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参数和变量的说明

5.6　模型参数和变量的说明

上述蔬菜供应链的仿真模型涉及很多参数和变量，这些参数和变量的设定是以笔者的实地调研为基础，并参考了其他相关文献中的调查数据。下面先对模型中出现的参数和变量进行归类和整理(见表5-1)，然后对其中的一些参数和变量进行说明。

表5-1　　　仿真中参数和变量的特征

续表

(1)模型中笔者设定批发商的数量为10个，农户的数量为100个，主要是考虑到我国蔬菜产业的现状:蔬菜供应链的上端聚集了大量规模小且分散的蔬菜种植者(农户)，由于远离市场而且对市场信息缺乏了解，只能通过中间商(批发商)来销售，而批发商的数量相对较少。

(2)由于生产安全与不安全的蔬菜在农药、化肥、农田设施和劳动用工等诸多投入方面存在差异，从而导致其生产成本有较大差异，当然，因不同的蔬菜品种而异。总体而言，生产安全蔬菜的成本要比生产不安全蔬菜的成本高出10%左右(依据笔者所调查的数据，以及杨万江和张利国等人所做的相关研究)。^[12]因此，设生产成本为:C_L= 1.0，C_S= 1.1，另外，本书不考虑生产成本的变动，假设成本保持不变。

(3)对于政府的抽检率和罚款力度，随不同的情况和目标可以调整，但考虑到现实情况中政府的财力物力人力、执行成本和农户与批发商的承受能力等因素，所以，抽检率和罚款额度都不会太大，有一个调整范围;对于合同批发商对其合同农户进行罚款的情况类似。

(4)诚信度固然与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人的社会心理反应以及心理特征相关，但作为客体的社会环境(制度)，不仅直接影响甚至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行为主体的诚信状态，同时，它也是行为主体之间社会互动的产物。由于地理位置和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差异都会导致诚信存在差异，因此，考虑到中国整体诚信度较低的现实，笔者将诚信度的初值(HONESTY₀)设为0.3。

(5)农户和批发商在初始赋予一定的财富，且数目相对较大，主要是保证仿真程序能按要求完成一定数目的运行周期，在交易过程中有足够的钱维持交易的进行和支付政府(或批发商)的罚款。

【注释】

[1]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是美国约翰霍兰德(John Holland)教授于1994年，在桑塔费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成立10周年时正式提出的。该理论认为系统演化的动力本质上来源于系统内部，微观主体的相互作用生成宏观的复杂性现象，其研究思路着眼于系统内在要素的相互作用，所以它采取“自下而上”的研究路线;其研究深度不限于对客观事物的描述，而是更着重于揭示客观事物构成的原因及其演化的历程。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提出对于人们认识、理解、控制、管理复杂系统提供了新的思路。

[2]人工生命，指通过人工模拟生命系统，来研究生命的领域，是由人工智能产生的概念。最先由计算机科学家克里斯多弗·兰登(Christopher Langton)于1987年在“生成以及模拟生命系统的国际会议”上提出。

[3]安全蔬菜指的是生长环境被严格确认为安全的，采用科学的方法，合理使用农药(农药残留严格达到标准和对环境无污染)、化肥生产出来的，食用部位无毒、无害，符合营养要求，具有正常的色、香、味等感官性状，可以确保在正常食用后，不会对人体致病和致害的蔬菜;而不安全的蔬菜指的是其生长环境和生产方法不能被确认为安全的，也不够确保它们被食入以后，不会在当时或潜在地对人体致病和致害的蔬菜。本书中的蔬菜是否安全主要是指蔬菜的农药残留是否超标，因而，这里的安全蔬菜是指没有农药残留或农药残留符合国家(国际)标准的蔬菜，而不安全的蔬菜是指农药残留超标的蔬菜。

[4]禀赋效应是指当个人一旦拥有某物品，那么他对该物品价值的评价要比未拥有之前大大增加。它是由Thaler(1980)提出的，这一现象可用行为金融学中的“损失厌恶”理论来解释，该理论认为:一定量的损失给人们带来的效用降低要多过相同的收益给人们带来的效用增加。因此，人们在决策中对利害的权衡不是均衡或均等的，对“避害”的考虑远大于对“趋利”的考虑。

[5]关于本书中的生产决策以及前面提到的诚信度更新决策，主要参考了由Dmytro Tykhonov，Catholijn Jonker等人2008年写的一篇文章“Agent-Based Simulation of the Trust and Tracing Game for Supply Chains and Networks”中的部分内容，与其不同之处在于，这里的生产决策中的利益诱惑是指农户生产不安全蔬菜与生产安全蔬菜两种情况的期望收益之差被标准化后的一个值，而他们文中生产决策中的利益诱惑是指生产低质量产品与生产高质量产品的收益之差被标准化后的一个值。笔者认为用期望收益更符合现实。具体细节请参见其文章(http://jssss.soc.surrey.ac.uk/11/3/1.htm l)。

[6]k₁=［(P₁－C_L)(1－θ₁/100)+(P₁－C_L－F₁)θ₁/100－(P₁－C_S)］/(C_S－C_L)=(C_S－C_L－F₁θ₁/100)/(C_S－C_L)，k₁的含义为:对于非合同农户，不安全生产方式(低成本)对安全生产所带来的利益诱惑。

[7]k₂=［(P₁－C_L)(1－θ₁/100)(1－αθ₂/1000)+(P₁－C_L－F₁)θ₁/100+(P₁－C_L－F₃)αθ₂/1000－(P₁－C_L－F₁－F₃)αθ₁θ₂/100000－(P₁－C_S)］/(C_S－C_L)=［C_S－C_L－F₁θ₁/100－F₃αθ₂/1000+(F₁+ F₃)αθ₁θ₂/100000〗/( C_S－C_L)，k₂的含义为:对于合同农户，不安全生产方式(低成本)对安全生产所带来的利益诱惑。

[8]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逆向选择和市场失灵，市场未能形成“优质优价”，只有一个混同的均衡价格。

[9]关于转换成本，比如合同农户在“公司+农户”组织内，可以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减少市场价格带来的风险，享受公司提供的科技支持与服务等，这些将构成合同农户的转换成本，当然，非合同农户相对比较灵活和自由(不受批发商的约束)。这里，暂时不考虑转换成本，也不考虑制度性因素。

[10]突变(mutation)原意指:生物的遗传物质发生突然变化而引起的可遗传的性状变异，即遗传物质DNA或RNA的核苷酸序列发生稳定的、可遗传的改变。它是生物进化的源泉。后来，由经济学家将“突变”的概念引入研究组织或制度的演化和变迁。本研究引入突变来探讨供应链组织的演化。

[11]合同批发商可以找到具体生产不安全蔬菜的农户，因而将部分损失(政府罚款)由生产不安全蔬菜的农户承担。基于此考虑，笔者认为:无论合同批发商是否被政府检测出问题而罚款，都不影响其转换的阈值更新，他们是否转换主要比较平均收益的大小。因而，本小节下文提到的“未被政府罚款”，对非合同批发商指的是没被检测出问题;对合同批发商有两种情况，未被检出问题，或者虽被检出问题，但政府罚款部分由生产不安全蔬菜的农户承担。

[12]具体数据参见杨万江等.我国长江三角洲地区无公害农产品的经济效益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4(4).张利国.等.无公害蔬菜生产经济效益分析——基于江苏省的调查.安徽农业科学，2006(24).