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话语框架

一组话语框架

采用“80年代”而非“新时期”这一范畴，来作为对所研究历史时段的指称，本身就构成问题讨论的起点。“新时期”这一产生于70年代后期并在很长时间内成为当代中国通用的时期范畴，携带着特定历史语境的浓厚历史意识。这是一种相当意识形态化的“现代”想象视野中关于时代的自我认知，它将“文革”后的历史时段视为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如同哈贝马斯在分析黑格尔的现代概念时所说的那样，“‘现代’或‘新的时代’概念所表达的历史意识，已构成了一种历史哲学的视角：一个人必须从整个历史视界出发对自己的位置作反思性认识”^[3]。而新的世界被看作是“现代世界”，处在与“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的决裂”当中。黑格尔所描述的“一个新时期的降生与过渡的时代”，大约正是80年代所体验的时代意识。当我们将这种体验历史的方式置于当代中国的特定历史语境中，需要进一步追问的问题就是：怎样具体的历史内容被填充在这一新/旧、过去/未来的现代性话语框架当中？

首先被填充在这一强调历史断裂性的话语框架之中的，乃是“文革”与“新时期”这两个历史时段。可以说，正是参照有关“文革”的叙述，“新时期”才获得了自身的历史意识与合法性表述。从70—80年代转折的角度来看，“新时期”作为一个最初出现在政府工作文件中的断代术语，最终转换为全社会（尤其包括知识界）共享的对于时代的指称，表明的是人们对于这一历史转折的普遍态度。应当说，这种广泛的认同并非因为对于未来的具体规划，而出于对历史即由“文化大革命”指称的60—70年代社会主义实践的普遍拒绝。无论人们出于何种立场与诉求，告别并走出“灰色而沉闷的70年代”，已经成为当时普遍的社会愿望。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当时不存在分歧。分歧表现在向新的时代转型的方式上存在着不同政治构想；而关于未来的规划事实上又倒过来决定了人们如何叙述“文革”历史。

对“文革”的定性，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经历过一个变化的过程。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之后，其“反革命”性质被确定为“修正主义的极右实质”^[4]、“新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代表”^[5]。这和毛泽东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描述为批判蜕变为特权阶级的官僚阶层与“资产阶级走资派”，是一致的政治判断。1976年后，关于“四人帮”，华国锋等“凡是派”延续了对林彪集团的说法，将其定性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极右的路线”^[6]。不过有意味的是，这种定性在“改革派”那里开始发生了变化。1978年的重头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称“四人帮”“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其性质也变成了极“左”路线。另外的文章开始提出“民主和法制”问题，并把对“四人帮”的定性与“封建主义”联系在一起：“我们从‘四人帮’身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封建主义的阴魂。”^[7]“文革”十年被视为“专制主义、帝王思想、皇权思想、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宗法思想、蒙昧主义”等“封建主义的遗毒恶性发展，重新泛滥”的时期。^[8]1981年正式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基本延续了上述对“文革”的定性。正是以这种“文革”论述方式为依据，“思想解放”成为了一个有力的口号，对“文革”历史的批判和反省也与“反封建”主题有了直接联系。

从“修正主义极右路线”到“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定性，事实上不仅仅是对“文革”的历史定位，同时也相应地决定了“文革”后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以及一整套意识形态话语。如同韩少功分析的：“这里有一个知识和话语的转换过程。一旦确定了‘封建主义’这个核心概念，人们很容易把新时期的改革想象成欧洲18世纪以后的启蒙运动，想象成‘五四’前后的反封建斗争。与此相关的一整套知识轻车熟路，各就各位，都派上用场了。”^[9]这也就是说，“新时期”的合法性首先来自将“文革”叙述为“封建法西斯专政”，进而将自身的历史主题确定为“反封建”，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欧洲启蒙运动发生历史关联。

