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现代性学术话语

二、挑战现代性学术话语

在文化研究之前传入中国的诸种西方现代文论思潮，打破了长期控制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的总体性历史元叙事的霸权地位，使得中国的文学理论致力于构建一种现代性的学术话语系统。而文化研究的传入和扩散，却导致理论现代性的工程遭遇了挑战。

现代性把现代社会分解成许多相互独立的场域，每一场域都被赋予了属于自身的运作法则。涂尔干关于“分工”的论述、韦伯关于“科层化”的论述，都表明了这层意思。生活世界的“分解”在知识世界中的表现即是知识的学科化。随着统领各种知识为同一性整体的那个预设观念——上帝、理性或逻各斯——的解体，知识便依照现代性方案分解成为各有其对象、各有其方法、各有其边界的专业性学科体系。各学科通过构建核心命题、基础概念、独立对象、话语方式等形成了一个自律性的知识活动场域，该场域依照仅仅属于自身的法则获得特定的结构，进而获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关于文学场域的自主化问题，布尔迪厄在《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一书中以福楼拜的小说《情感教育》为案例进行过极为细致的描述。虽然在艺术生产领域里审美现代性获得了以“自主性”为依据的合法化，但是在关于文艺的理论领域里，学者们致力于建立自主、独立的理论话语系统的工作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在学科知识分离的现代性语境中，文学理论力图为自己设计独立的基础性概念和核心命题，并以此为出发点来建构一种不同于其他学科知识的知识系统。但是诗性语言活动在本质上就是前学科性的；文学性作为一种隐喻性和揭示性的话语活动，它是一切意义的源头，没有任何现代学科体制能够划定其意义指涉的边界。所以，文学理论追随现代性构建自身的学科独立性，而文学性又阻止文学理论的学科化。于是我们看到，20世纪的文学理论一次又一次地寻找确证自身学科独立的基本概念和核心命题，但没有哪一次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在现代文论史上，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伦理学、美学，等等，都曾经被拿来为文学理论提供基础概念、核心命题和话语方式，文学理论也力图用这些外学科元素来建立自己的学科独立性。但就像现代性无法解决现代社会问题一样，学科专业化的努力并没有使文学理论的阐释有效性增强。比如以美学为基础概念的文学理论，它似乎使得文学理论有了一个独立的“家园”，但是它又无法解释文学活动中的伦理、宗教或政治的内涵。而以语言学为基础概念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看似触及了文学活动最显性或最自明的现象，但它无法解释文学活动与社会历史的密切关联。所以，文学理论的学科自主性一直就是“心造的幻影”。

虽然现代性吸引人们不遗余力地追寻它，但自现代性登上历史舞台始，便有人唯恐避之不及或者干脆公然对抗它。进入20世纪后，对现代性的批判构成了一道学术风景线：韦伯批判现代性的“牢笼社会”和“脱魅”；海德格尔批判现代性对大地的“遮蔽”；阿多尔诺批判现代性的工具理性；汉娜·阿伦特和齐格蒙·鲍曼批判现代性的总体性专制……在知识的学科化问题上，同样有人反对现代性的学科分离。美国学者林塞·沃特斯说1962年以后的文化是一种“不可通约性”的文化，他认为知识分子现在处于一个各种独立范式的学科知识互相隔膜的“不可通约的时代”^[8]。马克斯·舍勒也曾表达过对人类学分成“科学人类学”、“哲学人类学”、“神学人类学”，而且“彼此之间都毫不通气”的现象非常反感^[9]。文学性是人性的全部内涵的表现，文学性中生产出来的意义若是被学科体制分解，那就像人被技术理性分解为“单面人”一样。20世纪的文学理论对学科知识互涉有着特别的喜爱，这中间隐藏着一种反抗学科知识分离的冲动，而这一点恰恰就是文化研究得以大兴于世的原因，即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具有反抗现代性的意义。

F.杰姆逊说文化研究是一种“后学科”，其特点就在于它来自于各种学科的“历史大联合”^[10]。就研究对象而言，文化研究突破了单一的诗性语言文本的范围，其视野涉及全部文化现象；就研究方法而言，文化研究的批判性话语分析乃是近代以来各种主流学科创立的方法论的汇合，如话语结构分析、症候分析、意识形态批判，等等；就学科属性而言，文化研究超越了所谓实证理论与批判理论的对立，它既提倡使用调查、统计等方法，也强调把案例当作症候来解剖，揭示其中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内涵。可以说，文化研究对学科专业化的反抗体现了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某些思想倾向。

