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与消费

就在我们第二小组乘坐大巴驶入高速公路，穿过大片的沼泽地时，我看到路肩上趴着的那几辆破旧的轿车，问高棣民：“为什么不把它弄走？”他说：“多半是快报废的汽车，弄回去也值不了几个钱，租吊车来拉反倒花钱很多。”我又问：“有些汽车还好好的，再用几年没问题，为什么要报废呢？”他说：“一是为了安全，二是为了促进生产。”他还说：“报废等于消费，消费决定生产。”我对“报废为了安全”能理解，但对于“消费决定生产”就不理解了。因为当时我们提倡的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修旧利废，尽量延长各类物品的使用寿命，提高使用价值。他针对我的提问还讲：“你们中国有句话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如果旧的汽车不报废，新的汽车就不能生产了，因为生产了也卖不出去。”我听了觉得似乎也有点儿道理，但为什么会卖不出去呢？美国也并不是人人都有汽车呀！为什么不能贱卖呢？他说：“贱卖就赔钱，工厂会倒闭。”我再联想到政治课中老师讲的“资本主义社会有一种现象是当牛奶卖不出去的时候，宁肯倒进大海也不降价”之事，更感到不可理解。脑海中一直存在一个问号。

到底是生产决定消费，还是消费决定生产？

我虽然不是搞理论的，但一直在做经济工作。从亲身体会看：当时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数量上远远满足不了人们物质生活的基本需求。各种物品都不能自给，或者称为“短缺经济”，数量不足是基本矛盾，消费只能由生产来决定，那就是工农业生产什么，你就消费什么，没有选择的余地。就以河北省为例，本是农业大省，原有上亿亩的耕地，全省平均每人3亩多，但因水旱灾害频繁，生产条件落后，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农作物产量一直低而不稳，本省自己解决不了吃饭问题，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年年需要国家调入粮食，所谓“南粮北调”，就是为保证京津冀人民吃饱肚子。

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第一件大事。谁都知道细粮（白面、大米）比粗粮好吃。当时的主要矛盾不是好吃不好吃的质量问题，而是有没有粮食可吃的数量问题。河北靠国家调入粮食，但国家的粮食也不富裕，只好实行按居民的性别、年龄和劳动强度给予定量供应，人们的吃饭问题解决不好，其他事情都不好办。从外省调粮解决河北人民的吃饭问题，从新中国一成立就成了中央和国务院的一件大事。与此同时，为了解决水患和河北人民的吃饭问题，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伟大号召，国务院支持河北挖河修渠建水库，不断提高抗洪除涝的能力；为解决河北人民的吃饭问题，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亲自组织河北人民打井抗旱，逐步实现一人一亩、旱涝保收的水浇地；为解决吃饭问题，河北人民发扬毛主席提倡的“穷棒子精神”和周总理提倡的“万里千担一亩田”沙石峪精神，战天斗地；为解决吃饭问题，河北人民按照水、肥、土、种、密、保、工、管的农业“八字宪法”实行科学种田，大力推广成安县何横城间作套种的经验，努力提高复种指数；为解决吃饭问题，河北人民为了充饥不得不尽力扩大红薯的种植面积，大力推广产量较高的“多穗高粱”，等等。多穗高粱是连牲畜都不愿吃的，红薯吃多了一些人胃酸，都因产量高，那个年代只得种，只得吃。什么叫“饥不择食”“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河北人民为了“填饱肚子”，只要能增加粮食产量，什么办法都想了。这就是生产决定消费，怎么能说“消费决定生产”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农业连年丰收，工业蒸蒸日上，人们生活上的需求矛盾从数量不足逐步转化为质量上的多样化，好多人的生活必需品靠票证定量供应的情况逐渐成为历史，进入了社会主义新时期、新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供求矛盾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告别了短缺经济，整体上不再是生产啥就消费啥，而是转为需要消费啥就想办法生产啥。从那时起，国家把固定资产投资、居民生活消费和出口贸易视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大拉动力。从广义上讲，这三个方面，不管是生产消费，还是生活消费，都属于消费范畴，现在再讲消费决定生产，那就可以理解了。但从根本上讲，还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生产力高度发展，产品相对丰富，某些生产能力相对过剩，这时消费才决定生产，而这种“决定”又是有条件的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