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植物园之终结

时间：2022-11-21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〇五师三一五团团长刘志成于第二天率部队进驻“国父陵园”，并驻扎在植物园。陵园之地位显然下降不少。植物园不得发展，与其在陵园管理处的地位相对低下有关，且不说不是独立机构，还处于单位组织结构中最底层，隶属于园林科，植物园成立

一、短暂维持

1949年初，国共两党军队展开淮海战役，以国民党军队大败而结束。由此导致国民政府自南京败走广州，陵园园林处主任沈鹏飞、秘书林之坤随旧政府前往南方。此时由陵园委员会委员邵力子、于右任邀请傅焕光重回陵园，予以维持。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〇五师三一五团团长刘志成于第二天率部队进驻“国父陵园”，并驻扎在植物园。四十五年之后，刘志诚撰写回忆文章，有云：“中午，我到了中山陵植物园，受到技术员吴敬立和潘祖衡的热情欢迎。他们一直坚持工作，保护园内的各种设备，终于盼到了解放军的到来。他们腾出好几间房子，安排二营营部人员住宿，对战士的生活照顾的无微不至。”[1]此后，所有机关被接管，并予以重新组织，并由新政权任命负责人。总理陵园在改组之前，傅焕光还是园林处主任，在新形势下，其向新政权提交《孙中山先生陵园改进大纲建议书》，不知此份文件是受命而为，还是主动所写。傅焕光认为孙中山陵园是社会科学文化事业，在新政权领导之下，一样能得到发展，何况孙中山一样为中国共产党人所尊崇；但是傅焕光却不用旧有“国父陵园”之名称，毕竟新旧制度将有极大不同，可见其洞察世变之能力。但在机构设置上，与先前则大致相同：

设置陵园建设委员会，直隶人民政府。设园林管理处，秉承委员会之决议，实际执行各项业务。设处长一人，秘书一人。下设总务科、森林科、农林生产科、工程布景科等四科及植物园一所。目前除处长外，仅有职员七人，不敷应用，拟先聘各科主干，以便分层负责，并从事设计准备。

对于植物园，在交代其来由之后，也作建议。

抗战前植物园已粗具规模，每年派员赴名山采集植物，所得种子、标本与国外机关交换种苗，颇著声誉。惟在抗战期间，花卉标本苗木，损失殆尽。复员后稍稍恢复，未臻旧观。今拟物色植物专家，拟追回华侨捐款，积极整顿，以发展自然科学。[2]

但是，傅焕光还是没有想到，新政权建立之后，要实行党的领导，过去留用之人，是不能再担任领导职务；所以在重新组织之时傅焕光本人首先被调出，先在华东农林部林业总局任副局长，1951年派往安徽，协助林业工作，初任皖北大别山林区管理处副处长，后调合肥任安徽省林业局造林处副处长，显然不被重用，此中原由，不予细论。由傅焕光地位的转变，亦可想见陵园的处境。傅焕光曾提议重新成立“陵园建设委员会”，直隶人民政府，此乃援引旧例。1950年1月新政府成立“中山陵园管理委员会”，则隶属于南京市人民政府，而不是江苏省人民政府，更勿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员也不是政府要员，而由南京一些专家学者加上陵园管理处领导组成，主任：金善宝；委员兼秘书：高艺林；委员：沈炳儒、姚尔觉、郑万钧、李家文、马凌甫、张文心等十七人。陵园管理处处长姚尔觉，任职一年后，改由刘泳菊接任；副处长则一直由高艺林担任。陵园之地位显然下降不少。

图20 吴敬立（南京市档案馆提供）

陵园管理处内部组织，则依然沿用历史格局，成立四个科，其中园林科科长由吴敬立担任；因植物园无主任，由吴敬立分管。吴敬立（1906—2008），江苏如皋人，1924年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毕业，1926年在江苏省立第一造林场任技术员，1928年随傅焕光一同入总理陵园，任技术员，其之一生，除八年抗战，其余全服务于陵园。1949年之后，国家建设百废待兴，而陵园事业一时难以引起领导者之重视，故只是维持。在其后两年维持之中，第一年根本没有上轨道，陵园管理处之《总结》甚为简略，关于植物园文字甚少，因无内容可写；第二年或者稍有头绪，其《总结》有如下内容：

