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园建设

叶培忠来陵园筹备植物园时，筹备处设在明孝陵内，在其后，还聘用一些职位较低人员。人员增加，房舍也有增加，即有办公室一座，瓦房三间；职员宿舍一座，瓦房三间；园夫宿舍一座，草房五间，此即筹建时期之规模。

一、延聘与培养人才

傅焕光本人专业在林学，且有一定造诣。主持陵园园林事业一年之后，对陵园有切真之了解，乃开始延揽人才，而于造园、园艺、植物园等类人才最为迫切，在《上总理葬事筹备委员会书》中，有云：

陵园事业在我国为绝学，在各国为新创。中外名园，大多经一二奇才异能之士所规划。其成功皆适逢经济、人才与权力之时。会总理陵园适逢民国再造，亦应在庄园史上创一新纪元。改进古代华贵幽邃之弊，避免西洋绮丽华藻之习，盖当以经济及实用为原则也。然而古代庭园之精蕴，不可不研究，西洋布景之优点，不可不采取。故在陵园工作同时派员考察中外名园，以资借镜。改良果木品种，当派员至果产名区调查采集。植物园之经营，国内专家尚少，亦须派员赴欧美有名植物园研究考察。又实地工作人才，除沿用农林学校毕业生外，可酌量训练实习生，分布工作。盖以陵园为专门事业，须训练专门人才经营管理也。[1]

傅焕光延揽或培养人才计划其后得以实施。植物园在中国为一新兴之科学事业，虽聘有专家为筹备委员可为指导，但是，诸位委员中未有一位为植物园专家。其时，国内也鲜有这样专家，故而选派人员出国学习为唯一途径，叶培忠则为最佳人选。1930年5月28日，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园林组请派该组植物园筹备助理员叶培忠赴英实习案。”获得通过，但要求“回国后仍须在本会服务”。[2]叶培忠秋季成行，拨付川资1000元，并预支年薪1200元。[3]傅焕光之于叶培忠出国，曾言：“植物园系特殊工作，于发扬国家文化，大有关系，故于十九年秋，派技士叶培忠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及皇家植物园实地研究，增进其知识能力，以增加回园后服务上之效力。”[4]派遣叶培忠出国还有一直接原因，“总理奉安时，国内外各处曾选名贵树苗，交该园栽培，内有若干种，因风土不宜，无法使之成活，该组（陵园园林组，引者注）有鉴于此，曾派叶培忠先生，至英国柯园（实为爱丁堡植物园，引者注）专门研究繁殖种苗方法。”[5]其后，叶培忠成为树木育种学专家，其源在此。

图7 叶培忠（南京林业大学档案馆提供）

叶培忠出国后，园林组派唐迪先、章君瑜二人兼任植物园技师，此亦权宜之计，他们均是造园学出身，与植物园仍有一定距离。而植物园仅有技师林鉴英、助理员潘蔚沂二人管理，另有工头一名，长工二十名，短工临时雇佣。但林鉴英、潘蔚沂在陵园时间均不长久，其后知之者甚少，此据傅焕光之文而知其此时在植物园服务。

英国植物园事业甚为发达，皇家植物园邱园（Kew Garden）和爱丁堡皇家植物园（Royal Botanic Garden Edinburgh）均是闻名全球之植物园，而爱丁堡植物还曾多次派员来中国，采集引种植物，有不少种类在英国栽培获得成功，尤以云南高山花卉著称，如杜鹃花、报春花等。关于叶培忠何以选择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又是通过何种途径取得联系，今不得而知。关于其在英国情形，其后人叶和平有云：

初到伦敦，他在著名的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停留两周，参观了各种专业花园、温室、标本室和图书馆，首次领略了世界顶级植物园的风貌。参观学习结束后，叶培忠立即去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研习。

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很欢迎来自遥远东方古国的访问学者，并委派史蒂华特先生为叶培忠的指导教师。史蒂华特先生是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的主管兼植物繁殖研究方面的负责人。根据史蒂华特先生的安排，他每日半天在温室或园地里与植物园里的技术人员一起工作和讨论问题，半天在图书馆里阅读各种参考资料。有时他也积极参加植物园青年技术人员的培训。他不仅在工作实践中扎扎实实地向英国人学到了栽培和繁殖各种植物的专门技术，而且他依靠在中学和大学时期打下的良好英文听说读写能力，充分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条件，刻苦努力自学，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相关的科技资料，作了许多笔记，还收集了一些对今后工作有用的信息资料，为将来和世界各地有关部门建立植物种子交换工作打下了基础，也为回国建设自己国家第一个植物园而尽量搜集需要的技术资料和种子等有用的活的植物标本。[6]

