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活字印本《陈同甫集》与历史上的锡版印刷

六　锡活字印本《陈同甫集》与历史上的锡版印刷

清代道光咸丰之际，广东佛山的一位邓姓（Tong，以前也译为唐）人士曾用锡铸造20余万枚活字，用来印刷彩票和书籍。此事首见于美国人卫三畏（1812—1884）的报告，后由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史》中详加介绍，而为国人熟知。但用邓氏锡活字印的书，却长期未甄别出来，被关心中国书史的人视为憾事。

2011年，这个遗憾终得弥补。先是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征集到一部《十六国春秋》，疑为广东邓氏锡活字印本，经宋平生、韩琦两先生和笔者鉴定，确为锡活字本。宋先生并由此认定天津图书馆所藏的《三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同为邓氏锡活字所印。他随后撰成《新发现的清咸丰广东邓氏锡活字印本〈十六国春秋〉鉴定记》（《嘉德通讯》2011年第一期），称这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发现。其后不久，笔者又甄别出一部久被埋没的邓氏锡活字印书《陈同甫集》，使此类书为世人所知的数量达到五部。

一、国家图书馆藏《陈同甫集》为锡活字印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两部三十卷本《陈同甫集》，是宋人陈亮文集的清代版本。在馆藏目录中，一部著录为“清活字本”（索书号／86897），一部著录为“清刻本”（索书号／89714），经比对，二者为同一版本。此书半叶10行21字，版框高23.6厘米，阔15.9厘米，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版心上印“陈同甫集”及卷数，下印叶数。卷端题“陈同甫集卷之几”（彩图七）。索书号为／86897的一部有封面，正中题“龙川文集”，右上题“陈同甫先生著”，左下题“岭南寿经堂版”，上方题“字体谨遵佩文韵府校正”，右下钤有“粤东摆字校正无讹”八字朱记（图一）。全书文字整齐，墨色匀称。

图一　封面，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86897。

此书封面写明“粤东摆字”，而且板框是拼合的，四角留有缝隙；在不同书页出现的若干版框具有相同特点，表明版框在重复使用。这些都是排印工艺特征，证明此书确为活字排印本。

从这部书上观察到一个更重要的现象：同一叶上同一个字的字形、结构都相同；不同叶上同一个字的字形、结构也相同，说明这些字是用字模制造的（如图二将两个“超”字叠合，结构、笔画完全吻合。“走”的中部有一断裂点，各字均同，表明字模即有此缺陷），可判断为金属铸字。其字体风格与《十六国春秋》相似，很有可能也是邓氏所铸锡活字。

图二　相同的“超”字，取自卷五第八叶。左图“超”两字可严密拼合。

张秀民著、韩琦增订的《中国印刷史（插图珍藏增订版）》收录了卫三畏提供的邓氏锡活字印样，大字有“阪、雜、祛、散、韓”五字（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13页）。《陈同甫集》中可找到“雜、散、韓”三字（图四）。

图三　《陈同甫集》与《中国印刷史》转录邓氏字印样中的相同字。“韓”、“散”取自卷五第八叶，“雜”取自卷七第二叶。

将两书中的这几个字分别扫描，用图像处理软件剪切邓氏锡活字字样，再与《陈同甫集》中的字拼合，无论从哪个角度，结构、笔画都互相吻合，说明这些字出于同一个模子（图四）。至此，可以确定这部岭南寿经堂出版的《陈同甫集》，也是用邓氏锡活字印成的。这套字制成于道光三十年（1850），毁失于咸丰四年（1854），书的印刷时间当在这五年之间。

图四　《陈同甫集》与《中国印刷史》转录印样中相同字的剪切拼合对比。

锡活字印本《陈同甫集》早有著录，只是其真实印刷方式一直未被揭示出来。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十六在《龙川文集》下著录有“近年粤东活字本”，当即此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将此本著录为“清寿经堂活字印本”。根据该目，浙江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都有收藏。天津图书馆也有收藏，称为清初活字本。此外，笔者还看到一个私人藏本。考虑到有的图书馆未必将其列为善本，此书的传世量也许还会更多。

