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词个案研究

1．【如即不如】

《公羊傳》隱公元年：“母欲立之，己殺之，如勿與而已矣。”何休注：“如即不如，齊人語也。”

汪啓明先生（1998：277—279）在討論何休注“如即不如”的時候提出，這是由於古漢語中有“一個詞同時兼有正反兩方面意義”的情況，“有時是由於在詞義的歷時運動中，人們從事物的對立性上進行聯想思維而產生；有時又是由於事物本身的對立統一，直接反映到概念中，而形成正反同詞”。華學誠先生（2007：330—331）認爲“其說甚辯”，亦將此視爲“正反同詞”現象。

“正反同詞”即“反訓”。“如，猶不如”或“如，即不如”的訓釋，確實反映了一些古代學者認爲“如”兼有“不如”義的觀點。但從現代語言學的眼光來看，用同一個詞來表示對立的概念，或用兩個相反的詞表示同一個概念，違反矛盾律，與語言的交際功能相抵觸，輕易假設有這一現象的存在可能會掩蓋了詞義的真相。前輩學者已經提出“‘某，不某也’作爲訓詁成例不可從”（周明初1992），“如”與“不如”的關係，亦非“反訓”所能解釋。

先秦文獻中數見訓“如”爲“不如”的例子，尤其以《左傳》中爲多，如：

臧文仲曰：“……巫、虺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左》僖21）

子魚曰：“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左》僖22）

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左》成2）

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左》昭13）

（華多僚）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左》昭21）

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左》定5）

對此，顧炎武和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等清代學者就從不同角度做過研究，相同的是，他們都否認了這屬於“反訓”。

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二四“如勿與而已矣”條記錄王念孫的說法是：“‘如’上當有‘不’字，而寫者脫之。桓十四年《傳》曰：‘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文十六年《傳》曰：‘先祖爲之，己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則此亦當云‘不如勿與而已矣。’不然同一齊人語，何以此言‘如’而彼皆言‘不如’乎？何注殆不可從。”王引之又補充道：“凡以‘如’爲‘不如’者，皆爲此注所誤，說見《釋詞》。”

王引之《經傳釋詞》卷七“如”條舉例與分析非常詳盡。針對《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孔穎達疏：“如猶不如。”他引述了王念孫的觀點：“孔說非也。如，猶當也。言若愛重傷，則當勿傷之；愛其二毛，則當服從之也。”其後又舉《左傳》、《大戴禮記》、《墨子》的文例來證明“如”與“當”同義。王念孫《讀書雜志·墨子雜志》卷四“如”條討論《墨子·貴義》中的“則子如勸我者也”同樣認爲：“如，猶宜也。言子宜勸我爲義也。如字古或訓爲宜，說見《釋詞》。”

訓“如”爲“宜”或“當”不乏前代訓詁材料依據。《左傳》昭公二十一年：“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杜預注：“言若愛大司馬，則當亡走失國。”又定公五年：“不能，如辭。”杜預注：“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

總結王氏父子觀點，對於《公羊傳》的“如勿與而已矣”，認爲是脫了“不”字，對於《左傳》中的眾多例子，則認爲“如”應訓爲“當”或“宜”，而不是“不如”。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楊樹達《詞詮》等著作皆繼承了此觀點，楊伯峻注釋《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則如勿生”時亦稱引《經傳釋詞》並說：“如，應當之義。”

顧炎武《日知錄》卷三二“語急”條討論《公羊傳》的“如”則有不同的觀點。他引《左傳》諸例證明“此不必齊人語”，並提出了“古人多以語急而省其文”。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卷二“語急例”持同樣的觀點，舉《公羊傳》“如”例以證“古人語急”。淳于鴻恩《公羊方言疏箋》在此基礎上申發開去：“如爲不如，猶可爲不可，敢爲不敢，得爲不得也，古人之言氣急而文簡，多此例也。”劉淇《助字辨略》卷一“如”條也認爲：“如之訓不如，猶可之訓不可，省文也。”要之，他們認爲“如”是“不如”的語急省文。

王氏父子的說法有兩點值得商榷。第一，他們從校勘學的角度說《公羊傳》中的“如”是脫了“不”字，並沒有其他的版本證明，僅是一種理校。況且從《左傳》等文獻的眾多例子中就可看出，“如＋V”結構很常見，另還有不少“若＋V”結構，必無每一處皆是脫字之理。第二，以“當”或“宜”來釋“如”，僅傳達大致的文意，不能遽以認爲“如”有“當”義。以語詞訓釋來代替句法、語義分析常無法準確揭示一個詞語的真正屬性。如文例所示，“如”表達的口氣較委婉，皆用在商議、勸解的場合，引出的建議多爲不得已的權宜之計，很少正面、積極的提議。而“當”或“宜”通常帶有更多的主觀強制性，且引出的建議並無積極或消極的限制。《左傳》和《公羊傳》的用例，有很多是大臣對君主的諫言，如果以“當”釋“如”，恐嫌過於生硬，與語境不符。

顧氏等的“語急”觀點也缺乏理據。如果由於語急而省略的話，按常理應省略較次要且不太過影響文意的詞。否定詞是一個句子中的關鍵成分，將它省略會造成理解的偏差，甚至使文意背道而馳，顧炎武等並未對語急爲何恰恰省略否定詞的原因進行解釋，因此我們也衹能存疑。

但顧炎武所說的“此不必齊人語”則是正確的。第一，用以表達建議的“如”，不僅出現於《公羊傳》這部以齊人爲作者的文獻中，還出現於《左傳》、《國語》、《大戴禮記》、《墨子》等中，僅《左傳》中，說話人就有魯國臧文仲，宋國子魚、華多僚，衛國孫良父、王孫賈，蔡國朝吳，楚國子西、子革、伍員，晉國苗賁皇等，皆非齊人，雖不能排除他們的言語經過作者加工的可能，但也不能認爲此詞是齊方言所獨有。第二，《公羊傳》中亦不乏“不如”的用例，說明齊方言中表達建議的“如”和“不如”二詞並存，與其他地區的使用情況並無區別。

要研究“如”和“不如”究竟是反訓還是各自有不同功能或意義，需要把“如”和“不如”的文例作梳理和對比。“不如”在上古文獻中用例眾多，出現於《公羊傳》中的如：

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桓14）

先祖爲之，己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文16）

《左傳》中有一個同時使用“如”和“不如”的文例，能集中體現二者的區別：

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左》成2）

王引之《經傳釋詞》卷七“如”條也認爲：“上言‘如’，下言‘不如’，則‘如’非‘不如’明矣。”再結合《左傳》、《公羊傳》中的諸多用例，可以發現一個規律：“如”多與“若”搭配，而“不如”多與“既”搭配。亦即，“如”多用於對未然、假設的情況提出建議，而“不如”則用於對既成事實提出建議。“母欲立之，己殺之，如勿與而已矣”以及“天欲殺之，則如勿生”，雖未用“若”，但結合語境，以及“欲”字，可知這也是關於未來情況的假設條件句。《經傳釋詞》有訓“如”爲“將”的，所舉二例爲《漢書·翟義傳》：“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和《孟子·公孫丑下》：“寡人如就見者。”此二“如”亦是用以表示對將來可能發生的事情的意見、建議，從釋“如”爲“將”來看，“如”經常與將來時聯繫在一起。

而在大部分用“不如”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前一個分句的條件是已然存在或必將會存在的，如：

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左》隱元）

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左》閔2）

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左》文16）

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左》宣12）

在最後這個例子中，即使句中有假設連詞“若”，以示該事件尚未發生，但若仔細辨析，也可發現其中“不如”與前例中“如”出現的語境仍然是不同的。在此，“若”引出的假設是“二子怒楚，楚人乘我”，結果是“喪師無日矣”，而“不如”引出的建議“備之”與“若”假設複句是相互獨立的。亦即“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是必然會發生的事情，對此必然的情況，提出“備之”的建議。而反觀“若知不能，則如無出”，“如”所引導的建議是假設句的一部分，是假設複句中的結果。

近年來，對於“如”和“不如”的討論仍在繼續。沈培先生（2008）以上博簡中的三個文例來證“如”可訓爲“不如”，分別是：

競平王就鄭壽，訊之於廟，曰：“禍敗因童（重）于楚邦，懼鬼神以爲怒，使先王無所歸，吾何改而可？”鄭壽辭，不敢（答），王固訊之，（答）：“如毀新都戚陵、臨陽，殺左尹宛、少師無忌。”（《上博六·平王問鄭壽》）