图8 叶培忠在英国邱园留影（叶和平提供）

1931年6月总理陵园于植物园开办费项下又划拨1000元，继续资助叶培忠在英国学习，此明确记载于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会议记录中，但邱海明所著叶培忠传记，认为叶培忠并未得到这笔款项，以致1932年初叶培忠准备回国，面临无川资之困境，最后还是叶培忠夫人蒋文德在其娘家亲戚中筹集，才得以回归。其云：

蒋文德在中国筹措叶培忠回国路费，并将筹措到的钱寄往英国是千真万确的，蒋文德生前曾多次向子女提及此事。但在民国时期的档案中，1931年6月有人从植物园开办费项下继续资助叶培忠的名义领走了1000元大洋。叶培忠当年人在英国，蒋文德人在江阴，他们的确不曾收到过这笔钱。在叶培忠的历次自传中，也只有出国前领过1000元，而1931年这次是怎么回事，恐怕永远都是个迷了。[7]

叶培忠回国之时，傅焕光有函致陵园管委会，除报告叶培忠已回国外，还呈送爱丁堡植物园主任给予叶培忠之鉴定。函中言及叶培忠回国川资系其家人筹寄，恰可印证邱海明以上所述。

图9 傅焕光手札

谨启者：本会民国十九年九月资遣职员叶君培忠赴英国皇家植物园实习，光时得各方报告，悉其工作勤敏，同时叶君时将该园种苗寄回。惟本会经费困难，未能按时接济，二十年秋虽得江苏留英半官费额，又因政局关系，官费分文未得，有冻饿异乡之势，乃由其家中，筹路费汇英，令其返国，已于本月十三日回园服务。兹将英国皇家植物园主任史密斯博士关于叶君实习报告一件，并附译文请察核为幸。

此上

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

园林组主任 傅焕光 二月十五日[8]

档案中只有爱丁堡主任史密斯对叶培忠评语之中文译稿，而英文原件被陵园管理委员会送至铨叙部。其译稿云：“叶培忠君在此植物园学习已经一年又二月，现欲早日回国服务。叶君在此年余之中，颇能笃学敏悟，经验所得，裨益实非浅鲜，除学习普通园艺之外，复致力于植物各种各属之研究。伊之品行才识，鄙人敢为极端推许，预料返国之后，于总理陵园服务，必能大有贡献。鄙人今日能为之作如此美满之报告，心中实觉愉快。”该鉴定报告写于十二月十六日，系叶培忠随身携回，但不知何人译成中文。由此鉴定可悉叶培忠在爱丁堡植物园学习时间虽短，但收益颇丰。至于陵园管理委员会第二次通过补助叶培忠1000元事，最终也未补发；而此款也不可能为他人代领而私有，否则在傅焕光公开言说之下，必有追究。

但是叶培忠返回陵园服务之时，适值中日上海“一·二八战役”，影响所及，致使国内各项事业陷于停滞，陵园也无事可做，叶培忠“乃应金陵大学之邀请，每周先兼课二次，教观赏园艺，至1933年植物园业务日益开展，即辞去兼职专搞植物园工作，乃渐次具有规模而步入正规”。[9]1933年7月叶培忠被任命为园林组新成立的植物研究课（科）主任，月薪160元。此时陵园内部组织有所调正，先前森林股改为森林布景课，主任仍然是林祜光；园艺股改名为园林生产课，主任也依然是王太一。[10]由此可知叶培忠在园林组职务有所上升。植物研究课，除植物园之研究外，还应包含园林组其他研究事项。

其实，叶培忠在金陵大学兼课至1934年，而非其本人所言1933年。由于植物园建园事繁，叶培忠兼课不为傅焕光所赞同。在金陵大学档案中，存有一通傅焕光就此事致函农科主任谢家声及园艺系主任胡昌炽（星若），其云：

家声、星若两先生大鉴：

敝处植物园与贵校园艺合作，事关学术研究，弟极表同意。培忠兄兼课贵校一节，曾陈函林主席与办公处林主任，未获解决，弟亦觉此举诸多不妥。植物园经费已有着落，现时仅培忠兄一人，管理人才单薄，毋庸讳言。近自日人藏本失踪，都市嚣然，不料该日人竟匿迹该园山地，且藏本发现之日，即培忠在贵校上课之期，园中终日纷扰，竟无人主持。以弟之地位而言，殊多未安，觉有严密内部之必要，若再任培忠兄分出一部分时间兼课，内部空虚，园中事业策进难期，何以副各方之望。因此恳商二位先生，请本爱护植物园之旨。取消兼课前议，另觅人选，道义之助，弟之感激永无尽也。

专上，敬请

讲安

弟 傅焕光 敬上 六月十四日[11]

