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联将军的故事_陈锡联上将历险记

陈锡联将军的故事_陈锡联上将历险记

陈锡联将军简介

（1915—1999）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十师三十团团部政治指导员，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三六三团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委员，红四军第十一师副师长、师政治委员，第十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团长、副旅长、旅长，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太行纵队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三兵团司令员兼重庆市市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院院长，沈阳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北京军区司令员，国务院副总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第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每当人们议论抗日战争话题时，就会想起八路军最早的两个经典战例，一是平型关战役，二是袭击阳明堡机场。袭击阳明堡机场，一举击毁日军二十四架飞机，震动全国，振奋人心。而指挥这场战斗的就是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陈锡联。陈锡联在人民解放军将帅中名气很大，是刘邓首长的爱将之一。他的历险故事也很多。

徐向前一张纸条救了他的命

1990年9月中旬，时任中顾委常委的陈锡联得知徐向前元帅病危的消息，匆匆赶到医院，来到他的床前。徐向前早在红军时期就是陈锡联的领导，徐向前对他言传身教，手把手地教他学会了打仗的技巧。他对徐向前十分敬重。看到病床上的徐向前，他禁不住热泪盈眶:“徐总啊，战争年代是你救了我一命，今天我真想舍弃一切来挽救你的性命啊!”

陈锡联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能活到现在，实属侥幸。童年时差一点饿死，参加革命后，战场上枪林弹雨，我出生入死，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我有好几次险些丢了性命，较早的一次是在鄂豫皖时期，张国焘搞肃反。”

肃反运动中，陈锡联是如何遇险，又是如何化险为夷的呢?

陈锡联1915年出生于湖北红安陡山彭家村。三岁那年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姐姐、一个弟弟过着艰难的生活。十岁的时候他便到地主家放牛，以便给家里节省口粮。他白天在地里干农活，半夜要起来给牛添草。有一次，他实在太困，结果睡过了头，没起来添草，被地主打了一顿，脾气倔强的陈锡联一气之下离开了地主家。母亲无奈，只得带着他们讨饭度日。1929年4月，红军来到他的家乡，他便产生了当红军的念头。母亲觉得他年龄小，舍不得让他当兵打仗，所以一直不表态。陈锡联一心想为家里减轻负担，一天，他趁母亲熟睡之际，悄声下床，向母亲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头也不回地跑到邻村，参加了红军。那年他十四岁。

被称为红小鬼的陈锡联作战相当勇敢，冲锋号一响，他总是冲在最前面。他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善打硬仗、恶仗、苦仗，被誉为“小钢炮”。

让陈锡联没有想到的是，在他入伍的第三年，灾难差一点降临到他的身上。1931年3月，张国焘被任命为中央代表、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来到地处大别山的红四军。他一到任，便竭力推行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在红四军和苏区根据地大搞肃反运动。张国焘心目中的反革命组织，就是所谓的“AB”团。他规定了区分“AB”团的几条标准:一是阶级出身不好，即地主、富农；二是调皮捣蛋、破坏红军纪律的；三是怕死畏缩的、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后来，他又提出，只要交头接耳甚至在一起吃饭、说笑话，就是搞“反革命活动”。当时陈锡联在团政治处当班长。有一天部队刚将苏家埠的敌人围住，准备第二天进攻，张国焘派人将政治处主任抓走了。政治处群龙无首，团长便指定陈锡联临时负责组织工作。新官上任三把火，陈锡联为了把组织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整天挎个背包，到各连了解情况。一天，师部肃反委员会来人找他谈话，说他是“吃喝委员会”成员，是现行反革命。陈锡联听了一愣，反问道:什么叫“吃喝委员会”?这个组织是何时成立的?自己又是何时参加的?肃反委员会的人无法给出解释，只是强调自己是奉命办事。上面有人说你是，你就百分之百是，没错的，并强硬地说:“你赶快跟我们走吧!”