公慍，無告，告強門大夫。強門大夫曰：“女（如）出內庫之囚，回而余（予）之兵。”（《上博五·姑成家父》）

孔子曰：“庶民知說之事鬼也，不知刑與德，女（如）毋愛珪璧幣帛於山川。”（《上博二·魯邦大旱》）

第一例中的“如”和《左傳》、《公羊傳》中的的“如”句法語義功能相同。“懼鬼神以爲怒，使先王無所歸”中，“懼”體現出這是楚平王的擔心，並未成爲事實，是否必將出現也未可知，故而此處用“如”來引出對這種假設的應對建議，而非“不如”。第二例在前文中沒有明確的前提，第三例中的前提“庶民知說之事鬼也，不知刑與德”是既成事實，這一用法與我們的推論相左，但由於後二句中“女”的釋讀和意義尚有爭議，這兩個用例仍須存疑。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認爲，《公羊傳》和《左傳》等文獻中表示建議的“如”不必釋爲“不如”。用來表示建議是“如”自身的一個語義功能。在上古漢語中，“如”與“不如”的功能和語義有分工，“如”用於假設複句中，是對未然情況的建議，而“不如”則用於讓步複句中，是對已然或必然情況的建議，二者並不是“如即不如”的關係，也不能簡單將此現象視爲反訓。現代漢語中，“如”已不再有表達建議的用法，但“不如”仍多用來引進對已然事實的建議，它與表示讓步的連詞“既然”搭配可文從義順，但與表示假設的連詞“如果”搭配則接受程度不高，這恐怕也是古漢語遺留下來語義限制。

2．【昉】

《公羊傳》隱公二年：“始滅昉於此乎？前此矣。”何休注：“昉，適也，齊人語。”徐彥疏：“胡毋生，齊人，故知之。”

《玉篇》日部：“昉，甫往切，明也，適也。”“適”的意義，根據《一切經音義》卷六《〈華嚴經〉音義上》引《三蒼》曰：“適，始也。”因此，可推測“昉於此”即“始於此”。《公羊傳》中還有兩個用例：

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隱2）

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隱5）

三個用例皆上言“始”，下言“昉”，互文見義。然而“昉”何以義爲“始”？《說文》日部新附字：“昉，明也。”張自烈《正字通》日部：“昉，日初明也。”華學誠先生（2007：329）的推斷是“昉”之“始”義“乃由形容詞義引申而來”，但是他也認爲這種說法尚於文獻無徵。

阮元的《校勘記》給了我們很大的提示：“《隸釋》載漢熹平石經《公羊傳》碑‘昉’作‘放’。鄭氏《詩譜序》、《考工記》注皆言‘放於此乎’，本《公羊傳》文，是蔡、鄭所據本皆作‘放’，當以‘放’爲正，‘昉’俗字，下同。古多作‘放’，後人作‘倣’，作‘仿’，作‘昉’，皆俗字也。”

此說很好地解釋了上面提出的疑問。“昉”的正字是“放”，《周禮·考工記·總敘》：“搏埴之工陶瓬。”鄭玄注：“‘瓬’讀如‘放於此乎’之‘放’。”孫詒讓《正義》：“何本《公羊傳》作‘昉’。”而“放”有“至、極”之義，如：

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禮記·祭義》）（鄭玄注：放猶至也。）

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孟子·梁惠王下》）（趙歧注：放，至也。）

源泉混混，不捨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孟子·離婁下》）

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漢書·高帝紀上》）

以上文例中的“放”皆是“至於”之義。《公羊傳》多次言“放乎……”，其中的“放”也是“極、直至”之義：

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僖28）

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宣6）

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宣12）

“放乎堂下”和“放乎路衢”都是以具體的動作到達具體的處所。“放乎殺母弟”進一步抽象化了，是由先發事件推及後事，而“始滅昉於此”則是由當前事件上溯前事，義爲“推求滅國之事，最早可極於此”，由此“昉於此”引申出“從這裏開始”的意義。其餘二例亦可作此解。“放”作“至”之義用例甚廣，因此將“昉”視爲齊方言，並訓爲“適”，是何休不知“昉”當爲“放”之故。

3．【登】

《公羊傳》隱公五年：“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何休注：“登，讀言‘得來’，‘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徐彥疏：“齊人名‘求得’爲‘得來’，而云此者，謂齊人急語之時‘得’聲如‘登’矣。謂高語之時猶言‘得來之’，至著竹帛時，乃作‘登’字，故言由口授矣。”

對“登來”的訓釋涉及語音的問題。注意到這個現象的學者很多，他們提出了各種不同的意見。

阮元《校勘記》：“此當作‘登讀言得’，猶云‘登’讀爲‘得’也，‘來’當誤衍。”按照他的說法，我們可以推測齊方言中“登”與“得”讀音相近。上古音中，“登”爲端母蒸部字，“得”爲端母職部字，蒸部與職部陽入對轉，主元音相同，衹有韻尾一爲鼻音一爲塞音，也就是說，可能當時的齊方言中有的蒸部字會讀同職部字。

段玉裁也認爲“登”與“得”互通。《說文》彳部：“德，升也。”段玉裁注：“‘升’當作‘登’。辵部曰：‘遷，登也。’此當同之。‘德’訓‘登’者，《公羊傳》：‘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何曰‘登’讀言‘得’，得來之者，齊人語，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唐人詩‘千水千山得得來’，‘得’即‘德’也。‘登’、‘德’雙聲。今俗謂用力徙前曰‘德’，古語也。”

迮鶴壽用反切來解釋這個現象。他注王鳴盛《蛾術編》卷三三“論反切所自始”條說：“‘登來’之反切爲‘堆’，‘堆’之入聲爲‘得’，古無四聲之分，則‘登來’之反切即爲‘得’也。”雖然釋“登來之”爲“得之”亦通順，但反切之說過於迂曲，未必是傳文本意。

洪頤煊《讀書叢錄》卷一六“登得”條則從詞彙角度予以解釋：“《鹽鐵論·結和篇》：‘登得前利，不念後咎。’‘登得’即貪得。《禮記·大學》‘一人貪戾’，鄭注：‘戾之言利也。《春秋傳》曰“登戾之”。’何休《公羊》注：‘登讀言得。’是以‘登得’爲貪得也。”此說法從文義上固然符合作傳者之意，但致使幾個詞糾纏不清。第一，“來”有異文“戾”，“戾”的意義是利，則“來”也有利的意思，這樣的推斷和語言事實不符。第二，如果說“登得”是貪得之義，則“登”和“得”不是相通的關係，而變成了一個詞，二者是動賓關係，這和何休注的本義相去甚遠。

汪啓明先生（1998：170）提出另一種意見，他認爲“來”非衍字，“登”讀如“得來”，正說明“登”的聲母帶有複輔音，作［dl］。這個說法是有問題的。何休注雖言“登言得來”，但後又言“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表明何氏也將“登”與“得”，而非“得來”二字相比較。古人訓詁材料中引文不甚嚴謹，並非字字對應，在此不能將“登”等同於“得來”二字，複輔音之說當然也就缺乏根據。

梳理這些材料之後，我們更傾向於同意阮元和段玉裁的意見，認爲“登”通“得”，這正反映了齊方言中職部可能與蒸部對轉。

華學誠先生（2007：334）在接受這個意見的同時，還對“來”作了分析：“我們懷疑‘登來’、‘得來’的‘來’是古齊語中綴於動詞詞素後面的一個具有結果意義的虛詞性詞尾，其意義近似於今天‘得到’的‘到’，其語音和語法作用類似於今天‘得了’的‘了’。”雖然從語法結構來看，此“來”在形式上類似動補結構中的補語，但“虛詞性詞尾”的說法並不準確。關於漢語的動補結構出現的年代，學術界尚未有統一的意見（梁銀峰2006：17—24）。但就《公羊傳》語料來看，典型的動補結構尚未出現。隱公十年有“伐取之”，文公十五年有“筍將而來”，“取”和“將”都是連動結構的後一個動詞，仍然分別具有“取得”和“帶來”的實際意義。同樣，“登來”或“得來”亦至多衹能被視爲連動結構，且V2“來”還是使動用法，義爲“使……來”，具有實在意義。這是動補結構的前身和來源之一，認爲它是相當於動態助詞“了”的詞尾，爲時過早。

4．【母兄】【母弟】

《公羊傳》隱公七年：“母弟稱弟，母兄稱兄。”何休注：“母弟，同母弟，母兄，同母兄，不言‘同母’，言‘母弟’者，若謂‘不如’爲‘如’矣，齊人語也。”

“母兄”、“母弟”指同一對父母所生的兄弟，並且強調“同母”，即同屬一個嫡庶分支。何休認爲這是“同母兄”、“同母弟”的省文，正如“不如”省爲“如”一樣。顧炎武《日知錄》也把這個例子放在“語急”一條中。根據經傳文來看，不僅“同”字可省，“母”字亦可省，故而《春秋》中稱“兄”、“弟”的，均爲“同母兄”、“同母弟”。

“母弟”一詞較早的用例是《尚書·牧誓》：“昬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孔《傳》：“母弟，同母弟。”《春秋》經傳中，稱“母兄”、“母弟”的文例甚夥，且不局限於齊人語言中：

