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个案分析法

第三节　方法与数据

本书整体上是一个个案研究，主要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方法，运用多层次的、历史的、制度的以及过程的方法，并结合使用数据统计分析。

1.个案研究

事实上，研究本身可视为将美国国会拨款作为一个个案，在剖析其各个历史时期的演进过程的同时，将以最近的第108届至第110届国会（2004—2009财年）作为对拨款政治展开探究的个案范围。一般而言，个案研究可分为三类，即纯描述性的个案研究、内部比较的个案研究以及具有比较意识的个案研究。第一类个案研究只是单纯描述现状，对于本研究而言，意义有限。第二类个案研究则倾向于对研究个案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而本研究主要关注美国联邦财政拨款，因而并不适合。第三类个案研究又同时包括三个不同的形式，即“解释性个案研究”（采取一般理论解释个案）、“启发性个案研究”（通过个案研究启发理论）以及“关键性个案研究”（采取偏常个案验证一般理论）。本研究属于第三类个案研究，采取民主财政和国会政治的一般理论解释美国国会拨款政治，即属于解释事情是如何发生的“解释性个案研究”。^[89]

个案研究是对客观世界的某个具有典型性特征的事件进行实际描述和理论分析的方法。个案研究方法的最显著特征是“描述客观世界的真实故事”。本书的研究对象正是美国国会拨款政治，并以不同历史时期和现实作为时间截面。本书将对这些典型个案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其中包括收集有关个案的背景、具体材料等内容，如实地描述这一过程中发生的“故事”。

个案研究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描述客观世界”，而且力图解释、预测或控制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因而，个案研究法不属于缺乏理论深度的“收集事实”的经验主义方法论范畴，它是一种理论发现性研究和对策性研究。个案研究的价值在于通过解剖“麻雀”，从中总结或提取普遍性原理，也就是把个案一般化。个案中不仅包含着矛盾的特殊性，也包含着矛盾的普遍性。因此，个案研究实质上就是对矛盾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研究。就本研究而言，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将在两个层次体现出来。其一，探究府会关系、委员会、党团、选区与利益集团等因素对拨款委员会及其拨款效果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从1865年拨款委员会产生以来就存在的，具有普遍意义，而将第108届至110届国会时期作为时间截面，体现出特殊性。其二，尝试通过研究美国国会拨款委员会的特殊个案，评价西方代议制意义上的民主财政的普遍性实践。

在现有美国国会拨款政治的文献中，个案研究方法也被较为普遍地使用。前文论及的芬诺的著作《钱袋权：国会中的拨款政治》就以拨款委员会作为个案，通过对众多议员以及国会助理进行的访谈，阐释了国会内部各机构之间、国会与行政机构之间的制约关系，体现出一种多元权力观。相对于芬诺将整个拨款委员会作为个案加以研究，埃文斯在研究拨款政治中的“猪肉桶”现象时，则以两个拨款项目作为个案研究的，那正是前文中提到的高速公路和宇航局项目中的专项拨款。

2.定性研究

本研究所采取的定性研究，包括历史方法、制度方法与过程方法，强调三种定性方法的配合使用。在以梳理历史为主线时，将兼顾历史上的制度安排与过程；在分析制度安排时，将考虑其历史路径与背景；在剖析过程时，强调运行过程中发挥影响的制度内外因素。

（1）历史研究

列宁曾指出，历史研究的方法是“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90]这一判断当然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出发的，通过对各个历史阶段里阶级关系变迁的背景、动因以及影响，理解历史前进、时代变迁的逻辑。

在比较政治研究中，历史研究呈现三个方法论上的特点：（1）历史研究者有他们自己的因果关系分析工具，包括分析必要/充分条件的工具，与利用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方法截然不同。（2）历史分析者重视政治解释中的时序因素。当解释一个事件之所以发生时，他们会强调事件的持续时间、速度，以及重要历史事件的时机。（3）历史分析者对他们所研究的历史案例有非常深刻的了解，因此在进行历史叙述时会对相关的历史背景进行清晰的展示。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历史分析方法又表现为两种途径，即“因果分析法”和“路径依赖”。前者重点强调历史时期中历史过程的因果机制，包括关注某一历史点上事件的“横截面分析”；对历史事件内部归因，强调“中间机制”、“过程追踪”以及“因果过程观测”的“样本内分析”；以及强调历史事件在一定空间中按照一定时间的发生顺序的“时序分析”。后者则更着重强调较早发生的某一历史事件对其后较长时间内可能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因果影响，涉及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因素作为辅助解释。^[91]