恰巧，徐向前到红三十团检查工作，看到了这一幕。在这之前，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被错当“AB”团秘密杀害了，所以，他对张国焘的肃反十分反感。见他们要抓走陈锡联，徐向前一个箭步上前，拦住了肃反委员会的人，说:“你们别抓人，陈锡联十四岁参加红军，今年才十六岁，还是个孩子，肚子饿了，同几个差不多大的红小鬼在一起吃饭，怎么能当成反革命?这不是黑白颠倒吗?你们不是也吃饭吗，你们怎么就不是反革命呢?”为了保住陈锡联，徐向前从口袋里掏出笔纸，写道:“陈锡联不是反革命，我可以证明。”落款后，交给肃反委员会的人，交代说:“你们把我写的证明送上去，抓了的马上放人，没有抓的不许抓!”

徐向前在红四军中有极高的威望，他是黄埔一期生，曾领导过广州起义，是威震大别山的红军将军。张国焘因为不会指挥打仗，对徐向前的话还是会掂量掂量的。他看到徐向前的这张纸条后，再也没找陈锡联的麻烦。

不几天，陈锡联经打听，才知道为何要将他列入“吃喝委员会”的名单。

事情是这样的:红军攻克光山县后，一天，陈锡联在街上碰到了当新兵时的老班长孙玉清。孙玉清拍拍陈锡联的肩膀说:“我现在当连长了，昨天刚发了一点零用钱，你想吃点什么，尽管讲。”

陈锡联见到老班长当然高兴，告诉孙玉清，自己也刚发了零用钱，要自己请客。

孙玉清便叫了几个老乡，与陈锡联一起买了十几根油条和几碗鸡血汤，请大家吃了一顿。这事不知怎么让张国焘知道了，就把他说成是“吃喝委员会”成员，也属反革命组织。

徐向前一张纸条，保住了陈锡联的命。不用说也知道，陈锡联对徐向前的感激之情有多深。

一颗子弹右肩进背后出

邓小平常常在高层干部会上表扬陈锡联，说他心胸开阔，肚量大，特别能团结人，反对他的人他也能团结。误解了他，他也不生气。有人问他为何肚量那么大，他幽默地说:“我身子前后左右有四个洞，心中有气出得快，心胸宽。”陈锡联戎马生涯中，多次负伤，身上留下了四个洞，最早的两个洞是在两次战斗中，子弹从他的右肩和背后穿进去的。

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进行扩编，陈锡联担任红三十军二六三团的政治委员。这年10月，他们团和兄弟部队一起攻打凤凰山。这次战斗打得很顺利，红军攻占凤凰山后，又攻占了达县县城，还缴获了四川军阀刘存厚的兵工厂。厂内枪支弹药和被服堆积如山，红军官兵见了个个兴奋无比。陈锡联进了一个大屋子，见许多战士正在摆弄捡的枪，他顺手拿起一支手枪，想试试它能否打响。其他战士也想试试。陈锡联说:“我估计这批枪是试验品，可能有问题，你们把枪放下，让我先试试。”说着，他把子弹压进枪膛，伸出左手，向远处瞄准。

但在击发后的瞬间，枪膛突然爆炸，枪管碎片四散，幸好他的胳膊举得高，碎片飞过头顶，没伤到别人，但他的左手大拇指被炸得血肉模糊，钻心地疼。为了防止再发生意外，陈锡联立即命令部队撤出兵工厂，然后才让医生简单地处理了伤口。可是几天后，他的手比前几天更疼了，连胳膊都抬不起来了。陈锡联撕开纱布一看，发现整个手指都腐烂了，骨头也断了，只有一点皮肉连着。医生说，如果这样下去，他的整个左手就要残废了。陈锡联想了想，对医生说自己有办法。他拿来一把剃头刀，用酒精擦了擦，放在火上烧了一会儿，然后毫不犹豫地伸出左手，举起剃头刀，对准大拇指切了下去。此时，他的额头上沁出了一层密密麻麻的汗珠。医生在他的伤口上敷了一些药，重新进行包扎。几天后，伤口竟然愈合了。

不久，陈锡联率部参加反六路围攻战斗。军部采取诱敌深入、寻机歼敌方针，命令陈锡联部坚守火烽山。

火烽山位于达县以南，敌人为了控制火烽山，投入了两个团的兵力与我方争夺。陈锡联在第一线指挥作战。这天上午，一连打退了敌人的八次冲锋。当敌人再次发起冲锋时，有个战士突然叫道:“不得了啦，神兵来啦!”