虽然标榜“校正无讹”，但《陈同甫集》的编校质量不高，有不少明显错误。本文暂且不论。

二、邓氏锡活字印刷的技术特点

卫三畏的文章对邓氏制字、印书有比较详细的介绍。为对照印成品略作分析，现将《中国印刷史（插图珍藏增订版）》撮述的大意引录如下：

根据美国人卫三畏（S.Wells Williams）的记载，鸦片战争后不久，中国人不但铸造过大批锡字，并已有锡活字本的出现。广东佛山镇为清代四大镇之一，工商业发达，市面畸形繁荣，赌博特别兴盛，而最大的赌博是彩票（闱姓票与白鸽票），所押赌注不下数百万两。佛山有一位邓姓印工为了印刷这两种彩票，在道光三十年（1850）开始铸造锡活字，当年五月以前就铸成了两副活字，字数超过十五万。他花了一万元以上资本，前后造成三副活字，共二十多万个，一副是扁体字，一副是长体大字，又一副为长体小字，作正文的小注用。他的铸造方法是首先在小块木头上刻字，把笔划刻清楚，用刻好的木字印在澄浆泥上，再把熔化的锡液浇入泥模中，等到锡液冷却凝固后，敲碎泥模，取出活字，经过修整，使其高低一律。这些碎泥第二次仍可用来做泥模。据说这比西洋用铜模铸字既简便，又经济。为了节约金属材料，他所铸锡字只有四分多高，比外国铅字短矮。印刷时他把活字一个个排列在光滑坚固的花梨木字盘内，扎紧四边，以免印刷时活字跳动，字盘三边各有一脊背，高与活字齐，印成时即为书的一面（即半页）的边栏，用纯黄铜做界行，半页十行，中间被版心隔开，与雕版书一样，把一页分成两面。当稿子校正后，即上墨用刷帚来印刷。几乎用了两年的时间，在咸丰二年（1852）印成了元代史学家马端临的名著《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凡一万九千三百四十八面，订成一百二十大册，字大悦目，纸张洁白，墨色清楚，这是世界印刷史上第一部锡活字印本。他在造模铸字方面有独创性，在排印用墨的技术也都得到成功。他还印了几种别的书，但书名已不可考了。

从印成的书看，卫三畏所述准确而且详细，邓氏锡活字印书在工艺上有以下特点：

一、邓氏铸造的三种活字，已看到两种。《十六国春秋》用长体大字排印正文，用小字排印注文；《陈同甫集》无注，只用长体大字。邓氏所制扁体字印书尚未发现，但从长体字印书的流传情况看，只要用扁体字印过书，世间也应该存有其印本，这有待于人们继续寻找、甄别。

二、锡活字是用模具铸造的，书中同一个字的字形、结构完全相同。但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即《陈同甫集》版心所印卷数虽是小字，却非长体，且细审并非活字组合，而是将“卷”字与数目字铸在一起的词组。如“卷二十九”，“十”与“九”之间笔划交叉，这是刻模时它们连写在一起造成的。另外各个“卷”字也不一样，表明它们并非同模铸造的。版心下的页码字也是如此。

三、版框由四根边条围合而成，左右边条有凹槽，将上下边条插入后，再将其扎紧固定。版框线条整齐挺拔，无残缺损坏，所用材料或为金属。

四、书用传统刷印法印刷而成，书叶正、背面均有刷痕。纸背透墨痕迹与一般古书类似（图五）。

图五　板框上的刷印痕迹，取自卷一首叶，私人藏本。

在笔者见到的私人藏本中，纸面常见一种独特的印痕，即书本装订后，相邻书页的字迹互相沾染，但印到对面纸上的并非墨黑，而是清晰的淡色痕迹，这是在雕版书中没看到过的现象，说明在墨已经固着稳定后，还有游离于墨的物质被对面纸张吸收（图六）。考虑到锡的表面拒水，邓氏调和的墨汁有可能加入了油脂一类物质，需要采用技术手段进行检验分析。

图六　沾染到相邻书页上的印痕，取自卷二十二第七、八两叶，私人藏本。

五、排印《陈同甫集》，同一个板框重复使用的频率并不高，表明邓氏书坊规模较大、工人较多，很多人在同时工作。下面这几个板框特征明确，在重复出现时可认定为相同板框：A，带有完整凹槽，在书中出现9次；B，边栏顶端有一全断的缺口，出现12次；C，边栏顶端有一半断的缺口，出现9次（图七）。从这三个例子看，如果一个工人固定使用一个版框，他排印10个左右版即完成任务。《陈同甫集》全书478叶，算下来有四五十人在同时排印。

