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技术统治的批判式救赎路径

探寻技术统治的批判式救赎路径

解决技术化统治问题不仅是马尔库塞的愿望，也是哈贝马斯在其哲学理论中力图解决的重点问题，但是与马尔库塞不同，哈贝马斯提出了建立关于技术的民主对话机制的解决途径。

（一）何谓关于技术的民主对话机制

对于马尔库塞力图通过“新科学技术理论”走出技术统治危机的做法，哈贝马斯持反对态度。他认为马尔库塞新科学技术理论中技术化社会的概念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马尔库塞懂得，生产和解构的技术力量，进入了政治统治和社会权力的制度联系中，……另一方面，他则认为，前进中的技术系统似乎具有无所不包的力量——技术本身成为一种生产关系。”^[59]哈贝马斯认为，这种观点之所以模棱两可，在于马尔库塞否认了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将技术等同于了生产关系，从而使技术丧失了纯洁性。他指出：“我们必须捍卫技术的纯洁性，反对蔑视它的十足的猜疑。很清楚，技术的纯洁性就在于，人类的再生产和延续受工具的、全部目的理性行动的条件的制约。所以，历史上能够改变的不是技术的结构，而只是技术支配力能达到的有效范围，只要原本的人类始终是有组织的。”^[60]因而，“马尔库塞对技术的否定和新的科学观念，按照他自己的标准，是抽象的。对科学和技术的制度化进步来说，从它们的结构上来判断，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看不到一种功能上具有同等价值的选择。”^[61]

另外，哈贝马斯认为，马尔库塞的“新科学技术理论”的出发点——由目的理性行动规则和成套技术手段构成前进中的技术系统，自身将成为工业先进社会的制度框架是值得怀疑的。由于马尔库塞接受了这个出发点，就意味着他相信政治统治能转化为技术支配的形式，承认技术支配政治统治的形式，也就等于马尔库塞把原本批判的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作为了其“新科学技术理论”的依据。而这种意识形态是一种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下去解决技术化统治问题显然是行不通的。^[62]

基于对马尔库塞新科学技术理论的批判，哈贝马斯提出了解决技术化统治的另一途径。他说：“我认为，应该从分析的层面上，把一个社会系统的制度框架或者社会生活世界（社会生活世界似乎包括在社会系统的制度框架中）和前进中的技术系统加以区分。”^[63]作出这样的区分后，哈贝马斯面对的问题是制度框架与技术系统的关系协调问题。因为，制度框架长时期的结构变化（只要这些变化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是在被动地适应前进中的技术系统的形式中完成的，制度框架的结构变化，不是有计划的、目的理性的和后果受到监督的行动的结果，而是自然发展的产物。当遵循着目的理性的技术规则的技术系统进化速度长期快于制度框架结构变化的速度时，技术系统就会把制度框架的历史文化因素消解掉。“把社会生活世界形成的制度吸收到前进中的技术系统中的理性化，废除了统治系统和文化系统的历史关系，那些既能疏导欲望的满足，又同时拒绝欲望的满足，但也由于内在化的强制的反思而使自由得以可能的规范，现在被通过诱惑的外部控制所代替。这些规范是起作用的；与这些规范相比较，反思似乎软弱无力，因为反思对按照目的理性建立起来的自我保存的系统不起作用。”^[64]反思的缺失就会造成政治传统与文化传统的断裂，从而致使社会使用技术的能力偏离生活实践的意愿。所以，哈贝马斯认为，重建制度框架与技术系统协调关系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能够把技术上可使用的知识转化为社会的生活世界的实践意识。……如何对技术进步和社会的生活世界之间今天仍然处于自发状态的关系进行反思以及把这种关系置于理性争论的控制之下。”^[65]对此，哈贝马斯提出：“必须发起一场把社会在技术的知识和能力上的潜力，理性地、负责任地同我们的实践知识和愿望联系起来的政治上起作用的讨论。”^[66]对于这样的讨论进行的策略，哈贝马斯基于他的交往行动理论，提出了重塑技术与民主对话的关系，将技术放在民主对话的实践哲学的坐标系中加以理解的解决方法。他说：“现在，我想用政治意志形成的坐标系再一次重新阐明（技术进步与社会的生活世界）这个问题。下面，我想把‘技术’理解为对对象化过程的科学上合理的支配。因此，我说的系统是研究和技术与经济和行政管理赖以构成一种反馈关系的系统。其次，我想把‘民主’理解为制度上得到保障的普遍的和公开的交往形式，而普遍的和公开的交往涉及的是这样一个实践问题：在人们支配（自然的）力量不断扩大的客观条件下，如何能够和愿意彼此生活在一起。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技术和民主的关系问题，即如何把人们所掌握的技术力量，反过来适用于从事生产和进行交谈的公民的共识？”^[67]确切地讲，就是要进行一种政治上有效的、能够将社会使用技术的能力同生活实践的意愿合理地联系起来的对话。通过这样的对话，一方面引导政治家按照技术规则纠正他们传统的、想当然的满足自身利益的行为模式；另一方面，政治活动家也能够根据讨论中所表达的和得到重新解释的需求的认识，实事求是地做出判断，从而合理控制和发展技术知识。