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左傳》宣公十七年）（杜預注：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公弟，而母弟或稱公子。）

子叔姬卒。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文12）

文公十三年文中，作爲女性的妹妹也能被稱爲“母弟”。何焯《義門讀書記》卷一一對此的解釋是：“母弟雖女弟，亦貴之。”

出土文獻中也有“母弟”的用例：

大子朝君，君之母弟是相，大子昃聽。庶叩，叩進。大子前之母弟，母弟送，退，前之大子。再三，然後並聽之。（《上博二·昔者君老》）

它還留存於後世文人的行文中，如：

布母弟丁公，爲項羽將。（《漢書·季布傳》）（顏師古注：此母弟爲同母異父之弟。^[2]）

此“母弟”雖則同母，却是異父，與《公羊》異義。華學誠先生（2007：327）提出，這個詞一直保留在當代某些方言中，《漢語方言大詞典》“母兄”條記載，1936年編纂的甘肅省《鎮原縣志》有：“同母之兄曰母兄，同母之弟曰母弟。”

5．【累】【樵】【怒】【墠】

《公羊傳》桓公二年：“及者何？累也。”何休注：“累，累從君而死，齊人語也。”

桓公七年：“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休注：“樵，薪也，以樵燒之，故因謂之樵之，樵之，齊人語。”

莊公四年：“今紀無罪，此非怒與？”何休注：“怒，遷怒，齊人語也。”

宣公十八年：“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何休注：“掃地曰墠，今齊俗名之云爾。”

將此四詞放在一起討論，是因爲它們都與詞義引申有關。

“累”作“牽連、連累”義，是一個常見的詞義引申現象。《公羊傳》中除了桓公二年文例之外，還出現了兩次，分別在莊公十三年、僖公十五年，均爲“及者何？累也。”

在其他上古文獻中也能看到很多用例：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尚書·旅獒》）（孔颖达疏：若不矜惜細行，作隨宜小過，終必損累大德矣。）

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3]（《左傳》隱公十一年）

且臣爲齊奴也，如累王之交於天下，不可。（《戰國策·東周策》）（鲍彪注：累者，事相連及，猶誤也。）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莊子·天下》）

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呂氏春秋·觀世》）

古之聼民者，有過必赦，小罪勿増，大罪勿累，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尚書大傳·甫刑》）（鄭玄注：延罪無辜曰累。）

諈、諉，累也。（《爾雅·釋言》）（邢昺疏：累，謂相累及也。）

現代漢語的雙音詞“連累”、“累及”等，也是從“累”的這個義項發展而來的。“累”的本義是“堆積、聚積、接連成串”，由此引申爲“牽連、妨害”，它不僅是齊人的語言，也是上古漢語的常用詞。

“樵”的情況也是一樣的。“樵”本是名詞，義爲“薪柴”，在上述文例中詞義引申爲“焚燒”，詞性變爲動詞，且帶有賓語“之”。“以樵燒之，故因謂之樵之。”何休的注解很好地解釋了這個詞詞義轉化的緣由。名詞和動詞相互間的詞性轉變和詞義引申是漢語中的普遍現象。

淳于鴻恩《公羊方言疏箋》提出“樵”與“燋”古通假，“燋”有燃燒義。事實上，此二字皆從“焦”得聲，可能有同源關係，形符一從“木”，一從“火”，是後來分化的結果，一個著眼於被燃燒的材料，另一個著眼於燃燒的現象。嚴格來說它們不算“通假字”，而衹是“分化字”。“樵”本身從名詞引申爲動詞是十分自然的現象，未必需從通假方面來解釋。

“墠”本亦是名詞。《說文》土部：“墠，野土也。”引申爲動詞“除地”，如：

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尚書·金滕》）（孔《傳》：墠，除地。）

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左傳》昭公元年）

作爲動詞，“墠”可與“禪”通：

二十五日甲午，禪，祭地於梁陰。（《後漢書·祭祀志上》）（李賢注：項威曰：“除地爲墠，後改墠曰禪，神之矣。”）

祭祀用的壇叫作“墠”，因此做此壇的動作也叫作“墠”。《禮記·祭法》：“設廟祧壇墠而祭之。”鄭玄注：“封土曰壇，除地曰墠。”這個注解既可理解爲除地而做的東西是墠，也可理解爲除地這個動作是墠，此二義是息息相通的。《公羊傳》宣公十八年此例中的“墠”、“帷”皆是名詞引申爲動詞，義爲歸父“除地張帷”，以祭奠宣公。《春秋公羊傳詞典》釋“墠”爲“供祭祀用的經清除過的整潔地面”，不確，沒有注意到此處名詞向動詞的詞性轉變。

同樣屬於詞義引申的還有“怒”。除了上引莊公四年之例，《公羊傳》中還有一個用例：

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昭11）

此處的“怒”同樣是遷怒之意。徐彥疏：“非由惡其父遷怒其子。”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二四“此非怒與”條：“家大人曰：遷怒但謂之怒，則文義不明，何注非也。‘怒’之言‘弩’，太過之謂也。《方言》：‘凡人語而過，東齊謂之劍，或謂之弩，弩猶怒也。’《荀子·君子篇》：‘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怒’也，‘踰’也，皆‘過’也。說見《荀子》。是古者謂‘過’爲‘怒’。‘今紀無罪，此非怒與’者，言今日之紀無罪，乃因其先世有罪而滅之，此非太過與？東齊謂過爲‘弩’，則‘弩’者齊人語也。”《漢語大辭典》也將此例句放在“怒”的“過，超過”義項下。

汪啓明先生（1998：83）不贊成這個說法。他認爲“怒”“本來是一個表示心理活動的動詞，這個詞在這個具體的語言環境中，由動詞轉化爲名詞，成爲動詞‘遷’的支配對象；但是‘遷’字又被省略了，並且包括‘遷’的補語‘紀’和介詞‘於’也被省略了”。他注意到了“怒”的詞義演變，但“由動詞轉化爲名詞”的說法值得商榷。首先“非”的賓語不必須是名詞，謂詞性賓語的情況是常見的，不能據此認爲“非怒”的“怒”是名詞。另外徑直說“遷”和“於紀”是被省略了亦嫌武斷，上古漢語雖然簡潔，也不能把所有未出現的成分都劃爲“省略”。

華學誠先生（2007：335）則認爲王氏固然不對，汪氏的解釋也嫌迂曲。他認爲：“‘怒’的意義就是‘遷怒’，這首先是詞義問題。因爲齊語中有這樣一個意義，‘怒’的語法意義也隨之有所變化，即本爲表示心理活動的不及物動詞，變成爲及物動詞，意念上的關係賓語就是‘紀’。”這是最簡潔明確的觀點。“怒”的本義是“憤怒”，後引申爲“遷怒”，在語義中引進了憤怒的對象。

“憤怒”，後引申爲“遷怒”，在語義中引進了憤怒的對象。

6．【】

《公羊傳》桓公五年：“曷爲以二日卒之？也。”何休注：“者，狂也，齊人語。”

阮元《校勘記》：“《釋文》作，呼述反。按：當作怴字之訛也。《廣雅·釋詁二》：‘怴，怒也。’又《釋訓》：‘怴怴，亂也。’……《玉篇》心部：‘怴，許律切，怒也。’《廣韻》六術：‘怴，狂也。’皆從戉不誤。”

阮元的校勘可從。此句中“”當作“怴”。《廣韻》歸於術韻，許聿切。《廣雅·釋詁四》：“怴，義與同。”王念孫《疏證》：“，狂也。”《說文》疒部：“，狂走也。”段玉裁注：“、怴蓋同字。”而“”、“”不見於字書，恐是形近而誤。

7．【化】

《公羊傳》桓公六年：“曷爲慢之？化我也。”何休注：“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

除此例外，《公羊傳》中“化”這個詞還出現過一次：

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哀6）

對上例，何休注：“言欲以薄陋餘福共宴飲。”徐彥疏：“彼以周公過魯而無禮，故傳謂之化我也。今此陳乞亦以魚菽之薄物，枉屈諸大夫之貴重，亦是無禮相過之義，故謂之化我也。”

何休認爲“化”義爲“行過無禮”。後代學者也有接受這個意見的。胡玉縉《許廎學林》“公羊化我解”條：“美惡不嫌同詞也，是故‘化’之本義爲教行，經傳中爲‘變’、爲‘生’者，即從教行義引申，惟此文‘化’字，去本義獨遠。《方言》三：‘蔿、譌、譁、涅，化也。’……並與無禮義近。今俗於人之不拘禮節者謂之‘化’，即是此字。”他認爲這也是一個反訓的例子，“化”有教化之義，也有無禮之義。章太炎、楊樹達先生還以現代漢語方言來證成。《新方言》卷二：“此‘化’直訓行過，凡行過無禮者，非爲暴客，則多需求，故今人謂過人气貸爲‘募化’，踵門气食者爲‘叫化子’。”《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長沙方言續考》：“今長沙斥人爲無賴之行者曰‘化’，詈人爲‘化哥’，或云‘化生子’。”