1.苗圃六十亩，培育台床苗五十亩；繁殖苗六十亩，计一万五千余株。

2.温室一座五间，经常培育管理盆栽植物五十余种，计四百余盆；繁殖各科植物八十余科，计四百余株。

3.风景区管理，明陵、廖墓园地二十余亩，经常维护整理。

4.蔷薇科花木区整理布置，筑路75丈，整理花坛二座，150方；补植花木450株；梅花整枝1800株；施肥培土花木3700株；去除杂树合计五亩。

5.冬季兴筑花房两座。[3]

此时其他各类工作如引种未曾进行，在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大潮中，金陵大学农学院与南京大学农学院合并成立南京农学院，陵园管理处获悉原先金陵大学所属园艺试验场场址将另作他用，而其所培植花卉甚为珍贵，当即致函新成立之南京农学院，请将这批植物移植于植物园。函云“闻你校在天津路一号原金陵大学园艺试验场缩小范围，人员减少，若干较为名贵品种冬季恐保管不易，拟请下列部分植物拨交我处保存，一则可充实植物园内容，再者亦可免意外损失。”[4]档案中未见南京农学院回复，不知这批植物最终如何。但按常理言，应该移交予植物园。

但植物园究竟如何发展，开展哪些业务工作，陵园管理处并不清楚，只能做一些零星日常维护，展区如何布置，工作如何推进，均等待上级指示，更勿谈计划方针之类。在等待之中，陵园管理处在催促其上级主管南京市建设委员会给予指示外，还是积极设法，将植物园恢复起来，归纳起来有下列诸项工作值得记述。

其时苗圃中之苗木，已有六七年，有些高度逾丈余，亟待辟园定植。“若不设法分区种植，日久恐难再作迁移，且有较为贵重品种，保存不易。如不再设法统筹计划，开展工作，长此拖延，恐有坐视毁弃之虞。”然而如何恢复展览区，则对先前钱崇澍、秦仁昌两人在1929年设计之规划，有所检讨，认为该设计过于庞大，不易施行。其意见如下：

原计划的果木区设于明孝陵四周，现该地已栽植本地植物二百余种，是否即改为南京木本植物区。果木区可移至现在的果园，面积约二百余亩。原计划的杜鹃区、牡丹区、热带植物区、沙漠植物区、羊齿植物区、兰花区等，因多需大量温室和特种设备，而且也不是目前所急需，是否挪在计划之外。为结合生产，供给国家今后大规模经济建设所需材料，拟将原计划的应用植物区扩大为药用植物区、纤维植物区、油用植物区、橡胶植物区、水土保持区等五区。[5]

植物园存在问题，还在于没有专业人员，尤其是没有专家予以领导，寻求贤能也是陵园管理处工作之一。当吴敬立获知盛诚桂新消息后，陵园管理处即致函南京市长柯庆施，“查金陵大学园艺系教授盛诚桂同志，前曾任植物园主任，现值华东各学校院系人员调整之际，可否请报请华东负责机关，将盛诚桂调陵园植物园工作。”[6]也许是盛诚桂酷爱植物园事业，其在院系调正中不甚得志，有重回植物园之意。不过其并没有立即被调来，入园是在1954年合组成立中山植物园之后。植物园不得发展，与其在陵园管理处的地位相对低下有关，且不说不是独立机构，还处于单位组织结构中最底层，隶属于园林科，植物园成立之时，即便如此，未曾改变，前已述其在陵园中尴尬地位。此时，陵园管理处意识到此种弊端，且欲予以改变：“兹为永久适应业务推进起见，拟将植物园组，自十月份起改为植物园，相当于科的编制，设主任一人总其成，由处直接领导。”[7]若以植物园性质论，予以充分发展，其地位自应提升，甚至成为一家独立机构，而此时之陵园管理处只能如此。