植物园与金陵大学关系源远，此前金陵大学之陈嵘来植物园选址规划，即是兼职；此叶培忠在英国学得园艺学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在金陵大学兼职传授，亦为应当。但是，傅焕光作为一方之长，有不得已之苦衷，在其多方阻止叶培忠兼职而无效之后，只得恳请金陵大学取消兼课。此诚恳之函，想必为谢家声所赞同，叶培忠遂专心于植物园事业。

叶培忠停止兼课，收入减少；此前有武汉大学也曾有高薪聘请叶培忠之意。傅焕光为挽留人才、尊用人才，乃提议提前晋升叶培忠园林技师，以提高其薪金。其致陵园管委会林森之函云：

谨启者：

本组植物研究课主任叶培忠于十九年九月以本会技士职务派至英国植物园研究，二十一年二月回国，二十三年六月铨叙委任一级，支薪一百六十元，二十二年七月进升叶培忠为植物研究课主任。查本组技师均系荐任职，叶培忠欲进叙荐任，照任用法规定尚须一年。查该员回国未久，即有武汉大学约以三百至三百五十元之月薪聘往任教，因顾念此间情感及事业重要，毅然却聘。植物研究系专门事业，非普通学识所可胜任，该员主持内外勤工作，年来植物园事业已有明显之进步，认真服务，其劳绩尤不可没。此项专门人才，若向外间聘请，遑论人才缺乏，不易罗致，即使欣然而来，非有三四百元一月之高薪，亦不易羁縻。专才难得，自应有相当之待遇。植物园预算列技师月俸二百五十元，似应于二十三年度照预算支付，且为符合支付手续起见，请该员主任职改为聘任，仍给植物研究课主任职务，俾得安心任职，为此呈请钧座俯念人才难得，植物园事业重要，敬祈准如所请，实为公便。谨呈

常务委员林

园林组主任 傅焕光 廿三年七月十日[12]

林森于7月27日批准“聘任叶培忠为技师”，陵园管委会开会时予以追认。于是于8月，叶培忠又晋升为园林技师，月薪增加到250元。叶培忠回国后，即是植物园唯一研究人员，肩负着建园之责。由此函获悉，其时植物园之事业尚处起步阶段，人手甚少，叶培忠确为主持之人。多年之后，总理陵园纪念植物园发展成为中山植物园，且已有广泛影响，对于谁是其第一任园主任，却产生歧义。前已介绍植物园在陵园中的地位甚为特殊，又将叶培忠任命为园林组研究科主任；傅焕光则是陵园园林组主任，主管植物园，此函可以印证这种关系。但是，必须指出，此时植物园不是独立机关，植物园只负责业务工作，其行政事务则归园林组统一管理。

前傅焕光致谢家声函所言日人藏本匿迹于植物园事，此据《南京沦陷八年史》一书稍作介绍。日本驻南京副总领事藏本英明，本拟自南京赴上海，自行前往下关车站，却往紫金山实施自杀。其避在植物园内山洞里绝食四五日，但死念不坚，下山寻水觅食，被植物园居民发现，送于警方。藏本被发现后，由日本使馆官员与两名日本宪兵押送至上海，转轮船回国，此后，再无任何消息，藏本失踪之原因一直是谜。近代日本与中国交涉，常以人员个人事件，挑起两国事端，或起兵问罪，以达侵略之目的。在藏本失踪期间，日本政府及其舆论，对中国政府施加极大压力，认为藏本被中国有关特务组织所绑架，已有兴师之势。[13]此事关系甚大，发生在植物园，被发现时，主持植物园工作之叶培忠不在园内，令傅焕光有些不安。

为加强植物园研究力量，1934年6月陵园聘请沈隽为植物园技术员。沈隽（1913—1994），江苏吴江人，金陵大学农学院园艺系毕业后即来植物园工作。1937年沈隽赴美留学，至于其在植物园工作情形，知之甚少。沈隽遗缺之后，改聘沈葆中充任。沈葆中（1911—1997），上海市人。1935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园艺系，其来植物园不久，南京即告沦陷。在沦陷之前，植物园共有技师、技士、技佐、技工等各类人员20余人。其中有位赵志立者，在兵荒马乱之中，为保护植物园财产，自无锡乘火车前往南京，在途中遭日军机枪扫射而亡。关于此人，今鲜有记载，叶和平撰《叶培忠》一书，虽有言及，但语焉不详；而在金陵大学档案中，有《赵君志立事状》一文，全文照录如下：