（二）关于技术的民主对话机制的实现条件

如何实现这种对话呢？哈贝马斯认为，这就要创造一种政治意志，此种政治意志并不仅仅是政治家共同体的决定，而是受普遍的和自由的讨论的原则制约。那么，普遍的和自由的讨论在什么范围内进行？如何进行呢？哈贝马斯认为这种讨论需要在政治、科学和社会三者间进行。这就涉及两个条件：

条件一：要实现政治的科学化。关于政治与科学的关系，哈贝马斯考察了历史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决定论的模式。这种模式的代表是马克斯·韦伯，其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霍布斯。这种模式将专家的职能与政治家的职能严格区分开来，官吏统治与政治领袖集团是对抗的关系，专家依附于政治家。政治家使用技术知识，但是其活动不能合理地进行自我论证，政治活动是在具有竞争性的价值法则和信仰力量之间做出决断的，信仰力量缺乏令人信服的论据，并总是拒绝对事情进行使人感到亲切的讨论。第二种模式是技术统治论模式，这种模式可以从圣西门追溯到培根。在这种模式中，专家依附于政治家的关系被颠倒过来了，政治家成了对有科学知识的人所作的决断的执行人。在具有此种模式的国家中，政治家实际上只是从事一种虚幻的决断活动，至多像一个尚不完善的统治的合理化的漏洞的填补者。国家也不再使用暴力来实施原则上无法论证的、仅仅代表决断者利益的机器，而是成为合理的行政管理机构。第三种模式是实用主义模式，这种模式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杜威。在此种模式中，批判关系的更换取代了专家的职能和政治家的职能之间的严格区分，专家既不像在技术统治论模式中那样成了实事服从于必然规律，并且只能在只用假想作决断的政治家面前独立行使权力的人。政治家也不像决定论模式假想的那样，在有说服力的合理化的实践领域之外，仍然保留着一个特权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实践问题都必须由意志活动来决断。^[68]相反，专家和政治家之间的相互交往成为可能的和必要的：“科学家们向作出决断的行政当局‘提供建议’，反过来，政治家们按照实际需要给科学家们‘交付’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从明显的视野中产生的新技术和新战略的发展，将受到需求和这些需求的历史的既定解释，即价值系统的控制；另一方面，这些反映在价值系统中的社会利益将通过检查满足这些社会利益的技术可能性和战略手段加以控制。这样，一部分社会利益被认可，一部分被否定，即，这些社会利益或者得到明确表达和新的阐释，或者失去它们的意识形态上神化了的和具有约束力的性质。”^[69]

哈贝马斯认为，在上述三种模式中，决定论的模式使科学与政治对立，技术统治论的模式则损害了民主，而只有第三种模式，即实用主义模式才与民主相关。当然，实用主义模式也存在不足之处：“实用主义模式忽视的仅仅是把科学信息可靠地转化为实践的日常语言的逻辑特性和社会前提以及反之，从实际问题的前后联系中把实践的日常语言反过来转化为技术成果和战略成果的专业语言的逻辑特性和社会前提。”^[70]这就是说，实用主义可能会把科学的规则混淆为实践的意识，从而陷入到实证主义的局限性中或者拒绝让科学接受自我反思的批判。所以，不能把实用主义的模式不假思索地应用于现代大众民主政体中的政治意志的形成上，而必须充分考虑到科学和政治之间的转化问题以及科学和公众舆论的关系问题，即公共领域的形成问题。

条件二：要为技术与政治的民主对话在政治、科学和社会范围内的顺利进行创造一个公共领域。此公共领域相当于在国家和社会间开辟了一个缓冲地带。这是一个保证公民之间自由、平等的民主对话的领域，它使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合理的张力之中：一方面，通过公共领域可以将社会生活的需求和意志传递到国家的政治系统，并影响到相应的决策；另一方面，国家的政治意志也可以通过公共领域影响到广大社会公众。这样，科学技术就可以通过公共领域的自由讨论和平等的民主对话而渗透到公民的实践意识中，从而具有了政治意志启蒙的作用，进而使科学与政治之间的转化通过公众舆论这个中介得以发生，科学因此获得了反思的维度，政治也具有了科学化的倾向。^[71]

但是由于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在行使着意识形态的功能，国家利用科学技术及其成果控制着舆论的导向，从而使公共领域成为国家执行政治统治的工具，这就扭曲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并破坏了自由交往和对话机制。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局面主要有四个障碍：首先是制度的局限性。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广大居民的非政治化和政治的公众社会的衰落，抬高技术问题，排除实践问题等做法成为了统治制度的组成部分，从而破坏了自由交往和对话机制。其次，军事的保密规定封锁了信息的自由流通，堵塞了科学信息自由地流入社会。再次，官僚主义的封锁破坏了科学和公众社会两者间的交往渠道。最后，国家间的竞争压力使得彼此间不信任，解决问题不是通过对话，往往是通过经济、科技和军事威慑，从而阻碍了科学和政治间的交往。面对上面四个障碍，哈贝马斯认为，开放社会的纲领首先是要求科学信息的自由交往。^[72]