前在复员之时，已恢复与国外植物园间种子交换关系，此时仍然收到大量国外寄来种子目录，计有苏联、捷克、波兰、芬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立陶宛、奥地利、德意志、荷兰、丹麦、比利时、瑞士、瑞典等国。而现时采种工作陷于停顿，无从交换，陵园管理处甚为担忧，认为长此以往，这些交换关系将会中断，则为之可惜。

其时刚成立不久之中国科学院将此前国内主要植物学机关予以重组，将静生生物调查所与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合并，在北京成立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而将京外四个研究机构改为该所之工作站。即上海之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之高等植物研究部分改为华东工作站，该站主任由裴鉴担任。1952年华东工作站由上海迁至南京九华山，此其一。余则有：昆明之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改为昆明工作站，江西之庐山森林植物园改为庐山工作站，陕西武功之西北植物调查所改为西北工作站。当陵园管理处获悉植物学界这些新消息，不知作何感想，当以加入其中为不错之选择。又闻植物分类所与北京市合作，拟在西郊圆明园旧址兴建植物园，陵园管理处对此有这样看法：

前闻植物分类研究所与北京市人民政府合作，一方出人力，一方出经费，拟在圆明园旧址建立一植物园。然圆明园是一废墟，石块极多，单是搬运掘挖就要浪费很多人力，一切还要从头计划起；再则北方植物种类少，要栽培南方植物便得多建立温室，设备也不容易。我们这里有一个老底，地点也适中（南北交界处），如能通过市府或直接向他们联系，详细说明一切，也许有一个解决办法。其名称仍用“中山陵园植物园”，或另改名称，由双方负责人担任主任，综理业务。[8]

由这段文字，可以见出陵园管理处对植物园所处区位优势，自然条件有足够认识；还可见出为促进植物园早日步入正轨，陵园管理处与中科院合作意向甚强。昔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建立陵园植物园顺理成章；现新政府定都北京，则在北京兴建植物园。如此一来，南京则降落为附属地位，此即中央政治影响科学文化事业之一例，而在民主体制中，或不至如此。北京植物园园址，后经俞德浚勘定于香山卧佛寺一带兴建。

图21 中山陵园管理处致函庐山植物园

庐山植物园创建于1934年，抗战之后在陈封怀率领下，也经过极其艰难之复员，但也未达旧观；但1950年被中国科学院接收后，工作已有起色。陵园管理处以为可以借鉴，致函庐山植物园云：“你园成立甚早，规模宏大，无论学术研究、经验技术，均足资我们学习，故特函请，可否将你园解放后恢复情形，目前经营概况之进度，以及整个计划方针，详为函告，以便我们在准备恢复中作为参考，将来如有机会，尚拟派人赴你园参观。”[9]其后，曾准备派员往该园实地考察，并附带搜集种苗，但是否成行，已不得而知。

二、合组成立中国科学院中山植物园

中山陵园管理处为恢复其植物园，还有一项举措，拟请南京市市政建设委员会组织召开一次座谈会，邀请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华东工作站、南京大学农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等机构农林、园艺专家研讨陵园植物园建设方针。在1952年7月13日致函市政委员会，在得到同意后，吴敬立即为召开座谈会而准备材料，通过一月之努力，形成五份材料。在会议召开之前，为慎重起见，先将此五份材料呈送南京市长柯庆施审阅，并附一函。此函由吴敬立起草，略云：

兹检送陵园简图、植物园原设计图、植物园原有计划摘要、植物园过去及现在概况、植物园恢复建设初步意见五种参考材料各一份，请鉴核。拟请即召开座谈会议并请早日将会议日期通知我处，以便将上项五种参考资料，迳送邀请机关，请先准备意见，带会讨论。[10]

与此同时，南京市一位金副市长在10月16日对植物园发展作出批示：“植物园以保存原有业务，花卉加以繁殖为原则，经费希在一亿八千一百万元范围内编制预算。”[11]有此稳定之经费，或者植物园可以步入正常轨道。