他这么一喊，吓倒了部分战士，有人开始边打边退。

所谓神兵，是四川军阀打仗时惯用的伎俩。他们为了给自己壮胆，专门组织一些人，拿着大刀，光着膀子，脸上涂着油彩，头上扎着红红绿绿的纸条，装扮成妖魔鬼怪的模样冲在前面。他们称这些人是神兵，关键时刻便让这些人上阵。这些人边跑边喊着“刀枪不入”的口号，吓唬对手。当时，红军刚扩编，补充的一些新兵还没见过这阵势，顿时慌了神，掉头就跑。陈锡联见此情景，立即命令通信员告诉右翼的二六四团，让他们在侧翼猛攻，牵制敌人。又派人将二营长叫来，让他把预备队拉上来，顶住敌人。布置完任务后，陈锡联抓起一挺机枪，猛地向冲上来的“神兵”扫去，敌人纷纷倒地。一些新兵见状，才知道所谓的“神兵”并不是刀枪不入，他们大胆冲向“神兵”，这才扭转了局势。陈锡联刚刚松了一口气，突然一颗子弹自他的右肩胛骨穿过，从背后穿了出来。陈锡联只觉得身上一热，身子一软，倒在了地上。通信员边跑边喊:“政委中弹了，快来人啊!”担架队奔来，将陈锡联简单包扎后，迅速向后转移。昏迷中的陈锡联渐渐苏醒过来，环顾四周，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考虑到团长带一营在达县，火烽山阵地坚守任务很重，自己不能离开战场，于是他命令战士们将他抬回火烽山，边治疗边指挥部队。

伤口很大，他流了很多血，却硬是坚持了七天七夜。阻击任务完成后，他们在汪烈山师长率领下向北转移。他们来到一个名叫石鼓寨的地方，敌人追上来了。陈锡联感到此处地形不错，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与汪师长商量后，决定在此与敌人较量一下。此时陈锡联身边只有两个营，敌人有五个团轮番向他们进攻。他们从上午一直打到太阳下山，黄昏时刻，敌人的攻势停了下来。就在这短暂的停火之际，炊事员送来饭菜。陈锡联对汪师长说:“你们先吃，我来掩护。”

汪师长拗不过他，只好同意，笑着说:“我在你们团蹲点，也得服从你政委的指挥嘛!”说罢，蹲在地上吃饭。通信员硬拉着陈锡联一起吃。陈锡联刚吃了几口，参谋长跑了过来，对陈锡联说，敌人正在集结，可能要发起新的进攻。陈锡联立即丢下碗筷，与汪师长打了声招呼，便向阵地跑去。敌人开始了进攻前的炮火袭击。只见一团耀眼的火光从他的头顶飞过，接着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陈锡联回头一看，一发炮弹不偏不倚正落在他刚才蹲着吃饭的地方，将那里炸了一个大坑。汪师长倒在地上，殷红的鲜血顺着他的额头向下淌。陈锡联飞一般跑过去，汪师长微睁双眼，对他说:“别管我，战斗要紧。”话音一落，便永远闭上了双眼。

陈锡联流着泪，和通信员一起抬着汪师长的遗体走了一百多里，在大巴山找了个地方，将他安葬了。

一坛子辣椒救了师部机关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抵达会宁，中央军委命其西渡黄河作战。时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一师政委的陈锡联和周师长奉命率部过黄河之后，向打拉池、海原一带挺进。他们走了五十多里，国民党的关麟征部就追杀过来了。头顶上盘旋着十几架敌机，不时丢下一枚枚炸弹。陈锡联好几次差一点被炸弹击中。人未被炸到，他的马却受了惊吓，不停地跳，把陈锡联从马背上摔下来了。当他爬起来时，马儿已不见了踪影。那马背上可驮着他的衣服、行李、用具等全部家当啊。饲养员哭着对陈锡联说:“对不起首长，我没牵住马，让它跑了。”