志立赵氏，以字行世，为江苏无锡人。父挹清先生，名传祺，洁己励学，仕官有声，君为其仲子。年二十二毕业于首都金陵大学农学院园艺系，获学士位，以成绩优异，复得斐陶斐学会荣誉奖，选为会员。始供职于中央农业实验所，嗣由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延聘为技术员，兼管应用观赏诸植物区。布衣粗食，与工友同甘苦。未及三载，成效大著。公余之暇，恒至城东某奥人处，习拉丁文字，或赴中国科学社、中央研究院、金陵大学标本室研究植物分类。路数十里，安步往返，习以为常。陵园本设有补习班，为专科以下出身之职工谋进修，君亦时往授课，批郤导款，听者忘倦。

二十四年秋，陵园、栖霞、钟山等处，忽产所谓松毛虫者，滋生极速，林木损坏无算，当事者慨焉忧之。爰商诸军事委员会长蒋公，拨调教导师将士六千人，从事搜除。君为指挥，积劬忘瘁，日夜不息，卒能沆瀣一气，以最新方法，迅予扑灭。其机智过人，才足应变，众口交誉，无异词也。翌年夏间，全国植物学会在旧都举行年会，陵园植物园属君代表出席，并就近于生物调查所探讨一切。各地学者，闻风景慕，咸称后起之秀。二十六年，中日战起，陵园当事诸君等设防空会，君预其列，兼为防毒组长。九月下旬，陵园附近及中央医院迭遭敌军飞机投弹狂炸，伤亡惨重。君晨夕救护，不避艰险。十月六日，无锡车站亦被敌机轰毁，君时在邻县某山采集标本，闻讯亟归省视父母，以时势紧急，十三日即乘火车赴京。临行谓弟志学曰：余为公务员，当以身许国，战事未息，不复归矣。讵意竟成懺语。是日未刻，车过丹阳新丰镇地方，忽遇敌机以机关枪横肆扫射，中弹而殒命，年仅二十有五。才长命短，赍志殉国，呜呼哀哉。

君性沉毅，而持躬俭约，恂恂守礼，喜周人急，匪论识与不识，苟衷于义，而困乏不振者，必解衣推食，俾满其意而去。尝肄业交通大学工学院电机工程系，每来复日，辄徒步出外访友，见有颠连无告，残废需养之辈，必以所携余赀予之，若犹不给，则以糖果饼饵等物分散其曹，弗令失望，甚至囊空金尽，转受枵饿，数日不能具食者，往往而有。盖其宅心仁恕，勇于赴义多类此。既殁之后，陵园管理会诸君追念前劳，悯其因公遇害，在京开会追悼，并决议于植物园建立大理石像，由国府林主席为之题词，更念标本室系所首创，即以君讳志立二字名之，用志勿諠之义。大屼山者，濒临太湖，为锡邑胜境，乃于其地为君起建墓园，凡种种设计及所需花木之属，皆担供给。复以未足，再联合金陵大学同人募集志立奖学基金，于校中设奖学金额，畀与贫寒优秀学子之研究分类植物学者，以完其未竟之业。

嗟乎！ 神州板荡，群飞刺天，君以英年，惨遘奇祸，在国家不可谓非重大损失。然哀荣不替，身去名存，九原有知，亦可无憾。某等忝豫抚尘之好，尽祛溢美之私，敢摘大凡，以谂当代立言之君子。谨状。[14]

《赵君志立行状》，未署撰写作者，今已无从考证。由此可知赵志立生于1912年，1934年金陵大学毕业，1935年7月入陵园，任园林组技术员，初从事应用植物区、观赏植物区等的管理，对植物分类学甚有兴趣，植物园之标本室即在其主导之下建立。《行状》云：将在植物园内树立起雕像，以其字名植物标本馆之名。但随着南京沦陷，植物园乃至整个陵园停办，这些计划均无从落实；胜利之后复员，无人再次提起，以致被淹没。或谓以赵志立之学术成就，不足以获此殊荣，此仅知其一；但赵志立治学之精神、为人之道德、奉公之品性，则足以激励未死者为事业发展而尽力。美国哈佛大学之命名，乃是一位名哈佛之传教士，在其病故之前，嘱将其遗产中一半780英镑和320册书捐出捐献给学校。为表彰其捐献精神，故以其名命名学校。其实，哈佛在生前并无事功，此举却令后人永久铭记。以哈佛之喻赵志立，殆有相通之处。

图10 江苏省植物研究所植物标本馆藏赵志立所采标本。

二、筹措建园经费

兴建植物园需要资金不菲，按规划设计建设完成，大约需要一百万元。然而其时之陵园，建筑工程项目颇多，有图书馆、音乐台、修筑道路等，而资金有限，故于植物园尚未筹得经费。前拟向军中各师捐款，未有结果。当规划完成之后，1929年10月9日陵园管理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有“拟请加聘专家，组织植物园筹备委员会，并请指拨开办费八百元，及十月份经常费五百元，以利进行案”[15]，还因经费不足，作出“缓行再议”之议决。此时植物园之工作，仅是将一些国内外各地在举行孙中山奉安大典时所赠送之花木，定植于园内。