對於這個詞，《穀梁傳》有一個重要異文：

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穀梁傳》桓公六年）

“化”、“畫”異文，表示的應當是同一個詞。范寧注：“畫是相過去朝遠。”他僅說“畫”有“相過”義，未提及無禮之義。《穀梁傳》在此前一年也有記錄：“外相不書，此其書，何也？過我也。”范寧注：“過我，六年寔來是也。”此“過我”與下文“畫我”指的是同一件事。

關於“畫”還有一個著名的用例。《論語·雍也》：“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何晏《集解》引孔安國：“畫，止也。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女自止耳，非力極。”關於這個詞研究者討論得很多，多以“畫地自限”解之。俞樾將其與《公羊》、《穀梁》的用例聯繫在一起，提出了新的意見。《茶香室經說》卷一六“今女畫”條：“‘畫’之訓‘止’，必非如近解‘畫地自限’之說，邢、皇二疏皆無說。《穀梁》桓二年傳：‘其謂之實來何也？以其畫我，故言之也。’是‘畫’有略之意，疑齊魯間之方言。”

雖然包括俞樾在內的很多學者認爲“化”或“畫”都有簡慢之義，但從音韻方面來看，我們更傾向於一個更簡單明晰的解釋，即“化”、“畫”和“過”有音韻上的關係，它們可能是同一個詞。“化”爲曉母歌部，“畫”爲匣母錫部，“過”爲見母歌部，主要元音相近，聲紐發聲部位皆靠後，因此它們有互通的條件。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認爲“化”可假借爲“過”，所舉即《公羊傳》此例；認爲“畫”可假借爲“過”，所舉即《穀梁傳》此例，且提出“化”、“畫”、“過”雙聲，故而可通。洪頤煊《讀書叢錄》卷六“化我也”條亦持此主張：“過、化同聲，因口授，其字異耳。……《穀梁傳》作‘畫我’，其音義並同。”“化”和“畫”可能是方言詞，“過”則是通語。方言音變，在文字平面上看是不同的詞的語音通轉，實際可能是同一個詞在不同方言區內的表現。

另一方面，從意義上來看，《公羊》、《穀梁》中的“化”、“畫”未必有無禮之義。昭公六年的事件中，州公路過魯國，經文僅記載“寔來”，爲何說州公寔來？是因爲要簡慢他。爲何要簡慢他？是因爲他衹是從我國經過，而非來朝聘，經傳都未提及州公對魯國無禮的事情。哀公六年的事件中，陳乞請諸大夫到他家中宴飲，“願諸大夫之化我”，是請諸大夫過我家中之義，邀請別人，理當不可說別人是“行過無禮”，即使按照注疏的說法，無禮的也是陳乞，而非諸大夫，因此在這個文例中用“行過無禮”來解釋“化”有違文義。《漢語大詞典》“化”條有義項爲“方言。無禮；無賴”，引《公羊傳》桓公六年文例，“畫”條有義項爲“指不守禮法”，引《穀梁傳》桓公六年文例。我們認爲這兩處恐怕都是受了何休注的影响，此處“化”和“畫”都應解釋爲“過從”之“過”爲宜。

8．【脰】

《公羊傳》莊公十二年：“萬怒，博閔公，絕其脰。”何休注：“脰，頸也，齊人語。”

《說文》月部：“脰，項也。”先秦秦漢文獻中，“脰”一詞用例不少，如：

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左傳》襄公十八年）（杜預注：脰，頸也。）

世子曰：“……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刎脰而死。（《穀梁傳》僖公十年）

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戰國策·楚策一》）（鮑彪注：脰，項也。）

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周禮·考工記·梓人》）

燕，白脰烏。（《爾雅·釋鳥》）（郭璞注：脰，頸。）

麔、麚，短脰。（《爾雅·釋獸》）（郭璞注：脰，項。）

壺脰脩七寸，口徑二寸半，壺高尺二寸。（《大戴禮記·投壺》）

“脰”可指人的頸項，可指動物的頸項，如《周禮》和《爾雅》例所示，也可隱喻器物的頸部，如《大戴禮記》例所示。後來它的所指還有轉移，劉熙《釋名·釋形體》：“咽，咽物也，青徐謂之脰，物投其中，受而下之也。”咽喉在頸部，這樣的意義引申也是很自然的。

從上引例中也能看出，“脰”並不僅是齊人的方言，各地人均有使用。此詞甚至一直沿用至現代。王念孫《廣雅疏證·釋親》：“今浙西人亦呼頸爲脰頸。”《漢語方言大詞典》“脰”條收錄了現代吳語和閩語中十餘條“脰”參與組成的複合詞，表明它至今仍有強大的生命力。

9．【瘠】

《公羊傳》莊公二十年：“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大也。”何休注：“瘠，病也，齊人語也。”

根據傳和注，“大災”指的是“大瘠”，“瘠”即“”，“瘠”即“病”，“瘠”、“”、“病”三詞意義相通。

王念孫《讀書雜志·漢書雜志》卷九“積死”條：“《漢書·鼂错傳》：‘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埶，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積’字師古無注，念孫案：‘積’讀爲‘漬’，漬，病也。‘埶’謂地埶（勢）也。此言邊地苦寒，戍卒不耐其水土，則生疾病相漸漬而死也。《周官·蜡氏》注引《曲禮》：‘四足死者曰。’今本‘’作‘漬’，注云：‘漬謂相瀐汙而死也。’引莊二十年《公羊傳》：‘大災者何？大漬也。’今本‘漬’作‘瘠’。何注云：‘瘠，病也，齊人語也。’又十七年‘齊人瀐于遂’，《傳》曰：‘瀐者何？瀐，積也。’注云：‘瀐之爲死，積死非一之辭，故曰瀐積，眾多也。’《釋文》‘積’本又作‘漬’。‘、漬、積、瘠’，並字異而義同。”

臧琳《經義雜記》卷二五“大漬也”條：“‘’亦俗字，當爲‘癘’。《集韻》‘’或作‘癘’，可證。《說文》疒部：‘癘，疫疾也。’今本作‘惡疾也’，非是。兹從《詩·思齊》正義所引，從疒蠆省聲，何義本此。《吕氏春秋》：‘貴公云：“仲父之疾，病矣，漬甚。”’高注：‘漬，亦病也。’《公羊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與鄭陸所據本同。”

通過以上兩條論證，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認識：“瘠”通“漬”，所指不是個人普通的疾病，而是“積死”，即傳染病，也叫作“癘”或“疫疾”，因此《春秋》史家認爲這是“大災”而記錄之。《公羊傳》此條下還有：“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證明了這是一場大的傳染瘟疫，從齊國蔓延到了魯國。

10．【僂】

《公羊傳》莊公二十四年：“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何休注：“僂，疾也，齊人語。”

俞樾《群經平議》卷二三“夫人不僂不可使入”條對此處何注提出了質疑：“夫人不肯疾順公，則當云夫人不順，不可使入，不當云不疾，不可使入。然則何解‘僂’字非也。‘僂’當讀爲‘摟’。《說文》手部：‘摟，曳聚也。’古或以‘婁’爲之。《詩·山有樞》篇‘弗曳弗婁’，毛《傳》曰：‘婁，猶曳也。’《釋文》引馬注曰：‘婁，牽也。’是‘婁’有牽曳之義。公入而夫人亦入，是相牽曳而入也，‘不摟’者，言不可牽曳也。‘摟’、‘僂’同聲，故得通用。”

這個說法雖別辟蹊徑，却未必可信，原因是傳文此處並非詳細記錄史實，恐不會書公與夫人相牽曳這一類細節之事，況且夫人不牽曳公，也未必不能入，故而這種說法於理不順。

阮元《校勘記》：“段玉裁云‘僂’即‘婁’，‘婁’即今‘屢’字，訓數，亦訓疾。”這是段玉裁注《說文》的意見，亻部“僂”字條：“此爲‘婁’之假借字，‘婁’即‘屢’，與‘驟’通，‘驟’訓數，亦訓疾。”

《爾雅·釋言》：“屢，疾也。”郝懿行《義疏》：“‘屢’者，‘婁’之俗體也。《釋言》云：‘婁，亟也。’《說文》云：‘婁，務也。’務，趣也，言趣赴於事，是急疾之義也。通作‘僂’。……又通作‘屢’。《釋文》：‘婁本又作屢’，《詩·賓之初筵》《傳》及《正月》、《巧言》《箋》並云：‘屢，數也。’……‘數’者與‘屢’同義，今人言‘數數’，猶言‘屢屢’也，‘屢’、‘數’有迫促之意，故同訓爲疾。”

