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名称
东弄村在山腰间，东靠龙角岗，南至金顶山，西接周坑坳，北连三株树，属于三株树乡，是一个畲民聚居的行政村。全村现有78户324人，除了住在村的东角3 户13个叶姓汉族外，其余75户311人都是畲民（钟姓1户，蓝姓74户），均聚居于东弄、岗头两个自然村。
畲族自称：SANHAK，音译为“山客”。畲语称“怕”为HAK，他们因此说过去害怕汉人欺负而住到山上去，所以称作SANHAK。
汉人叫他们“客家人”，说他们是以后迁来的客人，有时称“畲民”，但比较少。这些称呼在很久以前就有，是表示客气的。他们对汉人也自称“客家人”或“畲民”。他们在很久以前就被称作“苗民”，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还沿用这个名称。
畲族对汉人的称呼是与汉人对他们的称呼相对的。如汉人称他们“客家人”，他们就称汉人“本地人”、“明家人”，这些称呼是好意的。如汉人称他们“畲客”，他们就称汉人为“下佬”。称汉人作“大姓人”是与“小姓人”相对的，他们对“畲族”这个名称没有意见。
民族压迫与反抗斗争
东弄村在1952年以前和三株树、张村等村同属于城东乡，1952年5月以后，划归三株树乡。三株树乡为畲、汉杂居乡，畲族人口约占43%，东弄村畲民占96%。全村78户，324人。其中汉族3户，13人。
1951年3月进行土地改革。1949年6月组织农会，现有农会会员108人，男76人，女32人。现有村干部11人：正副村长各1人，正副农会主任各1人，文书、武装委员、生产委员、优抚委员、宣传委员、民兵队长及妇女主任各1人。有妇女会会员47人，民兵32人，军属1人，合作社社员53人。
1948年8月我游击队来此活动，至12月已有22人先后入党，1949年1月正式建立党支部，以蓝大光为该村党支部书记。
在历代反动统治者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歧视的政策下，刚强的畲族并不屈服，而且不断地进行顽强斗争。清朝政府不准畲民考科举。光绪八年，旧处州府会考时，东弄村畲民蓝培开、蓝炳瑞、蓝廷福等3人应试，马箭、步箭皆中取，但是景宁县汉族的武童生20余人说他们是小姓人，不能考试，致蓝培开等未被录取而回。几天以后，蓝培开等召集了本族20余人到处州府去打景宁县的汉族童生，当时有从丽水县乡下挑柴到城里卖的畲民也来助战，童生被打伤者十几人，后来经过调解，清朝政府才允许畲民报考。
1914年11月，县税局5人到东弄、暮垟湖、周坑、惠明寺、敕木山等畲民村中搜酒，并进行罚款敲诈。敕木山的畲民为了抗税，以鸣锣为号，集合村中男女30余人，将税局人员赶走。次日，税局派了警察10人到暮垟湖村将蓝炳瑞绑去，蓝的妻弟即集合村中男女20余人拿了木棒、柴刀等赶到张村凉亭，夺回蓝炳瑞，当时发生了斗争，打伤警察3人，缴获步枪2支。蓝炳瑞回家后，第三天就集中了暮垟湖、敕木山、周坑、东弄等十几个畲族村中青壮年1000余人，拿了木棒、柴刀、长矛、土枪等围攻税局，税局人员闻风逃跑。他们把税局打得落花流水，胜利而归。
1930年，景宁县商人周裕兴与国民党县长勾结，在外舍开盐行，外舍是景宁县与温州之间的出入要道。周裕兴控制了全县的食盐，进行重税剥削，春节时每人只能买到几两食盐，有的人因长期缺盐而生病不能劳动。12月又增税，激起了该县畲民的愤恨。以四格村畲民蓝政新、大畈村蓝东林2人为首，发动暮垟湖、周坑、敕木山、惠山头、水碓坑、包风、山外、金坵、扬山、少余山、粗滩、石灰炉、溪下、东畔、坭山、大畈洋、佃源、四格、大畈、后山、张山、大张坑、黄山头、半路、小东岱、旱岗等27个畲族村庄畲民600余人，其中有汉民50余人，持着木棒、长矛、柴刀、土枪等武器，以红布为号，夜半出发到外舍打周裕兴盐行，周闻风逃跑。由于这次的反抗，反动统治阶级虽然无法再控制食盐的买卖，但对畲族人民实行更残酷的摧残。1930年12月，景宁县长率军队30余人，把四格村畲民领袖蓝政新、蓝德春抓去枪毙，全村牲畜财产也被抢掠净尽。又纵火焚毁张山村畲民蓝细宝、蓝汤举、蓝振显、蓝金有等6所房子，枪杀妇孺10多人。蓝根林、蓝传宗、蓝金妹等5人被捕下狱，至1932年福建农民周月光起义到景宁县，打开监狱，蓝金妹等4人得以出狱。蓝根林因脚上有锁镣不能走动，之后死于狱中。
为了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苛捐杂税，1931年2月大畈村畲民蓝东林、小东岱村畲民蓝金有、张山村畲民蓝根水、蓝马有等，召集了6个都（景宁全县有7个都）27个村畲民男女2000余人，持土枪、土炮、长矛、大刀、棍棒等游行示威。因官军坚守县城，攻不进去，畲民以土炮击官军，死2人，伤十几人，但官军的炮火很厉害，畲民的土枪难以对敌，不得不撤退。此后国民党采取了分化政策，处州府派监察委员到景宁县各畲民村招安，另一方面抽调附近村庄老百姓在县城周围修筑木城墙加以防御。
三株树村在山脚下，为东弄村的出入要道，两村相距两里。东弄村畲民受三株树王姓与李姓大地主的欺压剥削很严重。如东弄村畲民蓝马金在三株树有4分地被地主王老炳占去，蓝马金、蓝东生、蓝廷英3人到县法院去上诉，县法院反将蓝东生、蓝廷英2人判处4年徒刑。蓝明进、蓝培福、蓝世根3人欠了王老炳的谷子，因还不起，逐年利上加利，赔了房子还不够，逼得他们走投无路，于1935年某日黑夜挈家逃往龙游。蓝世根逃到龙游住了十几年，因不堪地主剥削而回东弄。
畲民蓝培开（已故）在三株树有一块地，收割后稻草堆在地主李扬刚的树边，1个牧童不慎烧了稻草，并把树烧死了。李扬刚要蓝培开赔钱，双方打起官司来。后来李家卖给蓝培开1亩6分地，因无理索取过多的田价而发生争执，再次打官司。3年中蓝培开为了和李扬刚打官司把7亩地花光了。
