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园规划

傅焕光主持总理陵园之园林事业之第二年，植物园建设才正式提到日程。年初傅焕光在先前杨杏佛与陈嵘商讨之上，再与陈嵘联系，并请其勘定园址。后又邀请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之钱崇澍和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之秦仁昌实地勘察，予以规划，最后由总理陵园章君瑜绘制成图。

关于植物园之肇始，《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报告》（1929—1933年）有如下记载：

植物园筹备开始于民国十八年初，由傅焕光先生会商陈宗一先生，勘定明孝陵全部，东至吴王坟，西迄前湖一带地。其中有山坡、有平原、有沼泽，为生长植物最相宜之地。且地形四周高，而中平广，自成区域。由前湖东北望总理墓，风景殊为壮丽。东南抵城墙，交通便利，将来布置成就，可谓兼有公园性质之植物园也。

陈嵘门生陈植于1933年著《造园学概论》，于此植物园创建原委，几乎是抄袭以上所引《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报告》，故不俱录。而陈嵘于1952年著《造林学特论》，则有所不同，其言：

孙中山逝世时，遗命以南京钟山为墓地，在1926年奠基后，有建立纪念植物园之议。

植物园之筹备，始于1929年，由中山陵园傅焕光氏会商作者，勘定明孝陵全部，东至吴王坟，西迄前湖一带之地。其中有山坡、平原、沼泽，宜为各种植物生长之地。将来布置成就，兼有公园效用。[1]

图4 1963年1月，同门受业者（后排左起）郑万钧、邵均、秦仁昌、陈植、邓宗文在北京共祝陈嵘先生七十五岁（前排左）、钱崇澍先生八十岁（前排右）寿辰留影（采自中国林学会编《陈嵘纪念集》）

此两段文字，与《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报告》，亦大致相同，且陈嵘亦有抄录之嫌；但陈嵘却将植物园筹建计划上推至1926年，而《陵园报告》也将其断定在1929年，对此前之努力不予记载。如此切断，有失公允。至于《陵园报告》和《造园学概论》何以省略，盖事出有因。此前主导陵园建设者为杨杏佛，于1929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虽然仍是总理陵园委员会委员，但其主要精力已放在中央研究院，而其本人受左倾影响越来越大，而与中国国民党则渐行渐远，以致在1933年6月被特务暗杀。《陵园报告》《造园学概论》在1933年出版，故于杨杏佛略而不谈；而《造林学特论》出版在1952年，中国共产党已赢得大陆，故而陈嵘将植物园之始，延伸到1926年。然而，对植物园创始时间，认定为1929年，已是历史断论。但对于此前之筹备，则言之者少，故有必要叙述，以求历史之完整。

陈嵘选择以明孝陵为中心，面积约三千余亩，为植物园址。该处地理环境可谓是整个陵园之中地形多样，土壤肥沃，水源充沛，适宜各类植物生长之区域。选择恰当之园址，可以想见是陈嵘踏勘陵园全境之后作出之选择，从中可以体会出其对植物园之认识。植物园三千多亩之地，除孝陵外，余皆向民家收购，每亩平均约30元，共计约9万元，又付地上房屋、树木等费，约计1万元。土地征收完毕，首先修筑道路，其时由城内通达明孝陵之道路为崎岖小路，乃筑要道几条，由西而来者，一由中山门沿城墙，一条由太平门沿城墙，均抵达石象路口；由东而来者，经四方城沿石象路，经紫霞洞至明孝陵。共计十四里许，每里建筑费约2500元，共计3.5万元。明孝陵位于植物园之东北部，植物园筹备处设于其间，为整洁壮观起见，将内外建筑重行修理，并平整园地，前后用费共计1.5万元。[2]诸项开支合计15万元，为当时一笔巨大之资金。