比《公羊傳》時代更早的《荀子·儒效》：“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楊倞注：“僂，疾也。言雖聖人亦不可疾速指陳。”他所引例證即是《公羊傳》何注。

據此我們知道，“僂”與“婁”、“屢”是同源字，訓“疾”，訓“數”，“夫人不僂”即夫人不肯盡快趣赴於事，嫁於魯國，而是與公有所約定後纔肯行。淳于鴻恩《公羊方言疏箋》還提到：“今登萊謂疾行爲快僂，即古方言之遺。”

11．【伐】

《春秋》莊公二十八年：“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公羊傳》：“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何休注：“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徐彥疏：“謂伐人者必理直而兵強，故引聲唱伐，長言之，喻其無畏矣。謂被伐者必理曲而寡援，恐得罪於鄰國，故促聲短言之，喻其恐懼也。公羊子，齊人，因其俗可以見長短，故言此。”

“長言”和“短言”，是很多音韻學、語法學研究者關注的問題。首先，就“長言”和“短言”的語音區別，古今學者就有很多不同意見。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四“伐”條：“長言若今讀平聲，短言若今讀入聲，《廣韻》平聲不收‘伐’字，蓋古音失傳者多矣。”《說文》亻部“伐”條段玉裁注：“按今人讀房越切，此短言也。劉昌宗《周禮·大司馬》、《大行人》、《輈人》皆房廢切，此長言也。劉係北音，周顒、沈約韵書皆用南音，去入多强爲分別，而不合於古矣。”孔廣森《詩聲類》卷一二：“去聲之中自有長言、短言兩種讀法，每同用而稍別畛域，後世韻書遂取諸陰部去聲之短言者一改爲諸陽部之入聲。”

王力先生《漢語音韻學》：“這裏所謂長言短言，是否我們現在的聲調，還不得而知，因爲盡可以是音長的關係，而不是音高的關係。也許我們還可以說，當時所謂長言短言就是入聲和非入聲的區別。長言就是非入聲，短言就是入聲。”（王力1985a：93）但他又在《漢語語音史》中有另一說法：“長言之就是長入，短言之就是短入。”（王力1985b：74）

各家對於長言短言的具體性質認識頗有分歧：平入聲之別、去入聲之別、長去短去之別、長入短入之別等，不一而足。

這還不僅是語音上的問題，也關係到“伐”的語法功能。《馬氏文通》首先提出了這是以語音分別主、被動功能，卷五“受動字”條：“是齊人以‘伐’字之聲短、聲長，以爲外動、受動之別。”

現代學者對此作了很多考察。國紅光先生（1986）：“‘伐人者爲客’的‘伐’字，是主動義的‘伐’字，在語音形式上體現爲本讀，應讀爲入聲，何休狀其音曰‘長言之’；‘見伐者爲主’的‘伐’字，是被動義的‘伐’字，在語音形式上體現爲破讀，應讀爲去聲，何休狀其音曰‘短言之’。”孫玉文先生（2007：311）：“‘伐’作‘遭到進攻’講上古一定用得很普遍，所以纔有可能對原始詞‘進攻別人’一義的讀音產生擠壓，使原始詞的‘長言’讀法逐步在口語中消失掉，讀成‘短言’。”鄭張尚芳先生（2003：217）：“前音爲《集韻》廢韻房廢切bads，‘擊也’；後音爲月韻房越切bad，乃後世的通讀音。bad保留入聲爲短讀，漢代bads＞bas＞baih自然成長讀了。‘伐’後世都混說入聲，原來則依語法意義分讀。”

聲調的變化涉及詞的形態變化，不同的內部屈折形式區別了詞的主動和被動形態，這或許正是上古漢語有形態變化的一個證據。方光燾先生（1997）認爲：“何休注中所說的‘伐人’和‘見伐’是詞義的區別，長言、短言並不表現一個詞的不同的語法作用。”他同時舉了“買／賣”、“受／授”等詞以資證明。我們認爲，詞義的區別和語法作用的區別其實並不矛盾。在漢語尚具備形態特征的時期，不同的語音可表示不同的形態，而當漢語的形態區別隨語言發展消失後，一個詞的不同形態作爲該詞的不同義位被保存下來，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說，“伐”在上古漢語中的主、被動形態，變成了後來“伐”這個詞主、被動兩個意義，這既是形態的區別，也是詞義的區別。

“伐”的“遭到進攻”一義，在上古文獻中還能看到其他用例：

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詩經·商頌·長發》）

此“伐”即“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之“伐”，表被動義，“伐”與“截”、“桀”等爲韻，都屬於入聲月部，可證“短言”與入聲有關。宋亞云先生（2006）列舉了先秦至兩漢“伐”表被動意義的用法27例。馬王堆漢墓帛書《戰國縱橫家書》與《公羊傳》寫定年代相近，也反映了“伐”的主動、被動兩種用法，如：

立帝，帝立。伐秦，秦伐。（《戰國縱橫家書·蘇秦謂齊王章》）

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戰國縱橫家書·謂燕王章》）

宋、中山數伐數割，而國隋（隨）以亡。（《戰國縱橫家書·須賈說穰侯章》）

楚久伐，中山亡。（《戰國縱橫家書·蘇秦獻書趙王章》）

“伐秦”、“伐齊”之“伐”是及物形式，表示主動征伐，“秦伐”、“齊伐”之“伐”是不及物形式，表示被征伐。後兩例中，“伐”的句法位置完全相同，卻表達了完全相反的主、被動意義。根據上下文判斷，“宋、中山數伐”之“伐”表主動，而“楚久伐”之“伐”表被動，可據此推知“伐”是靠語音形式來區別形態的。

漢語的形態變化在上古漢語後期漸漸消失，能夠利用語音手段區別形態的詞語越來越少，語序和虛詞成爲表達語法關係的主要手段。“伐”的語音和意義也逐漸融合：表達主動形態的原始詞的詞義“進攻別人”和表達被動形態的滋生詞的讀音“短言”結合在一起，而滋生詞的意義“遭到進攻”和原始詞的讀音“長言”則消失了，因而中古之後，“伐”衹有入聲月韻一個讀音，也衹表示主動進攻一個意義。

12．【漱浣】

《公羊傳》莊公三十一年：“臨民之所漱浣也。”何休注：“無垢加功曰漱，去垢曰浣，齊人語也。”

“漱”、“浣”二詞皆有洗滌義，但二者的下位義素有差別。《說文》水部：“漱，盪口也。”“澣，濯衣垢也，今澣從完。”“涑，澣也。”《說文》以“漱”爲漱口，又以“涑”、“澣”爲同義，指洗衣。段玉裁注又認爲“涑”亦假“漱”爲之，所引即《公羊傳》用例，是以幾個詞詞義皆有糾纏。何休認爲《公羊傳》中的“浣”的程度比“漱”深，故而“無垢加功曰漱，去垢曰浣”。

上古文獻中提到“漱”、“浣”二詞的不少，其中一條是：

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禮記·內則》）

鄭玄注：“手曰漱，足曰澣。”這個說法的影響很大。徐彥疏即不同於何休注而採納了鄭玄的說法：“謂但用手矣。既無垢而加功者，但亦少有而無多垢，故謂之無，非全無也。”

段玉裁綜合許慎、何休、鄭玄三家之說：“‘無垢加功’謂但用手斗漱，‘去垢’蓋用足物。故《內則》云：‘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鄭云‘手曰漱，足曰澣’是也。若然則‘漱’與‘澣’别，而許不别者，許渾言，何析言也。《毛詩·周南》《箋》云：‘汙，煩也，煩撋之用功深。’‘澣謂濯之耳。’是則‘澣’對‘汙’言又分深淺。實則何之‘去垢’即《毛詩》之‘汙’，何之‘無垢加功’即《毛詩》之‘澣’。”段玉裁將幾種說法調和在一起，污垢較少，故而用手洗滌，爲“漱”，污垢較多，則用腳洗滌，爲“浣”，而“汙”則程度更深。

但是鄭玄本人在不同的文獻中注解亦不甚相同。《禮記·曲禮上》：“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鄭注：“漱，澣也。”《詩經·周南·葛覃》：“薄污我私，薄澣我衣。”鄭《箋》：“澣，謂濯之耳。”“漱”可釋爲“澣”，“澣”與“濯”又是同義。鄭玄亦是齊人，與何休也是同時代人，何以二者的理解不同呢？

根據我們的理解，“漱”、“澣（浣）”、“濯”、“汙”幾個詞，對文則別，散文則通。在獨用的情況下，皆可作洗滌之義，至於是否有用手足的差別，還是有污垢程度的差別，則不可知。在有對比的情況下，則似以何休的說法更爲可信，因爲從上述引用的以及後世的文獻中看不出“漱”、“浣”有用手和用足洗滌的區別，而污垢程度的差別是可以發覺的。“漱”從漱口義引申出洗滌義，用水盪口是一個較輕便簡捷的動作，則以洗滌義出現時恐怕也是程度較輕的，因此它可用來指洗滌污垢較少的衣物，而“浣”則是一般意義上的洗滌。