畲民蓝孔彩买来叶姓地主1片山，在岭足村后面。岭足村郑汉等人强霸此山，蓝孔彩花了银洋408元打赢了官司，才收回此山。
1934年景宁县政府为了抽民夫50名，欺骗畲民说：到庆元县去担纸每天可以赚到很多钱，要去的先付银洋8元。畲民因生活困难，很快就报了名，但50人当中只两个汉人，其余都是畲民。到县后就把他们送到福建省松溪县，编在国民党部队当民夫，以后他们都陆续设法逃回来。
国民党反动派的抓兵、派夫、苛捐杂税非常残酷，东弄村被国民党抓兵死在外面的有8个人。国民党警备班班长潘余宁拿着棍子来收捐派夫，不应征或不缴捐的就打，全村被打过的有十几人，惠山头17户人家被打的有5人，掠去的鸡狗不计其数。
苛捐杂税名目很多，1个贫农每年要派到11种捐款，一共700多斤谷子。例如贫农蓝八元1家4口，自己没有地，租入地主土地6亩，有3间破房子。每年要交房屋捐100斤谷子，月捐（每月10斤谷子）120斤，正役班捐（每月7斤）84斤，壮丁捐100斤，鞋袜捐8斤，亩谷捐50斤，学堂捐15斤，租谷捐20斤，副食捐（每月3两油、10斤菜、100斤柴）150斤，户捐（编户口册和造门牌用）10斤，应变捐（造碉堡、筑炮台用）50斤，一共707斤谷子。在残酷的剥削下，畲族男女虽然终年劳动，仍不得温饱。
新中国成立以后，土改中斗争了地主，剥削畲民最严重的三株树数户地主相继死去，新迁入三株树的汉族群众与畲民群众之间一般关系还好。
经济生活
一、农作时间与主要作物
东弄村畲民居住在山腰地带，可耕面积少，依山坡筑梯田，种水稻。凡水量充足的地区，就可尽量播种，产量也不低，成为主要作物之一。生产工具及技术同汉区，但缺少耕牛。旱地种番薯、马铃薯、大豆等，少量较好土壤可种瓜类、萝卜、白菜、芥菜等。
这里的稻田都是单季稻梯田，在清明下种，芒种前后插秧，五六月锄草，7月收割早稻，8月收中稻，10月收晚稻，以种植中稻较多。有时在早稻收成后，把田水排去后种植油菜，一般在12月下种，翌年二三月收成。小满与夏至之交种植番薯，10月收成。马铃薯在正月下种，4月收成。由于天气早冷，故无冬耕。
小麦因地势高峻，气候寒冷，不易长成。大麦在村郊地势比较平坦的地方可以种植一些。由于种麦的田易贫瘠，种马铃薯、油菜的田较肥沃，所以这里种麦子的极少。
二、劳动力
全村78户324人中，全劳动力142人，半劳动力51人。
畲民男女多是同等的劳动力，从劳动时间来看，女的比男的长，但在家庭中仍有他们的两性分工：料理家务、割柴、织布是女子主要的工作，犁田、插秧、上山砍柴是男子主要的工作，其他如做田岸、挑担、割稻、除草等则是男女协同去做。
畲民的农业生产，主要是种植水稻，我们就以种植水稻来计算其劳动力使用情况。东弄村畲民有1／3的水田不能使用畜力来犁田，另外有小部分的水田第一遍须以人力掘过，第二遍才能施用畜力犁田，故所花的劳动力很多。不能施用畜力的l亩田自播种到收成所需的人工为：掘田6工，平田4工，修补田岸3工，铲田埕草6工，插秧l工，耘田3工，踏草16工，割田埕草1工，割稻3工，共耗43个工。约2／3的水田是可以施用畜力犁田的，所耗的人力较少。像这样的1亩田从种到收共需人力25个工（不包括畜力3个工）。
根据以上情况，全村在新中国成立后共耕种452.50亩水田，共需人工14024个工。全村324人中在农忙时期能发挥到的劳动力。如以农作时间为130天，2个半劳动力折为1个正劳动力来计算，则全村在130天农忙期中，可发挥21775个劳动力。所以该村在农忙时间即有剩余劳力7751个（不包括其他工作所需的劳动力）。那么，平时所剩余的劳动力则更多。
再以该村出卖劳动力工资标准来看：在新中国成立前给地主做工1天工资为2斤米，给中农做工为2．5斤米。新中国成立后工资提高为5斤米，虽然工资在新中国成立后提高了，但劳动力价格的低贱，仍然普遍地存在。这表明，该村剩余劳动力没有找到很好的出路，没有充分利用起来，是东弄村畲民发展生产上存在的一个问题。
三、土地生产力
东弄村畲民地区的土地较为肥沃，土地生产力不坏，是景宁县畲民地区比较富裕的1个行政村。如村长蓝茂存在三石岗有1.2亩中等田，从种到收共花畜力2个工，人工15个，如以1个畜工工资为14斤谷子，1个人工工资为5斤米计算，共需141.50斤谷子，下3斤谷种，总计1.2亩田从种到收生产成本为144．5斤谷子。1952年收成238.4斤谷子（折水谷298斤）。除去生产成本144.5斤，农业税60斤外，尚有33.9斤谷子的剩余。
武装委员蓝金高的7.5分砂田（比较好，但不能用牛来犁），从种到收共需人工27个，下4.5斤谷种，肥料4担，共耗生产成本213斤谷子，年产264斤，除去生产成本后尚有51斤的剩余。
副村长蓝仁茂在粗圩有1亩最坏的田（不能用牛犁的），从种到收共需人工43个，下4斤谷种，生产总成本为329斤谷子，最好的年收成320斤，除去生产成本后，亏空9斤谷子，像这样的田，全村不算多。
以上3个事例说明了该村土地生产力不算低。即最坏的田亦只亏空9斤谷子，大部分的田每亩收入除去生产成本后都有剩余。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每亩产量都有了提高。据了解，新中国成立前l亩上等田（不等于汉区的上等田，仅等其次等田）下4.5斤谷种，年产400斤水谷，中等田下4斤谷种，年产300斤，下等田年产100斤至150斤左右。新中国成立后1亩上等田年产水谷430斤，中等田350斤，下等田260斤（100斤水谷折80斤干谷）。
增产的原因：（1）过去逃避抓丁，荒芜田亩，不上肥料，有的田丢荒3年，新中国成立后农民获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大大地提高了。（2）以前是2犁2耙，现在旱田掘1次又2犁2耙。（3）过去租地主的田，少下肥料，现在平均每亩下4担肥料，绿肥不计在内，据村干部反映该村畲民由于精耕细作辛勤劳动，每亩田产量比附近山区的汉族还多3成。新中国成立后全村开荒6亩田。
四、生产工具与耕作技术
