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科学的误构与再合法化

后现代科学的误构与再合法化

后现代主义反对宏大叙事和基础主义，利奥塔正是以小叙事取代宏大叙事作为后现代社会到来的标志的。那么，在多元、异质小叙事格局下，科学知识又如何再合法化呢？利奥塔考察了大量当代非线性科学成果，发现“后现代科学本身发展为如下的理论化表述：不连续性、突变性、非修正性以及佯谬，后现代科学对以下事物关切倍至：模棱两可的，测不准的，因资讯匮乏所导致的冲突对抗，支离破碎的，突变，语用学的悖论等。后现代科学将知识的本质改变了，同时也解释了这种改变的原因。后现代科学所生产的是未知而非已知。后现代科学提供了一种合法化的模式，这一模式和理想的操作效果风马牛不相及”^[100]。后现代社会对知识的追求着重于“不确定性”而非稳定性和决定论，量子力学、哥德尔不完全定理等都揭示出当代知识的非决定性、开放性、异质性特征。在这里，利奥塔提出了“被理解为误构（paralogy）的差异的模式”^[101]概念来作为后现代科学的合法化模式。误构在当代科学的发展中频频出现，后现代科学的碎片化发展本身就是误构的结果。在误构中，重要的不是达成一致，而是从内部破坏原有的知识架构，发明新的连接方式。他通过与革新比较给出了误构的特征：“革新是系统为了改善效率而控制或应用的东西，误构是在知识语用学中使用的‘招数’，它的重要性往往不能立即被人了解。”^[102]在利奥塔看来，新思想、新知识的产生不是通过革新而是通过能够破坏原有系统的误构来进行的。

通过如下否定判断可以更清楚地理解误构。第一，误构不是在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共识”下进行的，而是在歧义、歧见中进行的。他说：“像哈贝马斯那样，把合法化问题的建构引向追求普遍的共识似乎是不可能的，甚至也是不严谨的。”^[103]因为在小叙事中，社会语用学（social pragmatics）没有科学语用学（scientifi c pragmatics）那样的简单性，它是由各种错综复杂的不同的陈述网络构成的复合体，不可能有元语言和元共识。而哈贝马斯的“共识”假设的两个东西：一是假设所有对话者都会支持语言游戏中的普遍规则，但语言游戏的异质性导致其没有普遍规则；二是假设对话的目的是共识，但共识只是某种局部、特殊状态，而不是目的。同时，哈贝马斯的共识低估了为了达成共识而强加意志于弱者身上的可能性。虽然共识是追求目标，但“总有人来扰乱‘理性’的秩序”，“相对于一个透明的理想而言”，不可预测性“是构成不透明性的一个因素，它推迟了共识的时刻”^[104]，使共识成为即将到来却用不可到达之处，也使后现代知识的误构成为可能。第二，误构不是通过效率实证主义而进行的，毋宁说“后现代科学知识的语用学本身和追求性能没有多少相似性”^[105]。利奥塔认为，效率实证主义暗示了一个高度稳定的系统，在该系统内，“热量与功率之间、热源与冷源之间、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关系总是可以计算的”^[106]。但是，量子力学和原子物理学使这一原理的适用范围受到限制。首先，确定一个系统的初始状态，即所有独立变量是不可能的；其次，追求精确性不仅受到费用的限制，更受到事物本身的限制。量子力学告诉我们不确定性正是随着精确性的增加而增加；第三，误构不是在系统论的框架中进行的。效率实证主义所依赖的强稳定系统在现实生活中极少存在，通过精细的测量找到强稳定系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利奥塔也批判了卢曼的共识可以提高系统性能的观点，认为这必然会压制和排斥异质话语，导致恐怖主义。实际上，随着知识的增加，系统的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加。系统理论属于现代性的思维范式，“科学本身在语用学中不是按照这种理论所设想的系统范式运作的，社会也不能按照这种范式用当代科学的术语描述”^[107]。

通过误构达到的科学知识合法化具有如下特征：承认语言游戏的异质性，相互不可比较；即使承认有共识，也是局部的、经常可以废除的；所有的论证都被认为是时空中受到限制的；临时的合法化取代永久的合法化；按照本来面目认识语言游戏，并且承担选择某种合法化的所有责任。这是一种迥异于宏大叙事合法化的路径，因此，也可以说是一种非合法化，即“否定科学知识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而是某些人、某些地方、某些时候能够为某种叙事所证明的东西，并不因在彼时彼地失效而被剥夺科学的称号，这样一来，科学就比传统所理解的宽泛得多”^[108]。

通过误构论证科学知识的再合法化后，利奥塔也论证了误构是社会知识合法化的源泉。首先每一次的误构都是对社会开放系统的再推进和更新，从而引导社会走向多样化共存。其次，误构承认语言游戏的多样性、异质性，也就放弃了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从而走向公正的后现代政治局面。在知识大爆炸的后现代社会，只要每个个体拥有自由选择和整合信息的机会，便容易形成宽容、公正的社会环境。

利奥塔的现代性批判对于揭露科学知识的局限性，破除把科学知识仅仅当作对客观世界及其自然规律的正确反映的看法，消除科学的霸权主义，把科学拉下神坛具有重要意义。他对科学合法性危机的分析揭示了传统哲学的困境，他对当代科学的发展样态和重新合法化的描述和分析也非常深刻、独到。