美国学者皮尔逊（Paul Pierson）本着历史制度主义将历史纳入制度分析之中的原则，将历史时间要素概括为7个，即路径依赖、关键节点、序列、事件、持久性、时序、意外后果。其中关系两个理念：（1）时间要素的稳定性决定了制度的规则变化，而时间要素的波动性则决定了制度的不规则性和意外变迁。（2）时间性的考察把制度分析带入了一个深厚且博大的空间。^[92]

本研究的第三章将较为系统地对拨款制度的变迁进行历史分析，将倾向于叙述性的，形成“横截面”和“样本内”的分析，更加关注事实、环境和解释；同时，也将是分析性的，遵循拨款过程的运行机制，厘清变迁所依赖的路径，有助于深度探究和解释。这种分析性叙述包含着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中常用的分析性工具和历史学中常用的叙述方式。

（2）制度研究与过程研究的结合

历史方法之外，由于本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制度安排以及过程，因而将尝试采取“法律—制度”和“行为—过程”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既相对静态地剖析制度安排，又较为动态地分析过程中发挥影响的制度内和制度外因素。

作为较为传统而规范的研究范式，“法律—制度”研究强调政治权利制约的应然状态、理想图景，即约束权力应当从何着手，应当达到何种目标。这种提出哲理化的研究方法强调规范分析，从法律规则、道德规范以及正式制度等方面，建构权力制约的规范体系与制度体系。而“行为—过程”研究方式的研究重点则关注实然状态，重视经验分析，偏重案例研究，并突出科学化、语境化。^[93]

过程研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随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发展而诞生的一种研究方法。作为政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过程研究”是相对于传统政治学强调研究法定的政治制度和正式的政治结构的一种反动而出现的。^[94]其代表作是美国学者杜鲁门（David B.Truman）的《政府过程：政治利益与公共舆论》（The Governmental Process：Political Interests and Public Opinion，1951）。该书以美国政治中的“利益集团政治”为研究对象，将整个研究工作面置于美国政治的过程“实景”之中，通过分析利益集团在立法过程、行政过程、选举过程以及内部组织过程中的地位与影响，为利益集团“正名”，提出利益集团的存在是美国政治基本而有益的组成部分。

事实上，杜鲁门并不是第一个使用“过程方法”对政治集团展开研究的学者。1908年时，美国学者本特利（Arthur F.Bentley）就曾开创性地提出政治过程的团体理论，并将美国政治过程解释为利益集团在政府内外的交互作用。在他看来，政治过程就是经常性的集团行为，即合作竞争、结合分裂和改革调整，最终构成反映公众需求的政策，但他更多强调集团压力的重要性，并没有回答为什么社会中各集团的要求会以有效的政治和经济压力作为形式反映出来，杜鲁门的《政府过程》弥补了这些空白。^[95]

《政府过程》一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基础上的经验性研究，将美国政治和政府描绘成不同利益集团互相作用和讨价还价的复杂过程，并运用了大量实证材料，显示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的魅力，是从“法律—制度”研究向“行为—过程”研究的范式转变。^[96]事实上，“行为—过程”范式的目的在于揭示传统的研究范式无法充分展现的若干侧面和若干维度。换言之，我们使用“行为—过程”范式，是为了拓展权力制约理论研究的新空间。但必须注意的是，作为相对新兴的研究范式，应该与传统的研究范式存在着平行和互补的关系。^[97]

本研究的第四章，以过程研究的方法，详细剖析当前美国国会拨款过程中各因素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厘清整个拨款过程中不同环节上的政策博弈。

3.定量研究

（1）变量的操作化

在对拨款委员会构成以及运行过程的分析中，特别是以第108届至110届国会为例的分析中，将适当采取实证统计的方法：借助现有可获得的数据，探究拨款委员会政治及其效果的不同特点。具体而言，本研究将建立第108届至110届国会的数据库。根据相关文献回顾和理论解释中涉及的情况，变量将包括：府会关系、委员会、党团、选区与利益集团、议员个人情况以及拨款效果等。本研究将尽可能将这些变量转化为可操作的数据，如表1.3所示。

表1.3　变量的操作化与数据的来源

注：相关网页地址详见全文后“参考文献”中的“网络资源”列表。

资料来源：由作者自行收集整理。

（2）数据分析

本研究需要借助数据描述出第108届至110届国会拨款委员会构成和拨款效果的特点，试图分析这个特点受到众多因素影响的情况。因而，在统计方法的选择上可能涉及较为简单的“描述性分析”（descriptive analysis）以及“回归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等。

描述性分析的思路为：某一变量在拨款委员会构成上的分布比重与其在整个国会构成上的分布比重加以比较，趋同可说明是共性；有差距，则突出拨款委员会特有的构成特点，或将导致不同的拨款效果。同时，因为拨款效果涉及国会立法拨款在不同时间段、不同部门内以及不同地区中的数量分布，尝试发现这些分布与拨款委员会的关联度，符合回归分析的适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