陈锡联安慰他说:“是马跑了，不是你跑了，你不要难过。”

为了躲避敌人的飞机，陈锡联指挥部队钻进半人高的草丛中，朝西走。黄昏时，他们来到了打拉池。由于一连跑了五六个小时的路，大家都气喘吁吁，十分疲劳。周师长对陈锡联说，敌机飞走了，敌人一时也追不上来，建议让大家休息一会儿再走。这打拉池是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陈锡联举着望远镜观察四周，没发现敌情，便同意在此作短暂休息。

又累又饿的官兵们听到休息二字，不少人就地倒下，很快打起了呼噜。陈锡联虽然很想睡一会儿，可是，一天没有进食的肚子饿得咕咕乱叫，他开始四处寻找食物，可是找了几个屋子，一样可充饥的食物也没有。后来，他在墙角发现了一个泡菜坛子，里面泡着一坛子辣椒，屋里再也找不到一点吃的了，他只好吃了十几个辣椒。吃完不到五分钟，他的肚子开始发胀，浑身燥热，坐立不安。于是，他走到屋外，想吹吹风。他刚踏上高坡，不禁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只见四周密密麻麻的敌人向他们围了过来。敌人见到陈锡联，疯狂地叫道:“投降吧，你们已被我们包围了，一个也别想跑掉!”

担任警戒的哨兵因为太累睡着了。陈锡联立即掏出二十响的驳壳枪，朝天“砰砰”两枪，同时大声喊:“同志们，敌人来了，大家赶快参加战斗!”

他的枪声惊醒了熟睡的部队，大家火速提枪和敌人打了起来，敌人很快被击退了。

事后，师部人员得知事情的经过，都十分感激那坛辣椒，围着那只坛子深深鞠躬。有人笑着说:“谢谢你泡菜坛子，如果不是你，我们就全完了!”

差点丢在玉女山喂狼

抗战初期，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在太行山一次次伏击敌人，破坏了敌人的运输补给，扰乱了敌人的进攻部署，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为此，华北日军极为不安，第一二九师的存在令他们如芒刺在背，如鲠在喉。他们急想寻找一二九师决战。一天，刘邓首长接到一个情报，说日军第一○八师团全部及第十六、第二十、第一○九师团各一部，计三万余人，计划北从正太路之昔阳、平定，西从同蒲路之榆次、太谷、临汾，东从平汉路之元氏、赞皇、邢台，南从邯长大道上之涉县、长治，以及临屯公路之屯留等地，兵分九路，大举围攻晋东南，妄图一举将第一二九师消灭在辽县、榆社、武乡地区。

1938年4月9日，师部在辽县桐峪镇召开作战会议，部署反围攻的作战方案。方案之一是要陈锡联的第六八九团和第三八六旅由辽县以南，向东至日军合击线外的涉县以北，等机歼敌。

会议结束，邓小平对陈锡联说:“你们出发后，要设法寻找到曾国华支队和汪乃贵支队，并统一指挥这两个支队作战。”

接受任务后，陈锡联带着一个营出发了。刚走出村，邓小平又追上来，递给他一张纸条，说:“事先没通知曾国华和汪乃贵，你去领导他们空口无凭。到了那里，你将我写的这张纸条给他俩看一下，要他们服从你的指挥。”