东弄村畲民在农业生产上所用的工具与附近汉区一样的，计有犁、锄头、钞（耙）、钯镡、铲、山锄、草耙、柴刀、镰刀、地瓜刨、打谷桶、晒谷竹席及谷物加工工具（风车、磨）等。此外更利用水力来舂米。在以上的生产工具中，铁器农具所占的比重极大，都是由汉区（县城、外舍乡）购入，至于农具中的木料部分都是就地取材，请匠工或自己动手制作。
该村畲民在目前对农具尚不感到十分缺乏，缺犁耙户可以向拥有犁耙户借用，也可以解决农具缺乏的困难。
东弄村畲民缺乏耕牛。全村有劳动力的耕牛只21头，其中水牛仅占2头，黄牛劳动力差。如岗头自然村畲民17户中，只有2头黄牛可供役使。东弄自然村的耕牛则较多，较好的黄牛1天可犁田1亩。全村78户，如果每2户平均有1头牛才能够用的话，那么，全村共需耕牛39头，目前只有21头，尚缺18头，缺牛户每年要向外租入耕牛，租牛1头要270斤谷子，二三年的租金即可买入1头牛。租牛1工要14斤谷子，有时亦可互助免租。如向三株树汉人借牛，须换工，一般是1个黄牛工等于2个人工。如向张村汉人租入水牛，1天牛租须25斤谷子。由于耕牛的缺乏，所以这里耕田畜力所占施工的比例不大。耕牛的缺乏是东弄村畲民农业生产上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据说如果全村再有10头耕牛就可以够用了。
掘田是花耗劳动力最多的地方，1亩田要花8个人工，才能掘一遍，好田也要5个人工。如果能利用畜力来犁田，则1个牛工可以等于2个至3个人工。
在耕作技术上，这里有一半田是2犁2耙，有一半田只1犁1耙。
五、阶级构成与剥削关系
全村78户（汉族3户，畲族75户），其中（汉族）地主1户，富农1户；富裕中农6户；中农26户（其中汉族1户）；贫农42户（其中汉族1户）；雇农2户。
东弄行政村分东弄、岗头2个自然村，以月坵坑为界，相距500米左右。这两个自然村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从阶级分化情况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岗头自然村17户（畲族）中仅有中农2户，贫农14户，雇农1户，贫雇农占90%左右。他们的生活比较困苦，不如东弄自然村的富裕，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前只拥有7亩水田和不足1亩的番薯园。土改后才分进了70余亩田。东弄自然村61户，其中贫雇农仅占47.54%，中农以上的成分占一半以上。
全村在新中国成立前种有407.80亩田地，其中自有地约235亩，其余皆是向汉族（多是外乡地主）地主租入。1951年土改，消灭了封建地主的剥削，分得了土地。各阶层占有土地和耕畜概况如下表所示：
注：地主拥有水田百余亩，多在外乡，在本乡的土地较少。
上表新中国成立后有耕地田亩数字乃估计数字。
新中国成立前，畲民所受的剥削主要是地租、高利贷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拉丁、派夫、捐税等。
1.地租：租额固定，即遇灾荒歉收，亦不得减少一粒租。租额约占产量50%（有些地区租额高达年产量70%）。租地主的田须先送鸡、黄豆等东西给他。如贫农蓝关根租外舍乡坑下村汉人地主石德进的田4亩，年收15担稻子，则送2只鸡、8斗豆（每斗2斤4两）给地主，租额为800斤水谷。此外还有送年礼的或受其他劳役剥削。
2.高利贷：向地主借贷，5月借12月还，利息100%。如向中农借，利息为50%。东弄村在新中国成立前每年要向地主借100多担谷子。贫苦农民在12月还不了债时，地主狗腿子则来敲诈，有的还要供给地主鸦片抽。
此外贫苦农民在给地主帮工时亦受到剥削，一般帮中农做工，一天工资为1斗米（每斗2.5斤或2斤10两），帮地主做工每日工资只2斤米。这里没有人当长工的，只有短工。农会主任蓝延方在新中国成立前从18岁起到1951年土改止，给本村汉族地主叶宗芳做临时工，平均每年都要做30至40个工，一天工资只2斤米。中农亦有雇人帮工的。岗头自然村的畲民生活较苦，在新中国成立前都给东弄自然村的人雇去做工，据了解东弄自然村只有蓝正方、蓝仁水、蓝佰元等3户贫农没有雇人帮工。地主在借出米谷时，还用大秤入小秤出、大斗入小斗出的办法来欺诈贫苦农民。
3.拉丁：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拉丁先到畲民区去拉，或在中途抓去。全村在新中国成立前被拉走十几人，迄今没有回来的有蓝任新、蓝汤荣、蓝子生。蓝根有、蓝明顺、蓝伯享、蓝子龙、蓝陈乞等8人。蓝子龙就是在岭村做衣匠时被抓走，迄今杳无音信。当他被抓走时其妻年少才20余岁，触景伤情跳水死掉。蓝陈乞被抓走时只有70余岁的老祖母在家，乏人劳动生产照顾其生活，结果饿死后嘴巴被老鼠咬掉，很久没有人来收埋。蓝任新被抓走后，老婆出嫁，儿子随嫁，这3家人都绝嗣了。
4.派夫：派夫也是先派畲民。1942年国民党绥靖团占驻该村时，蓝顺抹在一年中就被派夫40余个工。蓝连根在1943年中被拉丁9天、训练47天、被迫加入运输队抬担架24天，共计80个工，占全年1／4左右的时间，田亩荒芜，影响生产甚大。
5.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负担亦是很重的。
此外国民党军警来时则要村人宰猪杀鸡给他们吃。这种负担由全村人分配。军队一到，闹得鸡犬不宁，国民党绥靖团来时占住好房子，往往把坏房子拆下当柴烧，碗锅被毁殆尽。当时很多人以竹筒当碗用。在这层层剥削下，畲民的生活是贫困的。
六、副业生产
畲民居住在山腰上，除经营农业生产外还从事副业生产。山区土特产很多，主要的有木材、桐油、青竹、造纸原料的树相花、“格皮”，“山树皮”和药材等。