需要提出的是，雖然以上我們沿何休的思路將“漱”和“浣”分作兩個詞來討論，但事實上“漱浣”在《公羊傳》已經詞彙化爲一個複合詞，語義發生了泛化，使用者不再關注內部語素的意義分歧，而將其整體作爲“洗滌”義來使用。

13．【踊】

《公羊傳》僖公十年：“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爲文公諱也。”何休注：“踊，豫也，齊人語，若關西言渾矣。”

“踊”一詞作爲動詞，在《公羊傳》中出現過多次，但此處用作副詞，有“預先”的意義，是較爲少見的。根據何休注，與它意義相仿的是關西的方言“渾”，“渾”本身同樣沒有預先義，因此需要考察它們的關係。

前代學者的一個觀點是“踊”通“通”。洪頤煊《讀書叢錄》卷一六“踊”條：“‘踊’當是‘通’字之譌。傳中‘通可以已也’文凡三見，昭三十一年傳：‘通濫也，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義與此傳畧同，關西言‘渾’，亦與‘通’義相近。”牟庭相《雪泥書屋雜志》卷四：“正文與注皆‘通’字形訛爲‘踊’。《晏子春秋》：‘路寢之臺，成而不通焉。’今本亦訛爲‘而不踊焉’，而《說苑》作‘通’，可証二字相混也。《漢書·夏侯勝傳》曰：‘齊人通正言。’《田延年傳》曰：‘通往就獄。’皆古齊人語耳。”對於《漢書》的兩個“通”，顏師古注前者爲：“通謂陳道之也。”注後者爲：“通者，從公家通理也。”

《公羊傳》中三次出現“通可以已也”，何休無注，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二四“通可以已也”條認爲：“‘通’之爲言猶‘道’也。道，言也，道可以已，言可以已也。”與《夏侯勝傳》顏注相同。然而到此仍然有疑問。“道”、“言”的意義，與“預先”的意義差距甚遠，更不能用來解釋“渾”。“踊”雖然可與“通”相通，但在此例中不甚妥當。

華學誠先生（2007：334）從音韻方面作了一些解釋，“豫”古音余母魚部，“踊”余母東部，“渾”匣母文部。“豫”爲雅言通語詞，而“踊”、“渾”分別代表齊語和關西語說“豫”這個詞的實際讀音，也就可以推測，齊語和通語的區別在於有無鼻輔音韻尾。從“踊”讀同“渾”這點，又可推測某些東部與文部字、余母和匣母字也有相混或趨同的可能。但這僅是假設，尚有待於文獻證實。

14．【是月】

《春秋》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公羊傳》：“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休注：“是月，邊也，魯人語也。在正月之幾盡，故曰劣及是月也。”徐彥疏：“而此一文獨爲魯人語者，以是經文孔子作之，孔子魯人，故知魯人語。彼皆是諸傳文，乃胡毋生、公羊氏皆爲齊人，故解爲齊人語。”

根據《公羊傳》的說明，《春秋》中的“是月”，並非一般意義上“此月”之義，而是“正月之幾盡”，亦即正月月底之時。下文傳有“晦日也”，證明此時是一月的最後一日。然而釋“是月”爲月底的緣由，則是需要考察的。

阮元《校勘記》：“《釋文》‘是月’如字，或一音徒兮反。盧文弨曰‘是月’有作‘提月’者，故一音徒兮反。《初學記》‘晦日’條引此作‘提月’。又《鶡冠子·王鈇篇》‘家里用提’，陸佃注云：‘提，零日也。’引《公羊》爲證。按‘是月’與《月令》‘是月’似異而實同，改作‘提’者，俗人所爲也。”

阮元提到了“是”有異文“提”，其義是“零日”，但他的結論是此爲俗人所改，文當作“是月”，與《禮記·月令》中多次出現的“是月”同，而彼處“是月”即此月之義。

“是月”作“提月”除了出現於《鶡冠子》和《初學記》，還有其他證據。《集韻》齊部收有“是”字，爲田黎切，與“提”同音，所引即《公羊傳》此例。孔廣森《通義》提到：“‘是’讀爲‘隄’，‘隄’之言邊也。……凡經傳言‘是月’有當如字讀者，其義爲此月也；有當讀‘提月’者，其義爲盡此月。”事實上與“提”或“隄”同音的“是”，並非“是”的另一個特殊讀音。古無舌上音，中古時期禪母的“是”，在上古讀近定母。

另外，各種類書中經常收錄作晦日的“提月”一詞，如《歲華紀麗》、《事類備要》、《淵鑒類函》等。但是對其意義有兩種解釋，一種即是“晦日”，也就是每月的最後一天；另一種專指正月的最後一天，也就是“正月之幾盡”。當然，其來源都是《公羊傳》何休注，一些人取其晦日義，另一些則將正月義一併採納。總之，作月終這個意義時，字作“是”、“提”、“隄”皆可，與常見的“是月”意義不同。

至於爲何“提月”有正月晦日的意思，洪亮吉《卷施閣集·釋歲》認爲：“《爾雅》：‘太歲在寅，爲攝提格。’《楚辭》：‘攝提貞于孟陬兮。’正月，建寅之月，則稱正月爲提月，或古有是語。”不過按照他的說法，“提月”就是正月的意思，而非晦日的意思了。

洪頤煊認爲“提”通“抵”，華學誠先生（2007：327）認爲“是”通“底”，並認爲魯人讀“底月”爲“是月”是清濁混讀。“是”與“抵”、“底”音韻地位固然相近，但“抵月”、“底月”二詞不見於文獻，他們的說法亦僅限於一種推測。

《春秋》另二傳，却並未將“是月”視爲“月底”。此條經文《左傳》無傳，杜預注：“是月，隕石之月。重言是月，嫌同日。”表示記載“是月”是爲了避免誤解隕石和退飛發生在同一日。《穀梁傳》：“是月也，決不日而月也。”表示不能決斷是哪一日，故而書月。范寧注：“欲著石日鶂月，故言是月。若不言是月，則嫌與戊申同。”意思與杜預注同，也是爲了避免誤解二事發生在同一日。他們均將“是”理解爲其通行意義，即近指代詞。“提月”的說法本於《公羊傳》，後代的使用和解說亦皆沿襲於此，這或許僅爲公羊家和何休的一家之言，但“是月”因此而獲得“月底”之義，並被後人所襲用，也是不可改變的語言事實。

15．【兄弟】

《公羊傳》僖公二十五年：“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何休注：“宋魯之間名結婚爲兄弟。”

以“兄弟”一詞表示婚姻，《公羊傳》中除了僖公二十五年的文例外，還有：

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僖31）

在其他文獻中也可找到不少用例，且不一定局限於齊人語：

一曰媺宫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周禮·地官·大司徒》）（鄭玄注：兄弟，婚姻嫁娶也。）

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辭。（《禮記·曾子問》）（鄭玄注：必使人吊者，未成兄弟。）

公娶齊，齊由以爲兄弟，反之。（《穀梁傳》宣公十年）（范寧注：齊由以婚族故還魯田。）

宴爾新婚，如兄如弟。（《詩經·邶風·匏有苦葉》）

《爾雅·釋親》：“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郭璞注：“古者皆謂婚姻爲兄弟。”郝懿行《義疏》即引《匏有苦葉》爲證。

但“兄弟”並不一定都指婚姻。同樣在《公羊傳》中，還出現過兩次“兄弟辭也”：

郜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僖20）（何休注：郜，魯之同姓，故不忍言其絕賤。）

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文12）（何休注：與郜子同義。）

此二處的“兄弟”指同姓宗族。俞樾《群經平議》卷二三因此認爲何休對前面提到的兩個“兄弟辭也”注有誤，《公羊傳》中的四處“兄弟辭也”當皆著眼於同姓宗族而言：“隱二年《傳》曰：‘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可知婦人無外事，不得通於它國，蕩伯姬乃蕩氏之母，而得言來逆婦者，以其本魯女也，故曰兄弟辭也，與郜、盛一律，不得輒爲異說。又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傳文與此同，杞伯姬亦魯女也。”

按俞樾的說法，何休認爲“結婚姻”的“兄弟”，都是因爲來求婦者與魯國有宗親關係，使用的是“兄弟”的本義。他的解釋對於《公羊傳》固然可通，但也不能據此否定上文所引其他文獻中的用例，如《禮記·曾子問》中的用法沒有提到男女家有宗親關係，但也稱“兄弟”。