恰逢此时，苏联之粮、麻、果树、植物园专家四人，由中央农业部、中国科学院等机构专家陪同来南京考察。植物园专家为尼基斯基植物园主任柯维加（Koverga，A.L.），在中科院植物分类所植物园主任俞德浚陪同下，于10月17日、19日两次到中山陵园植物园考察。其中在19日上午考察甚为详细，对植物园内农户、灌溉、气候、土壤等问题均一一询问，边问边看，柯维加对这里立地环境、自然条件，多次大加赞誉。中山陵园管理处对其言行有所记录：

Koverga同志一再重复的称赞这个地形及各方面的条件，“我在欧洲看过很多植物园，都没有这个地方好。按地形说，恐怕再找不到有比这里更适合、更好的地方。”首先他说：“240公顷的面积已经很够了，这里是最适于作植物园的地形，同时它是处于亚热带的最北部，是一个作植物驯化工作最好的场所，北边的植物可经过这里往南移；南边植物可经过这里往北移。因此本地区也最适于作育种工作。”到前湖看察时一再说：“这地方真好！”到廖仲恺墓，向四周看时，又一再说：“这地方真好，好得我要搓手。”当时向俞德浚同志说：“如果中国科学院提出来，在这地方做一个植物园是很对的。”“这里除一切地形、地势等有特殊良好的条件外，同时风景美丽，又处于大城市附近，交通方便，若是用来纪念中山先生的植物园，那是应当做得很好很好才对，现在一些基本条件都已具备，就只是如何种树和留什么地方建造房屋作研究工作用了。”[12]

19日下午，在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座谈会上，请苏联专家谈考察感想，柯维加对植物园发表了系统意见。其言：

恢复与发展中山陵园植物园，无论对国民经济或整个国家来说都是有很大重大意义的，这是一个纪念性的植物园，我们应当在这里发展栽植一些植物来，纪念我们伟大的革命家。

至于这地方所处的环境条件，据我个人看来，要找一块比这里更好的地方恐怕很不容易了，无论是按土壤、气候、地形、地势来说它都是最适宜的，这地区是处于中国亚热带最北的地区，在这里可以驯化一些国民经济所需要的东西，通过这里的驯化可以使南方的植物往北移，也可使北方植物往南移，所以这个植物园可以解决北京植物园或庐山植物园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它一方面是纪念孙中山先生，另一方面则不仅是对南京市，而是对全国都有一定意义的。现在分三方面来说这个问题。

1.组织问题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今后的恢复和发展都决定在组织问题上面，我个人意见中山陵园植物园应当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它现在属于南京人民政府，而南京人民政府的职责是较狭窄的，但中山陵园植物园却是广泛多面性的，世界各国的植物园，其中也包括苏联在内，都证明植物园是应当属于科学研究机构。因此，他应当由中国科学院管，最低限度也应该属于大学，而不是属于人民政府。这是发展中山陵园植物园的一个先决重要问题。

2.其次是今后如何发展中山陵园植物园问题植物园的工作可以有几个不同的情形，像资本主义国家的植物园，仅仅是从世界上搜集许多树种来栽培，主要不过是观赏观赏，到此就完了，经验证明像这样对国民经济没有什么利益的植物园，到时候就会消失下去。像中山陵园这样一个机构，据我个人看来，它是应当拿来解决有关国民经济的一系列实际问题。

3.分区问题同志们提出植物园如何分区问题，这里我提出第一是树木区，在这里可栽植许多不同的树种来作试验之用，其次则应准备工业植物区，像橡胶植物、药用植物、香料植物等，再有果树等，但植物园主要还是树木区。

苏联专家意见，无疑合乎陵园管理处意见，甚或是陵园管理处之意见影响了苏联专家看法，如南京位于南北交汇处观念，陵园植物园早有这样认识，本书前有介绍。其时，整个国家正在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年代，苏联专家在华发表的意见具有权威性，陵园管理处借此发展植物园愿望易引起中国各级政府之重视。