一般种植杉木、榅树须二三十年才能收成。山区有一种虫，形如蚕，会结茧，一年当中繁殖2次，2月幼虫出来，5月结茧，7月又孵出幼虫，8月又结茧。漫山遍野到处都可以找到茧。据当地老百姓反映这种茧含有毒素，人碰上就会肿烂，浸茧的水喝了会生病，幼虫出来时则食榅树的叶，因而榅树枯萎的不少，为害甚大。照老百姓说这种虫怕头发、柏油、茶油，群众迫切要求政府设法消除虫害。
山沟边缘地带是桐树最易生长的地方，过去这里的畲民种植的不多。据了解全村78户中只有2户每户每年可收30余担桐子，还有年收入三四百斤桐子的有10余户。人民政府在1952年贷给200斤茶子和40斤桐子都已下种。但由于山区气候早冷，茶树在11月开花时往往经不起风霜冰雪的袭击，致难长成。桐树在春天开花，易于生长。每斤桐子可出28根树苗，政府征去20%树苗，否则在桐树榨油时每年征总收入的10%。据当地群众反映，在这里种植桐树是大有发展的。
造纸原料有“树相花皮”、“格皮”和少量的“山树皮”等，总计年产1000余斤左右，约值250万元（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民币，以下同），种植“树相花”须3年才能收成，1个人一天只能获得8斤皮（6斤树相花的木材才能剥下1斤皮）。“格皮”是野生的，1人一天可获3斤。“山树皮”产量较少，价格倍于“树相花”，1人一天只能砍20斤木材剥下2斤皮。
药材有山当归、五加皮等。
漫山遍野密长青竹，为制纸原料，这里没有人造纸，准备在明年开两个纸槽制纸。
手工业不甚发达，除妇女自织麻布外，还有木匠1人，衣匠2人，泥水匠1人，竹匠1人（一天可制竹笠1个，值5斤米）。
七、贸易
东弄村畲民以农业生产为主，但由于农作收入不够维持生活，不能满足畲民整个生活的需要，故须以副业生产输出换入食粮、盐、农具和日常用品等。畲民中没有专业的商人，因而需要和附近汉区市场发生经济贸易上的关系，通过交换方式来满足他们在生产、生活上的需要。
畲民地区粮食不足，故输出粮食很少，主要输出的物品有木材、制纸原料（树相花、格皮……）、药材等。尤以木材为最主要。1根木材运至外舍乡须成本58700元，售价100000元，除成本后盈余41300元，估计年产总值约1000余万元。
输入以米为大宗，每年约输入20000斤左右，次为食盐、农具和日用品等，新中国成立前铁农具皆向城内买，新中国成立后多向外舍乡买入。生铁系由云和县购入的，1斤生铁价2斤米，买来生铁后，全村则联合雇铁匠（汉人）来轮流铸造，铁匠每天工资为15000元，并供饭食。
畲民没有自己的经济贸易中心，所以一定须到附近汉区的市场进行交换。在新中国成立前受不法汉商不等价交换的剥削是很严重的。在反动统治时代，盐价每斤须7斤至10斤米才能换得。有的人经常是吃不到盐的，甚至有人被迫冒险到文成县去偷运食盐，往往被国民党军警没收去。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人民政府的价格政策公平合理，畲民都向合作社购买食盐，每斤价1400元（折米1.5斤），价格比前下降4/5。
东弄村畲民与附近汉区发生经济贸易关系最密切的为外舍乡和县城，次为三株树村。
外舍乡是景宁县货物集散地，各地的木材和土特产大部都集中到这里，然后再运到温州去卖。所以畲民的木材主要是运输到外舍乡去由汉商收购，如果购入大宗食盐就在外舍乡买，少量的食盐和米是向县城合作社采购。日用品如烟、纸、粉干、火柴等多向三株树私商购买。三株树村在山脚下，为东弄村畲民出入必经的要道，三株树自然村24户，其中汉族21户，畲民3户，汉族有地主3户，该村只有二三家小摊贩，虽然地处东弄村畲民交通的要道遭，但在经济贸易关系上不算是十分密切的。
八、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封建地主和官僚的压迫和剥削，畲民在荒山僻野高山峻岭中度过着悲惨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畲民和汉族一样翻身当家做主，在土改中与汉族一样分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了，生活也逐渐获得改善。我们选择了东弄村三个典型农家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收支情况，用以说明该村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情况。
1.贫农蓝八元
（1）新中国成立前全年收入中，卖工收入除外，农作上的收入就只有1800斤水谷。这笔收入抵偿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费用的支出3580斤，就不但没有剩余，而且还差1780斤水谷。如果将卖工收入加入仍差1280斤，没有剩余。如果将租金1300斤不交，才有20斤剩余。此外还有捐税300斤谷子的负担。实际上这个贫农在新中国成立前要亏空1580斤水谷。
（2）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全年收入比新中国成立前增加1940斤。农作收入增加1520斤。值得指出的，这个贫农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土改分得土地，生产积极性提高，已有可能用更多的力量来经营自己的农业生产，不但农作收入增加，即副业生产亦增加920斤，不需卖工了。在支出中，生活费用比新中国成立前增加100斤，同时更有余力来增加生产资料的支出，这项支出比新中国成立前增加103斤，即增加57.22%。
（3）生活费用支出虽然比新中国成立前只增加100斤，但新中国成立后的物价平稳，盐价比新中国成立前便宜了五分之四。该户贫农在新中国成立后添置棉被2床、衣服5套。同时该贫农在新中国成立前要交地租1300斤，捐税300斤，新中国成立后只交公粮480斤水谷，负担减轻了1120斤。所以该贫农在新中国成立后才有457斤谷子的剩余。