植物园兴工建设，在1930年。是年1月17日陵园管理委员会第十次委员会议，傅焕光列席会议。会议核准通过筹办植物园计划及筹款办法；3月7日陵园管理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园林组请组织植物园筹备委员会并聘定专家为委员以利举行案”获得通过，并同意钱崇澍、秉志、钱天鹤、秦仁昌、张景钺、许骧、胡昌炽、陈嵘及傅焕光组织植物园筹备委员会。此皆在南京著名植物学家、农学家等，而此前所聘过探先、陈焕镛不在名单之列，乃是过探先已去世，而陈焕镛则已去广州，为开办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

1930年在陵园临时支出费中，下达1929年通过植物园开办费5万元。自1930年7月起，每月又下达经常费500元，此后植物园工资在此款下开支。是年还有整地区划、仪器设备、采集标本等费1万元，经费有了落实，植物园建设即蓬勃展开。1931年承江苏省政府捐款6000元，遗族学校捐款2000元，先建成蔷薇科花木区一区。又承侨胞捐款2万元，在该区中建一陈列馆。1936年投资法币8万余元，兴建办公楼及标本室。至此，植物园基本建成，而在此过程之中，经费始终难以适应事业之发展，多方筹措，始有如是结果。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亦为总理陵园委员会成员，在政治争斗中他是一个失意者，但对总理陵园之事却甚为热心，多次主持委员会会议，对植物园事业也颇关心。1933年3月获知中英庚款管理董事会有资金用于资助国内科学事业，即致函蔡元培，以植物园经费支绌，函请拨款补助。蔡元培复函云：“此事关系纪念先总理及培养植物，意义重大，自当设法助成。惟元培非中英庚款管理董事会董事，现已将尊旨转达该会委员长朱骝先君，请其切实注意，恐劳注念，先此奉闻，诸希荃察。”[16]蔡元培并致函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函达左右，还希于开会讨论时，深切注意，不胜感幸。”[17]与此同时总理陵园委员会也致函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要求自三月份起，每月补助植物园经费6000元。但朱家骅之回复则云：“各地教育文化机关请求补助，已在数千万元，故一时实无从议及分配。前会议决定对各方请求补助各案，一律暂缓讨论。贵会栽植花木纪念总理，用意至美，自应赞助所请，补助一节俟将来开始支配息金时，容当优先提出讨论。”[18]三个月后，6月27日陵园管委会又致函中英庚款董事会，要求每年补助植物园事业费10万元。植物园此次申请，还特意将植物园创建经过、发展过程、设计规划等编写成《总理陵园纪念植物园过去工作现状及分年进行程序》和《总理陵园纪念植物园设计及进行概况》二小册，并请林森和于右任题写书名，作为申请材料，可见行事之慎重。但是朱家骅之回复，仍如上次相同。

图11 林森与于右任分别为总理陵园纪念植物园出版物题写书名

也许是向中英庚款董事会请款无果，1933年8月汪精卫、于右任、居正等政要认为，总理陵园亟宜从事园林建设，发展植物园事业，以壮观瞻，特电中央政治会议，提议请饬财政部自本年8月起，拨给专款以充植物园经费。经政治会议370次会议决议，批准月拨临时经费2400元，作为举办植物事业费，并函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转饬财政部遵照拨发。[19]有此经费支持，植物园事业发展才走上稳步发展阶段。

其后，1937年2月，陵园管委会在建筑陈列馆时，再次向中英庚款董事会申请补助建筑费，得到回复云“先行登记，俟寄到请款计划，案提审查”。此次或有政府要人从中疏通，陵园管委会以为此次有望，即于3月间更进一步提请，“拟延请英国植物、园艺专家各一人来华指导，并广置图书仪器，藉供研究。专家二人薪金年约二万元，图书仪器设备年约亦二万元，继续三年，计约十二万元，敬请贵会惠予补助，以资办理。”但是还是无果，或者不久中日战事突发之故。即便如此，作者还是不解，陵园管委会委员皆政府要员，前后四年多次向中英庚款董事会申请补助，竟然无果；而1937年2月庐山森林植物园建筑森林园艺实验室，向中英庚款董事会申请建筑补助费，获得1万元，分两年支付，当年支付5000元。以庐山森林植物园政治地位远不如总理陵园纪念植物园显耀，却获得补助，让人难以揣测个中原由。

