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锡的诗学思想

田锡是宋初古文运动的先导之一，其古文思想重儒家教化，“夫人之有文，经纬大道，得其道则持政于教化，失其道则忘返于靡漫。”^[171]毕生“窃尝以儒术为己任，以古道为事业”。^[172]同时，又纠正论文重道轻文、重道废文的不足，这与韩愈相似。他推崇“雅正”之美与“君子之文”，又博采众长，转益多师。如他说：“锡以是观韩吏部之高深，柳外郎之精博；微之长于制诰，乐天善于歌谣；牛僧孺辩论是非，陆宣公条奏利害；李白、杜甫之豪健，张谓、吕温之雅丽。锡既诎陋，皆不能宗尚其一焉。”^[173]甚至连李贺的“艳歌”，田锡也说“不害于正理。”可见其取法的广泛，可详参祝尚书先生《北宋古文运动发展史》第一章“宋初古文：由方兴到失败（上）”^[174]。

虽然诗文有异，但在古代中国，两者也有相通之处，故而上述对其文论略有涉及。田锡的诗学主张不少与其古文思想是一致的，现将其稍作阐释如下：

（一）反映现实，服务政治

田锡从小饱读儒家经典，深受儒家事功思想熏陶。同时，出仕前曾辗转于社会的中下层，释褐之后，又因董道刚直，大多为官地方。这种经历与久居高位的太平宰辅及其深居馆阁的御用文臣们有很大的差异。田锡主张诗歌要反映社会现实，对白居易反映现实的讽谕诗评价甚高，他说：“乐天有《长恨》词、《霓裳》曲，五十讽谏，出人意表，大儒端士，谁敢非之？”^[175]

同时，强调诗文要承担“施教化于民”的政教作用，恢复儒家传统的“美刺”功能。他说：“臣闻美盛德之形容谓之颂，抒深情于讽刺莫若诗，赋则敷布于皇风，歌亦揄扬于王化。下情上达，《周礼》所以建采诗之官；君唱臣酬，《舜典》于是载赓歌之事。既逢清世，何让古人。木铎求规讽之词，弥光圣德，金门献刍荛之说，式表忠怀。”^[176]以期用诗文达到：“上翼圣君，下振逸民，使天下穆穆然，复归于古道。”^[177]又说：“夫人之有文，经纬大道，得其道则持政于教化，失其道则忘返于靡漫。”^[178]发挥诗文的持政教化、扬善惩恶的政治功能。田锡前期的政论文多关心时政民瘼的现实问题，其前期的白体诗作反映现实的成分也较多，具有较为浓厚的政治色彩，这与其诗学观点是一致的。

（二）崇尚雅正与艳丽并举的审美观

这两者看似矛盾，却在田锡身上和谐统一起来。一方面田锡强调内容的典雅与淳正，合乎儒家之道。他说：“夫人之有文，经纬大道，得其道则持政于教化，失其道则忘返于靡漫。孟轲、荀卿，得大道者也，其文雅正，其理渊奥。厥后扬雄秉笔，乃撰《法言》；马卿同时，徒有丽藻。”^[179]这虽对古文而言，但也应包括诗歌，除了对元稹文胜于行的批评外，还对好友胡旦的重文轻德提出批评，他说：“设使至艺如至仁，自然无敌；德苟修，而众善必为己邻。名载德而行，故君子金玉其名，砥砺其行，行茂而名荣，人莫得而胜之也，又何必肝胆楚越，而使人莫已胜也。”^[180]

田锡十分注重作家的个体“德行”修养，甚至说：“与其有文也，宁有行也。”这反映出经过近半个世纪的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的重塑，文人们的精神面貌已有很大的改观。

同时，田锡又公开为“艳丽”正名。他在《贻陈季和书》中更是认为李贺“艳歌不害于正理”，公开的为李贺“艳歌”及“宫体诗”辩白，其文为：

迩来文士，颂美箴阙，铭功赞图，皆文之常态也。若豪气抑扬，逸词飞动，声律不能拘于步骤，鬼神不能秘其幽深，放为狂歌，目为古风，此所谓文之变也。李太白天付俊才，豪侠吾道，观其乐府，得非专变于文欤？乐天有《长恨》词、《霓裳》曲，五十讽谏，出人意表，大儒端士，谁敢非之？何以明其然也？世称韩退之、柳子厚，萌一意，措一词，苟非美颂时政，则必激扬教义。故识者观文于韩、柳，则警心于邪僻。抑末扶本，跻人于大道可知也。然李贺作歌，二公嗟赏，岂非艳歌不害于正理，而专变于斯文哉！^[181]