2.中农蓝培芳
（1）新中国成立前全年收入中，农作收入4580斤抵偿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费用的支出5905斤后，还不足1325斤，如把副业生产卖工收入1000斤加入后，仍不足325斤。只有地租不交才有1875斤剩余。该户中农在新中国成立前还要负担国民党反动派捐税140斤，实际该户中农在新中国成立前每年要亏空465斤。经常每年缺粮一二个月。
（2）新中国成立后，全年收入比新中国成立前增加1725斤。农作收入也比前增加1805斤，卖工比新中国成立前减少80斤，说明了该户中农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再花更多的劳力去卖工，他可以花劳力从事农业生产。生活费用比新中国成立前减少530斤，支出数量虽然减少，但实际的生活水平是提高了。如该户中农年需食盐120斤，过去每斤盐要7斤米才能买到，共需840斤米。新中国成立后1斤盐换1.5斤米，共需180斤米即可买到120斤食盐，在生活费用中仅食盐一项即减少支出660斤米（折水谷1200斤）。新中国成立后添置了2件棉衣。生产资料支出比新中国成立前增加440斤谷子，即增加95.65%。添置犁1副。负担也减轻了，1952年公粮545斤水谷，比新中国成立前减少1795斤，因而每年可有剩余1570斤水谷。
3.雇农雷云彩
在27岁时丈夫被抓丁，一去不返，当时家中有公、叔、她3人。9年前公死，叔在敕木山给人当儿子。新中国成立前租种张村小土地出租者泮兰余2亩田，年收700斤谷子。又种地瓜100株，早就挖来吃掉，至冬天时只收入一些番薯丝，一年卖工40天，还帮人纺纱度活，过年没饭吃。经常没饭吃，经常吃野菜度生。
新中国成立后分入3亩田，收入15担水谷，地瓜500株，收入番薯丝50斤。负担公粮80斤干谷，折水谷100斤，脚病打针花150斤谷子，买食盐花70斤谷子，一年缺穗三个月，只好借谷度日。土改时分到一床被单、晒谷竹席、木箱各一、锡台二个，衣服一套、山锄一把、粮食20斤。
该户雇农缺乏劳动力，故在新中国成立后生活仍是艰苦的。
我们从上述各类农家的支出中，可以看出：生产资料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在新中国成立后都增加了。如中农生产资料支出在新中国成立前占总支出7.87%，新中国成立后增加为15.39%。贫农生产资料在新中国成立前为5.02%，新中国成立后增加为7.48%。生产资料支出的增加，是表示农业生产有机构成提高了。这是东弄村畲民农业生产力在新中国成立后迅速上升的明显标志。其次在新中国成立前三户农家每年收支都亏空，换句话说，他们都没有剩余劳动；在新中国成立后，中贫农收支都有了剩余，这表明今后农民不但有可能进行简单再生产，而且有可能进行扩大再生产了。
新中国成立后畲民的生活虽然获得了改善，但其生活水平还是很低的。特别是岗头自然村的畲民多是贫雇农，他们的生活较苦，主要食粮是以番薯丝混煮成饭。平常少吃肉类，食品商业化不厉害，除食盐外，主要是自供自给的。妇女皆会织麻布，占全村衣料三分之一，其余的衣服皆依赖于汉区棉布的输入。没有棉衣穿的人很多，如岗头自然村17户65人中只有2个人有棉衣穿。全行政村78户中有15户缺棉衣。住宅都是瓦房，盖屋时村中人彼此互助。山区尽是羊肠小道，崎岖难行。这里有句俗话：“火篾当灯草，火笼当棉袄，辣椒当油炒，番薯丝吃到老。”说明畲民生活还是很困苦的。
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
一、祠堂组织
东弄村是畲族聚居村，全村共78户，除3户汉族外，75户都是畲族，其中有74户是姓蓝的，血缘聚居的原则很显著。
蓝姓都是同祖的，族谱载：“自闽避乱于景邑城东地名彭坑居住……自明万历七年遂迁东弄居住。”迁来时，东弄已有数户汉人居住，至今已15代了。现辈分最高的是第9代的祠长蓝德瑛，辈分最低的是第15代的蓝岩进。
村中有祠堂l所，创建于清道光年间，是姓蓝人共有的。另有家庙1所，属四世袒上万公子孙所有，因蓝祠置产时由族人捐资筹建祠宇，置产立祭，轮流祭祀，但当时捐款只39户，民国二十二年修祠，培堃垫款，加上1户，所以至今每年只能有40人（每户1人）至祠堂祭祖饮酒。
祠堂公产不多，约有公田十余亩（土改时已征收）。春秋季祭祖各需谷十余担，祭祖需猪1只，羊1只，约花费稻谷七八百斤。田产收入不多，又需交粮修祠，开支不够，所以不能多容人祭祖喝酒，许多人没有机会祭祖，后由上万公子孙在民国十四年合建家庙1所，每年科款合祭，每户每年约出50斤稻子（合一块银元），参加的人数很多。
祠堂下分8房，是从第5代分的，“房”可以变化，每代都可分“房”。
祠堂是一个政治组织和活动的团体，有祠长1人，由辈分较大年纪较长的人担当，一切内部事情多由他主持。一般都是按习惯法来处理：通奸当场被擒须罚酒3桌以上；“招仔”（招赘婿）及同姓结婚都要通过他才可举行；偷小东西如锄犁等只要还人家就了事，偷大东西者家贫只退还原物并罚放火炮了事，家境好则罚请吃饭及赔钱；例如偷烧他人山场砍他人木头，忤逆父母，祠长亦可教育之；此外不得打妻，否则岳父母来时就需躲避，并备酒席由族中长辈出来说情，讲好以后不犯，才敢出来见面赔罪。
每年祠堂举行祭祖两次，每年仲春仲秋月半举行祭祖一次。祭家庙较晚数天，在每年2月18日、8月18日或20日举行，参加户科50斤谷子（约合银元1块），作祭祖聚餐用。祭祖时妇女可以观看，但不能参加拜祭，祭毕大家饱吃一顿。
二、自然领袖
由于自然领袖的出现，祠长的权力和作用渐缩减，无形中祠长与自然领袖形成了一定的分工，但是一般来说对祠长及族中长辈还是尊敬的。