三、陈列馆

陈列馆此幢建筑乃植物园最大之建筑，1933年得华侨捐资2万元，得以筹划兴建。名为陈列馆，其实除成列植物标本之外，还作实验室、办公室、图书室之用。该幢建筑上下两层，于1936年10月开始筹备，设计者基泰工程司，并负责监工；承建者采取招标形式，共有11家竞标，最后由开林营造厂中标，工程造价法币83617.56元。该建筑地点先由陵园管委会指定在前湖东首，石象路之南，明陵路之东。后基泰工程司派工程师予以规划设计，考虑该地点，地势低洼，土方工程及地脚墙增多，殊不经济；而提议东移至果园处，居高临下，由中山门出城，即可望见，以显壮丽；且此地前后广阔平坦，将来扩充建筑，较为方便。在设计之时，行政院院长戴季陶主张将房屋结构改为钢骨工程，故又修改设计，增加预算2万余元。继而重新招标，由馥记营造厂以100700元承包建造，1937年1月动工兴建，迁坟平地，建筑地脚等。5月间又提出室内添加暖气工程和将室内地面由洋灰改为磨石或红钢砖。在建造之中，还曾向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申请补助建筑费，但未获准，而1937年6月中国美洲同盟会向陵园捐助国币1000元，则将此款充作陈列馆之建筑费。

关于该项工程最终不知建造到何种地步，即遇“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被中止，其后被拆毁。在档案中，有基泰工程司设计绘制多张建筑图纸，此就图纸描出其建筑功能示意图如下，亦可想见其规模。

图12 陵园植物园陈列馆示意图

四、温室及展区

总理陵园委员会隶属国民政府，其委员大多由国民党元老或要员兼任，这些人士有极高的政治地位或社会威望；孙中山又是国人爱戴的领袖，其革命勋绩为后世所景仰，故总理陵园之建设和管理经费能得到政府的拨付和社会各界的捐助，资金较为充裕。如1929年开始兴建占地280平方米的温室，1931年建成，其建筑经费3万元便是由汉口市商会捐资。该温室只是作为展览之用。

而植物园仅建成一座小型试验温室，在1930年10月亦在明孝陵内建成，甚为简陋和狭小，用费仅有887元。因热带植物温室尚未建筑，故于热带植物未能作大规模之栽培，仅征集品种，注意繁殖。收集到的种类有棕榈类10余种，多肉植物约300种、兰科植物20余种，其它种类10种。

在植物园规划之中，设有12个展览区。1937年春总理陵园所作的《十年来园林成绩之简述》，对植物园工作则列出专题予以总结，此介绍其中几个已经建成之展区。

苗圃：苗圃之设，为植物园不可或缺，引种而来之种子苗木，首先需要在苗圃内播种、扦插、抚育等，然后再移栽至相应之展区。植物园在创建之初，即开辟苗圃20亩，盆播及盆栽地1.5亩，及一座造价800元之小温室。后在吴王坟东隅又辟地20余亩。植物园所得种苗大都非普通种类，不易繁殖，且所得种子往往数量极少，故需用精密手续使其发芽；又试验各种无性繁殖，如雪松、龙柏、杜鹃等皆有良好成绩。至1937年苗圃中有种苗3000余种，约10余万株，以备各区布置之用。

蔷薇科花木区：布置于明陵前之吴王山，占地约二百亩。四周筑路，区内民房及坟墓由陵园出资迁移，雇工整地，并筑土路，后乃种植属于蔷薇科花木，即有梅花、桃花、樱花、珍珠梅、榆叶梅、海棠、木瓜、黄刺梅等属，其中不少还是纪念花木，每逢春季，百花齐放，蔚为大观。此区最早开辟，于1930年年底动工，用款5000元。

分类植物区：布置于明陵围墙内，按照植物自然演进程序排列，种有130种，480种，占地6.5亩。

树木区：布置于明陵外之两旁，种植适于南京气候，生长良好之各种乔灌木，占地约60亩。1930年江苏省政府捐款6000元，拟在中山门外建筑纪念花木区，省政府派康瀚前来商洽。以该地另有计划，未能指拨。后康瀚与总理陵园纪念植物园商量，将此6000元捐于植物园，应用于树木区之一部分，并绘制图样。盖树木区藉此经费建成。[20]

应用植物区：1935年春开始布置，分为七大类，占地10亩。计为：食物及调味品类、油蜡类、纤维类燃料类、嗜好及刺激类、香料类、杂类。

松柏区：布置在明陵桥东斜坡，种植白皮松、海岸松、水松、桧柏等松柏类树木一大区，终年苍翠可爱。

竹林区：本区试种各地所产名贵品种，有竹树30余种，占地10余亩。1929年11月，与总理陵园植物园一样，成立未久的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为广州岭南大学农学院采集竹类，傅焕光获悉后，嘱博物馆为陵园植物园代采。博物馆在宜兴采得竹鞭19种，交由植物园栽培；植物园以白皮松二株作为交换，交由博物馆种植于其馆中空地。[21]

