的社会理论涉及的是一个日常生活和经验的社会世界，“它是使社会现实的世界不被科学观察者所虚构的非存在世界所取代的唯一的最终保证”⁽⁶⁾。

“社会世界的经验是如何被构造的”这一问题自然是要询问常人如何组织其日常生活的经验，但这一问题则是超越了日常经验的素朴态度（又称“自然态度”）而提出的其实质为“社会是如何可能的”社会学学者的问题。素朴态度认为社会世界是自始存在并在他们辞世后继续存在下去的客观实在。现象学的社会理论则要揭示这个世界实际上是为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确切说互动所创造、维持和改变的，揭示出为常人实际所用但却多半不自知不自觉地保持社会现实感有序性的方法。这要求现象学社会理论研究常识和日常经验的认知的若干重要特征。既然是从常识中发现常识世界之被构造和维持的方法，普通人就是正常人，舒茨的普通人是有标准肖像的，他（她）是清醒的（wide-awake）和成熟的（grown-up），是精明的和练达的（sophisticated），并且是在与同代人的互动中“一起变老练的”（we grow older together）⁽⁷⁾。概言之，普通人是有思维能力、学习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人，记住这一点至关重要，下文关于社会世界的种种叙述，都是关于这些清醒、精明和老练的普通人的故事，他们不仅是这些故事的主角，甚至是故事最初的叙述者，我们马上就知道这是怎样的一种叙事。

第一，日常生活的世界是一个为舒茨所称“自然态度的搁置”所渗透的世界⁽⁸⁾。人们普遍都不怀疑，事物一如其向我们显现的那样，过去的经验将为今日行动的可靠指导。普通事物及事件的客观性及类型建立在“习以为常”或“信以为真”的基础上。人们如果不是把这个“信以为真”的日常世界作为问题来怀疑的话，至少把对它的疑问暂搁起来。这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既当作一个自然世界来经验，也当作一个文化世界来经验，不是把它当作个人的世界来经验，而是把它当作一个主体间际的世界来经验，它或者实际上是给定的，或者是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接近的”⁽⁹⁾。

第二，普通人自然主义地看待他们生活的世界，不等于说社会世界是如同物理世界一样的自然的；普通人对这个世界不加怀疑、信以为真，不等于说社会世界是外在于人的客观事实。“信以为真”透露了关于社会世界的秘密，即信以为真完全可能是科学意义上的错误，如人们曾长久地相信的巫术，但“对于17世纪的塞勒姆（Salem）居民来说，巫术不是一种幻想，而是他们的社会实在的一种成分”。这样，“社会实在包含着信仰和确信的成分，它们之所以是真实的，是因为参与者把它们界定为真实的”⁽¹⁰⁾。信以为真的关键是“信”，信不仅是意志状态，也是知识构成，只有加上常人的“信”的意志和构想，物和世界才会成“真”，日常生活世界在此意义上确是“信以为真”的，与其说这揭示了常人对世界的非反思态度，毋宁说它更透露了实在实为常人所建构的消息。“从根本上说……社会世界并不是没有结构的。对于人类在其中的生活、思考和活动来说，它具有特殊的意义和特殊的关联结构。”这个社会世界“已经通过一系列关于日常生活实在的常识构想而被预先选择和预先解释过”⁽¹¹⁾。因此，“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所有知识（无论是常识方面的知识还是科学思维方面的知识）都包含着各种构想，也就是说，都包含着思维组织的各个层次所特有的一整套抽象、一般化、形式化、理想化。严格说来，根本不存在这些作为纯粹而又简单的事实的事物。所有事实的都从一开始即是由我们的心灵活动在普遍的脉络中选择出来的事实。因此，它们总是经过解释的事实”⁽¹²⁾。当社会科学家反思为常人“非反思地”看待的社会世界时，他们面对的并非一个概念或构想的“处女地”，而是已经被常人在世世代代的日常生活中无数遍解释或构想过的“熟识的世界”。正是在此意义上，舒茨说：“社会科学家所运用的这些构想都是二级构想（constructs of the second degree），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关于行动者在社会环境中所作出的构想的构想（constructs of constructs）。”⁽¹³⁾