东弄村57岁的自然领袖蓝登成，为人善言会说，懂道理，较公正，交游广，好客，慷慨，长于外交，20余岁时，在族里已渐有声名，当民国十三四年东弄村自然领袖蓝德番（绰号白胡须）身亡，蓝登成就代之而起，成为自然领袖。
民国十七年（1928）成立里，设里长副里长各1人，村设村长副村长各1人，其时登成已32岁，当上村长。
民国十九年（1930）2月39日坑头土匪在东弄向蓝德瑛、德璜、叶启深三家敲诈勒索，要挟每户各出银元50块，限三月初一交款，事后呈报县府。县府指示他们组织自卫保安队，登成遂到附近暮垟湖、敕木山、惠明寺、粗滩、驮岗、周坑、后洋圩等各村，发动畲民至溪沿开会商议。当时各村派有代表约共百余人，会上通过成立保安队，土匪闻风，不敢来犯，于是登成的威望日高。附近周湖、粗滩、双后峰、大张坑有事解决不了，亦往往请教他。
民国二十一年（1932）改行保甲制，登成改当保长。至二十三年（1934）4月国民党调保长集训，登成不能离家，请蓝风琪代替受训，风琪受训回来后，登成因当保长太麻烦，不愿当，遂辞掉不干。反动政府继委蓝风琪任保长，自1934年直至1938年止。
1938年蓝登成又复当选为保长，至1944年止，以后蓝进畅、蓝日良、蓝一龙相继当保长，但一切事情还是要先征求登成意见才付之实行的。村中遇有人被国民党抓去，还是由他出头进城设法营救。
蓝登成本是国民党员又是区分部书记，但在1948年8月他又与游击队发生了联系，12月加入共产党，后因区委书记贪污逃走，遂与共产党失去了联系。
1948年至1949年他经常送情报给游击队，1948年11月他发动东弄村送大米数百斤、猪肉、黄豆等接济游击队。
三、家庭
东弄村畲族行小家庭制度，全村75户畲族，3代同居的有21户，但其中有16户是独子户。几个兄弟中有2个结婚生有子女的往往就分家。
分家原因普遍是兄弟妯娌不和，关系较好的兄弟分家就较晚。一般来说兄弟结婚生儿育女后多会分家。
另一方面从全村各户人数来看，也可以说明是小家庭。东弄全村78户，314人，其中畲族75户，311人，平均每户4.15人。
由上表看出4人5人的家庭最多，次为2人3人户，每户家庭人数不多，是小家庭。
无子嗣的人可用侄儿做嗣子，但一般有女儿都是招赘婿作嗣子继承的，妇女完全没有财产继承权，甚至招赘婿的妇女亦不能例外，赘婿有财产继承权，土地买卖都是用赘婿的名字。此外祭祖时妇女不能参加拜祭，只能观看，男性继承宗嗣的观念很重。
分家时由父亲主持，但舅父、同房长辈都有权参加意见，若分不平均时，舅父提出意见亦往往被尊重。分家时先把全部山地、田场、家产评比，然后先抽出一部分给已生有长孙的儿子，这叫“长孙田”，意思是给长孙念书的，多分的“长孙田”一般不得超过十分之一。若数子都没有儿子，则不先抽“长孙田”，而由数子平均分配。
舅父权力很大，外甥出生，舅父要多送礼物，普通亲戚送面、鸡蛋，舅父就送鸡、老酒、鸡蛋、小孩衣服及披肩等物。外甥结婚时，舅父可坐大位，新郎不敬父母但仍要敬母舅酒一杯；外甥犯事舅父亦有权管教及打骂，外甥不敢发牢骚，他人亦不得干涉，但叔父伯父就没有这样的权力，如外甥忤逆母亲除跪母认罪外，还要跪母舅认错。此外母死要待母舅来，跪接迎入，验尸后才能盖棺。
四、婚姻
普遍行买卖婚制，由父母包办做主，同姓不同祖可以通婚，在新中国成立前他们从未与汉人发生过婚姻关系。他们基本上是维持男性继承的，但招赘仍较普遍，全村招赘户14家，畲族13户，约占全村畲族户的17.3%。招赘的女子多是独女或长女，弟年幼，家庭缺乏劳动力，招赘则还可增多家庭劳动力一个。
若是家庭土地较多，房屋较好可多留些子女在家，则虽有儿子亦会把女儿留家招赘；若地少难分，为了维持家庭土地，数子不能全留在家中，就往往把长子外的数子外出作赘婿，但若父母特别溺爱某子，亦可把其他儿子赘出去。
赘婿实相当于儿子，必须改姓，族谱载：“无子而产育有女者即将其女留家招赘，入赘为嗣，此是祖宗血脉，有所遗留也，可入正系图派矣。”
习惯夫亡及赘婿丧妻均可续娶，蓝根会有儿子蓝周顺娶媳雷庚英，生有一哑女蓝秀英，后周顺死，雷庚英另招钟石养为赘婿，改姓蓝，婚后数年，雷庚英又故，石养又续娶雷彩娟。
“一支祧两姓”的情况在东弄是没有的，因独女所招的赘婿多为兄弟多者，但若独子独女相婚，生有小孩数个，一方家庭无嗣，可用1个继承宗嗣。
新中国成立前贫穷的男子无法娶妻，往往至女家去服务3年，然后携妻返家。畲族结婚的过程如下：
1.订婚：订婚过程颇繁，事先物色到媳妇，就遣媒到女家征求意见，并叙述男方家境情况，女方为慎重起见，总是答复需考虑的。事后女家就遍访对方的财产家境、家庭关系和女婿的人品等。
约3个月后男方又遣媒带红糖1斤、面1斤往访，并征问意见，女方亲族长辈及父母同意后就答允，若不同意就回复拒绝。
女方同意后，过些时候，男家又请媒择吉日送红糖、面各1斤到女家，这次才把礼物收下。媒人第四次到女家须带红糖、面各l包、白鲞1对、银手镯1对、五色花线手帕1条、银元8至16块，女方全部收下，这叫“送定”，由此算是订婚。是时女方须请媒人吃饭，舅父、姑姑等至亲都要请来陪客，在席上双方说好聘金数目，普通约18至24块，最多至100块，家穷出不起，亲友就凑钱借他，不需利息，以后可以工偿还，时期无限制。新中国成立后娶妻并没有什么改变，仍需用聘金。
订婚一二年后就可送聘金，普通都是在婚前一年择日送的，送礼金时，女家需把年庚八字开给男方。
以后男家又择日送日期到女家，通知对方何时结婚，女方就与媒人讨论及决定男家须送酒席的猪肉、菜、酒数目，一切都说好，数月以后就可以结婚了。
2.婚礼：婚日前两天，男方派6人去迎新娘，中有代表男方家长的“妯翁客”、新郎、媒人，及1个挑礼物、2个善赛歌的人。到女家后，是夜休息并举行赛歌，翌晚夜半12时新娘与其兄弟或姐妹1人，由男家6个人伴送起程，新娘张开雨伞点起灯笼一行8人同走，这叫“双喜”，据说深夜到男家的缘由是畲族妇女嫁妆少，怕被汉人看见耻笑，所以才在半夜迎娶。