药用植物区：本区试种国内名贵药材，如黄连、大黄、当归、贝母等200种，约占地10亩。该展区在1930年3月，曾与国民政府卫生部合作，联合试种。《卫生公报》刊载一通卫生部复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函，其云“试种药用植物，加以化学实验，为提倡国产药材切要之图。本部亟拟着手进行，兹承贵陵园傅焕光同志函部洽商合作，业经拟定办法，并已由本部派定技正孟目的，协同负责办理。”[22]卫生部还拟定合作办法：①由总理陵园在植物园区域内划定划定处地30亩至50亩作为药用植物区；②自民国十九年三月起，凡垦殖肥料、雇工及其他关于试种需要用途，每月卫生部拨给300元为限，必要时得临时酌添之。③前条各项费用，于每月十五日由卫生部派员赴总理陵园逐项清付；④种子及种苗由卫生部另行供给；⑤关于药用植物之分析化验由卫生部担任；⑥由卫生部指定专员与陵园植物管理员负责办理。陵园对此协议所需地亩面积过大提出修改意见，因在植物园规划中，此区面积仅为10亩，因此不能突破，卫生部虽嫌其小，也只得如此。此项合作其后不知是如何，仅知1935年“在河南百泉采集药草标本二百余种，备供研究国药之用”。[23]

其他如灌木区、杜鹃区、羊齿类植物区均在陆续建设。在一个面积3000亩的园址上，经统一规划，分年实施，不几年，就有这样大规模，开辟展区之多，引种植物之丰富，在当时国内皆堪第一，此亦是总理陵园植物园最繁盛时期。

五、收集种苗、标本采集

植物园成立之后，即开始征集种苗，向国内外著名种苗公司订购稀贵之种，委托专员代办，并与中国科学社、中央研究院、金陵大学、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广东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合作，或派人加入其所组织之植物资源考察，或委托其代为采集，并与世界各大植物园建立种子交换关系。其时，中国与国外植物园交换种子机构不多，闻有纪念植物园愿交换种子，可将中国植物传播至欧美，无不乐意合作。至1933年建立交换之机构主要有：

Harvard University，Mass.U.S.A.

Bureau of Plant Industry，Washington.DC.U.S.A.

New York Botanic Garden，N.Y.，U.S.A.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Australia.

Queensland Forests service，Executive Building，Australia.

Lioyed Botanic Garden，Darjeeling，India.

Royal Botanic Garden Kew.England.

Royal Botanic Garden Edinburgh，Scotland.

Museum Histoire Naturelle-Culture，Paris，France博物馆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植物园

日本东京林场

国内交换或征集之机构，除上所列植物学研究机构外，还有各省农林场及农科大学或农学院。其时纪念植物园内之种子繁殖条件及熟练技工有限，故种子交换还未广泛展开。

植物标本采集亦为植物园重要工作之一，至1935年制成蜡叶标本已有6000余号，至1937年则已达10000余号，另有种子标本1500种、木材标本200种、药材标本500种，植物标本室也在筹建中。1931年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出资，由秦仁昌在欧洲拍摄中国模式标本照片1.8万张，底片由静生生物调查所保管，此为研究中国植物分类学重要参考资料，陵园植物园在1935年委托冲洗一套；此时还搜集专业图书达2000余册。

至于历年采集情况，陵园植物园并未有一份完整记载，现据所查到资料，列举如下，此中当不甚全面。1930年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方文培往四川采集，总理陵园委员会亦托代办川省植物之苗种，以备移植。[24]1934年8月，中国科学社第十九次年会在庐山举行，傅焕光、叶培忠与会，叶培忠在庐山还采集标本。

1935年5月中国西部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在四川采集，行时适逢总理陵园植物园派人来川采集种苗，并收集药材，即共同组织采集团，成员有生物所植物部主任曲仲湘、动物部主任施白南，陵园采集员贺商贤、张晓白。他们先在南川金佛山采集，后转川北通南巴采集。[25]

1935年6月，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郑万钧与陵园植物园叶培忠率队前往浙江天目山采集森林植物，同行者有张楚宝。张楚宝曾发表《天目山森林植物采集记事》一文，此行系6月28日清晨从南京出发，当夜抵杭州。第二日乘车经化龙，抵藻溪，公路尽于此，距天目山尚有30里，遂步行，且行且采集，夜宿寺庙。在山采集七天，7月6日返回，7日在杭州采集一天，8日“乘公共汽车赴笕桥浙江大学农学院参观，其植物园栽培植物达1000余种，木本植物凡五六百种，悉依分类栽植，极规整足资法式”。[26]