陵园管理处将柯维加考察植物园时所言和在座谈会上所说，整理出来，于10月14日向南京市政府报告，且言：“送上苏联专家柯维加同志对植物园意见记录一份，请鉴核，对原则性——组织问题，如属同意，请将专家意见记录一份先函送北京中国科学院，征求意见，确定组织，筹划建设，并请召集南京有关农林机关学校座谈，研讨苏联专家柯维加同志对植物园意见，提出恢复植物园组织机构和建设方向问题的具体意义，补送参考。”[13]从报告行文可以见出陵园管理处实已同意苏联专家意见，只是呈请南京市政府批准及如何办理。11月24日，陵园管理处高艺林和吴敬立与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华东工作站联系，商谈陵园所属植物园全部移交植物所事宜。华东工作站于当日发电报向分类所报告，并电请庐山工作站（庐山植物园）陈封怀来南京商讨接管问题。

此后，经过漫长而又繁琐的公文来往，首由中科院植物分类所呈请中科院，中科院致函南京市政府，南京市人民政府呈请江苏省人民政府，江苏省人民政府又向中央人民政府报告，中央人民政府再请江苏省自行决定。据此1953年1月江苏省人民政府又呈函中央人民政府，并抄送中国科学院，提出联合建设植物园办法。而中国科学院并不完全同意此方式，即告知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分类研究所又令其华东工作站与陵园管理处磋商，具体经过此不一一赘述。

之所以如此繁琐，其症结所在是南京市、江苏省有其地方利益，对植物园不愿彻底放弃，起初所拟合作方案是这样：①植物园名称仍为孙中山先生纪念植物园；②地形范围无形式上划分，仍应与陵园风景布置形成一体；③对外行政仍属于陵园，行政人员由陵园派充；④业务技术领导及业务干部由科学院派调，可全权执行业务计划与设计施工管理工作；⑤经费由科学院预算拨支。方案将植物园行政与业务分开，且植物园无明确界址，没有一项永久性事业可以这样兴办，当不为中科院同意。经过反复磋商，最终由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下文确定，正式批准中山植物园划归中国科学院管理，此时已是1954年4月28日，此系致江苏省人民政府函，言：“我部与华东行政委员会民政局联系，他们亦同意将该植物园划归中国科学院管理，请转告南京市人民政府办理移交手续。至该园的名称与领导问题，我们同意中国科学院南京办事处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致你府公函所提的意见。”[14]中央政府具有至高权力，其之批复乃为最终决定，为各方所遵守。

中科院接管陵园植物园，乃是将植物园交予植物分类研究所管理。分类所拟将其位于九华山之华东工作站迁入植物园，除继续发展工作站之工作外，还以工作站为基础，调配专家，将植物园予以重建。1953年8月30日，中科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时已改名为植物研究所，其副所长吴征镒南下，在南京实地了解情况，并往庐山植物园，提出将缩小庐山植物园工作范围，请陈封怀率领部分员工至南京参加即将开始的陵园植物园工作。吴征镒返回北京后，植物所致函院办公厅，报告与陵园管理处接触情况以及恢复植物园计划：

接管南京中山陵园植物园事，前南京市人民政府曾致函内务部转函本院同意，并提出数项意见，经本所华东工作站继续商谈，本所吴副所长此次至南京，并与南京市人民政府园林管理处高处长商谈，具体结果报告如此：

陵园植物园园址计三千七百余亩，准备全部交出，等我们去接，其原址内不合用的土地还可以商量适当向陵园方面调配，房屋有明孝陵内数间办公室、工人宿舍及温室。植物据高处长谈有八百种，但经吴副所长看后，估计有四五百种，不到一万株。以上土地房屋植物无条件的交与本院接管。

人员方面，所有员工园林管理处全要留用，不能交给我们，但高本人对于植物园工作很有兴趣，正式表示希望参加工作，并口头答应在干部使用上及其他问题上可以尽量帮助。

以上是商谈的主要结果。本所计划，拟俟该园接收后，将华东工作站改为本所中山植物园，重点工作为建园并进行南北交流的有用植物引种工作，侧重于果树及药用植物，调查工作及其它工作（地区植物志等）仍结合本所计划重点工作进行。由华东工作站及庐山工作站合力筹办并领导。十月初拟由庐山工作站陈封怀主任及部分工作人员与华东工作站裴鉴主任及该站工作人员，本所并派员前往，在宁商讨具体办法。[15]