图七　右上角形态不同的三个板框。

这恰好符合邓氏印刷工厂的性质。邓氏是彩票印刷商，彩票的特点是单页印刷，定期发行且数量巨大，到发行日必须拿出足够数量的成品。受手工刷印效率限制，要在短时期内完成任务，只能采用多版同时印刷的办法。出于信誉和防伪要求，不同印版印刷出来的彩票必须文字图案全部一致，这就需要铸造金属活字，以求字字相同。而且金属字耐磨历久，可以满足大印量需求。这有点像古代的纸钞印刷，也是通过翻铸铜版、多人同时刷印来解决印成品数量和质量问题。邓氏又开设岭南寿经堂书坊，用印刷彩票的余暇印书牟利。他印书专从大部头下手，《三通》和《十六国春秋》均称卷帙浩繁，正是在发挥他的工厂人手众多的优势。卫三畏说邓氏在不到两年时间内就印成《文献通考》348卷，凡19348面，按每日排印1版计算，需要50个人工作近400天。这还是在印彩票之馀完成的，充分体现了人多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像《陈同甫集》表现出来的那种校对不精、粗制滥造现象也就难以避免了。

无论如何，邓氏铸造锡活字并用来印书，是中国人在印刷方面的一次成功创新。其所印之书，也成为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成就的珍贵标本，并有助于研究历史上其他用锡字和金属字印刷的书。

三、中国印刷史上与锡版印刷有关的几个问题

在中国印刷史上，铸造锡字印书的尝试并非从邓氏开始。早在元代，王祯的《造活字印书法》就说“近世又有铸锡作字，以铁条贯之作行，嵌于盔内界行印书。但上项字样难于使墨，率多印坏，所以不能久行。”这是史载最早的中国人用锡字印书的尝试，惜未成功。明弘治、正德年间，无锡华氏用所谓“活字铜版”印书，世称铜活字本。但是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学者质疑这一观点，认为从历史记载来看，华氏所造的字实为锡活字。如潘天祯《明代无锡会通馆印书是锡活字本》（《活字印刷源流》，印刷工业出版社，1990年，第139—144页）、辛德勇《重论明代的铜活字印书与金属活字印本问题》（《燕京学报》新二十三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均持此论。笔者也曾撰写文章，认为华氏印书的版面特征不支持铜字说，因其活字系逐字雕刻而非翻砂铸造的，以当时技术手段在青铜上刻字几无可能；板框与文字的墨痕不一致，说明两者吸附墨水的能力不同，反映出材质不同。而版框可以确定为铜质，则活字应非铜质（《“活字铜版”并非“铜活字版”》，《金融时报》，2008年6月27日；另见本书《谈铜版》）。华氏乃至明代的“铜活字印刷”问题是印刷史上的敏感和重要问题，需要通过认真深入的研究加以解决。如今甄别出的邓氏锡活字印书，以叶数而论数以万计，为研究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比对资料。

印刷史上还有一本被误认为是“锡版印刷”的书。《中国印刷史（插图珍藏增订版）》介绍了一种“锡浇版”，认为它是清乾隆年间发明的用锡浇铸的印版。书中说，“清乾隆五十二年歙县程敦为印《秦汉瓦当文字》一卷，‘始用枣木摹刻，校诸原字，终有差池。后以汉人铸印翻砂之法，取本瓦为范，熔锡成之。’程氏舍枣木刻，而用熔化的锡镴浇铸翻印，可称别开生面的印刷。”（第403—407页）

《秦汉瓦当文字》（国家图书馆藏有数部）印有瓦当图像和说明文字，仔细观察，会发现其文字部分与常见的木质雕版印本无异，图像部分则形态不同，首先纸张有捶打形成的褶皱，其次墨色上有明显的布纹，这是拓印器物所用墨扑留下的痕迹，而且瓦当图像的边缘时或压住版框，说明中间有套印过程。其实，《秦汉瓦当文字》一书的制作方法是这样的：先用木板雕刻说明文字，刷印出书叶后，再在书叶预留的空白处拓印瓦当，这是雕版印刷和拓印结合的产物。程敦的本意是要大量制作瓦当拓片，而古瓦经受不住反复捶拓，于是想到用枣木仿刻瓦当，但图文失真，没有成功。于是他使用“铸印翻砂”之法，即以原瓦为模，在砂箱中压出阴文砂型，再向砂型内浇筑锡熔液，冷却后得到与原瓦形状、图案完全相同的阳文锡瓦，此后就锡瓦拓印，成功地将图像复现到纸上。“锡瓦当”与“锡浇版”的本质区别在于，翻砂铸出的瓦当为阳文正字，印版则必须为阳文反字，虽然锡瓦当的用途是拿来复制图像，看似与印刷有关，但它与凸版印刷原理完全不同，不能称为印版。

（原刊《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