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情，即《神农本草经》序例里所说：“药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煞（杀）者，凡七情。合和当视之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煞（杀）。不尔，勿合。”实际是总括药物配合（伍）应用时药理作用可能发生的几种变化情况。但单行没有配伍，只是单味药。
这七情，原书没有解释，到陶弘景集注时，已有不同看法，他说：“今检旧方，用药亦有相恶、相反者，服之不乃为忤。或能复有制持之者，犹如寇、贾辅汉，程、周佐吴，大体既正，不得以私情为害。虽尔，恐不及不用。今仙方甘草丸，有防己、细辛，世方五石散，有瓜蒌、干姜。略举大者如此，其余复有数十余条，别注在后：半夏有毒，用之必须生姜，此是取其所畏以相制耳。其相须、相使，不必用（晦明轩本作‘同’）类。犹如和羹调食，鱼、肉、葱、豉各有所宜，共相宣发也。”［2］
原始的“七情表”一共有多少条，不得而知，卷子本《本草经集注》序录是存世最古的抄本，它的七情表有一部分残阙，无从补足，但表末记明：“右壹百卌壹种。”［3］《备急千金要方》卷一用药第六附有七情表，末称“右一百九十七种，有相制使，其余皆无”。［4］日本存世的《真本千金方》表末也称：“右一百四十一种，有相制使其余皆无。”［5］《医心方》转载七情表末，没有总结数字，统计为一百九十五种；［6］至《嘉祐补注本草》，此表数目已增至二百三十一种。［7］其一百四十一种，可能就是《本草经集注》原始数目，可知表中药数历代都有增加。
若依《嘉祐补注本草》的记录，补充七情表的本草文献有八种，按补充量多少，依次为《药性论》（47）《日华子》（22）《蜀本草》（13）《新修本草》（《唐本》，7）《药对》（2）《四声本草》（萧炳，2）《开宝本草》（详定）陈藏器（《本草拾遗》）各1。
其中，最重要、最多的当属《药性论》。
《药性论》，《嘉祐补注本草》所引书传称：“不著撰人名氏，集众药品类，分其性味、君臣、主病之效，凡四卷，一本曰陶隐居撰。然所记药性功状与本草有相戾者。疑非隐居所为。”［8］
李时珍注《药性本草》称：［禹锡曰］“《药性论》凡四卷，不著撰人名氏，分药品之性味，君臣佐使主治之效。一本云：陶隐居撰，然其药性之功，有与本草相戾者，疑非隐居书也。”［时珍曰］“《药性论》即《药性本草》，乃唐甄权所著也。权，扶沟人，仕隋为秘书省正字。唐太宗时，年一百二十岁，帝幸其第，访以药性，因上此书，授朝散大夫，其书论主治亦详。”［9］
商务印书馆合编新、旧《唐书》的《唐书经籍艺文合志》中，既没有《药性论》，也没有《药性本草》。
甄权，唐初医学家，《旧唐书》本传仅称：“贞观十七年（癸卯，公元643年），权年一百三岁，太宗幸其家，视其饮食，访以药性，因授朝散大夫，赐几、仗、衣服。其年卒。撰《脉经》《针方》《明堂人形图》各一卷。”［10］全未涉及本草、药性著作。《新唐书》本传亦称：“贞观中，权已百岁。太宗幸其舍，视饮食，访逮其术。擢朝散大夫，赐几仗衣服。寻卒，年一百三岁。所撰《脉经》《针方》《明堂》等图，传于时。”［11］也都没有涉及本草、药性著作。
丹波元胤《医籍考》认为：“李时珍说，恐难信据。”［12］
《历代中药文献精华》称：“近人范行准则考证（《药性论》）为五代后周·孟贯著，主要依据五代时陶谷《清异录》和日本·源顺《倭名类聚抄》所引而定。”并称：“尚志钧在辑校《药性论》序中，也怀疑此书是否系甄权所撰。理由是其中有唐代中期出现的药物。如骨碎补，至开元（公元713－714年）皇帝始予命名，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始有‘补骨脂’传入的记载等……暂将作者题为唐·甄权（公元541－643年）将成书年代附于公元627年（即唐太宗贞观初年）。”［13］
