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金生及其泥活字印本

翟金生及其泥活字印本

第二节　翟金生及其泥活字印本

翟金生，字西园，生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安徽泾县水东翟家龙潭坑人，用三十年心血造成十万枚泥活字。并且，从古稀之年开始，先后用所造泥活字排印成《泥版试印初编》、《泥版试印续编》、《修业堂集》、《仙屏书屋初集诗录》和《水东翟氏宗谱》等五部著作，推翻了一批中外学者曾经认为的泥活字不能印书的臆断。这五种泥活字印本被作为国家级善本至今保存完好。2008年3月，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安徽省图书馆珍藏的《泥版试印初编》和《仙屏书屋初集诗录》榜上有名。2009年5月，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安徽省图书馆珍藏的《水东翟氏宗谱》名列其中。翟氏排印的3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充分证明了其泥活字印本的版本价值和艺术价值。翟氏泥活字印刷术是世界印刷史上的重要阶段，用事实进一步证明了北宋毕昇用泥活字印书的真实性。特别珍贵的是，与其它泥活字印本相比较，翟氏泥活字实物（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珍藏）、泥活字印本及有关文字记载都保存与流传了下来，是迄今历史上有关活字印刷实践活动记载中材料最齐全的一种。只有这三项材料都齐全了，才能雄辩地完整地勾勒出活字印刷术的真实轨迹。

关于翟氏泥活字，有不少专家学者作过探讨。除各种版本专著、印刷史专著、科技史专著、文化史专著等有关资料中涉及和论述外，论文主要有：《关于翟金生泥活字问题的初步研究》（张秉伦著，《文物》，1979年第10期）、《关于翟氏泥活字的制造工艺问题》（张秉伦著，《自然科学史研究》，1986年第5卷第1期）、《泥活字印刷的模拟实验》（张秉伦、刘云著，《中国图书文史论集》，1992年北京现代出版社）、《清代泾县翟氏的泥活字印本》（张秀民著，《文物》，1961年第3期）、《新发现的泥活字印本泥版试印初编》（冀叔英著，《图书馆工作》，1958年第1期）、《翟金生的又一种泥活字印本》（蔡成瑛著，青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泥活字本修业堂集简介》（王继祥著，《文献》，1983年第12期）、《泾县水东翟村发现泥活字本宗谱》（微之著，《文物》，1960年第4期）。这些文章主要是从翟氏泥活字印本的发现、制造工艺等角度来进行论述，而关于翟氏泥活字产生的条件则很少有人涉及到。本文试图在这一方面作些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历史条件

隋唐期间发明的雕版印刷术，到了五代时期已十分流行，刻书业在当时成为一门新兴的事业。雕版印刷虽比手写方便不少，但印一页，必须雕一块版，刻一部大书，往往要用几年功夫。在这种背景下，北宋毕昇通过长期艰苦的实践，创造了泥活字印刷术，可惜他用泥活字印的书一本也没有流传下来，印过哪些书无从查考。元朝初年，大谋士姚枢的学生杨古用活字版印过朱子的《小学》、《近思录》，吕祖谦的《经史论说》等书，但他用的是何种活字，至今也无从查考。元大德年间，曾任安徽省旌德县尹的农学家王祯创造了木活字，并且发明了转轮排字架，排印成《旌德县志》。到了明清两代，木活字广泛流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清乾隆年间由武英殿主持，用木活字刷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清道光十年（1830），苏州人李瑶在杭州用“仿宋胶泥板”印成《南疆绎史勘本》和《校补金石例四种》二部著作。除此之外，我国劳动人民还发明了锡活字、铜活字、铅活字等金属活字，活字印书在清朝已相当流行。从宋到清，活字印刷的历史在不断地演变，不断地发展，为翟氏泥活字的问世准备了充分的历史条件。

二、技术条件

毕昇泥活字印刷，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有详细记载：“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韻为一贴，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保藏。”这段话说明了毕昇用粘土刻成单个字模，用火烧硬，然后把这些活字模排列在铁制的框子里，再把排好的铁版，往火上一烘，药稍熔化，再用一块平板在上面按压，使字面平整，则可印书。毕昇的印刷法与现代铅印的原理完全相同。元王祯木活字印书法：“造板木作印盔，削竹片为行，雕板木为字，用小细锯锼开，各作一字，用小刀四面修之，比试大小高低一同。然后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之。盔字既满，用木榍榍之，使坚牢，字皆不动，然后用墨刷印之。”^[1]