抵家门时，男家放炮欢迎，并另派8人在门口迎接，然后由一命较好的（父母、兄弟、姐妹、子女齐全的）妇女送新娘到新房去，放下嫁妆，复出厅堂和新郎同拜“香火堂”（祖宗），拜毕接着就张排酒筵，由新郎在外敬酒陪客，新娘则返新房，新房亦备酒一席，由新郎的姐妹嫂嫂陪同欢饮。至此婚仪过程就算结束了。
五、丧葬
全是土葬，他们并没有听说从前有过火葬的事。
人死后，孝子到河边去烧些纸钱，把水取来，这叫“买水”。回家后就替死者洗脸洗身，穿上新衣，放入棺中，死者若是有醮名就可穿红袍或青袍；继而请人来“开路灯”，意即把其灵魂送到祠堂去。“开路灯”后家境穷困的就此了事，家境较好的就做功德，一两天后就送上山葬了。
孝子普遍穿戴白帽、白衣，出葬后仍戴孝至49天止，但只戴白帽或把鞋子钉上1块白布。在这49天内孝子不能剃胡子、理发、看戏和参加赛歌会，死者家人亦不能参加。
六、节日
1.正月：（1）过新年是一年中最大的节日，年三十晚夜半12时家人都团聚吃猪肉、年糕、豆腐、面、糖、老酒、瓜子等，并唱些吉利的歌，已分家的兄弟是晚亦往往聚在一起庆祝。是夜，每个房间均要点灯一盏直至天亮。年初一有些人带酒菜到祠堂去烧香，初二至初四妇女盛装，互相拜年，晚上唱些节庆吉利的歌曲，初七就开始劳动了。
（2）正月十五买些酒肉并祭祖。
2.二月：每年二月十五日上午10时举行祭祖，由辈分最高年纪较大的祠长主持，祭祖时杀猪、白羊各1只，并备毛鸡、鱼、豆腐、青菜等物，鸣炮由祠长领头入祠，按辈分年纪依次跪拜灵牌及师爷杖（龙头祖杖）3下。祭毕，大家在祠堂吃中饭，吃后祠长可带腊肉2斤返家，其他人是没有的。
3.三月：清明扫墓，每户都至祖墓去将坟上草除清，并用毛鸡、年糕、猪肉、酒、纸钱等祭墓。
4.四月：八日是牛生日的日子，不能用牛来耕田。
5.五月：初五端午节，是一年中第二个大节气，是日包粽子，并以豆腐、毛鸡、年糕、猪肉、鸡蛋、素菜、老酒祭香火，烧纸钱。
6.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是日在祠堂举行祭祖，并互送月饼为礼。
7.九月：初九重阳节，用米粉制成重阳糕、红糖糕，并吃豆腐、辣椒、猪肉等物，但不拜香火，部分人家甚至不做。
8.十一月：冬至是小节期，可以不过此节，部分人家是日制糯米汤圆，名“冬至圆”，并吃猪肉、豆腐、老酒等物，并不举行拜香火（祖先）。
七、禁忌
1.怀孕：怀孕的妇女不能看作功德，因祖图花花绿绿，据说看后将来小孩会神经错乱。戏亦不能看，因戏服斑斓，怕会动胎。棺木出葬亦不能看，怕相冲。
孕妇忌跨过扁担，否则难产。牛绳犁耙亦不能跨，不然据说就需要12个月才生小孩子。婚礼亦不宜参加，否则新婚夫妇将来会不和睦，迎娶新妇例在深夜，主因亦是怕遇见孕妇。
家有妇女怀孕，墙、砖、瓦等不能动，亦不能钉钉子，否则据说会动胎。孕妇不能进产妇房，否则将来会难产。亦不能吃田螺及牛肉。
2.出生：产妇40天内忌洗冷水，忌吃青菜及肥猪肉，也很少食盐，普通只吃米饭、鸡蛋、红糖、酒。
3.结婚：婚日，点在香火堂上的一对花烛，若灭了就预兆不吉，在这天忌说“黄天”、“死”等不吉利的字眼。
4.死亡：每户所预备好死人用的棺木不能开，否则不吉。
死者若是子年出生，儿、女、媳等若是午年出生就不能出送葬，因“子午相冲，金木相克”，此外棺木抬出家门，不能触门的两旁。
八、醮名
东弄村畲族男子有做“醮名”，女子有做“西皇母”之举，他们做“醮名”比福建普遍，全村今尚有十几人曾做过“醮名”，2人做过“西皇母”。
据说在50余年前做“醮名”还是很普遍的，但近十几年已没有人再做了，一家若有兄弟，2人可有1个做“醮名”，但不论兄弟若干人都不得超过2人做“醮名”，凡是父亲有“醮名”，儿子才能有“醮名”，因此有机会做“醮名”的人就日渐减少了，不是每个人都能举行的了。
全村已“醮名”的男子有蓝登成、叶开、培和、叶根、叶茂、观儿、瑞东、大光、水连、祖生、朝庚、一龙、子春、贵连、凤妹等十几人，其中有当自然领袖的蓝登成，辈分最高年纪最大的蓝叶开，当道士的蓝叶根，善做功德的朝庚、观儿、大光、贵连、叶茂。有“醮名”的人很受族人尊敬，但祠长蓝德瑛却没有“醮名”，这大概是近代起了变化，没有“醮名”的人也可以当族长，只要辈分最大年纪较高就可。
男子举行“醮名”仪式需在16岁以上，举行时在自己家中，张挂祖图，做“醮名”的人穿上红衣，安排好6个香炉，以竹叶穿铜线插于香炉中，由会做功德熟悉做“醮名”的人做“东道主人”（即主坛），主持一切，替之改法名。做过“醮名”的人都须改一法名，如蓝登成就改名蓝法成，蓝培田改名蓝法田，蓝朝庚改名蓝法绍，取法名后须大宴亲友。
有“醮名”后就成为“度法师”“东皇公”，可为他人做功德，做功德时穿上红衣，死后亦可穿上红衣；若儿子也有“醮名”则做功德及死后都改穿青衣，戴上黑帽入殓，死后做功德时可张挂祖图和十皇图，并且做功德的排场也较大，较复杂，平常人均不能享有这些权利。
做“西皇母”必要夫家上代人有做过自己亦有子有孙才可以做，因要有祖师传师，蓝叶妹的母亲、蓝细方的祖母是东弄村两个做过“西皇母”的人，做“西皇母”仪式举行时间多在30余岁40岁以上，因要有孙子才能举行，举行时张挂祖图，做“西皇母”的妇女穿上红袍，由会做功德的有“醮名”的男人主持，将一碗水念咒后称为36缸水，将之煮饭给做“西皇母”的妇女吃，以后将印有“西皇母”3字的文牌交给她收藏，她死后就把文牒烧给她，做过“西皇母”的人死后可做大功德，张挂祖图，并穿上做“西皇母”时穿的红袍。
一家不能同时有2个人做“西皇母”，所以必要俟家姑或祖婆死后媳和孙媳才能做“西皇母”，普通一生可做“西皇母”1次至3次，3次为最好，据说做后就将无罪，死后到阴府地狱时容易通过。男子做“醮名”一生只能做1次，并且要办酒请客，做“西皇母”是不能办酒请亲友的。
九、排行
东弄村畲族现在还有排行，以本村为单位，每年排1次，当二月十五日、八月十五日祭祖后，“祠长”及族中长辈数人就暗中研究，把本年所出生男女人丁按辈分项及出生年月大小排好写上族谱。排行按念、大、小、百、千、万6字排列，排法如下：
排行的具体例子：
