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话语

引言：现代性话语——机遇还是陷阱？

作为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现代性”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行其道的，如果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关键词的话，那么我们似乎可以将“现代化”、“走向世界”之类的用语认作是20世纪80年代的关键词，而“现代性”则自然属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新宠。

翻检20世纪90年代以后活跃在中国文学批评界的这些“现代性”话语，我发现，它们似乎呈现为两个比较明显的学术版块：一是对西方“现代性”话语的介绍、追踪和分析；一是从所谓的“现代性”视角出发对现代中国的文化与文学问题展开解读。而在我看来，如果是强调中国文学与文化现象的独到的学术发现，那么出现在中国学术界自身的学术思维与学术态度倒值得我们格外注意和研究，我相信，对于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富有创造性的发现，一定与我们思维与方法上的独特选择有关。换句话说，推进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重要途径也在于我们对于自身学术思维与学术方法的不断反思与追问。

这就是我们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活跃一时的“现代性批评话语”进行再批评的动机。

我更相信，抓住了“现代性批评话语”，也就抓住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包括它的机遇，也包括它的缺失。

我曾经借用目前收录最丰富、检索也最方便的中国期刊网CNKI对1979年以后中国学术论文上的一些关键词作数理统计，下面就是“现代性”一词在各年的出现情况：表格说明：1.统计单位为“篇”。

2.检索的学科涵盖“文史哲”、“经济政治与法律”、“教育与社会科学”。

3.自动检索中有极少数词语误植的情形，如“现代性爱小说”也纳入“现代性”统计，另外个别长文（如高远东《未完成的现代性》分上中下发表，被统计为三篇，为了保证检索统计的统一性，以上数据有意识忽略了这些情形。

研究一下以上的表格我们就可以知道，从1979年到1987年整整九年中，中国人文社科的学术论文中没有出现过一篇以“现代性”为题目的文章，1988年出现了两篇，但很快又消失了，直到1993年以后才连续出现了“现代性”论题。就是1988年的两篇论文其实也与1993年以后的“现代性”论题含义根本不同。这并不是意味着中国学者对与“现代”相关的论题不感兴趣——实际上，中国期刊网CNKI同样表明，“现代”一词从1979年开始以来就一直是我们学术论文的主要选题之一——而是说中国学者长期没有以“现代性”这样的概念来理解和分析他们感兴趣的“现代”的问题。真正开始对“现代性”概念的追问大概得从1993、1994年的一些论文算起，这些论文的代表作包括张颐武的《对“现代性”的追问——90年代文学的一个趋向》（《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4期）、《“现代性”终结——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战略与管理》1994年3期）、《重估“现代性”与汉语书面语论争——一个90年代文学的新命题》（《文学评论》1994年4期），韩毓海的《“现代性”与“现代化”》（《学术月刊》1994年6期），韩毓海与李旭渊《第三世界的现代性痛苦与毛泽东思想的双重含义——兼说中国当代文学》（《战略与管理》1994年5期），汪晖的《传统与现代性》（《学术月刊》1994年6期），彭定安《20世纪中国文学：寻找和创造现代性》（《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5期），文征《后现代性与当代社会思潮》（《国外社会科学》1994年2期），赵敦华《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循环关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4年4期）等。

对概念的提炼和重视反映的是一种学术目标的自觉。当然，按照中国学术期刊的学术规范，由作者列举“关键词”的惯例是1992年以后才逐渐推行开来的，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学术论文之前都不存在这样的标志性的“关键词”，这也给我们通过统计来显示中国学者概念的提炼制造了难度，不过即便如此，分析表格中作为“篇名”的“现代性”话题的增长与作为关键词的现代性概念的增长，我们也依然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出：随着1993年以后中国学者对“现代性”话题的越来越多的关注，“现代性”理念作为重点阐述的对象或立论的主要依托才逐渐堂皇地进入学术文本，构成其中的关键词语，大约在1995年以后开始“傲然挺立”起来。本世纪以后，无论是作为论题还是语汇的“现代性”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对西方文化意义的“现代性”含义的追溯和“考古”业已成为了我们的学术“习惯”。同时，在中国文化范围之内（包括古代与现代）所进行的“现代性阐释”更是层出不穷，几近成为了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基本语汇。至此，“现代性批评话语”似乎真的正在实现着对于20世纪80年代一系列基本概念的置换。

问题在于，这样的置换究竟对中国当代学术意味着什么？

或许是我们学术发展的一次机遇，早在1994年，在“现代性”话题刚刚兴起的时候，就有学者迅捷地宣布：

“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中，“现代性”一直是一个被肯定的概念。它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合法性的前提和基础。

而在这种对“新时期”话语的超越和逆反中，对“现代性”的追问业已成为“后新时期”文化的最重要的潮流之一。“现代性”在汉语文化中究竟居于何种位置？“现代性”赋予我们的激情和诗意是如何作用于我们的身体/语言的？我们如何跨出“现代性”的门槛？这些问题突然被置于90年代汉语文学发展的中心，被众多的文本所书写，它已成为我们必须正视的现象，成为我们探索“后新时期”文化特性的重要方面。

这是在“告别现代性”、“质疑现代性”的意义上强调“现代性”的讨论学术意义。另外的学者则从寻找学理的深刻出发区分了“现代性”与“现代化”的根本差异，据称这样一来，我们将有效地超越20世纪80年代以至“五四以来”的关于“现代化”与“现代性”的一系列模糊认识，在一个更加复杂而丰富的语境中来读解历史的真实：

“五四”的一个缺点，正在于对待事物的“泛化”的或“化约”的方式，它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却又抽象地混淆了它们，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我们总算能够看到这些问题的不同。

第一个问题便是所谓“现代性”与“现代化”的不同。

作为一个迟作为一个迟发展国家，中国的现代化也许不可避免地要伴随着痛苦的“现代性”经验，实际上，“现代性”而不是“现代化”，几乎从人文上把人类统一起来。但这却是一个充满悖论的，没有统一性的统一，一个充满斗争与矛盾、充满焦虑的统一，它许诺了“创造历史”的原动力，但亦如郑敏先生所说，也产生了王起明式的充满暴力、欲望和乌托邦思想的破坏性力量，“五四”完成了中国的现代性文化理论，但是，中国的现代化依然在艰难中行进，中国人对于处在此一进程中的自我审视才刚刚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国人对于现代化的思考亦有待深入和丰富，值此“五四”七十五周年之际，我们将一个泛化的、抽象的、完成式的“现代性”，与此岸的、正在行进的和有待丰富的现代化进程加以区分，应该是必要的。

这自然也是为我们指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方向。然而，综合观察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这些“现代性批评话语”，我们读到的却不仅仅是令人鼓舞的学术“机遇”，就像“现代性”本身所存在的矛盾与悖论一样，中国学者对现代性的理解和运用也十分的复杂，韩毓海先生所期待的那种超越“五四”式的“泛化”与“化约”的目标似乎远未实现，仅以上我们所征引的两段文字来说，我们就不难看出它们各自学术思路的重要差异：一个是对“现代性”意义的“终结”；一个却是在还原历史复杂性当中的进一步认识与开掘。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中国学术界，究竟在“现代性批评话语”中获得了什么？是赢得了机遇，还是落入了陷阱？要么就是两者兼有。

现在是重新检讨这一学术历程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