（三）关于技术的民主对话机制的反思

基于技术与政治民主对话两个条件，哈贝马斯寄希望于未来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信息可以自由流通和交往的社会，在此社会中，科学技术、政治和社会三者间能形成一种对话机制，这种机制是在依靠公众舆论的公共领域内运行的。他认为，要满足上面的设想，需做到以下两点：一是科学家、技术专家发挥他们既是专家又是公民的双重角色，要求他们对科学技术所造成的实践成果进行反思，就他们的研究实践所产生的政治影响进行讨论，并将这种讨论诉诸公众舆论，纳入相互交往的人们的语言财富中。二是科学技术专家、公众和政治家之间要自由、平等、民主地对话，从而共同决定哪些科学技术上可用的知识应该被转化为社会的生活世界的实践知识。那么，政治家、科学技术专家和公众如何保证自身在对话中的决定不被私利左右而具有公平性呢？哈贝马斯认为，这要求助于商谈伦理学的“普遍化”原则，即道德、伦理规则来源于人们的约定，人们共同加以承认和尊重的规范标准应是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并能为大家普遍接受和遵循的。但是，问题在于哈贝马斯力图通过商谈伦理学建立的共识能否完全实现，从现实操作的角度看，其难度很大。因为所谓共识只不过是在有限的范围、有限的时间内，由有限的成员进行的讨论，这意味着，力图想通过协商来达成真正的、完全的共识是不可能的。对于哈贝马斯通过对话可以取得共识的观点，利奥塔则从语言游戏的角度给予了否定。利奥塔认为，首先，哈贝马斯的共识理论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所有对话者都会赞同那些对所有语言游戏都普遍有效的规则或元规定。但是，从语言游戏的异质性看，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规则或元规定违背了语言游戏的异质多样性的特点。其次，哈贝马斯假设了对话的目的是达成共识，但是，在科学语用学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共识只是讨论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讨论的目的。“更确切地说，讨论的目的是误构。”^[73]由于误构包含着双重目标——规则的异质性和追求分歧，所以哈贝马斯所坚信的如下信仰正在消失：“人类作为集合的（普遍的）主体通过调节所有语言游戏中允许使用的‘招数’来追求自身的共同解放，任何一个陈述的合法性都在于它对这一解放所作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Horkheimer, M., Critique of Instrumental Reason,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4.

2. 陈学明：《马尔库塞的六本书》，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3. 陈学明：《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论述评》，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

4. 陈振明：《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5. [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

6. [德]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

7. [德]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郭官义、李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

8. [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

9. [德]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郭官义、李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

10. [法]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11. [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12. [美]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李小兵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

13. [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注释】

[1][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179页。

[2][德]霍克海默、[德]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页。

[3][德]霍克海默、[德]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第26页。

[4]转引自陈振明：《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73页。

[5][美]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李小兵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第175页。

[6]转引自陈振明：《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第50页。

[7]注：马尔库塞最常用的是“技术理性”这个词，其内容与实质与“工具理性”相同。

[8][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15页。

[9]同上，第125-126页。

[10]同上，第127-128页。

[11][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第128页。

[12][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79页。

[13][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第133-134页。

[14]参见陈学明：《马尔库塞的六本书》，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6页。

[15][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第7页。

[16][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第24-26页。

[17]同上，第26页。

[18]同上，第27页。

[19]同上，第29页。

[20]同上，第29-30页。

[21][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第31页。

[22]同上，第12页。

[23]同上，第32页。

[24]同上。

[25][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导言，第3-9页。

[26][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第145页。

[27]同上，第6-8页。

[28]同上，第2页。

[29]同上，导言，第8页。

[30][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第10-11页。

[31]同上，第11页。

[32]同上。

[33][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第151—152页。

[34]同上，第207页。

[35][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第208页。

[36]同上，第208-209页。

[37]同上，第208页。

[38]同上，第213页。

[39]同上，第214页。

[40][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第214页。

[41]陈振明：《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13页。

[42][德]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郭官义、李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99页。

[43][德]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第206页。

[44][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32页。

[45]同上，第127页。

[46][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第128页。

[47]同上，第129页。

[48][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第59页。

[49][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第61页。

[50]陈学明：《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论述评》，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245页。

[51]同上。

[52][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第61页。

[53]同上，第69页。

[54][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第69页。

[55]同上，第70页。

[56][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第62页。

[57]同上，第63页。

[58]同上，第64页。

[59][德]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郭官义、李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369页。

[60]同上，第371-372页。

[61]同上，第371页。

[62][德]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第372-373页。

[63]同上，第373页。

[64]同上，第79页。

[65][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第87页。

[66][德]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第372-379页。

[67][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第91-92页。

[68][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第97-102页。

[69]同上，第102页。

[70]同上，第105-106页。

[71][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第110-111页。

[72]同上，第111-114页。

[73][法]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