统计《证类本草》中，掌禹锡等引《药性论》条数，各家不同：《宋以前医籍考》为370条；［13］《历代中药文献精华》称：《嘉祐本草》共引该书资料419条，其中在“药物有畏恶有相制相使”条例（按：即“七情表”）中，引录47条，各卷药物以该书资料作注文的有370条。另，玄明粉、马牙消两条被掌禹锡收作正条，除去重复，实有404条，标明君药76味，臣药72味，使药108味。还有些药物注明单用或配伍宜忌等。［14］
我们统计：《证类本草》七情表中引据《药性论》47条；正文中362条，合计409条。其中君药60条、臣药67条、使药103条，没有佐药，可单用药45条。各家统计数字有出入，可能与计算方法不甚相同（包括分条方法不同）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药性论》同前面谈到的《药对》情况相类，许多药（不是每味药都有）注君、臣、使，而没有佐。也都没有说明具体运用方法。
《神农本草经》序例原来说：上药为君；中药为臣；下药为佐、使。但核对《药性论》所说，则与《神农本草经》所说，并不完全吻合，如君药中，有3条是本经下品，1条是别录下品；8条是本经中品，1条是别录中品；1条是唐本下品，3条是中品；1条是今附下品，3条是中品。使药中：有16条为本经上品，19条为中品；2条为别录上品，6条为中品；另1条为今附中品。可知这一时期对于药物固定君、臣、使的原则，已经不再严格遵行《神农本草经》的与三品连系办法。
然而，没有实例说明具体运用的规律和方法。无从查考没有一味药定为佐药的原因；也无从了解这里所说使药与以某药为使的异同。代赭，“使，雁门城土、干姜为使”；贯众，“使，主腹热；赤小豆为使，杀寸白”；白头翁（胡王使者），“使，豚实为使”；女青，使，蛇衔为使。这一类的记载与经典似乎相戾，也没有进一步解释。
《药性论》中“可以单用”的提法也是耐人寻味的。
从关于君、臣、使的叙述形式，《药性论》与《药对》很相似，考虑是否同一时代的著作。五代十国（公元907－979年）不过七十几年的时间，如果《药性论》成于这一时间，北宋初年的参与编修《开宝本草》的李昉曾仕汉、周而归宋；扈蒙仕晋、周而归宋；卢多逊于周显德初登进士，后归宋；刘翰世习医业，周显德初为翰林医官。揆之常理，如果五代时有一部包含几百种药的本草《药性论》，不可能不知撰人，不知著作年代。［15］
《药对》和《药性论》的著作年代和作者都有争议，内容有近似处，我们暂视为《本草经集注》之后，《新修本草》前一段时间，即南北朝晚期，隋朝建国前的著作。
受炼丹、服石（食）流行的影响，关于解毒的方、药，也在这一时期突然增多起来。
解毒是针对中毒引起的伤害、不良反应、痛苦的治疗方法。
古人所说中毒，范围很广，一般分做两方面：食物和药物。食物方面，包括：①食物本身有毒，如毒蕈、河豚、苍耳子、杏仁之类；②食物制作方法或贮存方法不当，引发的毒性；③食物配伍不当，或食前、食后预先或随后进食不当，引发毒性。药物方面：①药物本身的毒性，涉及剂量（所谓：“服药过剂”）、病情、体质（包括年龄、性别、生理状态等），主要还是药物自有的毒性，如莽草、射罔、乌头、附子、南星、砒霜、水银之类的毒药；②药物与药物配伍应用不当，特别是七情中的相恶、相畏、相反配伍；③药物与饮食配合不当，一些本草、食谱记载的“服药食忌”或“药物食忌（忌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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