第三，普通人对社会世界的构想，既非凭空而为，也非孤立个人的行动，而是行动主体经由个人独特的“生平情境”（biographical situation）、透过一个为“现有知识库”（stock of knowledge at hand）所提供的“熟识的或似曾相识”的框架参与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互动的构想过程。舒茨现象学的上述三个关键概念还需要分别予以阐释。“生平情境”讲世界和经验构造的主体性和肉身性，实在是活生生人的具体经验，是从他们独特生平情境遭遇和构想的实在，是与行动者的身体感受不可分的“主观的”世界，“行动者的实际情境具有它自己的历史，它是他以前所有主观经验的积淀。行动者不是把这些主观经验作为毫无个性的东西来体验，而是把它们作为独特的、从主观角度呈现给他并且仅仅呈现给他的东西来体验⁽¹⁴⁾”。这是社会世界之现象学的初始动力学。各人的生平情境是独特的，但彼此的生平情境却并非互不可及或不可沟通的，现有的知识库的概念保证了不同生平立场沟通的可及性。“现有知识库”讲世界与经验构造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历史性是指这个世界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而“对这个世界的所有解释都建立在人们以前有关它的各种经验储备基础之上，这种经验储备或者是我们自己的，或者是由父母和老师传授给我们的，这些经验以‘现有的知识’的形式发挥参照图式的作用”⁽¹⁵⁾因此，现有知识库的产生完全是社会的，对社会成员来说，知识库组成了一种“最高的现实”，一种形成和指导所有社会事物及事件的绝对现实感。行动者运用这种知识库和现实感去处理与其环境及他人的关系。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知识库并非有关世界的全部现有知识，就其实际效用而言，它们就是世界本身⁽¹⁶⁾。“主体间性”讲世界和经验构造的互易性与互动性。虽然个人总是从他自己的视角出发限定他的世界，但他却是一种社会存在，植根于一种主体间际的实在之中。“这个世界从一开始就不是每一个个体的世界，而是一个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共同的主体间际世界。”⁽¹⁷⁾在一个交互主体的世界里，主体之间的关系结构是社会化的，这意味着，“如果我和我的同伴交换位置，那么，我就会像他所做的那样，以实质上相同的视角经验世界的同一个部分，我们那特定的生平境况对于现有的所有各种实践意图来说都变得毫不相干了”。舒茨将此种理想化称为“视角互易性”的理想化⁽¹⁸⁾，而将“我”的“此在”与他人的“彼在”的可相互转变性，视为获得共享的实在存在的必要条件。主体间互易立场的可能以及相互理解的可能，还在于主体间的世界是一个有意义的社会世界。“他人的躯体不是被当作一个有机体来经验，而是被当作一个同伴来经验。”我们通常也“知道”他人在做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以及他为什么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在这些特定的场合这样做，因为“我们可根据我们的同伴的动机和目标来经验他的行动”⁽¹⁹⁾。舒茨由此提出，在韦伯社会学中作为核心概念的“理解”（verstehen）“主要不是一种供社会科学家使用的方法，而是一种特定的经验形式，常识思维通过它获得对社会文化世界的认知”⁽²⁰⁾。正是在主体间的互动理解和互易视角的意义上，文化领域与自然领域区别开来了。自然世界从不互相理解，而离开了主体间的理解活动，不触及社会世界的意义结构，就不存在社会的实在。

第四，日常生活世界又被称为工作的世界。“我们对它不具有理论兴趣，而是具有突出的实践兴趣。它既是我们的各种运行和互动的舞台，也是这些行动和互动的客体。为了在其中、在我们的同伴之中实现我们所追求的意图，我们必须支配它，必须改变它。我们不仅在这个世界中工作和操纵（operate），而且也影响这个世界。”⁽²¹⁾这个工作世界被个体当作实在的核心来经验，它是“处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的世界（the world within his reach）。这种他力所能及的世界不仅包括他的操纵领域，而且还包括那些处在他的视觉范围和听觉范围之中的事物，同时，它还包括这个世界既对他的实际工作活动开放也对他那随之而来的潜在的工作活动开放的领域”⁽²²⁾。