關於“兄弟”一詞的意義，臧庸《拜經堂文集》卷一“昆弟兄弟釋異”條解釋甚爲詳盡：“昆弟者，一體之親，故自同父同母下至同族，均有是稱，二本之誼也。至兄弟，雖亦昆弟之通稱，對言之則有親疎之别，故自大功以上爲昆弟，小功以下爲兄弟。若推廣言之，不特同姓之親通謂之兄弟，即父黨、母黨、妻黨，均有兄弟之稱，又兼異姓言之矣。此二者不同之大致也。”也就是說，“兄弟”適用範圍頗廣，凡父、母、妻之黨皆可稱兄弟。《爾雅·釋親》：“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兄弟。”郝懿行《義疏》：“然宗族亦有稱兄弟者，若《曾子問》云‘宗兄宗弟’，《喪服傳》云‘小功以下爲兄弟’……《詩》‘兄弟無遠’，鄭《箋》：‘兄弟，父之黨，母之黨。’此則父黨、母黨俱稱兄弟。”

據此可知，“兄弟”確實可指姻親，“兄弟”一詞的婚姻義，是從母黨、妻黨之義引申而來的。

16．【詐戰】

《公羊傳》僖公三十三年：“詐戰不日，此何以日？”何休注：“詐，卒也，齊人語也。”

“詐戰”被春秋時人所不齒，與雙方均有準備的“偏戰”形成對比，在《公羊傳》中出現甚多。根據何休的理解，“詐”即“卒”，“卒”是倉促之義，詐戰就是突然發動戰爭，讓對方猝不及防。《穀梁傳》僖公二十三年“宋公兹父卒”條范寧注亦云：“詐戰，謂不期也。”因此很多學者據此認爲“詐”是“乍”的借字。《廣雅·釋言》：“乍，暫也。”王念孫《疏證》：“又作‘詐’。”引文即《公羊》此例。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言部：“詐，假借爲乍。”陳立《公羊傳義疏》也說：“‘詐’蓋‘乍’之借。”

然而檢索其他上古漢語文獻，却找不到“詐”通“乍”，義爲“倉促”的用例。僅“詐戰”一個孤例，不能確證“詐”和“乍”的通假關係。

關於“詐戰”我們同樣能從“詐”的本義來解釋。《說文》言部：“詐，欺也。”《爾雅·釋詁》：“詐，僞也。”“詐”的本義即“欺詐、虛假”。《公羊傳》桓公十年何休在解釋“偏戰”時說：“結日定地，各居一面，鳴鼓而戰，不相詐。”此“不相詐”即針對“詐戰”而言。由“相詐”可見“詐”當是動詞，義爲“欺詐”，若解爲“倉促”則不辭。且詐戰之“詐”不僅在於其事起倉促，更重要的是通過欺騙手段贏得戰爭。《公羊傳》中兩次提到詐戰，其中僖公三十三年的秦晉殽之戰敘述得較爲詳細。這場戰爭的關鍵在於鄭商弦高矯鄭伯之命而犒師，使秦軍出現了情報錯誤，最終被晉人殲滅。這樣的詐戰，不僅是倉促，更重要的是欺詐。因此以“卒”釋“詐”，不如直接以“欺”釋之。

《穀梁傳》有“疑戰”一詞，莊公十年長勺之戰和僖公元年偃之戰都被稱爲“疑戰”。范寧注：“疑戰者，言不尅日而戰，以詐相襲。”這與“詐戰”的性質相同，都是不約定日期，以欺詐方式進行襲擊。“疑”固不能訓“卒”，不是倉促之義，因而可旁證“詐”主要著眼的亦不是倉促，而是欺騙。

17．【黨】

《公羊傳》文公十三年：“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斐。”何休注：“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也。”

“黨”有“所”義，在先秦秦漢著作中還可看見一些例子：

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左傳》哀公五年）（杜預注：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稱謚蓋葬後而爲此歌，哀羣公子失所。此《萊人歌》還被《史記·齊世家》引用，作“胡黨之乎”。）

宗廟亡矣，亡日尚矣，歸於何黨矣。（《戰國策·齊策六》）（鮑彪注：“黨”猶“鄉”也，言無所歸。）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禮記·玉藻》）

對《禮記》的這個用例，鄭玄注“黨”爲“鄉之細者”，注“去君之黨”爲“辟君之親黨”，但孫希旦《集解》不同意他的看法，引《公羊傳》此例，謂“黨，所也”，“去君之黨”當理解作“稍離君所”。

以上《左傳》和《戰國策》的用例皆是齊人歌謠。然而《釋名·釋州國》：“上黨，黨，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也。”上黨所在爲晉地，仍以“黨”爲“所”，可見這個詞並不僅出現於齊人語中，事實上，它在中國各個方言區中分布甚廣，直至現代漢語方言中仍然常見。郝懿行《證俗文》卷一七：“今京師人語‘者箇黨兒’猶言‘者箇時候’也。……《越語上》云‘夫上黨之國’，韋昭注云：‘黨，所也，上所之國，謂中國。’是皆以黨爲處所也。”章太炎《新方言》卷一：“黨，所也，方也。《左傳》曰‘何黨之乎’，《越語》曰‘上黨之國’，《公羊傳》曰‘往黨’、‘反黨’，今吳、越閒謂上方曰‘上黨’，髙處曰‘高黨’，‘黨’皆讀德挺切，陽唐轉耕清也，時人不曉，謂是‘等’字，則失其韵矣。紹興或轉如‘董’，蘇州或轉入聲如‘篤’，皆指此處則言之。”

“黨”的基本義是“鄉黨、朋黨”，由此引申爲處所詞，用來指示地點，以上所舉《左傳》等文例皆是此義。但是在《公羊傳》的用例中，“黨”是時間詞，表示“去的時候”和“返回的時候”。處所名詞向時間名詞轉化，符合人類語言的認知過程，即從對具體空間的認識轉化到對抽象的心理空間的認識。古漢語中用來指示時間的詞，如“間”、“許”、“中”、“前”、“後”等，都是從方位詞或指示地點的詞引申而來的。因此“黨”由“處所”義引申出“時”義，也符合語言的演變規律。劉淇《助字辨略》卷三“黨”條：“五百家爲黨，黨是居處之所，故借爲語助之‘所’，‘往所’、‘反所’，猶云‘往時’、‘反時’。”劉淇所說的“語助之所”不夠準確，因爲義爲“時”的“黨”仍然有實義，並沒有成爲助詞，但是他闡述的該詞由鄉黨引申爲處所，又引申爲時間的路徑，是十分正確的。蔣禮鴻先生（1981：63）認爲“黨”字當爲“”。《說文》邑部：“，地名。”段玉裁注：“今俗以爲鄉黨字。”《廣雅·釋詁》：“，居也。”王念孫《疏證》：“，古通作黨。”作處所義“”是本字，但“黨”從“黨羽”義引申出“處所”義的年代也非常早，且“”除了字書中有收錄，在文獻中沒有用例，完全被“黨”所取代，因此也不必認爲衹有“”纔是正字。

王雲路先生（2010：70—71）在討論現代方言中保留的中古漢語詞彙時，提到“當”一詞：“‘當’表示時候義。……現代口語中仍有此用法，尤其是東北方言。……漢語中表示時間與空間的詞是可以轉化的，所以‘當’還表示空間義。”此“當”亦是“黨”的借字。在中古文獻中，“當”的用例如：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公無暇，故至今日。”（《世說新語·排調》）

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當暫忘？（《搜神記》卷一六）

此二“何當”即“何時”之義。

18．【鍾】

《公羊傳》宣公六年：“有人荷畚，自閨而出。”何休注：“畚，草器，若今市所量穀者是也，齊人謂之鍾。”徐彥疏：“即昭三年《左傳》云‘齊舊四量，豆區釜鍾’是也。”

此例中的齊方言是何休注所說的“鍾”。《說文》金部：“鍾，酒器也。”在齊方言中，則義爲量穀的容器。春秋時期諸侯割據，各國所用度量衡皆不統一，徐彥注所引的“豆區釜鍾”即齊國的量器。在與齊國有關的文獻中還可以見到一些用例：

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則十鍾。（《左傳》昭公三年）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孟子·告子上》）（趙岐注：鍾，量器也。）

故善者重粟之資，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八萬。（《管子·輕重甲》）

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管子·輕重乙》）

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田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巨矣。（《晏子春秋·內篇·問下》）

《晏子春秋》例說的是田氏代齊之後，使用的量器比舊制要大，但仍稱爲“鍾”。而在稍晚的文獻中，則不止在齊語中出現：

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莊子·人間世》）（成玄英疏：六石四斗曰鍾。）

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史記·貨殖列傳》）（裴駰《集解》：徐廣曰：“六斛四斗也。”）

“畚”是一種草製的容器，用於盛種子或糧食，在文獻中習見。此處以“鍾”釋“畚”，可以反過來幫助我們認識“鍾”的意義。“鍾”字從金，因其本義是酒器，可見其本當爲金屬質地，但作爲量器時，恐怕未必是金屬器，而可能與畚一樣是草器。

19．【廢】【置】

《公羊傳》宣公八年：“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休注：“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也。”