但文化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处境却十分微妙。一方面，我们的学科自主性进程并未完成，各专业领域内知识活动的独立性尚不具备，学科专业分工的正面价值尚未充分彰显，就要用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来反抗学科专业化的负面效应，这让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们无所适从。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体制化导致人文社会科学的批判性急剧下降，身处其间的知识分子对此多有不满。所以文化研究强调对文化现象背后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的揭示，使学者们看到了恢复学术批判性的可能。

文化研究对现代性的挑战也体现于它对建立在艺术自律观念之上的文学理论话语的抛弃。源于康德美学的艺术自律论堪称审美现代性的第一原理，近代以来的所有文艺学理论话语都可以在这“第一原理”中找到源头。尽管正如卡林内斯库所言，审美现代性是在同启蒙现代性的对抗中产生发展起来的^[11]，但审美现代性用艺术自律、审美无功利等基础概念把自己塑造成独立于世俗生活世界之外的自主性场域，这一做法仍然合于启蒙现代性对生活世界进行分解的原则。由于坚信艺术依赖审美法则达到自主化境界，所以现代文艺学理论也力图以“审美”作为艺术场的基本属性，作为文学活动的支撑点，进而作为文学场的合法性依据，确证文学的独立、自主、自律。“文学性”概念在本质上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其原因就在于“文学性”概念诞生于学者们为文学的自主性寻找基础概念的理论诉求之中。文学的自主又意味着文学活动不依赖于它同生活世界中其他场域的关系而存在；文学由此摆脱世俗社会的生活秩序，从自主走向自由。彼得·比格尔和布尔迪厄等人从市民社会理论的角度指出艺术自律概念诞生于提升艺术文化资本之市场价值的世俗性动机，但艺术自律有解放艺术的功能却是不言而喻的。也正是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饱受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艺术的霸权化控制之苦的中国文学理论界出现了“美学热”。把文学放在本身就具有自律功能的“审美”概念这一基石上，对于急切地寻求文学主体性的中国文艺界来说，既可行又安全。后来广泛流行的“审美意识形态论”，就是80年代美学热的结果。

但是文化产业化和大众文化的崛起却打破了审美现代性的象牙塔之梦。福柯曾写道：“哲学家、甚至知识分子们总是努力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把象征着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运作的领域分隔开来，以此来确立和抬高自己的身份。可是我惊讶地发现，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12]雷蒙·威廉斯也反对艺术的象牙塔化：“我们不能将文学和艺术与其他社会实践种类分离开来，以至于将文艺划属于十分独特的规律之中。”^[13]福柯和威廉斯的话恰恰印合了在后结构主义语境中诞生的文化研究的理论特征。文化研究学者看到了以形式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文学理论的根本弊病，即走向远离历史、远离大地的虚无主义。艺术自律观念割断了文学和社会实践的联系，视文学为一种充满贵族情调的符号游戏。在文化产业和大众文化崛起的时代，艺术又返回了寻常百姓家，它似乎不再忌讳欲望、实用等字眼，也不忌讳自己跟世俗生活的亲缘关系。

文化研究以一种“普遍联系”的眼光看待全部社会实践，这样就没有了自诩为超凡脱俗的所谓纯艺术。研究者的任务不再是测量艺术象牙塔的结构和造型，而是寻找规训着这结构和造型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文化现象即是意指实践，亦即用符号生产、表述和传播权力关系、意识形态的一种社会实践。文化的表象是话语游戏，而一切话语都在或隐喻或陈述的意义上表征着权力的、阶级的、身体的、性别的、族群的含义。这种普遍联系的观念使得文化研究尤其重视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现象，意欲通过对这些习闻常见的现象进行分析来揭示其中主宰着社会运作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比较起审美主义的艺术观念来，文化研究在社会意识方面显现出一种民粹主义的态度；而在理论范式方面，则显现出一种微观政治学的特点。

建立在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文化研究放弃了审美无功利、艺术自律等观念，因为大众文化的艺术元素决不是无功利的，也缺乏自律的功能。大众文化现在已经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比如在造型艺术界，跟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设计艺术正在取代纯艺术成为造型艺术的主流。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康德美学范式很难有效地解释当代艺术，因为当代艺术并不排斥功用。

文化研究通过超越学科知识边界和否定艺术自主性而挑战了现代性。对于还处于努力建设现代性学术体制的中国文学理论界来说，文化研究引起激烈的争议是十分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