不过，这一“文革”/“新时期”、“现代迷信”/“思想解放”、“封建”/“民主科学”乃至“愚昧”/“文明”的对偶式叙述结构，在80年代中期又发生了变化。回顾80年代的历史，很少有人能否认从1983—1984年到80年代后期这段时间之间，形成了一次高潮性的文化段落。这大致指的是当时在整个人文学界形成的“历史反思运动”、“文化热”（或称“中西比较风”），文学领域的“反思文学”向“寻根文学”的转移，“现代派”小说、先锋小说和“现代主义诗群大展”及号称“pass北岛”的新生代诗群的出现，以及其他艺术领域内的诸如“第五代电影”、“85美术新潮”与现代主义建筑等。这次文化热潮的构成因素相当庞杂，但在当时，几乎所有参与者都会将这次文化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联系起来，并且认为这是对那次历史运动的一种继承。正是在这次文化运动当中，一种区别于50—70年代经典社会主义语言的新的话语形态获得了表述。这首先表现为“文革”叙述的不同。对“文革”乃至整个革命史与社会主义实践的反思，逐渐从对“封建主义”的批判转移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而“西方”文化资源的输入，相应地被描述为“现代”思想的启蒙。在这里，新/旧的时间框架，被“传统”/“现代”所切分，并与“中国”/“西方”这一地缘空间的框架同构。它以更突出“文化启蒙”的方式，强调了80年代与“五四”的历史同构性。这也正是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潮被称为“新启蒙”的原因。

或许可以简单地概括说，80年代是参照着“文革”这一被称为“民族浩劫”的历史时段，从50—7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当中摆脱出来，推进民族—国家内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和向外部即全球市场“开放”的历史进程。“文革”被视为社会主义历史实践和意识形态困境的具体表征，表明人们基本上将“改革”的历史动力解释为社会主义体制内部的弊端造成的后果，这种弊端被明确地表述为“封建遗毒”、“封建主义”或“传统文化”；而“现代化”则成为人们构想未来的价值标准，同时也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范型，其规范性来源则是被充分去政治化了的“西方”。这两个方面构成了推进80年代社会变革的，被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文化领域所共同分享的最具整合性的历史意识。正是基于这样的“内部”和“外部”的认知，针对民族—国家内部的自我改造式的“决裂”和朝向民族—国家外部的“新世界”的“进军”，从中国“内部”反省社会主义体制和从中国“外部”输入社会/文化变革的资源，使得80年代越来越自觉和明确地将自身定义为“又一个五四时代”。

“新时期”与“五四”的历史同构，显然必须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叙述而非历史描述。甚至可以说，将“新时期”叙述为“第二个五四时代”，乃是80年代所构造的最大“神话”之一。正是借助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整个20世纪作为“现代性起源”的神话地位，“新时期”才为表述自身的合法性找到了一套有效的语言。它将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为了摆脱“冷战”格局中的地缘政治封锁与发展困境，而朝向全球资本市场开放并改革自身体制的过程，描述为传统的中华帝国从“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迷误中惊醒，从而变革传统、开放国门、“出而参与世界”的现代化过程。这里的社会主义中国与晚清中华帝国乃至神学统治时期中世纪西欧、“新时期”与“五四”及欧洲启蒙运动之间的历史对位，构成了极具意识形态意味的隐喻式历史大叙述。而决定这一隐喻式历史叙述的，乃是“文革”/“新时期”、“传统”/“现代”、“中国”/“西方”这三组核心的话语框架。这组框架的意识形态性，体现在其关于“内部”和“外部”的认知方式。张旭东曾这样提出：

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于从“内部”，即由其体制的结构性弊端来解释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从“外部”，即以所谓“全球文化”交流和影响来解释任何“超越”历史条件的文化创造。然而事实上把思路颠倒一下或许更富于成果：从“外部”，即从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民族经济战略的社会主义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关系，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强大的扩张力和毁灭性诱惑中解释社会主义的困境（这一观念最为明确的表达来自DukeUniversity历史系的ArifDirlik教授）。同时从“内部”，就是说，从作为历史主体的“前现代”民族日益明确的自我意识，从这种历史意识不可遏制的表达的必然性，从这种表达所激发的非西方的想象逻辑和符号可能性，同时，也从这种想象在全球文化语境中自我投射、自我显现的机制中解释作为“当代文学”的民族文学的兴起。^[10]

这种颠倒“内部”与“外部”视角的历史解释的可能性，揭示出80年代以去政治化的方式加入现代世界的普遍历史意识，恰恰是相当意识形态化的。这其中隐含着内部/外部与中国/世界的对应关系，并将后者（外部、世界）作为对前者（内部、中国）展开历史批判的依据。它一方面不能历史地考察内部与外部、中国与世界之间复杂、互动的地缘政治关系，另一方面也使其关于当代中国历史的反思受制于二元结构框架而将“世界”（西方）作为全部思想规范的来源。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中国”这一民族—国家单位不能作为思考80年代文化问题的毋庸置疑的前提，而应当将其作为一个需要在全球体系中加以分析的地域文化主体，进而考察特定的地缘政治空间位置如何决定这一主体认知历史、时代、自我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