“廢，置也”常被用作反訓的例證。《說文》疒部：“廢，屋頓。”段玉裁注：“古謂存之爲置，棄之爲廢，亦謂存之爲廢，棄之爲置。《爾雅·釋詁》：‘廢、稅、赦，舍也。’郭璞注：‘舍，放置也。’‘廢’與‘發’古通，置之爲廢，猶舍之爲發。”郝懿行《爾雅義疏》引《公羊傳》用例並申說之：“以不去爲廢者，訓廢爲舍，置而不用，亦與去同。是去爲舍，不去亦爲舍也。”

“廢”、“置”二詞看似反義詞，在文獻中却都既有放置義又有廢棄義。與此相類的還有“舍”、“釋”、“措”、“放”等動詞。與“如即不如”條中的觀點一樣，我們不認爲存在真正的“反訓”，“廢，置也”亦不例外。這些詞的共同特點是都與人對某物的處理有關。蔣紹愚先生（2005：150）的解釋是：“A置某物於B處，就A來說，是棄之於其手，就B來說，是置之於其處。”亦即，同一個放置的動作，對於放置者來說，是拋棄了物品，對於物品來說，則是被放置，這是一個動作的兩個方面。古人也闡述過這個道理。《周禮·春官·總叙》賈公彥疏：“張逸問《籥師》注《春秋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謂，鄭答：‘廢，置也，於去者爲廢，故曰廢。’”^[4]也就是說，對放置者而言，此物是離自己而去了，所以用“廢”。

“廢”的這種用法不衹出現在齊人語中，其他用例如：

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莊子·徐無鬼》）

舉之則輕，廢之則重，非有力也。（《墨子·經說下》）

至於“置”、“舍”等詞的例子在此則不贅述。總之，“廢，置也”也並非反訓，“放置”是“廢”的一個義項，是說話者就動作施受的不同角度而言的。

20．【徐】

《公羊傳》成公十五年：“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何休注：“徐者，皆共之辭也，關東語。”

“徐”的本義是“徐行”，引申爲“舒緩”，與“皆共”無涉，文獻中難以找到其他用例。有字書記載了“餘”有“皆”義。《玉篇》食部：“餘，與居切，殘也，饒也，非也，皆也。”《廣雅·釋詁》：“餘、凡、總、同，皆也。”王念孫《疏證》：“徐，與‘餘’亦聲近義同。”王氏所舉三個訓“餘”爲“皆”的用例爲：

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左傳》昭公二十八年）

皂畜約制，餘子務藝。（《逸周書·糴匡》）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論語·雍也》）

考察這三個例子，可以發現，“餘”並不表示“皆”。《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條杜預注：“卿之庶子爲餘子。”“餘子”在上古文獻中常見，爲庶子或年幼未服役的男子，與嫡子或成年人相區別，可見“餘”仍爲“剩餘”義，並不表示涵蓋所有。而《論語·雍也》的用例，“其餘”指的是除了顔回之外的其他人，更不可以“眾”釋之。既然“餘”訓“皆”證據不足，那麽“徐”能否作爲“餘”的通假字亦訓“皆”便值得懷疑了。

孔廣森《通義》對於這句話的解釋是：“久而更傷歸父無罪，逐絕不廢臣禮，故爲立後。”王闓運《箋》的解釋是：“今作‘徐’，是‘徐而察之’之‘徐’。”他們的解釋更爲直白，且切中文義。歸父的父親公子仲遂殺了嫡子赤及其傅叔仲惠伯而立宣公，宣公死後，歸父全家被驅逐出境，從此逃至齊國。魯國人後來纔認識到歸父無罪，於是使公孫嬰齊在魯國繼嗣他。以常用義“而後、後來”來釋“徐”，文義更加通暢。何休的訓釋不可取，在此“徐”是否爲關東方言，亦當存疑。

21．【殆】

《公羊傳》襄公五年：“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何休注：“殆，疑，疑^[5]讞于晉，齊人語。”

何休釋“殆”爲“疑”，“疑”爲“疑讞”，指的是有疑難的案件，據此可知“往殆乎晉”即到晉國訴訟疑難案件。然而“殆”的本義爲“危險、困乏”，與“疑讞”之義相距較遠，何以能作如此訓釋，前代學者作了各種解釋。

孔廣森《通義》：“殆，危也，告危於晉也。”沈齡與孔廣森一樣，認爲“殆”義同“危”，但他認爲“危”並非“危險”義，而是“懷疑”義。《續方言疏證》卷上：“案《爾雅·釋詁》、《說文》皆云：‘殆，危也。’《呂覽·明理》‘日以相危。’注云：‘危，疑也。’‘危疑’本連文，《左氏》僖廿八年傳注‘危疑之理’是也。《孝經》：‘高而不危。’鄭注云：‘危，殆也。’是‘殆’與‘危’本轉注。‘殆’訓‘危’，‘危’訓‘疑’，則‘疑’、‘殆’義本相因，故可通。又案‘殆疑’本連文。《扁鵲倉公列傳》：‘良工取之，拙者疑殆。’高郵王懷祖觀察《讀書雜志》云：‘此殆字，非危殆之殆，殆亦疑也。古人自有複語耳。言唯良工爲能取之，若拙工則疑而不能治也。’並引《論語》‘多聞闕疑’、‘多見闕殆’，謂即古人變文叶韻之故，其說甚當。”需要注意的是，此處以“疑”訓“殆”，與何休的意思不同。何休認爲“疑”是疑難案件，而沈齡、王念孫所說的“疑”則是懷疑之義。

雖然王念孫在《讀書雜志·史記雜志》卷五“疑殆”條中提出“殆亦疑也”，但對於《公羊傳》此處的“殆”，他有另外的解釋。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二四“往殆乎晉”條：“家大人曰：何訓‘殆’爲‘疑’，‘往疑乎晉’則爲不辭，故加‘讞’字以增成其義，然‘殆’可訓爲疑，不可訓爲讞也。孔訓‘殆’爲危，‘往危乎晉’則猶爲不辭，故加‘告’字以增成其義，然傳言‘殆乎晉’，不言‘告殆乎晉’也。今案：‘殆’讀爲‘治’，‘治’謂訟理也，以鄫子欲立異姓爲後，故相與往訟於晉也。”

郝懿行《爾雅義疏》卷上之又一：“（治）通作‘殆’。《荀子·彊國篇》云：‘彊殆中國。’楊倞注：‘殆或爲治’，《公羊》襄五年《傳》：‘故相與往殆乎晉。’即往治乎晉也。”他此處的意見同於王念孫。但同爲郝懿行所作的《證俗文》則有另外的說法，卷一七：“齊人謂隨行曰‘殆’。《公羊》襄五年《傳》：‘故相與往殆乎晉也。’注：‘殆，疑，疑讞於晉，齊人語。’案：注非也。傳意蓋謂叔孫豹如晉，鄫世子巫亦將如晉，故殆之同行耳。今俗有此語。注以‘殆’爲‘疑’殊不成文。”

考察《公羊傳》原文，莒女有爲鄫子後夫人者，有一女，還嫁於莒，生子，鄫子因愛其夫人，欲取後夫人嫁莒之女所生之外孫爲鄫後，如此一來，鄫祀就斷絕了，因此襄公五年，魯大夫叔孫豹和鄫世子往晉求救。如果“殆”訓“危”，那麽“往危乎晉”不可通，“告危”則有增字解經之嫌。如果訓“懷疑”，則“往疑乎晉”也不符合文義，叔孫豹和鄫世子並無懷疑晉國之事。如果訓“同行”，則“相與往”已有同行之義，似不必再加“殆”字，且“殆”訓“同行”，在文獻中難尋其證。

因此，相較之下，王念孫的解釋最有說服力。“殆”通“治”，有訟理的意思，也就是“疑讞”之義。僖公二十八年：“（叔武）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何休注：“叔武訟治於晉文公。”又成公十六年：“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何休注：“訟治于京師。”此二例中，“治”皆訓爲“訟”，且在何休注中作複音詞“訟治”。“治諸京師”與“殆乎晉”結構相同，前者義爲於京師治訟，後者義爲於晉國治訟，如此則文從義暢。“殆”與“治”同以“台”爲聲符，古音相通，故而字亦可通。

【注释】

[1]見《後漢書·儒林傳》，李賢注：“樊縣，故城在今兗州瑕丘縣西南。”任城樊縣舊屬魯地。

[2]《漢書》此文承《史記·季布欒布列傳》而來，然而司馬貞《索隱》認爲“母弟”“謂布之舅也”，是母親的弟弟之義。此觀點恐有誤。

[3]楊伯峻釋：“累，去聲，恐也，憂也。”不確。

[4]《小爾雅》等引爲：“廢，置也，於去者爲廢，謂廢留不去也。”

[5]“疑”本作“凝”，據阮元《校勘記》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