陈锡联带着部队行进两天，在和顺县的松烟镇找到了曾国华和汪乃贵。陈锡联按照邓小平的嘱咐，递上纸条。俩人看后，表示服从他的指挥。

第三天，陈锡联和曾、汪两支队在东源河边的玉女山与日军的一个联队遭遇。陈锡联和曾国华、汪乃贵迅速交换了意见，决定火速抢占玉女山有利地形，与敌展开激战。

玉女山地形复杂，乱石矗立，峭壁连片，无论走到哪里，前面看不见去路，后面看不到来路。听到枪声也分不清从哪里打出来的。八路军占领了有利地形，日军无可奈何，连攻十几次都上不了山。后来，日军躲在一片怪石背后，八路军看不清敌人，停止了战斗。枪声停了，双方对峙，较量着耐心。天快要黑了，八路军将士们一天没有吃东西了，陈锡联下令大家轮流吃东西，准备在天黑时转移。陈锡联刚喝了两口水，听见山下有响声，便站在高处用望远镜观察，发现鬼子正偷偷地爬上来。情况危急，他大喊一声:“鬼子上来了，快开枪!”抓起一挺机枪，左右横扫，鬼子一片片倒下。突然，一颗子弹飞过来，击中了他的右下颚，头顶也同时中弹。他只觉得脑子“轰”的一声，眼前一片漆黑，栽倒在两块大石头之间，昏死过去。此时，大家只顾瞄准敌人，谁也没看到这个情景。曾国华、汪乃贵听不到陈锡联的声音，以为他从山后转移了，也下令转移。他俩走了一段路，想想觉得不对头，陈锡联为人忠厚老实，干什么事都从不考虑自己，他不会单独转移，可能还在山上，就命令部队回头寻找。这时有人说，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山上的地形如此复杂，怎么找?曾国华急了，大喝一声:“都给我站住，谁跑我就开枪毙了谁!陈团长不管是死是活，我们都要将他抬下山，就是死了，也不能将他的尸体留给日本鬼子!”

曾国华将部队分成两批，一批人由汪乃贵指挥，阻击日军，一批人跟他上山寻找陈锡联。他们回到山上，仔细地在石缝里摸，果然找到了七八个负重伤的同志及五六具尸体。重伤的同志和尸体上全都是血，一时无法辨清是谁。这时有人建议，尸体就地埋了，重伤的同志抬到师医院抢救。曾国华说，死了的同志都是抗日烈士，不能就这么草草地埋了，要弄清楚姓名。这一带狼特别多，随便埋了很可能被狼吃掉。这样的话，我们对不起烈士。大家觉得他说得很对，便抬着伤员和烈士的遗体下了山。到了一个村子里，他们向老百姓借了火，在微弱的灯光下，一个个地仔细辨认，终于从遗体中找到了陈锡联。曾国华见他身上脸上都是血，头有点肿，要给他洗脸，换件新衣再入殓。当曾国华为陈锡联洗脸时，发现他的头还有一丝热气，惊喜地叫道:“陈团长没有死，卫生员快来抢救!”

卫生员赶来，用耳朵贴着陈锡联的胸听了好一会儿，告诉曾国华:“陈团长还有心跳，不过很弱。”

曾国华命令他设法抢救。卫生员给陈锡联灌了一点药，过了一会儿，陈锡联终于醒了。当晚，曾国华派人将陈锡联送到辽县马厩村师部医院。经卫生部长钱信忠亲自抢救，陈锡联终于活了过来，但是，他的右颚留下了一个很大的伤疤。钱信忠说，陈锡联此次中弹的部位十分危险，子弹是沿着他的颈动脉擦过去的，如果位置稍稍偏一点，打中颈动脉，他就没命了。陈锡联的命是捡回来了，但他的右耳落下了残疾，听不到一点声音。

一年后，在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从陈锡联的前胸穿进，后背穿出。又过了半年，在另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又横穿他的腰部，左进右出。两次贯通伤，让他的身子前后左右留下四个洞。

两次遭遇被打黑枪

人们常常在电影、电视上看到这样的画面:几个身穿黑衣、头戴礼帽、面戴墨镜的人，在夜幕下风风火火地出没于大街小巷，寻找并跟踪着他们的目标，出其不意地出枪，被暗杀的人应声倒地，躺在血泊之中。

人们称这些人为冷面杀手或打黑枪的人。此文的主人公陈锡联就亲身经历过这种场面，曾两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杀。