陵园派员还在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河南、四川诸省著名山区采集植物种苗、标本、木材等，又与国内外农林植物机关交换种苗标本。至1937年植物标本达10000份。

植物园因植物种类丰富，还是大专院校学生实习的场所。著名华裔植物学家胡秀英在1975年在重返南京之后，曾回忆云：“那时金陵大学农学院尚未放女禁，女大生物系主任黎富思博士知道我对农村工作的兴趣，要我暑假和金大园艺系学生一齐学习，她亲自带我去谢家声院长处，帮我请求学习的机会，在南京城内的一段时期，我住在女大，天天一早赶到斗鸡闸，花卉果树实验园，末了的两周，要到城外总理陵园植物园去跟叶（培忠）老师学习庭院布景观赏树木，男生都住在明孝陵的旧庙里，我就被安插在叶师母家中食住。那时他们结婚不久，待我像家中妹妹。”[27]时在1933年，胡秀英就读于金陵女子大学。

六、植物种类

植物园成立时接管前江苏省立第一造林场历年培育之树木，还有孙中山奉安时各地赠送之花木和森林、园艺二部征集之花木。据1931年出版《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报告》记载，这类植物有：①森林树木60余种；②花木及观赏树木110余类，重要品种有牡丹品种70种、梅花品种60种、樱花品种16种、月季品种150种、紫藤品种10种；③球根花卉19类，重要品种有水仙品种11种、风信子品种10种、郁金香品种25种、花泊芙兰品种10种、大理花品种150余种、美人蕉品种20种、唐菖蒲品种31种；④宿根花卉28类，重要品种有菊花品种600余种、芍药品种120种、金鱼草品种12种、花菖蒲品种200种；⑤一二年生花草58类，重要品种有香豌豆品种18种；⑥温室植物100类，重要品种有仙人掌及多肉植物100种，人腊红品种42种。植物园成立之后，通过国际间植物园之间种子交换关系或向国外购置，所得种类按国别统计如下：英国563种、美国173种、法国12种、德国10种、印度（喜马拉雅高山植物） 433种、澳洲50种、日本104种、挪威3种、英属南非洲5种、荷属爪哇25种、捷克葡萄牙檀香山等处10余种。而本国各省植物则有160种，派员前往四川、浙江、江苏等处采集种苗尚未分类者约2000余株。以上为截至1931年统计数据，大多是按品种计数。其后必有增加，至1937年植物种类大约在3000种以上。

[1] 傅焕光：上总理葬事筹备委员会书，1929年6月16日。《傅焕光文集》，中国林业出版社，2008年，第2页。

[2] 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记录，《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50页。

[3] 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记录，《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56页。

[4] 傅焕光：总理陵园纪念植物园之建设，《农林新报》第九年卷四、五、六合期，1932年2月。

[5] 钱天鹤：中国农业研究工作之鸟瞰，《农业推广》，1935年第8期。

[6] 叶和平著：《叶培忠》，中国林业出版社，2009年，第15页。

[7] 邱海明著：《中国植物育种学家叶培忠》，文汇出版社，2014年，第29页。

[8] 傅焕光致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1933年2月15日，南京市档案馆藏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档案。

[9] 叶培忠：自传，1955年9月2日，南京林业大学档案馆藏叶培忠档案。

[10] 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记录，《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年，第596页。

[11] 傅焕光致谢家声函，1934年6月1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金陵大学档案，全宗号：六四九，案卷号：2016。

[12] 傅焕光致林森，1934年7月10日，南京市档案馆藏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档案。

[13] 经盛鸿：《南京八年沦陷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4—51页。

[14] 赵君立志事状，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金陵大学档案，全宗号：六四九；案卷号：2016。

[15] 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记录，《中山陵档案史料选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532页。

[16] 蔡元培复林森，1933年3月27日，《蔡元培全集》第十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17] 蔡元培致朱家骅，1933年3月27日，《蔡元培全集》第十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18] 中英庚款董事会复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1933年3月16日，南京市档案馆藏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档案。

[19] 总理陵园将举办植物园，《申报》，1933年8月25日。

[20] 总理陵园布置苏省纪念区案，《江苏省政府公报》，第389号，1930年。

[21] 《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1929年第四、五合期。

[22] 卫生部函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1930年2月18日，《卫生公报》，第二卷第四期。

[23] 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工作报告——对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编印，1935年11月。

[24] 生物研究所消息，《科学》，1930年，第9期。

[25] 《科学》十九卷六期；《卢作孚年谱长编》，第510页。

[26] 张楚宝：天目山采集记事，《农学》1936年第1期。

[27] 《胡秀英教授论文集——秀苑撷英》，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