第五，实在是一个多重的实在，日常生活世界则是最高的实在。在舒茨看来，日常生活世界、想象和幻想的世界、儿童的游戏世界、梦的世界和科学静观的世界、精神病患者的世界以及艺术的世界，它们都是通过我们的行动而被构造为一个有意义的领域，从而构成为实在的不同的面向。以游戏为例，只要不受到干扰，小女孩的游戏世界就是她的实在。她就是妈妈，她的洋娃娃就是她的孩子。因此，“正是我们的各种经验的意义，而不是客体的本体论结构，构成了实在”⁽²³⁾。而由于下列的理由，日常生活的外部世界乃是最高的实在：

a．因为我们总是利用我们的身体参与它，即使在做梦的时候也是如此，而我们的身体本身就是存在于这个外部世界之中的事物；

b．因为这些外界客体通过向我们提供抵抗为我们的行动自由的可能性定界；如果说这种抵抗可以从根本上克服的话，那么，我们只有通过努力才能克服它；

c．因为这个领域正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身体活动所能够连接的领域，所以，它是我们可以改变或者改造的领域；

d．因为在这个领域中，而且也只有在这个领域中，我们才能与我们的同伴进行沟通，因而在胡塞尔的意义上建立一种“共同的理解环境”。⁽²⁴⁾

所谓最高的实在，也是因为这个外部世界被我们的常识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认为它是一种自然实在，从而如同自然实在一样的坚固，“在没有经验到一种特殊的、强迫我们打破这些‘有限’意义域的界限并把实在的特征转移到另一个有限意义域上去的冲击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准备放弃我们对这种实在所持的态度”⁽²⁵⁾。但事实上，冲击的经验在日常生活中是经常发生的，它们本身也属于日常生活的实在，如幕布拉起时我们的经验向戏剧世界实在转变，而我们入睡时则意味着实在向梦的世界跳跃等。重要的是，我们仍然可以从戏剧回到现实、从梦境转为清醒。科学的情况有所不同，科学家当然可以出入他的实验室，在日常世界和他的物理化学世界来回往返，但舒茨并不将科学世界中的经验本身视为日常生活世界的实在。当科学家携带科学的人造符号和方程式迈入科学领域中，他不仅将“物质”、“心灵”等概念交还给日常生活语言，他的科学理论的有效性也是完全独立于人的常识思维的，因此关于日常经验的知识与科学知识很少共同之处。科学知识合理性的主要标准是：在分析任何对象时从形式逻辑的观点来看的手段与目的关系的一致性，语义学上的明晰性、情境的确定与科学知识的一致性。常识的知识按上述科学的标准似乎是不合理的，因为它包含了许多含糊的陈述、暗示、意会、猜测、假设、模棱两可、心照不宣等。但依舒茨的观点，常识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其合理性体现为源于“实践的兴趣”，并以“实践目的”为依归的“实践的推理”。而这正是观念化日常生活世界的主要思路。

舒茨把“生活世界”规定为最高的经验现实。他对这一世界的分析力求回答行动者如何通过互动创造一个共同的主观世界以及这种创造对于维持社会现实具有何种意义等问题。舒茨令社会学从帕森斯的概念世界转向日常世界，开辟了日常生活的社会学。舒茨将社会科学的首要目的定义为对知识的研究，但知识的规定在舒茨那里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它首先指的是“关于社会实在的经过组织的知识”⁽²⁶⁾，即日常经验的常识，这启发了知识社会学的“现象学转向”。彼特·伯格和卢克曼正是沿着舒茨的方向，改造了或重新阐释了知识社会学，从而大大通俗化了原来更像是一门哲学的现象学，使之成为真正的社会学的现象学。舒茨的工作通过对哈贝马斯、吉登斯等人的影响最终成为主流社会学理论的强大传统，他本人也跻身最具创造力和最伟大的社会学家的行列。在谈到自己对社会科学的贡献时，舒茨谦虚地表示他对自己工作的结果没有十足的把握，但他对自己工作努力所具有的真理性确信不疑，“这里的问题就是社会科学的问题”⁽²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