但是，他对宏大叙事的态度是矛盾纠结的。一方面，他认为在后现代社会中宏大叙事已被小叙事完全取代，这必然会导致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另一方面，他提出后现代其实是对现代性所要求的某些特征的重写，在这里，他似乎并不认为应该完全抛弃宏大叙事。实际上，传统的宏大叙事虽然试图构造封闭系统，不适应当代科学的发展，但是某种松散状态、多元理性构造的宏大叙事却是有必要的，在越来越碎片化、细节化的科学和社会事业中，我们需要对自然和社会有一种总体上的把握，来指导自己的行动。

同时，他对误构的合法化模式态度是武断的，片面夸大了误构的作用。通过“误构”形成的后现代科学都是异质性的、不可比较的，那么它们与寓言、神话又有何差异呢？这最终还是会走向虚无主义。实际上，误构的前提是已有的知识，这本身就是共识，误构的结果也是能被部分群体接受的、具有一定逻辑性的共识。因此，重要的是，我们达成何种共识，在什么层面上要区分叙事知识与科学知识，区分此种科学知识与彼种科学知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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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法]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21. 刘永谋：《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从知识考古学到“人之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22. [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23. 王炜编：《熊译海德格尔》，熊伟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

【注释】

[1][德]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63页。

[2][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65页。

[3][德]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第63-64页。

[4][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272页。

[5]同上，第273页。

[6][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84页。

[7]同上，第12页。

[8]吴国盛：《海德格尔与科学哲学》，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年第9期。

[9]Heidegger. What is a Thing, W. B. Barton & Vera Deutsch(trans)., Chicago: Regnery,1969, p79.

[10][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第79页。

[11]同上，第87页。

[12][德]海德格尔：《存在与在》，王作虹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76页。

[13][德]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第52-53页。

[14][德]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83页。

[15]同上，第86页。

[16][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第856页。

[17]同上。

[18][德]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第133页。

[19][德]海德格尔：《存在与在》，第172页。

[20][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第932页。

[21]同上。

[22]同上，第935页。

[23]同上，第933页。

[24][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第937页。

[25]同上，第956页。

[26]同上，第941页。

[27]同上，第940页。

[28][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第944页。

[29]王炜编：《熊译海德格尔》，熊伟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3页。

[30]同上，第950页。

[31]同上，第954页。

[32]同上。

[33][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1页。

[34][法]福柯：《知识考古学》，第10页。

[35]同上，第8页。

[36]同上。

[37]同上，第26页。

[38][法]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10页。

[39][法]福柯：《知识考古学》，第13页。

[40][法]福柯：《知识考古学》，第13页。

[41][法]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第430

[42][法]福柯：《知识考古学》，第17页。

[43]参见刘永谋：《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从知识考古学到“人之死”》，第50-54页。

[44][法]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29页。

[45][法]福柯：《权利的眼睛》，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1页。

[46][法]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6-227页。

[47][法]福柯：《权利的眼睛》，第37页。

[48]同上，第169页。

[49][法]福柯：《规训与惩罚》，第241-242页。

[50][法]福柯：《规训与惩罚》，第251页。

[51]参见刘永谋：《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从知识考古学到“人之死”》。

[52][法]福柯：《福柯的附语：主体与权力》，[美]德赖弗斯、[美]拉比诺：《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张建超、张静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第276页。

[53][法]福柯：《福柯集》，杜小真编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第212页。

[54]同上，第467页。

[55][法]福柯：《福柯的附语：主体与权力》，第276页。

[56]同上。

[57][法]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23页。

[58]同上，第19页。

[59][法]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第20-21页。

[60][法]雅克·德里达：《多重立场》（第二版），佘碧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39页。

[61]同上，第39-40页。

[62][法]雅克·德里达：《多重立场》（第二版），第6页。

[63][法]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第63页。

[64]同上，第107页。

[65][法]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第45页。

[66]Arkady Plotnisky. Complementarity: Anti-Epistemology after Bohr and Derrida. Durham: Duck University Press, 1994, p3.

[67][法]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第45页。

[68][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7页。

[69][法]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第139页。

[70][法]雅克·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26-127页。

[71][法]雅克·德里达：《声音与现象》，第133页。

[72]同上，第132页。

[73]R. Rorty. “Philosophy as a Kind of Writing,”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10, 1978, p145, 转引自陆扬：《德里达的幽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页。

[74][法]雅克·德里达：《多重立场》（第二版），第31页。

[75][法]雅克·德里达：《多重立场》（第二版），第40-41页。

[76][法]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张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514-515页。

[77][法]雅克·德里达：《声音与现象》，第131页。

[78][法]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第300-301页。

[79]苗东升：《确定性：终结还是破缺——读<确定性的终结>》，载《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80]转引自[美]索卡尔：《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美]索卡尔、[法]德里达、[美]罗蒂等：《“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与人文的冲突》，蔡仲、邢冬梅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页。

[81][法]雅克·德里达：《声音与现象》，第38页。

[82][法]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第48页。

[83]同上，第80页。

[84]同上，第40-41页。

[85]同上，第91页。

[86]同上，第57页。

[87][法]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第13页。

[88]同上，第14页。

[89]同上，第28页。

[90][法]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第68-69页。

[91]同上，第101页。

[92][法]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第61-62页。

[93]同上，第62-63页。

[94]同上，第40页。

[95]同上，第154页。

[96][法]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第39页。

[97]同上，第153页。

[98]同上，第154页。

[99]同上，第180页。

[100][法]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第172页。

[101]同上，第126页。

[102]同上，第131页。

[103]同上，第137页。

[104]同上，第131页。

[105][法]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第116页。

[106]同上，第118页。

[107]同上，第131-132页。

[108]刘大椿、刘永谋：《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与演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3-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