田锡还创作一些带有闲情色彩的诗作，语言颇为艳丽，情感比较荡逸。如他写道：“风月心肠别有情，灵台珠玉气常清。微吟暗触天机骇，雅道因随物象生。春是主人饶荡逸，酒为欢伯伴纵横。莫嫌宫体多淫艳，到底诗狂罪亦轻。”^[182]甚至还有充溢明显艳情成分的诗作《多情》，作者以细腻的言语、缠绵的情思，写出了自己的相思之情，其诗为：“多情如病苦难医，头绪多于折藕丝。送客落花行马处，望乡残月倚楼时。忆来几入春深梦，感极翻成酒后悲。大抵为君言不尽，彩笺闲咏合欢诗。”^[183]这是极需要勇气的，当然也遭到当时理学先驱们的普遍指责，使其较为合理的文学主张长期被冷落。

虽然如此，这种不废“艳丽”，注重诗歌本身艺术特色的通达主张也使得诗作语言不同于稍前一味地追求平易简切的风格，而呈现出华艳的特色来，以此表现其内心细腻的情感，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三）文道自然与转益多师

田锡论文也包括诗作推崇“自然”“性灵”，主张“心与言会”，甚至“随其所归”，反对外物对性灵的桎梏，追求“不知文有我欤，我有文欤”的物我两忘的境界。他说：“为文为诗，为铭为颂，为箴为赞，为赋为歌，氤氲吻合，心与言会，任其或类于韩，或肖于柳，或依稀于元、白，或仿佛于李、杜，或浅缓促数，或飞动抑扬，但卷舒一意于洪蒙，出入众贤之阃阈，随其所归矣。使物象不能桎梏于我性，文彩不能拘限于天真，然后绝笔而观，澄神以思，不知文有我欤，我有文欤。”^[184]

对“性”“情”“道”进行富有哲理的阐释，他认为“性”秉自于天，“情”感知于物，“道”则任运而达其自然。写诗文要以情合于性，以性合于道，达到自然的境界。田锡的“犹微风动水，了无定文，太虚浮云，莫有常态”的生动比喻对苏轼论文名言：“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185]有明显的启发。其主张诗歌中要有作者的真“情”实“意”，没有“情”的诗歌就是“丹青为妖，无阳和之活景；锦绣曰丽，无造化之真态”的纸上春光，缺乏“活景”与“真态”，这也深得为文之道。尚情主意使得田锡的诗作充满浓郁的情感色彩，既有儒家事功的豪迈，也有无名落寞的伤感，甚至创作不少格调清新、宫体色彩浓郁的吟风弄月之作，与白居易表达个人情感的感伤诗有相似之处。

田锡对文与道的认识非常通达，这也决定他对前代诗歌学习的不厚此薄彼。他在《答何士宗书》中说：“虽未窥卫玠之容貌，未交夷甫之谈谐，在君子以道为心，以信为体，文彩为貌，声称为言，又何必敷袵相亲，晤言以接，方云识面，始谓知心哉？……余欲以六经为寰区，以史籍为藩翰，聚诸子为职方之贡，疏众集为云梦之游。然后左属忠信之櫜鞬，右执文章之鞭弭，以与韩、柳、元、白相周旋于中原。”^[186]六经、史籍齐观，诸子、众集侵染，忠信、文章并举，退之、子厚、乐天、微之并取，毫无轩轾之辞。

田锡将“文”与“道”的关系比喻成“貌”与“心”的关系，两者不可或缺。在具体师法方面，从六经到诸子，从史籍到诗骚，直至韩、柳、元、白都博采其长。在具体的诗文取法上，他在《贻宋小著书》中说地更加具体：

（田）锡以是观韩吏部之高深，柳外郎之精博；微之长于制诰，乐天善于歌谣；牛僧孺辩论是非，陆宣公条奏利害；李白、杜甫之豪健，张谓、吕温之雅丽。锡既拙陋，皆不能宗尚其一焉。^[187]

田锡论道重文的主张与韩愈有内在的联系，与当时重道废文的道学家论文相比要客观辩证地多，其文学观点不仅部分纠正宋初古文创作之失，有利于宋代古文运动的健康发展，而且也较好地拓宽与丰富了宋初白体诗作内容与风格上的偏狭，使白体诗作学习白居易的面更广，语言也变得更加丰富。

当然，田锡的文学思想也存在不足，正如祝尚书先生指出的其对艳丽诗歌的态度上，使人难以区分“丽而则”与“丽而淫”之间的界限。其诗歌转益多师，风格多样，不专属一家，只是宋初部分学白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