中科院分管生物学之副院长竺可桢在植物所报告上批示“提出院务汇报时讨论”，9月17日中科院院长集体办公会议讨论，同意接收植物园，认为“植物研究所如决定以南京植物园为重点工作来发展，则应调配干部，加强领导。会议认为可将华东工作站合并在南京植物园，并缩小庐山工作站的工作范围，抽调该站人员来充实南京植物园的力量”。[16]《竺可桢日记》记载，植物所所长钱崇澍参加院务汇报会，介绍接收情况。决定原则同意接受，由植物所进行准备工作。[17]

1954年2月22日，江苏省人民政府还提议成立一设计委员会，遂由南京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南京办事处联合聘请在南京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共计14人，组成中山植物园规划设计委员会。该委员会于3月22日成立，成员有高艺林、吴敬立、田蓝亭、周赞衡、裴鉴、陈封怀、金善宝、程世抚、叶培忠、陈植、郑万钧、曾勉之、周拾禄、盛诚桂。

南京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就中山陵园植物园旧址恢复成立植物园交接办法，最终于1954年8月26日达成，并为签署。其内容如下：

一、本园名称经双方同意，定名为“南京中山植物园”，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领导。

二、为进行本园事业规划，并与南京市政建设密切配合起见，本园组织设计委员会，委员人选由中国科学院与南京市人民政府协商聘定，包括市政建设负责人、国内植物学、园艺学、建筑学专家等。每年定期开会审核本园设计规划及重要设施。计划完成后，须送请中国科学院及南京市人民政府核批实施。

三、全园土地基本上按照中山陵园植物园原有土地范围，初步议定四界，东以明孝陵西墙为界，北自龙脖子起沿山脚小路至明孝陵后墙为界，西以城墙根为界，东南至明孝陵路为界。全园面积共约二八五五亩，在此界址内之土地，植物园得根据整体规划，按工作需要，每年向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使用，至迁移农民补偿损失及社会照顾问题，均按照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之“关于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办理。其费用均由中国科学院负担。在界址以外之土地，俟将来植物园发展需要，再向南京市人民政府协商扩充之。

图22 中国科学院接收中山陵园植物园重新勘定园址地形图

图23 南京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交接中山陵园植物园协议最后一页（中山植物园档案）

四、凡有关孙中山先生纪念植物园之图书、仪器、资料及苗木，全部拨交中国科学院（另附清册）。

五、今后植物园与中山陵园在风景建设上必须紧密配合，植物园内保卫工作，仍由中山陵园管理处保卫队负责。植物园在筹建期间一般工作，如与农民联系，洽雇工人，收回土地，灌溉饮水等，陵园管理处应予以协助。

六、今后中山陵园一切风景之规划改造、技术设计等工作，植物园须予协助。

以上各条，经双方协商同意，自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六日）起施行，本交接办法及植物园地形图、图书、仪器、苗木等之移交清册，各备同式六份，四份交南京市人民政府转报政务院及江苏省人民政府，两份交中国科学院南京办事处转报中国科学院。

移交时间：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六日。[18]

移交仪式在鸡鸣寺一号中国科学院南京办事处举行，由陵园管理处副处长高艺林代表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科学院南京办事处主任周赞衡代表中国科学院在《移交办法》上签字，中国科学院方面出席该仪式的还有裴鉴、陈封怀、唐彪、佘孟兰等。经过为时近两年协商，南京中山植物园正式成立。

[1] 刘志诚：进入真空地带——1949年4月24日的南京，《南京党史》，1993年第二期。

[2] 傅焕光：孙中山先生陵园改进大纲建议书，南京市档案馆藏中山陵档案，全宗号九〇七九，案卷号21。

[3] 中山陵园管理处：《1952年工作总结》，南京市档案馆藏中山陵园档案，全宗号九〇七九，案卷号0022。

[4] 中山陵园管理处致南京农学院函，1952年11月4日，南京市档案馆藏中山陵园档案，全宗号九〇七九，案卷号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