图5 晚年章守玉（采自章守玉著《花卉学》一书）

不知何故，陈嵘仅为勘定园址，而将规划交由钱崇澍、秦仁昌、章君瑜予以完成。其时，钱崇澍在南京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植物部主任，其亦留学哈佛大学归来，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第一篇论文即其在留学期间1916年发表。回国之初，钱崇澍任教于江苏省第一甲种农业学校，与陈嵘共事，后任教于东南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清华大学等。秦仁昌早年就读于江苏省第一甲种农业学校，为陈嵘、钱崇澍之门生，后又入金陵大学，得陈焕镛栽培。其时之秦仁昌，刚自广西大规模采集植物标本归来，任新成立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植物部技师，在蕨类植物研究领域已崭露头角。章君瑜（1897—1985），名守玉，此时以字行，江苏苏州人。1915年毕业于江苏省第二农业学校，1918年留学日本，在千叶高等园艺学校攻读园林绿化和花卉园艺专业。回归后任教于江苏省第二农业学校，厦门集美农业学校，1928年经王太一介绍来陵园任园林组技师。其在陵园服务近十年，许多园林设计出自其手，植物园则是最重要之作品。《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报告》（1929—1933年）于植物园规划设计如是言：

勘地已定，又邀钱雨农、秦仁昌二先生详细视察并设计，承钱、秦二君，根据陵园实测地园及地形高下，划分植物分类区、树木区、松柏区、灌木区、水生及沼泽植物区等十一区并说明，旋经译成英文，以便与国外植物园交换种苗。

草图拟就后，由陵园技师章君瑜先生依据庭园设计原理，绘成计划图，各区设景布置，均利用天然地形，及道路、建筑、池塘、树木、竹林等，图中均标志明白，即可以之作实地布置之图案。[3]

在规划设计之时，植物园正式命名为“总理陵园纪念植物园”，其英文名为“The Botanical Garden Dr.Sun Yat-Sens Memorial Park”。植物园宗旨确定为：

1.搜集及保存国产草木本植物。

2.输入外国产有价值之植物种类。

3.作植物分类、形态、解剖及生理、生态、繁殖之研究。

4.供学校学生实地考察。

5.引起一般民众对于自然美及植物学之兴趣，并明了植物伟大之效用，及对于人生之重要。

6.为城市民众怡养性情之所。

从上所列内容，已具备现代植物园主要特征，可知规划设计者立意高远，兼及广博。植物园内搜集各类植物，培植于各种专类展览区，以供研究与观赏。根据植物园之意旨及所处地理环境，规划出13个专类展览区：蔷薇区、应用树木区、分类植物区、枫树区、果木区、蔷薇科花木区、牡丹芍药区、灌木区、松柏区、水生植物区、热带植物温室区、应用树木温室、花草温室。园区占地共164公顷。规划说明中对各展览区位置，展区面积及栽培植物种类予以一一阐述，可谓详尽。

规划设计图绘制完成，图中注明时间仅为1929年，未署月份，应在是年秋季。署名设计者为陈嵘、傅焕光、秦仁昌、钱崇澍、章君瑜、叶培忠六人。此六人前五位已作介绍，此再介绍叶培忠。叶培忠（1899—1978），江苏江阴人。1927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林科，师从陈嵘，毕业后曾留校任助教，后任广西柳州林场场长。旋受夫子陈嵘之招，返回南京加入总理陵园植物园之筹建。在1929年规划设计之中，8月15日总理陵管委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聘任陈嵘为园林组植物园筹备员，并委派叶培忠为植物园筹备助理员，分别送夫马费60元和月薪100元，以期植物园早日建成。[4]陈嵘所得夫马费系津贴，叶培忠所得则是月薪，在诸多参与植物园筹建人员中，或为领导、或为兼职，惟叶培忠为专职。叶培忠此后一直供职于植物园，为重要成员，直至抗日战争爆发。

图6 总理陵园纪念植物园设计图（南京市档案馆藏）

陵园植物园规划，主要由植物分类学家所设计，方案出来之后，并未再请专家予以审定。其时之中国，尚无植物园建设，亦无植物园专家，无处可请，遂以此为最终方案予以实施。但至1938年，蓝图尚未完全实现，遭遇战乱而作罢。待1945年战争结束，复员重建，根据当时境况，曾修改规划，但其权威性则一直未曾动摇。该方案在完成之初，傅焕光于1930年4月赴日本参加日本农学会特别扩大会议造园分会，在会上就总理陵园植物园规划作专题报告。

[1] 陈嵘：《造林学特论》，1952年，自刊本，第45页。

[2] 《总理陵园纪念植物园过去工作现状及分年进行程序》，1932年12月，铅印本。

[3] 《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报告》（1929—1933年）。

[4] 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记录，《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