毕氏泥活字印书法和王氏木活字印书法，为翟氏提供了技术上的指导。主要根据毕昇的方法（有人认为“是毕昇的遗法”），并结合后来铜活字、锡活字、铅活字、木活字等活字印书的经验，翟金生发展了泥活字的制作方法：“调泥埏埴，磨刮成章”^[2]，“搏土造锻，剪铜削木”^[3]，“直以铜为范，无将笔作锄”^[4]，“频年积累，联同雁序，串若鱼麟”^[5]。“镇日经营，狐集腋以成裘。”^[6]，经过三十年艰苦不懈的努力，终于创造出十万个“坚贞如骨角”^[7]的泥字（宋体），并用这些泥字印成多种著作。从存世的泥活字及其所印著作来看，这些泥活字可以分成5种大小不同的字体，其中最大的长0.9cm，宽0.85cm，相当于现代的1号宋体字，最小的长0.3cm，宽0.2cm，比现代的小5号宋体字还小。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白丁（作为填空用，相当于现代铅印中的空铅）和各种型号的阴文正体字。正如其友人黄爵滋所说“扩宋代宝藏之秘，踵我朝聚珍之传，此其有俾载籍，将为不朽功臣。”^[8]而绝非翟氏自谦的“雕虫小技”^[9]。

三、人文社会及地理条件

清代时，木活字已大为流行。江南各省祠堂用它来排印家谱。家谱作为一种连续出版物，此时得到了真正的体现。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江苏、浙江、福建及安徽等地，修谱之风盛行，在这些地方出现了专门替人排印家谱的“谱师”、“谱匠”。每到秋收以后，这些人就挑起活字担子到各乡镇的祠堂替人家排印家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清乾隆年间由四库馆副总裁金简等用枣木制成大小二十五万三千五百个活字，先后印成《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一百三十八种，二千三百多卷，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书。此后民间纷纷仿效。造活字，用活字印书成为一种时尚。此外，安徽泾县为“风物繁华之地，舟车辏集之乡，衣冠文物之域”^[10]，在封建社会中入仕、做文者不少。《安徽人物大辞典》（1992年团结出版社出版）中收集古代和近现代安徽人物一万二千五百一十一人，其中泾县三百多人，远远超过全省平均水平。还有，“泾本沃土，五材具兴”^[11]，盛产丝麻，宣纸，连史纸等。这一切都为翟氏泥活字的产生提供了充分的人文、社会和地理环境及物质条件，对泥活字的产生起了一种刺激和催化剂作用。

四、翟氏自身条件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翟金生自身因素是其泥活字得以问世的最根本原因。具体分析一下，主要有：

1.翟氏“世居水东”^[12]，是泾县水东大族。明朝时，有翟台（号震川）中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后任南京兵部驾部司主事（《水东翟氏宗谱》扉页中有“前明嘉靖中先驾部震川公修辑”字样）。翟台“阐发姚江学派理学”^[13]，“著述甚富”^[14]。翟金生本人也自称“乡贤后裔”^[15]，又是一名私塾教书先生，喜欢赋诗作画，文化底蕴厚，文字功夫深，这为其发明泥活字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2.翟金生为好古之士，并且能做到“心好而力求之”^[16]，喜欢从古书堆中寻找乐趣，对民间的一些手工艺制品也善于模仿，常得到左邻右舍的夸奖，这为他造泥活字提供了最大的优势：兴趣。

3.穷则思变。翟氏家境贫穷，又喜欢读书，但“惟愁纸贵”^[17]，“更乏开镌之力”^[18]，经常为不能拥有自己心爱的书而叹息。能把自己所想所感所发编印成书，乃至解决一些穷苦读书人没有力量刻印自己作品的困难，成为他自造泥活字印书的巨大动力。

4.从“九座云遥升闻无路，计三十年之竭力，备阅辛勤，期一艺之成名”^[19]和“博儒林之佳话”以及“自笑无他技，区区过一生”^[20]中可以看出，翟金生在仕途上没有得到高官厚禄，甚至没有捞到一官半职。这与他的学识、文化与名望是不相适应的，而他又比较注重自己的名声。因此，他就从书本上、从技艺上寻找突破口，希望有朝一日能成名。可喜的是他能付诸行动，并不辞劳苦，持之以恒，竭尽三十年之辛勤，潜心于对泥活字的研究与制作。

5.翟氏在研究、制造泥活字过程中，自始至终得到了家人、弟子及好友的帮助，特别是他计划拿所制泥活字，用白连史纸试印其生平所著各体诗文及联语的时候，其儿子、侄子、内侄、孙子、学生等积极响应，分别帮助造字、拣字、校字、归字，友人包世臣、黄爵滋分别作序宣传。在亲朋好友的大力支持下，泥活字印本（又称“泥斗版”、“澄泥版”、“泥聚珍版”）《泥板试印初编》终于在道光甲辰年（1844）问世，半页8行，行18字，共123页，分上下两册装订。且字划均匀、整洁，纸墨清晰，印刷精良，丝毫不逊色于木活字。此后又分别排印出其他四种著作。

翟氏五种泥活字印本中，《泥版试印初编》、《仙屏书屋初集诗录》和《水东翟氏宗谱》安徽省图书馆均有收藏，《泥版试印续编》、《修业堂集》传世极少，目前所知仅有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分别收藏。

以上分析出的主客观条件，成就了翟金生十万枚五种型号泥活字及其印本的产生。五种泥活字印本中，《泥版试印初编》最为典型，该书为翟氏自刻、自编、自著、自印，这在世界印刷史上也是罕见的，它充分证明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和智慧。翟氏泥活字为安徽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世界文化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