由上例可说明他们是按念、大、小、百、千、万排，6代一循环，周而复始，娶妻无须同一排项，赘婿可作儿子，参加排项。
妇女不随丈夫排，随娘家族人排，项次与兄弟同，但不与兄弟一起排，而与姐妹一块排，排法同。
畲族男女在生前均不知自己的排项次序，只有祠长及族中长辈等管理人才知，他们保守秘密，不对外宣布。一般妇女50岁开外就往往预做棺木，做好棺木时例须请酒，这时其兄弟就到祠长处说明，祠长就用红纸写上她的排行，用红包包好交其兄弟，他就带红包去赴宴，宴时甥需先向舅敬礼及敬酒2杯，然后母舅把红包交外甥，接着外甥又敬礼及酒，敬毕外甥将红包妥为保藏，至母亲死后才拆开红包，得知母亲排行，这个仪式叫“讨位”。
夭折的妇女及中年死去的女子，死后其兄弟立刻跑到祠长处取得排行。
死者若为男人，死后孝子就去问祠长父亲的排行。
此外据85岁老人蓝叶开说：“排行还有两个作用可以测出对方是否是畲族及何姓，当畲族相遇时若问‘你根竹子破几开’，若是姓蓝就答‘我根竹子破六开，姓雷就说‘我根竹子破五开’，钟姓就答‘我根竹子破四开’。因雷姓排行是大、小、百、千、万，钟姓是大、小、百、万，若答不上来就知不是畲族了。”
十、宗教信仰
他们没有自己的神灵，信仰的神与景宁汉人同。主要信汤三公、汤夫人。据说汤三公自宋飞升，最显灵通，所有祈福避祸，无不显赫，祷雨捍患，更见灵验。
汤夫人是汤三公的孙女，据说是在赤木山顶上飞升的。信奉她能够保护一年四季平安，五谷丰登。
此外他们亦信土地公、五显灵官，并拜大树、石头，认作他们的儿子，求之庇佑。
文教卫生
一、文教
东弄村畲族中高小毕业的只有1个人，为全村文化程度最高的人。全村15岁以上的成年人有219人，高小程度6人，约占3%，初小程度的85人，约占38%，文盲128人，约占59%。所谓初小程度者，包括进村小读过一年半载的人在内，大部分仅能写自己的姓名而已，妇女全都是文盲，他们的文化程度是非常低的。
本村有l所初小，儿童上村小较便利，而村小的学生毕业后极少数再升学的，究其原因主要有3点：（1）山田所耗劳动力大，须帮助家庭劳动。如近两年来村小毕业的6个畲族子弟，均系中农成分，升学3人，其中2人就是因为家里缺乏劳动力而辍学的。（2）经济上有困难，到城里上学不比在家可以随便，学费虽不高，而棉被衣食等费用负担不起。（3）大部分家长对子弟的就学问题还保持过去传统的态度：念上两年，能记名上账就好了。12岁以后就要参加劳动，这是老例。
本村的1所初小创办于1936年，经费由村中自筹，与其他畲族地区比较，东弄畲民的文化生活还是好的。但过去每学期迟开学早结束，实际的读书时间仅三四个月，教师没有将学生教好，家长也把学校看作托儿所，到1951年学校经费由人民政府统筹拨给后，每学期亦有27人上学。据目前统计，全村畲族学龄儿童33人（男19人，女14人），就学的24人（男17人，女7人），失学儿童除了少数患病外，大部分是留在家里做辅助劳动（如看小孩，放牛）。村小目前有3个班级，即读第一册的11人，第二册的8人，第五册的6人。其中汉族学生1人。此外，尚有3人在城里完小上学（据了解，他们以后拟升中学）。随着土改后经济生活的改善及经过宣传动员以后，过去的“老例”，一般已开始变化，畲族子弟就学的人数也逐渐增多。
山歌是畲民最喜爱的一种文娱活动。主要的唱歌时节是在嫁娶、接新客（男女对唱，赛歌）、春节、元宵、出丧（挽歌），东弄仅女人会，其他地区男女都会。平时劳动生产时亦唱歌。
一般喜庆日子多唱歌，说是运气会好，有一定的词谱，村上亦有较杰出的歌手，其他日子虽亦有规定谱本，但亦可自由发挥，即兴歌唱。
家宅有孝，3年内不唱山歌，表示哀悼，这是一个规矩。
结婚时唱山歌，一则为了凑热闹，一则可以解决客多铺少的困难，唱歌时还要吃点心，故一般贫苦人家客人不多就不一定都唱了。据44对新中国成立前结婚的夫妇中作的统计，其中27对唱过山歌。未唱山歌的17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结婚的4对夫妇中只有1对中农唱过山歌，另外中农l对、贫农2对均未唱。此外，童养媳、续弦等亦不唱山歌，主要还是家境贫苦之故，只好从省办事。
新中国成立以后土改时有过一些新谱的歌词，但为数很少，歌谱还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的。
二、疾病与人口发展
全村现有人口324人，畲族311人，汉族13人。据1950年至1953年的统计：畲族出生34人（男18人，女16人），死亡21人（6岁以下儿童9人，30岁以上成年人12人），3年来人口增加13人。据村上的一些老人所谈，历年来人口亦有增加。蓝登成说：1933年全村只有270多人，20年来增加20余人。本村经济生活较其他畲族地区为好，又近县城，即使生病亦便于治疗；同时历史上又未发生过任何瘟疫或伤亡众多的人祸，因此人口的增加是可能的。
本村畲族中比较常见的疾病有下面几种：梅毒患者多。从下面的统计中可以看出来：40岁以上的人没有发现患梅毒的，这说明该病是近十年来发生的。40岁以下的青壮年全村约百来人，而患梅毒者达25人，占1／4。这些都是从表面上能看出来的，如果经过医生检查一下，当不止此数。儿童中患梅毒死亡的占儿童死亡率的44%。如近3年来死亡的9个儿童中，有4人是因梅毒而死的，活着的多数是不健康的，如耳聋、烂眼、生疮溃烂等等。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梅毒的蔓延是畲族人口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痧和疟疾分别在夏秋雨季较流行，死亡的虽是极个别的，但往往在农忙季节使患者失去劳动力，故威胁性还是很大的。
畲族族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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