1949年11月30日，二野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指挥所属第十一军、十二军和第四十七军，一夜之间攻占了重庆。12月3日，重庆市军管会在阵阵鞭炮声中，挂牌成立了。陈锡联兼任军管会副主任。半个月后，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决定，重庆市人民政府成立，由陈锡联任市长。不久，陈锡联又兼任了市委第一书记。军政一把手的他，每天不是开会就是下基层检查工作，常常忙得顾不上吃饭。

重庆曾是国民政府的陪都，蒋介石离开南京后便到重庆指挥大西南决战。解放军逼近重庆时，蒋介石临走留下了一批敌特人员。他们专门搞抢劫、暗杀、放火、破坏，企图搞垮新生的人民政府。他们暗杀的第一个目标当然是市长兼第一书记、兵团司令员陈锡联。

12月25日，陈锡联应重庆大学的邀请去作形势报告。在这之前，陈锡联曾收到过几封恐吓信，其中有一封信还夹着一颗子弹。信中说，陈锡联三天内必死。

有人提醒他，去重庆大学的路上有高楼，常常有人从高楼的某个角落里打黑枪，叫他别去了。陈锡联听后笑了笑说:“几个特务有什么了不起的，战争年代枪林弹雨都经历过了，还怕那几个特务?”

那天早上，陈锡联用过早餐准备出发，秘书匆匆跑来说:“首长，你坐吉普车去太不安全了，我建议开一辆公共汽车送你。玻璃窗上蒙上黑布，特务们摸不清你的位置，就无法瞄准目标，这样可以以防万一。”

陈锡联说:“谢谢你的好意，但重庆刚解放，公共汽车很少，你抽一辆来送我，老百姓不就少了一辆车?这样会影响他们上班。”说罢，坐上了吉普车。驾驶员开着车，先是沿江边走，然后拐上大街，在拐弯处的一座大楼内突然射出一串子弹。子弹如雨点般落在车前车后，挡风玻璃被打了几个洞，碎玻璃四处飞溅，落在陈锡联戴的帽子上。车子左右摇晃得厉害，驾驶员慌张地说:“首长，我停车检查一下轮胎是不是被打穿了。”

陈锡联阻止他说:“你千万别停车，车子还能走，说明轮胎没事。”

驾驶员见陈锡联镇定自若，一颗紧张的心也安定下来。他按照陈锡联的吩咐，一路飞驰，终于将车开到了重庆大学。

陈锡联做完报告，返回时再三关照驾驶员，遇到打黑枪时千万不能慌张，要保持冷静。车子没有走来的路线，而是直接开到曾家岩二野司令部。陈锡联向刘邓首长作了简要的汇报。临走时，刘邓首长叮嘱他们要提高警惕。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陈锡联来到曾家岩二野司令部，向李达参谋长汇报工作。汇报完毕已是深夜。月亮穿梭在云朵中，天空时明时暗，又下起了细雨。陈锡联坐车返回王家坪家中，刚下车，对面山坡上响起了枪声。陈锡联的车身被打了几个洞，一名警卫员倒在血泊中。警卫班听到枪响跑到门外，陈锡联一手拿枪，一手打着手电筒，带着警卫班到山坡上搜查。此时特务们早就溜之大吉了。面对特务的猖狂活动，陈锡联感到必须对特务分子进行严厉打击，便和市警备司令员尤太忠、公安局长明辉、军区保卫部长周新开会商议，决定对市内进行一次大搜捕。1950年1月18日，他们封锁了大街小巷，控制了交通要道。敌特分子遭到突然袭击，顿时惊慌失措，纷纷将枪支、弹药、电台、国民党军装等扔在大街小巷。这一天，仅一个上午就抓了一千二百多名特务和各类破坏分子。经过一下午的突击审讯，掌握了特务骨干藏身之处，当晚按图索骥，又抓了一百多名罪大恶极的特务头目。

两次大搜捕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社会秩序很快得到了稳定，人心也日益安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